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因為恐懼——關於死刑存廢之間........（by月出）

當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和李家同之流以「寬容」談論死刑存廢時，死刑存廢議題便扯進了一個與之最不相干的因素，引發支持死刑者與反對死刑者雙方的強烈不滿。因為，死刑的存廢從來跟原諒和寬容無關。當我們要求被害者家屬原諒寬恕殺人犯，這不僅僅是傲慢，而且殘酷！猶如我們不可能原諒寬恕二二八的殺人犯一樣，我們不能原諒寬恕所有的兇手。殺人的罪行沒有人原諒得起，也沒有人寬恕得起。同樣地，親者被殺的恨與痛，也沒有人補償得起。廢除死刑論者如果基於人道，就萬萬不該漠視公理與人情，侮慢地要求任何人原諒殺人犯，尤其對被害者家屬。


對於被害者家屬所承受至親遭難的錐心之痛，旁人若說理解恐怕都是一種輕薄。受害者家屬的傷痛，絕非只是因為親人的逝去，更因為被害者者是在極大的恐懼中死於非命；這種死亡方式粗暴地凌虐每個人追求生存與安全的意欲，更何況是發生在自己至愛身上。對於這種傷痛，外人的任何同情都顯得蒼白無力。由這種巨大傷痛而產生的欲置謀殺者於死地的復仇心理，是如此地合乎人之常情。我們必須說：對於這樣的復仇心理，所有的道德都應予以尊重！對於許多被害者家屬而言，死刑是目前這個社會可以發洩其悲憤的合法管道。

                                                            

許多人因對被害家屬有同理之情，而反對廢除死刑。這樣的同理之情立基於一種人類共通的天性：對死亡的恐懼、對強暴傷殘的恐懼，這來自於生物求生的本能。因此，我們看到屍體會恐懼，我們看到病殘會恐懼，我們看到兇殺更會恐懼。由於生存是人類最大的意欲，聽聞這些兇殘逼迫時，我們很自然地會投射到自身，因而產生巨大恐懼。於是，我們期待理性公正的法律制度可以消解我們的不安與恐懼，可以將兇暴的禍源阻絕於我們生活之外。死刑——有隔離、嚇阻的功效——也就立基於這樣的心理期待中。

對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同理之情、對殺人者的深惡痛絕（都源自於對自身安危的恐懼），讓廣大反對廢除死刑的群眾，冀望透過法律的懲罰與嚇阻效果營造出一個「免於被殺害的恐懼」的空間，他們認為：死刑是達到這「免於被殺害的恐懼」的空間最有效的做法。但事實上，相較於其他刑種，死刑並不具優勢。若為了隔離，「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可有相同效果；若著眼於嚇阻，在數據上死刑亦未見優勢。（註一）而死刑的成立，弔詭地與我們期待「免於被殺害的恐懼」相悖。因為死刑製造了更大的暴力：賦予國家機器可合法宰制人命的權力。在這些抽象條文背後，國家可以合法地代入任何人命。

如果我們縱容法律可以執人死生，這些抽象條文，就可堂而皇之地做為合法殺人機器。我們對於這種國家暴力的恐懼，不應亞於對任何殺人者的恐懼，因為這是訴諸集體的、合法的、而且是在社群中佔有絕對優勢、無人能抗爭的暴力。這不是濫殺與否、冤案與否的問題，而是當國家握有殺人權，就意味著：每個人都無可逃遁地被置入一種「生命被擁有絕對權力的他者所主宰」的恐懼中。當政府無能、冷血，不從根本的社會層面（諸如經濟、教育、就業等等）營造公義環境，吝於提供資源協助受害者家屬，拙於合乎程序的辦案，而只會便宜行事地以刑罰裁決百姓善惡時，我們不由得心生戰慄！廢除死刑的訴求，絕非冷血、無情地漠視被害者的恐懼及其家屬的傷痛，而是對於國家機器擁有合法殺人權抱持更大的恐懼：因為這是更全面且無所不在的暴力！

（註一）依據 Roger Hood 在 The Death Penalty: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一書中的研究發現，死刑並沒有嚇阻犯罪的效果。真正嚇阻犯罪的恐怕是警察與檢察官辦案的正確性，而非事後的刑罰。請參見林欣怡〈我們反對死刑〉一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