從「以商逼政」到「以黑脅政」：王定宇事件的後設政經分析 (by Shinichi)

台灣社會被廉價的藍綠政治想像與滿肚子鬼的政客，搞到腦殘丁丁化到無以復加之地步。張銘清在台南因受王定宇和群眾推擠導致的踉蹌跌跤事件，在黑道份子黃如意脅迫王定宇事情爆發之後，不論是政客的自導自演陰謀論之言、抑或是各種膚淺對黑道暴力的批評看法，都僅止於皮相之見，無法深究黃如意恐嚇王定宇此一事件背後凸顯出的政經與社會意義。尤其，當下台灣的幫派與角頭歷史的發展，寸步都伏貼倚著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脈動時，理應更值得吾人深究此一事件背後的各種政經意涵。

事實上，幫派乃一私人暴力團體，隨著資本主義市場拓╱扣邊過程中，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市場一體化的容器範疇時，國家被賦予了合法壟斷暴力的地位，取代私人的武裝暴力團體—幫派。中國國民黨打從興中會、同盟會伊始，便是擬似幫派結社的團體，抑或當其擎起革命大纛後，其跟洪門或青幫等幫派性格濃厚的團體的交叉結盟關係，在在說明了國民黨的幫派性格其來有自。

落跑到台灣的國民黨，豎立起威權統治。因此，循著政治與經濟兩條切線，順著外省、本省的枝藤理脈摸瓜而上，台灣外省的幫派，本省的角頭就構成了兩種所謂「黑道份子」的表現。本省掛，在地方上是收保護費、開賭場的角頭，宛如地方上經濟保護主義的守護神。直至，1970年代兩次經濟危機的衝擊，往內深掘整平島內市場，而非過往單面地服務於世界市場的出口導向發展；同時，隨著高速公路通車之後，島內市場一體化程度更加深化，「地方角頭」在此一過程中彼此糾紛碰頭機會大增，於是乎，那些先前早一步已踏出地方角頭範圍的老大，遂被以「縱貫線老大」敬稱之。

至於，眷村的幫派，則因為缺乏角頭可以盤據，利益盤剝相較困難，但由於眷村的軍方子弟，以及跟情治系統的千絲萬縷瓜葛，內聚力較強，因此形成外省掛的黑道以幫派為名諱，跟本省角頭、縱貫線老大等有著反差。外省幫派份子，在都市化過程中，因得利於國民黨的戰時體制下的威權統治，許多為了因應戰後資本主義化而生的地下舞廳、特種行業等等，在國民黨為了稅收盤剝以及統治方便之顧慮，「寓禁於徵」的高牌照稅和條條框框的規制，讓酒吧、舞廳等特種行業紛紛轉入地下化，因而讓當中寄生的利棲(niche)被創造出來—這裡頭主要是外省掛，本省角頭也有轉進搶佔成功的。

1984年，外省幫派份子由於出身背景使然，政治性格濃厚，在1984年不意外地成了「江南案」的要角，引致1984年第一波的掃黑。必須指出，1980年代的台灣，乃是台灣社會巨╱劇變期，當時政府在戰後國際分工比較利益耗盡之後，以及美國早已跟中共建交改善彼此關係後，提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治民主化」口號，台灣黑道的生態也產生變化。1980年代，陳啟禮早就在台北開設「名商俱樂部」，建立黑白兩道彼此相交的介面。同時，1980年代，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搖搖欲墜，以及中共改革開放的引發內部巨變之時，兩地槍枝控管鬆動後大量湧進台灣，進一步加深了角頭、幫派黑道間的競爭和複雜度。此外，當1984年掃黑後，本省掛的各路角頭被掃進監獄中相會，在具有經商跟現代企業經營頭腦的羅福助襄助下，本省掛在監獄相會的因緣中埋下「天道盟」的種子，並紛紛在出獄後，介入各種以現代企業為名的活動，展演一齣從黑道圍事收保護費的前現代格局活動，轉進成各項現代化的企業經商與工程活動之中。

此時，1980年代國民黨在各種壓力下，選舉成了必由之路，且在黨外和爾後反對黨競爭激烈化之下，國民黨不必然是選舉致勝保證，黑道跟民代相結合，甚至黑道開始漂白成民代，並屢屢以更佳的服務口碑得到支持當選。黑道服務比起學者或鄉紳出身民代服務品質更好，說明了黑道對地方上各種事物的熟稔，同時也指出，國民黨政經資源幾乎只挹注台北國的情形下，導致地方各種公共服務的不足，因而必須倚靠「骨力腳，好央尬」、服務品質跟效果佳的黑道民代進行填補。爾後，在李登輝引地方派系進中央跟外省統治權貴對尬的鬥爭中，所謂「黑金」政治遂進一步成熟跟明目張膽。

此外，由於國民黨長期在政治上採取威權統治，因此，經濟上除了具有戰時體制下的戰略和搜刮以及養人用途的產業收歸國有(實際是官有)，或賦予壟斷或寡斷地位而予以收編之外，在中小企業和非正式部門經濟上採取相對放任的姿態。隨著，1980年代的產業鬆綁自由化，市場競爭激烈之下，黑道作為民間營商逐利的糾紛仲裁機制，依舊在台灣社會上奏效著。職是之故，不論漂白成灰色的民代，抑或是市場過度競爭下的糾紛仲裁，都讓黑道此種擬似民間司法仲裁機制，在台灣繼續存在並且茁壯成長著。

之後，隨著台灣資本西進跟南向搜捕更廉價的勞工時，以企業之名為包裝，或者老大個人跑路的形式，紛紛在東南亞和中國露頭。中國福建省以本省掛為主，外省掛的則以廣東或者其它地區為主。

由於，中國是個人治的社會，相當適合黑道寄居其間，許多兩岸間的合法或不合法商業往來、中國在地的合法或非法生意，都有台灣黑道駐足出現的餘地。因此，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並指出王定宇讓張銘清跌跤的事件潛在導致台商在那邊利益的受損，亦就不難理解；畢竟，不僅一般台商、就連台灣黑道在中國，都必須在那種人治體制下，用培植與呵護「人的關係」，這不僅對於合法的企業但可以獲得更多法治外的利益、當地不合法的生意，抑或是跑路黑道在中國不被遣返台灣等等，都是相當具體的利益兌現。

先前，中國政府利用「以商逼政」的方式，動員資本家在台灣對中國的政經政策上一路傾斜鬆綁。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不論是為了照顧那邊關係而生的利益必須自動請纓表功，抑或是受到中國方面的指使，說明中國除了慣用的「以商逼政」之外，台灣戰後的特有政經發展脈絡下滋養並滲透進企業、政界的黑道大軍，也成了中國用來「以黑脅政」的策略。此次的「以黑脅政」出自於經濟利益之顧慮，比起落腳深圳且擁有大中國思想的白狼張安樂等外省掛幫派，以中國統一為名的對台宣傳恫嚇，層次上又有著不同意涵。畢竟，此次乃明目張膽的「利之所在，義之所在」為名，而出手挾持。

此次，王定宇受脅事件，意外地戳破了，中國對台灣社會的裹脅包抄，不只是「以商逼政」、「以政涉政」(國民黨一路大官排開都搶進北京跟主子握手，並回來干涉主導台灣兩岸政治的自主性)，到今日的「以黑脅政」。當資本、政客跟黑幫私武力都陸續為中國效犬馬之勞時，亦即，台灣的行政(以商逼政)、立法(以政涉政)，再加上「民間擬似司法仲裁」的黑道裁判，台灣人對於自己未來命運的決定權，早就一點一滴地從人民手中流失而不自知了？！王定宇受脅事件，揭露這令台灣人民難堪，但卻無可迴避的現實！！

shinichi@diaspora 2008.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