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權力限度——論死刑存廢（by格瓦推）

台灣的死刑存廢議題爭議已久，最近因法務部長王清峰的暴衝而被激化。本文在說明反對死刑的觀點前，必須先對王清峰進行譴責：由於王清峰手法粗糙、論述乏力、疏於具體提出配套法案（註一），導致人權團體長年在廢除死刑一事的努力遭致重挫。死刑存廢是基本人權問題，攸關人民與國家權力關係的基本定位，而非個人的道德抉擇。身為法務部長，不思從人權的高度提出死刑存廢之議，卻以道德語言激怒反廢死陣營，扼殺理性論辯的契機。王清峰除了成就個人鄉愿式的道德光環外，對於廢死進程，有過無功。

本文不繼續在「矯正刑vs應報刑」、「犯罪者人權vs受害者人權」、「冤案」、「治安」、「社會成本」……等議題論述，相關論辯已所在多有。本文的切入點只有一個：國家權力的限度。

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國家的存在，只能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其邏輯為：為了保障生存、分配資源、分工合作，每個人交付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公權力。這是國家各級律法的權力基礎，國家機器亦由此而結構。在這種精神下，個人是締約者，國家及其律法是契約的具體化；保障個人生存是締約的核心目的，公權力是為了服務此目的的手段。

以「國家只是保障締約者的功能性存在」為前提，國家的權力限度不能違背締約邏輯：既然「如何保障個人生存」是締約的終極關懷，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保障締約者的生存，締約者是否能將自己的生存權亦讓渡予國家權力？如果生命權也可以讓渡，亦即國家的主人因生存需求而組織國家，國家（這個功能性的暫時存在）卻有權力剝奪主人繼續生存的權利，其邏輯是矛盾與荒謬的。

因為人民僅讓渡部分而非全部的權利給國家，最關鍵的是，因為生命權不可讓渡，所以國家未被授予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力，這是公權力的限度所在。國家是維護人權的功能性存在，人權的核心是生存問題；手段不能凌駕目的，當國家有權力裁決國民的生與死，也就是國民連生存權都被國家掌握時，國家與國民，誰為主？誰為僕？這還是奠基於人權價值的民主社會嗎？

個人只交付部分個人自由給國家。當國家有權力決定人民的生命存續時，就是對全體締約者的僭越。近代刑罰學宗師貝加利亞（Beccaria 1738-94）1764年的經典作《論犯罪與刑罰》有精彩的陳述，自然人經契約讓渡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國家權力，並不包括生命權。國家刑罰的權力，不可逾越自然人所讓渡。死刑並非自然人授權的刑罰，而是國家權力的越界！

人權國家並非伊始而存，而是要透過國家主人——人民——不斷地向既成的國家體制進行對抗，以索回主人應有的權力與尊嚴；同時要持續與之對抗，以限制國家無時無刻欲擴大權力、反僕為主的劣根性。死刑是國家凌駕國民、奴僕僭越主人的絕對象徵。人民向國家收回裁量生死的權力，是主人意識的覺醒、是奪回被竊的尊嚴、是要求國家謹守本分。

不論死刑對犯罪的嚇阻作用、對被害者的報償及其家屬的撫慰、對社會成本的益處，都不足以形成「國家能剝奪國家主人生命」的荒謬權力。若因為對犯罪者的憎恨、對受害者的悲憫、對治安的期待、對「殺人償命」所代表的正義的堅持，所以認同死刑的存在價值，吾人必須提醒，是否值得為這些理由而付出讓國家機器反僕為主的代價？況且這些理由（「殺人償命」除外）已經誤解了「罪與刑」的關係（註二）。

死刑存廢是「刑種」存廢之議，這是人民與國家的權力對抗（國家是否可有裁決人民生死之權？），不是受害者與犯罪者之間的對抗。廢除死刑並不等於縱容犯罪，亦非僅著眼於犯罪者的人權，而是我們拒絕將生命權讓渡給公權力，核心關懷是「共同體的人權」。「同情被害者及其家屬」不應與廢死運動對立，煽動此情緒者，是對位錯誤的民主逆流。

以「國家的權力限度」為切入點，死刑之廢除，不是為謀殺者卸責、也不是對被害者冷漠，而是文明的限制與責任。

本文經改寫後，於2012年12月24日刊登於《想想論壇》（連結）。 

（註一）廢除死刑的重要配套——終身監禁刑種，可參考〈法務部你這次真的嚇到我了！〉（假圖天國）（連結）一文，本不不再贅述。

（註二）

依據康德的觀點，法律的原則，亦即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來自先驗的純粹理性。國家的刑罰權，是以正義構成懲罰的本質，以實現對純粹權利原則的保障：犯罪是對理性人的先天自由的背離和否定，也是對他人自由權利的否定，而刑罰則是「對這種否定的否定」。由此闡明了司法公正性的內在邏輯依據。

所以，廢死論者，不應該是站在「原諒」的立場否定死刑，否則就是否定了刑罰的基本原則。主張死刑者，也不應用「嚇阻犯罪」、「可能再犯」、「受害者家屬需求」…等犯罪行為之外的事物來要求死刑。這些都是失焦的攻防。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是為了滿足罪與刑的平等關係。刑罰是以純粹理性的公平性原則為依據，是為了對犯罪的否定而存在，也就是對犯罪行為「本身」的報償，而不為了服務於其他冀求，如：撫慰被害者家屬、嚇阻其他犯罪、導正社會風氣、平息民怨。

對犯罪者處以刑罰，是以一種類比方式否定其犯罪，而非同態報復。例如：A毀謗B，有罪，其懲罰若是「B以同樣語言毀謗A」，根本無法體現平等原則，反而必須透過類比的金錢賠償才能實踐。同理，一無所有的A偷竊B大量財富，並不能透過「B也奪取A大量財富」來實現平等原則，所以要透過類比給予B拘禁或勞役以體現罪與罰的公正。

康德因為生命無法類比，所以主張「謀殺者只有處死」——以滿足正義原則。從康德的「罪與刑」關係並非不能論證廢除死刑的正當性（註三），但此處先略過。我們順著康德的線索思考一件事：因廢止死刑而讓窮凶極惡之輩無法伏法，社會所產生的遺憾與不滿，必須是來自對於「罪與刑」無法達到公平（殺人償命）的無奈，而不應是對受害者家屬的悲憫或對社會治安的憂慮，否則就是拿犯罪者的刑罰進行犯罪行為之外的報償，也就是獻祭。

（註三） 

在遭遇謀殺罪時，康德認為無法以生命之外的事物類比，所以主張死刑。但是，若以契約論的觀點思考康德「文明聯合體」的形成，生命雖無可類比，社會契約卻不可能被賦予裁決締約者生命存續之權，所以就會有「陳進興罪大惡極，但國家無權處以死刑」的契約限制。這無關原諒、教化，而是人作為法律締造者的自覺，是文明的限制。  

更進一步思考，刑罰的公平正義原則既然是以類比的形式實踐，而不是同態報復，何獨謀殺罪必須例外？雖然康德認為生命無法類比，所以謀殺罪必須同態報復；但事實上沒有一件犯罪可被他者實質報償（即使是以牙還牙），以達成真實而且純粹的平等。罪與罰之間的平等永遠無法實證；類比的平等，是最可能文明實踐罪與罰對價關係的方式。 

若認為類比原則無法滿足罪與罰之間的平等，而以同態報復的邏輯主張殺人必須償命，在此邏輯下，強姦者被姦即可，辱人者被辱即可。這不只非文明，更無視罪與罰之間的正義。所以包括謀殺罪在內的一切犯罪，都應類比其刑罰：強姦者不是被反姦了事，而是要付出數年人生在牢獄中報償其罪；辱人者不是被反罵了事，而必須以名譽賠償或牢獄為代價；同理，謀殺者不應被殺（同態報復），而必須付出終身監禁的代價以償其罪（類比）。

  

【實用資訊】

◎ 世界死刑地圖（連結）

 【延伸閱讀】

◎〈談死刑存廢問題：陸正與蘇建和之間的歧路徬徨〉（連結）

◎〈殺戮的艱難〉（張娟芬）（連結）

◎〈從基督信仰論死刑存廢問題〉（陳文珊）（連結）

各位訪客，20-22樓的留言內容，是針對「契約效力」進行的討論。27樓的留言為本文的立論基礎與論述策略提綱挈領。請撥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