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 (by佛國喬)

(才華與社會聲望都極高的黃春明)

這個事件可提供的觀看角度相當豐富，我們可以從二造支持者譴責對方「得不得體、有沒有禮貌」，討論規訓社會對人類的dressage(訓駕)：在日常生活裏所進行self-policing(自我管戒)，是如何於無所不在對deviance(偏差)的反制中建立起來，比如可以從演講場上群眾的反應談起。當然，我們也可以來談國家認同，僅就最簡單的統獨光譜來論，就小弟之前所作的量表(連結)，蔣為文的統獨猜測是pH=8.8，而黃春明的pH=1~2之間，皆屬光譜二端之小眾；不過，以統獨立場入罪是難以深入討論此事件的，應該討論的反是事件所引起的統獨立場式攻擊，射向黃的箭來自pH=8.8~10，射向蔣的卻是pH=0~8.8，大家注意這區別了沒有 ?這種選擇性地定義deviance是如何產生? (連結)其中最令人「目不暇給」的，是台文系所師生的self-policing反應，特別是該單位許多pH>8的老師，也紛紛跳下場演出。

但是，因為個人時間不多、文章無法盡述，底下的討論將放棄上面二個有趣的題目，讓我們先把禮教眼界、統獨立場放空吧，對於後者，本文要堅守統獨立場去罪化，我必需站在黃春明的統獨立場去思考他的話語，對蔣也是一樣。

《linguicide》

二十一世紀後，台灣在來語言(以與台灣外來語言之華語區別)的創作開始茁壯，令人頗為欣慰，但其實語言的成長與萎縮，不能只看創作的多寡，就法國布列塔尼語保存組織的做法，乃長期針對15至19歲進行統計，裏面再分該語言使用的主動者(主動會講)與被動者(不再主動講)，視該人口比例上昇或下降，我相信台灣若從事一樣的長年調查，結果將會很令人觸目驚心，誠如鄭正煜所言：「筆者一位朋友刻意在全國第一高中名校建中校門口站一小時，全程未見任何放學步出校門口的學生講一句台灣母語。」(連結)就算會講，只要是被動者，也不會進行母語傳承的，這是目前學童家長的普遍情況。

(法國的布列塔尼「國旗」)

2001年，法國語言學家Claude Hagège在一本著作提出「linguicide(語言滅絕)」一詞定義：此行為可以是個人層次，也可是國家層次，後者表現在下列四種可能：1. 促使某語族不傳承其語言與子嗣。2. 不在教育系統傳承。3. 不許公眾使用。4. 大力鼓吹另一相近語言以使之消失。這些作法三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並不會陌生，依序可能體現為：推行在家說華語、學校並沒有台灣在來語言的課程、國會上說方言會是件醜聞、國語推行委員會。但是，linguicide是世界性現象，從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中襲捲全球各地非官語，原因有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義務教育的建立(「我不說方言」狗牌)、義務兵役的徵召，最致命的是：寧靜版極權技術(即電視，依Jean-Léon Beauvois用語)的施展，布列塔尼語、奧克語、Scottish Gaeli語、阿拉貢語…全都重挫。然而，台灣在之間仍有其獨特性。

首先，就一個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而言，linguicide的威脅只會發生在少數人講的語言，但台灣卻發生在大多數人講的語言，這是全球孤例，這種孤例絕對可以比別人多掬一把淚；在戰後初期，具台語與客語能力的人口比例皆高於華語者，當時，甚多「外省人」並沒有華語溝通能力，比如，華語語族就沒人聽得懂蔣介石的華語。

再者，外國的經驗是passive linguicide，而台灣的則是active linguicide。前者是抽去教育資源與公共支持，建立落差明顯的文化階序，去反說服私人傳承，在暴力上，至多是在學校打小孩手心與掛狗牌；但後者則是鎮壓式的，介入私部門禁止讀寫流通，比如二戰時日本政府禁止台語報的發行，比如二戰後國民黨政府禁止教會使用台語聖經，甚至採恐怖手段，讓台語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危險；以台語小說創作為例，二戰開始之前，至少洋洋灑灑累積有數百頁，但1955-1986之間，卻沒有任何一個字的台語小說問世(連結)；如果，連1977年用華語寫的鄉土文學都差點讓人去坐政治牢，誰敢碰台語寫作啊?

(鄉土文學論戰「狼」沒有來，更可怕的「郎」卻來了)


《語言與統治》

韓戰之後，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美國的支持，但國民黨本身也是有三兩下子，並非均靠暴力與恐怖蠻幹，比如，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撼動台灣傳統農業社會的垂直連結，瓦解了地方仕紳號召鄉民反叛的可能；救國團則吸納了可觀的「本省籍」子弟，孤立見證過二二八而強烈仇視國民黨的父執世代；此外，受到政治學者最多關注的是「二重侍從主義」，講的是地方派系。其實，有一個題目更該去做，但因為過於敏感，學術界自我迴避了，那就是國民黨如何從linguicide中，鞏固外來統治菁英的文化優越性，從中建立統治的合法性。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以台語為例，假如它跟華語一起享有類似的國力培植過程，該語族群將會擁有相匹配的文化資本，而進入官僚、文學、傳媒、學術，與「外省人」競爭，加上語言現代化所形成的強烈族群內聚，國民黨的少數外省菁英統治必早早倒台。如果您唸到這裏，突然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原來是福佬人要奪權，太危險了。那筆者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腦子讓您覺得某語族大權在握是正常的，而另一語族有此念頭則是危險的，這不是種族歧視是什麼 ?

台灣有幾個圈子至今仍有強烈「外省人」主宰色彩，這些圈子常常會剛好就是文化資本展現的最主要領域，如下三個：一、影視傳媒，二、文學界，三、高級官僚體系；在當年，母語非華語者，有幸進入影視傳媒圈，也會因口音而邊陲化、丑角化；文學方面，寫作品味由華語母語者長期掌控，母語非華語者難以競爭；公務考試上，母語非華語者被制度性排擠，其他非高普考錄用之口試、以及內部昇遷，評價常常受口音左右。目前這些圈子的重要人物都是華語正統性的直接受益者，亦即linguicide的間接受益者，甚至，其中部份人就是第一線的打手。

(義務教育與電視台是linguicide最有力的工具，中國強解說)

電視台在台灣發展的當年，若台語不曾被政治打壓，依市場原理，廣告將扶持台語節目茁壯(精彩連結)，今日的電視台高層將多是台語語族，景像將完全相反，自然，也不會有現在的偉忠幫。再舉一例，若台語文不曾被打壓，寫作園地與評審機制不為「外省人」進行品味把持，台語語族又從義務教育中習得書寫能力，那因著民主原則，台語的語法與用詞必定會大量混入華語使用，再加上從日文習得的現代寫作技法，戰後初期台灣的華語書寫風景將大為不同，爾後，只有一邊文化資本的張大春，能跟有三邊文化資本所形成的主流競爭嗎 ?

為什麼偉忠幫總是要在節目裏進行台語語族的種族歧視 ?為什麼張大春會在蔣黃事件中表現得這麼激昂 ?甚至不逼走蔣為文不快呢 ? (連結)這可以被理解成：不過是一種不知反省的機械式知恩圖報罷了。

(最懂得「知恩圖報」的張大春)

《anti- linguicide》

但並非所有linguicide的直接、間接受益者皆無反省能力，在蔣為文上《2100全民開講》(連結)的節目中，我其實有個小感動：李濤及其他藍色來賓願意去承認過去linguicide的事實，以及此乃錯事一件。這一點，他們業已比國民黨、張大春進步了。但是，真正的進步不是停留在承認錯誤，而是要鼓吹政府補正。我整理一下外國經驗，將補正工作分為幾個層次，我們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步步前進，該工作當然適用於存在台灣各種該保護的語言，只要人口比例夠多，不限於在來語言、外來語言，都可靠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完成。

在教育方面：(1)於小學提供聽說讀寫課程。(2)允許私人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的媒介語言之一，即不只是在鄉土語言課學客語，且是用客語教數學，但仍有華語課可學習到華語，可參考1951年法國的Deixonne法案。(3)建立特定公立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媒介語言，可參考法國1975年的Haby法案。(4)建立上述原則的中學。(5) 建立上述原則的大學，這個可參考弗拉芒區的語言復興運動(連結)，這一篇是小弟一年半前寫的，請大家有空務必一看。

在公共生活方面：(1)公部門提供該語言服務保證。(2)公部門所有公告文書提供該語言版本，雙語路標...。(3)建立確定該語言的法定地位如同華語的檢查機制，可參考蘇格蘭2005年的Gaelic 語言法案。(4)甚至強迫特定公司商家也必需另提供該語言服務，可參考2010年英國威爾斯國會關於威爾斯語的法案。

見到英法如此大費周章，也許會讓人誤以為這些語族在該地勢力龐大，此乃大錯特錯， 以上只是在表現：進行linguicide歷史補正是要嚴肅以待；比如，十九世紀時，布列塔尼語是該區通行無阻的語言，但根據人口中15-19歲中調查，1997年僅僅剩有0.2%(=500人)會講該語，經一番努力，2007年上昇到4%，仍然十足微不足道，情況慘過一些台灣在來語言。不過，依去年統計，以布列塔尼語授課的Diwan學校(創於1976年，目前發展成從小學到高中一體化)計達3361名學生註冊。

(因為巴黎有不少布列塔尼後裔，所以Diwan學校也在巴黎立校)

上述這些西歐所進行的補正工作，台灣只做到鄉土語課程的部份能力教學，更可憐的是，這個課程還倍受質疑。本論戰中，甚至還有人敢提出反對多元文化的主張，真不知恐龍怎麼會跑到二十一世紀，如陳芳明就說：「台灣如果要用各自的語言寫文學的話，台灣就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了。」(連結)語言是一種文化表現，不再以某種語言書寫，代表該語言將在競爭中漸漸死去，多語寫作的問題，經由翻譯即可解決溝通，正如同瑞士國文學一樣。


(陳芳明)

《爭議的黃春明 ?》

一個國家文不文明，端看它如何與「過去」相處，不文明者，習於自然化過去的不義所累積而成的現狀，任由過往的受害者去風中殘燭，甚至如陳芳明視之為「亂七八糟」之源；而文明者，則需要面對過去的不義進行補正。當年的linguicide雖可恥，更可恥的是我們繼續對這些在來語言採取蔑視的態度，並拒絕跟上西歐世界的補正潮流。

黃春明說(連結 p.8)：「奶奶爺爺，他們的方言、他們的客家話，他們的閩南話，他們的民族語言，自己的語言，是到學校去學習的嗎？不是。是在生活裡面學習，生活裡面學習。」又說：「一個叫洪惟仁，還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我的媽呀（輕蔑態度）。鄭良偉還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漢羅、拼在一起的文字，把它翻譯做閩南語。我一看不倫不類。我並不是被翻譯就高興。」

若西歐之名作家，對一個曾經經歷過linguicide威脅的語言，說出「不倫不類」的用詞，百分之百會上報紙，並且旁邊會打個scandale大字；如果您仔細聽錄音，還會發現黃春明該談話不是引起抗議聲，而是一陣訕笑，這就可以知道台灣社會問題有多大了。試問，黃春明會覺得作品被翻譯成法文是「不倫不類」嗎 ?英文呢 ?甚至布列塔尼語呢 ?那為何台文就是不倫不類? 這個問題可能還待黃春明親自給個交代，他的演講被打斷了，我們不知他最後將導出什麼結論，但就言談至此，已經足以引起蔣為文發作了。

另外，若把台灣在來語言當作一群人，那這一群人無異於白色恐怖受難者，在《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演講中表態：台語文傳承只是家庭的事(假如沒有誤會黃春明的意思的話，有誤會我願意道歉)，將無異於在《白色恐怖博物館建立的商榷》演講中，要受難家屬自行承擔受難的過往，博物館請自己出錢蓋，任何一位有血性的人聽到這種話，能不震怒嗎 ? 更何況，依蔣為文的專業與其自許使命，他的身份絕對可以類比為受難者家屬。

同理，張大春說：「『台語文』提倡者若誠心誠意想要本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搞革命，應聽聽下面這個真革命的故事。(註：之後舉了一個恐怖攻擊事件為例。)」(連結)這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向受難者嗆聲：「不然有膽你去搞革命來挑戰我!」陳芳明則對著受難者家屬喊話：「不要把心態停留在受難者或受害者意識。那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連結)這是要受難者自閹人性。

(根本不用待黃春明發言，光是將台灣文學定義為獨尊華文寫作，就可以去會場坑議了)

《有瘸子被稱沙文的八卦嗎 ?跛豪?》

儘管蔣為文上電視節目時，表現得對台語信心滿滿，但請蔣為文不要再假勇了，台語的書寫小眾性就是受難的不折不扣鐵證；很不幸，這一點又成為泛藍人士霸凌的目標，比如唐湘龍以極不屑的嘴臉說：「這樣的創作方式根本沒有幾個人會用。」(連結 3’37’’)部落客汪仁玠也說：「別說是陳芳明，全台灣除了蔣為文那幫子人，沒幾個看得懂他的文章。」(連結) 陳若曦女士對台語報的評價是：「問題是，又沒人看！」(連結)

有趣的是，這些人會迅速地擺盪在二個極端，前一秒才表達完該勢力不值一哂的表情，下一秒又恐嚇大家來了個恐怖份子，比如，唐湘龍又說：「這裏面已經有閩南沙文主義在裏面。」(連結 8’17’’) 中央日報也說：「有人已經點燃了台灣文化大革命的引線，此時應該立即將之平息，以免釀成台灣的文化災難。」(連結)」聯合報：「台語搖身變成天之驕子，所有『台』字號產品一律神聖不可侵犯。連馬總統都不時要露幾句台語。」(連結) 郝譽翔：「教育更多更多的孩子們，他們散播的文學種子，恐將包涵了狹獈的仇恨。」(連結，原文作者自刪，目前只剩他人轉貼：連結)

什麼叫作沙文/仇恨 ?認為他者有資格跟我平起平坐這件事乃是一種沙文/仇恨，這種指控本身才叫作沙文/仇恨。如果，客家大老羅肇錦今日出來鼓吹客語應成為「國語」、成為第一官語，華語語族(不是血統，是語言能力)的人也沒有資格跳出來指之為客家沙文，因為這只會坐實：現狀正是華語沙文，自己可以沙文，別人不可沙文，這又是什麼心態 ?甚至，台語語族也沒有資格出來指控羅沙文，如果您過去不曾指責現狀是沙文。

引用網友蔣化仁的比喻，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 ?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

(郝譽翔)

《爭議的蔣為文?》

誠然，關於後半部的批評，全是集中在蔣為文的紙牌上的字樣，「台灣作家用殖民語言寫作無恥」「Tai-oan chok-ka ai iong Tai-oan-gi chhong-chok！」、「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這些標語看來是他一貫的論調，方耀乾表示：「蔣的『台灣語文』是包含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在台灣鼓吹用台灣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寫作，何來窄化，何來沙文？(連結)」

我稱蔣為文的pH=8.8，是因為他並沒有逢中必反，蔣稱他和中國學者有學術往來，但他又是堅定的文化台獨者(認為我國文化不是中國文化)，成大台文所有許多這樣的學者在內，不同的是，蔣在《2100全民開講》表示華語文學只是「過渡性」的台灣文學，之前又表示華語寫作是可恥的，因為那是殖民者語言，鼓吹大家使用母語寫作，相反地，蔣的同事則無條件接受華語文學為台灣文學。



如果我們不能以統獨入罪，那至少可以描述蔣的統獨視野：他每天去殖民大學上班，上課時往下一看，底下學生有一部份是殖民者後代，有一部份是「可恥」的台灣人，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學者，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反殖旗手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連結)；最後，就在黃春明來台南公開說台語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如果這道風景令您驚訝不已，甚至忍不住發笑，那我要問：以下這一道風景又如何呢 ?

達悟族Nabing每天去殖民政府鄉公所上班，往窗外一看，不是殖民者後代來觀光，就是「可恥」的達悟人靠著講殖民者語言賺他們的錢，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推廣達悟語，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公務員，彼此不講達悟語了，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達悟人代表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最後，就在一知名達悟作家來島上公開說達悟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

如果您對於第二道風景完全可以體諒，那請不要把第一道風景當作笑話；如果您覺得第二道風景，遠非郝譽翔所言的「散播狹獈的仇恨」，遠非其他人所言的「達悟沙文主義」、「點燃蘭嶼文化大革命的引線」，那第一道風景自然也不是；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來檢視成大台文系公開批評蔣為文的那篇聲明(連結)(連結)。

如果蔣為文因此丟了教職，真正原因只會有二個：禮教不對、統獨不對，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出其他道理。桑品載問：「蔣為文稱中國文化在台灣是『殖民文化』，要請教，這殖民的力量從何而來？是中華民國嗎？」(連結)對蔣為文而言，對在來語言進行linguicide的力量，就是殖民力量，只是他沒想到，這個殖民力量不僅對語言下手，現在也要對他的飯碗下手。



《黃春明動怒的真相》

楊照：「今天的台灣最值得肯定、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正就是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非得寫什麼、怎麼寫，也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一定不能寫什麼，不能怎麼寫。」(連結)桑品載指蔣為文是警總(連結)，我不知他們為何會冒出這些無厘頭的字，蔣為文根本不會有權力去規定、強迫黃春明怎麼寫，他也沒有此意圖，我甚至要說，蔣為文並沒有對黃春明這個人進行評價，只是對於黃春明的行為進行評價。如果黃春明認為這項行為不可恥，那根本無需覺得受到人身攻擊；舉個例子，如果有人舉牌對我嗆聲：「中國人不支持中國政府，可恥」我會動怒嗎 ?我會要求他把牌子拿下來嗎?我一定讓他自己去手酸。

會動怒，正是因為黃春明那心底對本土文化的堅持(請繼續擺脫統獨框架)，被蔣為文給強行拖了出來，並指出瑕疵，這個拖的過程太過暴力了，黃春明不得不捉狂，進而失控；台語作家長松說：「對我而言，在台語作家面前談自己的北京語創作彷彿有種難言的羞愧感，這是寫了台語創作之後的真體驗。」(連結)如果語言「只是」溝通工具，沒有認同面向，那就不會出現上述「難言的羞愧感」。黃春明啊，蔣為文啊，您們兩人內心深處，其實閃爍著一模一樣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