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毒品，別碰！——我在讀經班的日子 （by 格瓦推）

國民黨在孔丘冥誕前夕推出一部養奴性、反啟蒙的競選短片——讀經篇，使我憶起長達十年的讀經班歲月。二十八年前，小學時代的我，參加了某儒教團體所組織的讀經活動。在那種宗教氛圍中，童稚的心靈毫無防備地浸潤於希聖希賢的美好響往，某些滿足感與優越感油然而生，鼓動了每天背誦儒家典籍半小時至一小時的吸毒人生。

經過現代化的學術訓練，我開始戒毒、排毒的療程。回首來時路，儒學有「缺乏知識性」與「泛道德化」二大弊，前者決定了儒學的反啟蒙性格，後者讓儒學成為統治階級奴化人民的利器。

缺乏知識性

儒家的原貌是「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在其意識型態中，東周諸子，唯儒家典籍可稱「經」。經有「常理、典範」之義，號稱聖人所作，故可垂範古今四海。童蒙需默而識之，毋妄論經義。縱似有不合時宜者，非儒經之不足，而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故需學而時習、善加體會。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近乎宗教的權威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

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字字珠璣；今人何德何能？故宜述而不作，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即使在事實上，儒學歷經佛教的輸血、理學的建構、新儒家的現代化，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但「後後豈能勝於前前」？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今人並無超越。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此意識型態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至今仍是「思想」而不足以成「哲學」的原因之一。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在吸收佛教教義之前，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於優勢階級的、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卻弔詭地拙於實用。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小道」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下，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自然科學」。

即使是儒家高倡的「修己安人」大道，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神學、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例如：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關係」而發展出形上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治國之道。散列在儒家諸經的，多屬教條式的要求，所以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人人可投機選用，以致淪為口號。唯一稍具雛形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缺乏可成系統的理論予以後繼。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經理學與當代儒學而稍有改善（註一），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原典」，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格局。正如巴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中國缺少自然科學的問題無需詳談，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

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中國的文明（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共通利益，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而後儒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儒家」延伸到「中國文化」（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

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諸如：「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此說與「中體西用」異曲同工。在這群狂信徒眼中，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學、文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美學……等理論系統，他們會說：「西方是分析、技術之學，多為世智辯聰，往往見樹不見林；中國是體悟之學，乃大智慧，對人、事、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落後而不自知，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方。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佛學的吸納上。儒學借鏡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理學），面對異域知識的衝擊，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因儒學的奠基，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這與主張「法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一樣可笑。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西不如中，今不如古，中國古代最好！

泛道德化

在社會層面，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無法從制度面為群己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德問題。對統治階級而言，有「內聖外王」之說，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才能風行草偃，使天下治。此即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對被統治階級而言，則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人人克己復禮（階級之禮），天下自然安定。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天下治，因君王有道，任用群賢（儒生），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寵溺奸小（宦官、後宮），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儒家門徒無視制度面的重大缺陷，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更令人髮指的，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而奴化人性的手段。生命的際遇，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安於階級，有餘力則博施濟眾；而不是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

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並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期待人治）、對公眾事物冷漠（註二）。儒學的反現代化、反民主特質，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國民黨及其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大談敬重別人，大講公平互利，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至於普通百姓，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儒定倫理的精髓，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世界，而個人的權利、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則完全不見了。」

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讀經教育之禍，不只在教學方式；溯其源頭，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養奴性的毒品。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是：儒學是毒品，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不如直說真相：「這是毒，別碰！」



（註一）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由於先天不良，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其知識性勉強走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

（註二）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並始終在「人治」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公義平等」為理想的法治社會。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社會的構成是以「關係」而非「人」為基本元素。由於不是從「人」發展出「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儒學所規範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上下主從尊卑」，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對法律的不信賴、對人際網絡的偏重，可以為證。

【後記】

以二千餘言寫就這篇對儒家性格進行整體式描述的文章，諸君絕對可從典籍與案例中找到可能的反證。請包涵本文僅能對儒學進行總綱式的批判，無法逐步細論，也不克將例外一一排除。

【延伸閱讀】

◎保守反動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佛國喬）（連結）

◎從法國高中哲學課綱反觀當今台灣教育政策（慕容理深） （連結）

◎法國聯考與讀笛卡兒的美眉（慕容理深）（連結）

◎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格瓦推，想想論壇）（連結）

您所不知道的鉅型文明衝突在台灣 (by 佛國喬)

有一個小島，住著二種人，一個叫「天之子」，一個叫「地之子」，天之子只看到大家頂著同一片天空，不能理解天空這麼大，地之子卻只想固守腳下的家園；地之子看到大家腳踏同一土地，也不能理解天之子為何對它的認同度如此低；這二種文明的衝突，目前以藍綠政爭的方式來體現。

天之子的「我國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布袋戲是「具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馬英九語，連結)，地之子的「我國文化」是台灣文化，布袋戲是「具中華特色的台灣文化」；就文化認同而言，一個認同的投射點在天外另一邊，一個則是腳下的土地。

很多天之子有較好的移動能力，並不是因為他們一直面向著天所以長了翅膀，而是他們(或自以為)政經地位較高，或者說，當我們政經條件(或自以為)變好時，就會有轉變為天之子的傾向；他們全力擁護全球化、支持兩岸更密切的經貿交流，因為事實已證明：這樣的發展讓台灣的貧富差距變大，對他們而言，這恰恰好成了天之子向地之子炫耀其文明較優越的鐵證：你們果然是失敗者。

地之子堅持土地倫理、支持農業的存續，但天之子認為土地徵收「只是」涉及價格合不合理的問題，這些天之子同時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八八馬禍後(連結)，有人還堅持窩在山中「危險的」土地裏。因為，不論站在哪裏，只往上看，那天空都一樣的，地於是沒有了個性，構不成其情感所託的對象，而且，他們也不想去理解地之子對之的情感，最後，土地對他們的意義不過是商品的其中一種。

地之子一想到核能、核廢問題，就會痛及心扉，認為那是土地身上的一把兇刀，但在天之子的眼中，核能問題只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計算，但這個「理性」卻建築在下列條件之上：天之子更願意冒這個險，因為一旦這把刀讓土地肚破腸流，他們有更好的移動能力，而且他們對土地本來認同感就低，惡果終將不是由他們承擔。



地之子常講「本土」、「本土」，就是以土為本，對他們而言，所謂的「我們的歷史」建構於彊界上之；舉例來說，那五千年前的台灣居民可能與自己無任何血緣關係、無文化傳承，但仍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天之子則常講「民國」、「民國」，即以政權為繫，所謂「我們的歷史」即建構在這個政權以及其所傳承的政權的歷史，就算這個政權流亡到南極，他們還是有辦法從鄭和下西洋開始扯，將企鵝詮釋成「具南極特色的中華生物」；再者，因為這種思維方式是以權力為核心來展開，讓他們總是習慣為掌權的人說話：之前為兩蔣說話，現在為中國政權說話，誰強就替誰講話，反正他們從來不是暴政下的犧牲者，面對犧牲者的質疑，他們會說：「那是有特定的時空因素。」但內心則認為你們這些人是白目(學我不就好了?)

只有地上可以劃上國界圖，天空是沒有所謂的界限，主權對二者的意義於是是截然不同的。地之子認為主權是進行自我集體保護的手段，天之子則認為那是保守、自我封閉、不開放的象徵；其實二方說法都沒錯，國界就像大部份的家庭都需要牆一樣，牆是自我封閉也是自我保護，不過，除了對少數的強者外，一旦把牆拆了，那就是任人魚肉。天之子想要拆這個牆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希望能稱斤論兩地拿主權去交換些經濟利益，因為他們不僅原本即不重視之，而且總是能從這種拼經濟的遊戲中拿走大部份的好處，如同這幾年一樣。

當主權下降時，上街抗議中國官員會被警察打得半死，當主權下降時，中國的帝國之眼成了媒體人下筆的小警總，當主權降低時，勞動者更加被要求與全世界最便宜的人力競爭。主權下降直接左右地之子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但天之子是無動於衷的，因為中國經驗告訴他們：中國人權不彰絕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那是中國草民才要擔心的)，反而還會更加有利於其剝削作為，這讓他們深信威權等於效率；地之子的主權主張，在他們眼中自然形成「拼經濟」的障礙。

天之子為何不本土化呢?這是個歷史命題，在中國皇制時期，這片廣大土地的管理得以協調運作，有賴管理者們共享一種很均質的文化，即所謂的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從不紮根於任何一塊土地，就像國民黨教我們的國語，其實並不屬於中國任何一地方的語言是相同的道理；此外，為了該文化的存續，其內部還得裝置上蔑視地方文化的基因，這樣才能避免各自的地方化，造成成員從這個集體均質文化所脫離。天之子其實就是中國士大夫文化的繼承人，他們輕視本土可是埋在基因裏的，怎有可能走向本土化?(idée empruntée de Jenny)

和中國士大夫文化相對的是日本文明，日本一直到十九世紀仍是大名們據地為王的時期，不存在單一而均質的視野；這是為什麼在日本時代，日本人會在台灣建築這麼多的地方博物館，而這些地方博物館卻被後來的國民黨給一一毀掉，台灣的地方特色博物館消失幾十年才得以復生。

這個中國士夫夫文化流亡到台灣後，首先成功地結合上資本主義，然後這幾年再勾搭上中國專制體制，於是，右派的文化理念、右派的經濟理念、右派的政治理念完美結合，形成了當下的天之子文明：拉遠貧富、輕視主權、堅守道統、緬懷蔣公、支持核能、討好天朝(甚至只是其觀光客)…，這些正是馬政府的特徵，所以該政府有台灣史上最輕視農業的農委會、史上最站在資方立場著想的勞委會、史上最會加害環境的環保署。

馬政權所執行的意志不是馬英九一人的，也絕非少數人，該政權是群天之子文明信仰者所擁立的。雙英的民調結果難分上下，其實是代表著這二個對立的文明實力相當。

天之子最大的罩門在於他們誤以為自己所視的天是全世界的天，但其實只是在中國一角的天，以致於看久了，雙腳是紥了根而不自知；這些人到頭來不過是中國的地之子，所以絕不會自許為世界人，或反國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對台灣地之子的狠毒攻擊：如封閉、種族主義、排外…，只要照亮中國彊界在他們內心深處之堅定存在，就會反擊到他們自己。

就算拆穿他們，他們還是會洋洋得意，認為畢竟中國的地之子還是比台灣的地之子有更廣大的彊界，這種以量論質、數大便是美的判斷方式，其實也是很中國的。比如，日本人就不會因為彊界小於中國就自認矮人一截。



其實，天之子與地之子形成絕對性衝突並非普世的，這是台灣才有的，在其他國度可能有很好的協調與分工，甚至同一人必需在不同時間扮演著二種角色：他們成功地把必需紥根於彊界之內的產業(講究terroir的)給國際化了，用身體將天與地相連，例子有法國的紅酒(換了國家種的葡萄就是不同款味道)及美食(餐廳皆強調發揮當地食材特色)、歐洲各國的觀光業、佛朗明哥舞蹈(不是西班人跳的在觀光價值上就自然遜了一截)、法國的人工晒鹽業、北海道牛奶、比利時啤酒(連結)、西班牙火腿、捷克的玻璃藝術…。

與這種講究terroir(風土)的產業所相對的，就是那些整條生產線可以東移西去的產業，台灣過去所投入的產業扶植資源，幾乎全全部部加碼在後者，原因不過是這些國家經濟設計師乃清一色的天之子，他們瞧不起土地，不相信terroir的力量，而諷刺的是，今日天之子膽敢如此踐踏地之子所珍視的土地，正是基於此政策偏頗所逐年累積的結果：在它之上的產業早被邊緣化了；這同時也造成在中國經濟磁吸效應下，台灣會如此難以招架，因為台灣過去不懂得培養「橘越淮而枳」的產業。

總之，不要單單把藍綠之爭看作是統獨之爭，不要單單把投票看作是支持廢核四與否的動作，不要單單把2012詮釋為國家將向右走或向左走，這還是一場文化之戰、一場文明衝突的宣判，而產業、環境、核能、農業、勞動…很多問題居然都是圍繞著「本土」這個老調牙的文化字彙而生的。

(為避免無謂的筆戰，特此聲明：該兩文明陣營的分野目前與血緣、「省籍」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