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ReadMore##

2012年9月2日 星期日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by 格瓦推)



這才是對旺中說幹的理由


中時自余紀忠始,就是殖民者打手、法西斯政黨幫兇,其於政治、人權、文化各面向迫害台灣諸事,本文不再多言。這種體質邪惡的媒體(連結),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不只沒被清算改造,反而借90年代自由化的浪潮成功漂白;並奠基於來自戒嚴時期的既有優勢,輕易執輿論之牛耳;其污名化台灣解殖運動的聲音,也在「多元」的表象中除罪。

中時由親中國國民黨而親中國共產黨一點都不突兀。事實上,威權時期在台灣的既得利益團體與個人,在民進黨執政後,其國族認同明顯回歸對岸,並喧囂無忌。余中時與蔡中時一脈相承,有共同的親中本質——對內親ROC,對外親PRC——皆為「統一」喉舌,所差別的只是文人與商人的階級品味。

「六四不是屠殺!」——這是蔡衍明在《華盛頓郵報》的反人道宣言。拜其手法粗糙、言辭不修所賜,王丹、黃國昌等學者先後發起了拒絕中時運動——對「台灣媒體作為中共代言人」的控訴。隨著中嘉併購案的進展,惡質媒體壟斷言論場域的憂慮益甚。最後因中時以下三濫手段對付反對者(黃國昌、陳為廷),引爆群眾怒火。總的說來,這是一場反對挺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的運動。壟斷是惡,挺中更是反人道、為敵喉舌的極惡,不容親中勢力壟斷台灣媒體,才完整表述了反旺中的理由。

隨著前中時們與藝文界一棒接一棒地表態,反旺中運動看似烽火燎原,令人振奮。但弔詭的是,運動的核心訴求逐漸滑動到「反壟斷」,最初發起拒寫拒買拒看中時運動的主因——中時違背民主社會的共通價值——卻退居一隅甚至消音。只剩「反壟斷」,不見「反親中」。為什麼?因為這場動員的論述權已被最擅長文字工具的媒體人與作家掌握,而這群人的多數(≠全部)恰恰是在國族認同的場域中與台灣意識敵對。這些士大夫階級只是反對米果商人的粗暴與侮辱斯文,卻不會反對與中共唱和,更不會反對余紀忠及他們過去所代表的中時價值。他們以看似理性進步的語言,將這場運動本來要鬥爭的對象——親中,用「反托拉斯」的名義卸下;以「去政治化」的社運毒藥再次讓公民運動脫離歷史與現實脈絡,保全元兇首惡。在這場失去敵人的戰場中,他們是最大的贏家:除了可向庶民展示進步的身影,並再次確立他們的專業權威,最重要的是——保衛了他們的專業領域不被轉型正義。就如佛國喬所說:「反旺中的理由應是多元的,但一個被『反壟斷』所壟斷的運動,終將淪為一場保守行動,此性質適足以讓反旺中的『最後一棒們』來亮相並接受掌聲。」


 難道仙貝商人惡搞以前,中天就可看?中時就可買?


或許有人主張:以「反媒體托拉斯」作為最大公約數,可讓運動能量最大化。但旺中之惡,不只是言論壟斷,更是「親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中國是台灣的雙重敵人:對內,中國(ROC)殖民未解;對外,中國(PRC)野心未消。言論場域被犯下反人道罪行的敵人宰制,比單純的媒體壟斷嚴重多了。不論罵幹的方式多優雅,罵幹的理由才是重點。當我看到這一波運動的高峰是因為旺中踩到很多人的紅線,而這紅線是在新聞倫理的尺度,不是「否定六四為屠殺」的人道問題,我深深為台灣悲哀。在記協與媒改團體發動的901反媒體壟斷遊行中,雖不乏因「反親中」而參與的身影,但主辦單位的四大訴求:「要新聞專業、要旺中道歉、要NCC監督、反媒體壟斷」,卻刻意忽略這一波民意動員的濫觴——抵制中共代言人。我敬重這些一本初衷的人權鬥士,他們以個人的身份在遊行隊伍中指出真正的敵人,儘管他們的指控被邊緣化於「反壟斷」的壟斷中。我也期待台派團體,你們應堅持是非,爭取發聲的權力,將失焦的抗議拉回正軌,而非委曲求全。我譴責記協等主辦單位,不論你們內部如何進行路線辯論,呈現在大眾眼中的結論就是:你們只爭取合乎媒體工作者專業認知的媒體改革,卻無視閱聽公民對親中媒體轉型正義的要求。這種放棄轉型正義的改革,不只是對人道精神的褻瀆,改革的結果也只是新瓶裝舊酒罷了!


控訴中國罪行,抵制挺中媒體——向隊伍中的人權鬥士致敬(連結




同時,我為這場運動的位移惋惜不已。台灣媒體之惡,當然不只在中時。從學界的養成到業界的氛圍,讓一代代的媒體人,不論寄身何處,其文化品味與價值認同多(≠全)與中國人(包括ROC與PRC)親和。讓這些人主導媒體改革的後果,就是放過最邪惡的親中體質不去追究,反而將反旺中戰場去意識型態、去政治化,這會:(1)錯過了藉由批判蔡衍明同時清算中時歷史之惡的機會,「反壟斷」但不「反中時」(不反余紀忠的中時,當然不是反中時);(2)幫親中媒體人打擊蔡衍明,而不是為台灣人打擊中共代言人。中時的親中之惡若冀望於親中媒體人的改革,就像期待國民黨的歷史罪行由國民黨員進行審判一樣荒謬。如何處置從余紀忠到蔡衍明的中時?這不是媒體人的專業禁臠,我們需要的是公民公審的轉型正義。


請鬼拿藥單



反旺中運動若能由具有台灣意識的組織主導,核心訴求堅持在「反對親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將反親中與反壟斷綁在一起。如此是否會因為「太政治」而失去運動能量?我以二點釋疑:


第一,因為蔡衍明的粗暴,現在不反旺中就不夠文藝、不夠知識份子、不夠清流、不夠布爾喬亞、不夠假掰...所以可以主場之姿,不拒絕甚至邀請那些頂著「進步公民」光環的親中媒體人與作家共襄盛舉,但要堅持「反親中勢力壟斷」的主軸,不容模糊取巧。以這種鮮明的訴求為前提,他們若願意參加並貢獻專業,可視為喜事一樁;他們若拒絕,也很好,這是逼鬼現形。非常可惜的是,現實正好相反,在媒體人的主場中,台派的反中訴求被極弱化,還出人出錢去幫該被轉型正義的媒體人打一場業界的資源爭奪戰——台派出兵,親中媒體人接收戰果。


第二,「社運必須與政治/政黨切割」是社運界最包藏禍心、最天真、為國民黨量身訂做的主張(連結)。這種主張在一群親國民黨社運份子與天然呆(無知公民)的合作下,一次次成為台灣社運的基本調性,也一次次讓社運無法達成目標(或許這才是去政治化的目的?)。社運本來就是一種政治運動,應透過政治槓桿逼迫政黨表態:歡迎認同此理念的政黨共壯聲勢,使運動能量最大化;譴責拒絕合作的政黨,讓有改革理想的公民認清是誰阻礙社會進步。為使社運目的最大可能實現而結合政治,與為避開政治而切割政治,兩者都具有政治考量,但何者對理念忠誠?至於與政黨合作是否會削弱社運能量?2010年兩次反美牛連署的落差(連結),足供思考。發起運動的組織作為主人,政治人物作為客人,主客分際清楚,就沒有被收編的疑慮。不待政黨表態就迫不及待地宣稱「不希望政黨介入」,其結果只有一種:支持運動訴求的政黨不能去或只能低調甚至失語地參加;與運動訴求對立的政黨可以正大光明地迴避表態——最後以纖弱之身打一場不知敵友的迷糊仗。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社運可以是上街走走



中時的體質——作為殖民者與法西斯政黨的打手——從前至今未曾改變,反旺中卻不反中(中=國民黨+中共),緬懷余紀忠及前中時的聲音就會層出不窮:文人余紀忠主中時則優,商人蔡衍明主中時則劣。這種訴求只是以階級品味魅惑群眾、爭奪資源,卻默許媒體作為法西斯雙中政黨的爪牙。蔡衍明的中時是真小人,臭得讓人避之唯恐不及;余紀忠的中時是偽君子,其集團記者與一票親中知識份子、文人合作,以相對高明的文字能力披上「質報」外衣,禍台於眾人不察。因為蔡衍明的禍台術太粗糙,所以為禍遠比余紀忠小(前中時的內心戲:為祖國喉舌不是這樣玩的)。這一波針對中時的媒體改革運動,以「反壟斷」的大旗遮蔽轉型正義的力量,若最終目標是將橫柴入灶的粗鄙商人趕出士大夫樂園,讓中時再度中時,我寧願旺旺繼續中時。



延伸閱讀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續篇〉(by Raven)(連結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第三篇〉(by 佛國喬)(連結

◎〈旺中傳媒的邪惡是必然,還是偶然? + 豈止低級? (關於《罵幹的方式》一文) (by 佛國喬)連結

◎〈對旺中惡行表態之必要(by Raven)(連結

◎〈媒體的集中化與惡質化(by 老皮蛋)(連結

◎〈讓我們重新補課(by 新一,想想論壇)(連結

◎〈反「旺」「中」(by 林世煜)(連結

◎〈短小說《藍綠共業》(by 佛國喬)(連結


超克社運專輯(連結)


===================================

〈這樣的反旺中,不反也罷,不如不反!〉(by 蔣化慈)

KMT-ROC在後解嚴時期得以繼續對台灣進行排他性社會控制的原因恰恰緣於其權力運作的不可見性、非人格化、分散配置與功能分化而使其有別於政治/經濟自由化以前之國家機器的高度可見(警總/人二)、人格意志(兩蔣父子)、權力集中(黨文工會)與功能單一(言論統制)。換言之,殖台勢力透過政治/經濟的自由化歷程得以讓黨國機構公辦轉民營並化整為零地進入台灣社會的日常網絡中(殖民話語的道成肉身;系統之滲透生活世界),至此鮮明的強人意志幻化為自明的市場秩序,肅殺的軍警特務換裝為匿名的鄉民網路,垂直集中的管制機關改規為水平分散的媒體/名人,一言堂式的言論市場也特化/分化為漸層性的言論光譜.

然而在威權政體轉型黨國價值卻未轉型的情況下,KMT-ROC卻從獨佔事業變成自由市場競爭下的領導品牌;社會監控從國家/社會軸轉為自主執行黨國意識形態(或反政治動員)的網路紅小兵;文工會/新聞局的條子則改由繼受威權時期言論市場的經營者與接受KMT-ROC"完整"國家文書教育的專業新聞人按其"不分藍綠"的"藍國人"良知"自行"決定報導內容;而原先單一規格的言論市場則發展為貌似眾聲喧嘩實則合奏ROC-Taiwan交響曲的管弦樂團,至於演奏中不同聲部對殖民勢力的態度差異亦不過從投懷送抱,欲迎還拒,到故作矜持的"多元"言論市場爾爾(在同一個文化原則下進行"鬥爭"的諸多群體恰恰構成了一個"民族").

想想看這個已發展出複雜多樣的內部分工與自我完足的生態系統(多層政治食物鏈,光譜各層相互說明其存在理由)暨以特化器官[專業自主]、擬態[以台之名]、保護色[人權修辭]成功欺敵與制敵的人造濕地突然間跑來一個被渠等目為財大氣粗還具台性的大老闆要重新整地、排水造陸而後進行單一經濟物種的工業化生產,這怎能不引起已建立"生態平衡"之渠等的氣急敗壞呢!一個已讓台人自然化於KMT-ROC之支配而以超級大國民自居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就這麼被粗暴地弄回斧鑿痕跡甚明與大老闆現身說法的原貌,不就讓KMT-ROC於解嚴後的整個"整形正義"工程功虧一簣,讓這個藉由ROC-Taiwan之語意的兩可曖昧性支撐起來的台人自主幻象破滅,讓這些自以為躋身KMT-ROC名流俱樂部的雅台客身份現形.

對於2000年左右發端之"台客"蔑稱自然化運動,絕大多數知識圈台青的不以為意甚或大敲邊鼓說明了文化上二代吹台青的廣大存在,而一個對台灣之"社會存有"採取否認/奇趣/貶抑/紆尊姿態的"知識菁英"既不成其為"社會菁英",其運動自然也不成其為同時以所處社會為主體/客體的"社會運動"而僅屬拿社運語彙當潮T Logo的仿嬉皮轟趴爾爾 2005年"台客"風潮正盛而"台客"一詞之社會倫理問題的爭議性也被提出時,呈現最多"文化論述"而為此一蔑稱飾以花朵的恰恰就是此間知識台青目為質報標竿的"前中時",忝居其後的則是作為文化聖地之機關刊物的"誠品好讀"呢!撫今追昔,讓人不禁為今之901是否不過另一場拿蔑稱當正稱,拿反動當進步的"台客"搖滾演唱會擔憂哇!.

不過與那個以紆尊/敢曝為基調建立蔑稱自然化之正當性基礎的演唱會不同的是,旺旺中時真的"翻轉"了那個以雅"台客"作為KMT-ROC二軍/小聯盟再自驕/分潤於真"台客"之ROC-Taiwan的二重文化階序,而此一階序或"翻轉"後之階序皆不過威權時期政治菁英二重結構的復刻版(即KMT-ROC中央黨政菁英--台籍地方菁英--地方社會台籍民眾之間藉由兩組利益/忠誠交換關係維繫KMT-ROC對台統制的恩庇-侍從主義).在此一翻轉後的文化階序中,"中央"從ROC換成了PRC,而原先以為安全/乾淨/自主的中間菁英位置[或中產/中道/中智/中庸]卻讓渠等目中屬真"台"等級的台籍紅頂商賈所取而代之(雖不"自為"卻"自在"的台灣人),雅"台"等級的渠等這會兒卻淪為地方庶民的真"台"位置了("庶民"一詞恰恰渠等正當化"台客"蔑稱的紆尊用語,真被擺到"庶民"位置時卻紆尊不起來了),這些"侍"從於KMT-ROC文化領主的武士們對於訓練農民使用粗暴洋槍砲來取代武士道作為奉"公"手段當然就忍無可忍了(所以蔡董和余老之間的文化形象反差是絕佳的活動宣傳海報襯底圖)

因此這個運動當然會拒絕反映台灣主要社會矛盾之政治代理人的參與,一方面除了可以繼續玩藍綠都爛藍國不算的偽中立把戲,再則這些從ROC國家而非台灣社會同時取得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的食ROC文化俸祿者其改革對象本非此一二重文化階序,亦即一個以"中/台"對位於"雅/俗"的文化分工結構,一組以"中/台"序定尊/卑、現代/前現代、文化/自然之對偶性倫理關係的萬古剛常(始終以"名"為外源象徵事物的台人無法在文化上自我立法,則從"實作取向"與"作件意識"中解放出產業升級的可能性何在?).此處作為"雅"台客之精神利益的"雅"係分潤於"中"而非渠等目中以"俗"為本質之"台"的自我演化為可雅可俗;而自認不受金錢收買因而可對旺中擲石的渠等其物質利益實則鑲嵌於作為傳播媒介之元媒介的語言壟斷上(蔡老闆的媒體商業壟斷能跟KMT-ROC的語言文化壟斷相比嗎?事實上替前者鋪平道路的正是後者哩!語言政治與印刷資本實乃理解台灣媒改運動的關鍵脈絡,然以中文印刷資本主義為利基的渠等怎可能引刀自宮?)

質言之,這個媒改運動之作為ROC-Taiwan文化中產階級之保守市民運動的體質在重重國王新衣蔽體下仍可被本土小童一語道破.渠等念茲在茲的並非台灣社會之自我再現結構的闕如,而是殖民支配結構下二重文化階序之居間者的代理權問題(諸如"大老粗"、"米果商人"、"PRC下錯棋/選錯人"等反旺中常用語可為此心態之絕佳佐證;其運動實效則無非保守勢力的清理門戶以最佳化殖民結構爾爾);其汲汲營營的目標更非台灣社會脈絡中的新聞自由與作為此一自由結果之台人對於自身命運的清明("不分藍綠"一語恰恰是保留藍綠格局的最佳防腐劑).恰恰相反,渠等保守一個以台人之文化無產與語言奴役狀態撐起來的新聞專業與報業自由(在地下街美食廣場給中文台青收狼藉杯盤的不是外籍移工而是本土籍的台語常用歐巴桑;"欺壓"外配的也恰恰就是沒落偏鄉之低社經地位的台語夫家,以"國/台"文化作為分工基礎之雙元勞動市場的長期存在於台灣與其間之不平等交換怕是拿移工/外配作為移民實邊策略者怎麼樣都看不到的人權菜色吧!).

藉著把台人的枷鎖打磨得像對讓其自由飛翔的翅膀,渠等讓台人繼續無知於或自然化於其客體狀態與文化他者的身分("台客"一詞說明了台人之作為自身社會文化他者的身分,而這也是"前中時"等新聞專業良心之標竿機構戮力飾此詞以花朵的原因).這個奠基於具封建性之標準文化上的新聞專業過去扈從於政治有力者,且恰恰靠著此一作為ROC-Taiwan唯一合法認知媒介之中文的排他性/壟斷性,其得以進行歷史洗錢而能轉個頭變身為弱勢群體的解放英雄,此實生殺予奪繫於一"人",落後無知民族之壓迫者與解救者均系出同族的東方主義電影老套哇!若資本集中或商業壟斷的做法將"可能"導致言論限縮而須呼群保義,那麼在台灣社會已日常"實踐"歷一甲子之久(橫跨解嚴年代)的語言/文化壟斷所致之言論/觀點壟斷豈不更應知所興革?(2005年"台客"風潮正盛時,其流風所及可謂望風披靡,ROC中文平面/電子媒體對此一蔑稱一片叫好叫座之勢,連號稱台灣優先的自X一報都不能免俗地下了"不要污名化台客"這樣的標題,新聞從業人員基於ROC文化本位而有的專業自主行動所致之言論集中/觀點壟斷現象於此可見一斑)

所以旺中該不該反?如果抽離台灣的社會歷史脈絡而僅能"普世"地談媒改,當然或許好像應該反!但如置入台灣社會歷史脈絡中看"台灣"的新聞自由,而此一自由只能透過那些無視台人社會群體文化壟斷只看國家中文新聞專業自由的一群人來代理,則其相關作為最終也只能讓吾等身上的枷鎖顯得更自然,更可親,如此則不反也罷!則不如不反!蓋自由的普世性價值奠基於其剝奪/解放之實踐脈絡的特殊性,其價值之應然面亦立基於行動者之在地告白的實然面.因而ROC-Taiwan一地將普遍性與特殊性對立起來的這種特殊的"普世人權"觀點非但不是人權觀,反倒是以否定人類共性於社會歷史過程中必以殊性為其外顯呈現的帝國主義殖民話語.蓋帝國語言即為普遍/中性的公民語言;帝國文化即專業新聞之一旦專業即保障自由的傳播媒介也!如果遺忘了人之作為歷史與權利的主體,那麼人權話語反將成為與自身存有相對立甚或為支配他者所用的奴役力量,而這似乎是在殖民認知框架下以文明開化為尚,以拜物觀點看進步人權修辭的台人所難以脫敏的從屬階級秉性呀!







2012年9月1日 星期六

讓我們重新補課 (by 新一)

我一直相信,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種菜瓜當然生菜瓜
2005年,扁政府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即是想透由仿效「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此一獨立機關的設立,進行台灣崩壞的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再造功課。原本,期待NCC的專家與專業組成,透由獨立監察作業,不僅可免除過往政府可經由新聞局對媒體進行介入之弊,同時更期待由專家組成的NCC,可由委員們的專業監管,引領台灣媒體內容的品質提升,以及建構一套良效與優質的媒體市場競爭秩序。
俗語說:「人那衰,種瓠仔生菜瓜」;但從邇近的台灣媒體生態看來,台灣似乎很衰地落入到「種瓠仔生菜瓜」的窘境之中。但台灣媒體生態的無止盡沈淪,與媒體品質的劣化循環,真的是我們衰到「種瓠仔生菜瓜」所致嗎?我們能確定當年我們替崩壞媒體產業的再造所種下的是「瓠仔」的種子,而不是「菜瓜」的種苗嗎??
事實上,作為政府再造與媒體治理的一個環節,NCC想法的出台與設立本身,即是一種把「菜瓜種子」誤以為「瓠仔苗」的錯認,因此台灣媒體的無止盡墮落,不過是「種菜瓜得菜瓜」之必然罷了。讓我們重新回到原點省視跟補課,尋訪從這看不見沈淪終點的台灣媒體環境中,逃逸的可能性吧?!
以媒體市場自由化為表現的民主轉型?
1979年英國柴契爾與1980年美國雷根聯袂展開新一輪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對前一時期由凱因斯經濟模式撐起的「大政府」主導式發展進行反撲,此後一種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想法,開始成為各種政策設計的主導意識型態。換言之,「市場」力量開始大規模入侵到原本屬於「政府」管轄的領地之中,於是,產業私有化(台灣稱之為民營化)外加市場自由化競爭,則似乎成了經濟效率的保證。
回到1970年代的台灣,值此國民黨政權外交的一連串挫敗,導致其對台灣社會統治正當性的鬆動,再加上中共改革開放、前共產集團行將瓦解之前夕,於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由化風潮吹拂之下,終於引來1980年代台灣社會面臨的雙重自由化轉型—政治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因此,1980年代的政治鬆綁和政治自由化表現在選舉日漸的活潑與激烈化,至於經濟自由化則在美國不公平貿易施壓下,開始進行台灣市場的對外開放,以及政府對經濟和產業控管的鬆綁。
弔詭的是,原本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勢必帶給某些群體因為經濟自由化而導致利益受損;於是,利益受損的群體,理論上必會隨著鬆動的政治威權而提升抗議的程度,反過來減緩經濟自由化的步伐。的確,台灣國營事業,中油、台電跟中華電信、甚至中鋼或中船,其實後來在工會壓力之下,以及其它考量下沒有走上徹底的民營化,即是最佳案例。
然而,台灣特殊的歷史與政經發展脈絡,讓政經同步自由化的現象,在總體上並非全然對立,而是有著高度分進合擊的默契,並獲得各政治勢力與社會力量的肯認同意。舉例而言,台灣政治反對勢力認為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不僅有助於削弱國民黨透由種種經濟特許所建立的統治與經濟基礎,更可透由引進市場力量帶進新政商關係的重組,讓反對勢力也在新政商關係重組中分潤。
再加上,過往台灣產業結構中,不受政府保護但卻活力旺盛的中小企業,不僅是台灣經濟活力源泉,更是基層人民「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翻身路徑與舞台,去除政府的市場干預,意味著去除國民黨在經濟產業領域中的控管,當然也很容易獲得社會接受。不論原因為何,政經雙重自由化在台灣的行進,不僅沒有如理論上所預期的會產生相互抵銷的效果,竟還宛如「全民共識」,得到各界認同。
在此背景脈絡之下,台灣媒體產業就踏上了1990年代的「媒體自由化」的大開放年代,並迎來看似眾聲喧嘩的多元年代,使得台灣的全天候新聞頻道和SNG車的密度,幾乎睥睨全球。至於,過去為威權喉舌的新聞媒體人,便趁機在這新聞媒體大開放年代中先馳得點,轉身成為多元開放時代下的新興媒體人。
例如,1986年年底,華視記者李豔秋獲得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頒獎,理由是李豔秋在1986年11月30號,群眾至桃園機場迎接企圖闖關回台的許信良,結果李豔秋在新聞報導中表現突出,抨擊接機群眾為「暴力、偏激份子」,是「每人兩百元」代價請去的云云。對照起旺中案中對黃國昌教授的「走路工」栽贓手法,如出一轍。歷史如果是人,那麼它必然有著一張嘲諷的臉龐啊?!

1990年代的台灣政經與社會轉型,便以一種皆大歡喜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而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主要路徑表現。畢竟,前者只要把國民黨以政府為名進行所各種的干預給阻止,並重新委由「市場競爭」此一公平的遊戲規則即可,但後者卻牽涉到真相、真相重建後的清理,以及據此清理重整過程中建立一套新的正義觀與標準。
有「轉型公平」,沒有「轉型正義」?!
舉個例子,台灣媒體產業在1990年代進行鬆綁自由化,鬆綁後新成立的電子新聞媒體,宛如眾聲喧嘩,雖然聒噪無比,但至少被認為是多元奔放的自由展現,至於過去威權媒體的遺毒或問題,頂多在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後,似乎一切都將在新聞與言論市場的自由競爭之下,逐漸回復新聞該有的本色。
事實上,台灣1990年代以降的「轉型公平」,不只在原本國民黨政府壟斷的產業進行鬆綁自由化,同時也表現在政治壟斷上的鬆綁與去管制(deregulation)。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4年直轄市省的直選、1996年總統直選,則是台灣199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的主旋律,此後選舉萬歲總路線便徹底主宰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因此,會造成選舉遊戲不公的「黨產」問題,會成為民進黨版本的「轉型正義」的最核心,也就不意外了;因為民進黨要的其實只是民主轉型之後的「公平」而非「正義」。於是,我們以為小至里長大至總統皆可選舉,我們的社會就民主了;我們以為有選舉競爭,我們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就可順勢開展了;不幸的是,劇本從未按照我們的期待書寫。
當年,學界在討論源出於歐洲人的美國,為何沒有類似歐洲社會主義或社會化傳統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時,提出了一個類比:美國在意的是「公平」(fairness)而非歐洲著重的「正義」(justice)。據說,美國是個移民社會,因此遊戲規則的「公平」相當重要,自由市場的競爭,則是公認的「公平」遊戲規則;反觀,歐洲的貴族與莊園主在工業資本主義過程中轉身為資本家,而被壓迫的農奴則轉變為受僱的無產工人階級,因此在先天條件已經不平等的前提之下,希冀「市場自由競爭」能夠體現帶來社會「公平」,則無異是緣木求魚。
這是為何歐洲社會在意透由社會政策來墊高弱勢者,並認為此乃「社會正義」之體現。後來,孫文即是狡獪地將二者刻意對立成:「立足點的平等」(fairness) vs. 「齊頭式平等」(justice)。
不論如何,在國民黨威權數十年的統治之下,不僅影響台灣社會方方面面,更隱身成為許多細節中的魔鬼,繼續發揮威權電波以干擾台灣社會進程。例如,民進黨時代的中鋼董事長林文淵即指出,中鋼內部專辦國民黨黨務工作者,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全又都回鍋囉。因此,為何2008年一連串的荒腔走板之後,許多人才驚覺,為何社會「復古」得如此快,此乃因,威權沒有清理,從來都不會自動遠離,甚至利用市場自由化競爭的契機,不斷讓自身壯大啊。
反民主的專家治理?
媒體自由化之後,營造出一種多元與眾聲喧嘩的歡樂表象,但媒體的惡質化與沈淪不僅沒有止跌回升,反倒更加令人不忍卒賭。於是,阿扁執政之後,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唯恐掌理新聞媒體的行政院新聞局會把媒體綠化,於是以國會席次的政黨比例提名的NCC專家治理,就成了台灣媒體市場改造的主要方案。雖然,政黨比例提名方式宣告違憲之後便改為閣揆提名,但NCC依舊成了台灣媒體市場秩序的總監。
此種,嘗試以「專家政治」(expertocracy)帶來媒體市場與產業的專家或專業治理,在旺中一案中,其侷限表露無遺。近年來,「治理」(governance)或者「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成了政府改造中最熱門的詞彙。然而,由於此一詞彙在「世界銀行」的大力推介之下,治理或者好的治理就被限縮成幾個版本:不是讓渡給私人資本並引進市場力量為遊戲規管,以企圖達致經濟效率,則是委由「專家」的專業引領,藉此提升政策制訂與形成的品質和專業度。
不論以私人資本為主角或者以專家為領銜,這些「治理」模式,其實都是一種名為「去政治化」的品質效率提升的治理模式,實則為私人資本或專家主導的獨裁政治。換言之,不論是政府改造、產業治理模式、甚至新的政策形成,原本皆須經由公共辯論的方式,來體現各種政策形成背後所意欲實現的價值選擇。
其實,「治理」說穿了就是一套正式或非正式化的「遊戲規則」(rules of game),一套權力的運用和利益衝突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形成機制。換言之,「政府」(government)此一傳統式的治理模式,據說在資本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年代下,以「政府」為主角的治理模式已日益捉襟見肘,於是引進各項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如資本的利潤嗅覺可以讓政策形成具備經濟效率、專家的專業判斷可讓政策品質提升、非政府組織可讓政策落實更貼近社會現實…等等,就應運而生。
再者,新的行動角色(social actors)一旦可被納入傳統式的以政府為主角的決策形成過程中,此套新的治理模式,據說不僅可讓政策品質與效率提升,更可讓政策透明性(transparency)、社會公信力(accountability)與責任度(responsibility)連帶升級,並反過來補足了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一切看來,好似一幅美妙的解答。
因此,回到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改造的脈絡之下,第一波的媒體市場開放與自由化,讓新聞媒體與言論在百花齊放之下,好似新聞媒體擔任政府傳聲筒的威權日子已經不復返;再加入第二波的「NCC」專家治理,則好像台灣新聞媒體改革與再造便已完成,只要期待美好的果實即可。
但美好只是想像,問題恰巧就發生在當這套「美妙圖像」的操作,必須置放在每一個國家特殊的歷史、政經與社會文化脈絡之下實踐,而不能照本宣科,否則美好不僅無法實現,反倒會帶來更可佈的後果。
換言之,對於此套美妙圖像的挪用,必須鑲嵌置放在台灣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之下操作,才能收其效果。於是,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如果對台灣戰後政經發展有一定理解,當知尋求專家成立NCC,並企圖建構一套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好治理,根本是緣木求魚。畢竟,NCC作為獨立機關只是名義上,惡質的政黨政治從一開始便按政黨比例提名企圖染指,雖然後來NCC委員改由閣揆提名並經國會審查,但政黨政治染指的手便從來沒有離開過,畢竟NCC委員的產生方式便已經注定其獨立性之不可得。
儘管,台灣傳播學者也曾提出媒體公共化作為台灣媒體改造運動,但此運動根本不具備現實性。首先,已經過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優質的公共媒體根本難以競爭;再加上,好不容易台灣才從國民黨黨國媒體出走,公共媒體如何能不再次淪為執政黨的禁臠,總讓人不容樂觀呢?!端看公視這些年的紛爭,便可知這些疑慮並非無的放矢。
若回歸到「治理」原則的三大指標:透明、社會公信、責任為依歸,再考量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長期在威權牧養關係下空洞與失能,那麼當年台灣媒體再造的治理模式,則不該尋求NCC專家治理,而應該採取另一套「利害關係人培力式」(empowered stakeholder)的社會統合治理模式。
如果媒體是社會公器,那麼媒體應該隸屬於社會與人民,因此,去政治化的專家治理換來的只是專家獨裁政治,遑論擁有專家生殺提名權的政客,其實從提名伊始便可選擇政治意識型態親近性的學者專家呢。職是之故,台灣媒體需要的是「社會化」再造,而非資本屬性上的公共化。
媒體社會化:勞資政為統合平台 (tripartite platform)
以新聞媒體為例,必須建構一個「勞資政」(tripartite platform)平台,要求媒體產業老闆公會、記者工會與政府代表為平台的主角,政府之責則限縮轉變為「程序檢查員(procedural auditor)。
首先,政府之責則是在新聞媒體設立的程序性把關員,例如設立工廠、工業區甚至公共建設都須經一套「環評」過程,以免環境在工廠設立或開發案之過程受到惡質性的破壞。同樣的道理,新聞媒體攸關國民世界觀與社會教育,因此政府必須要求每一個電子新聞頻道業者須提供一定比例的一手國際新聞,以免台灣民眾在反智新聞污染之下,成為腦殘土雞。
台灣新聞媒體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即是把閱聽大眾搞成「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弱智土雞,讓24小時新聞台在新聞需要量大的狀況下,隨便塞給閱聽大眾一堆無關公益雞毛蒜皮報導。由於,政府扮演的只是程序性監察的角色,並沒有干預播報的實質內容,如此將不會有新聞自由干預之問題。
再者,媒體記者與媒體業老闆雙方,必須在此統合平台上共商兩大議題:第一,團體協約;第二,編輯室公約。第一項議題攸關記者勞動條件;第二則攸關記者的新聞專業與報導信念。如此,記者將無須單方面受制於頂頭老闆,而讓報導傾向於符合老闆的政治黨派意識型態;同時,此舉也讓台灣社會擔憂中資藉由取得台灣新聞媒體以操弄輿論的可能,降低許多。
然後,委由新聞媒體業的勞資雙方,辦理相關記者證照的發放,建立「資深記者制」,而非現今的記者勞動市場放任制,及其帶來的年輕正妹腦殘記者制。如此,新聞媒體市場秩序得以重建,新聞報導品質在勞動條件跟專業性的雙重保護機制之下得以提升;而全台民眾則受益於國際新聞的提供與優質報導,不再成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反智鎖國土雞。
另一方面,媒體新聞業的老闆,則受益於此套媒體產業的「市場准進門檻」(the threshold of market access):例如,必須提供一定比例國際新聞意味著經營成本的增加,並非人人可進入此一行當之中,而間接讓新聞媒體業者受到市場有序化競爭的保護,而毋須擔憂那些廉價的羶色腥等惡質競爭者對廣告量的分潤。
最後,「治理」是一項權力運用與利益衝突解決與分配的新遊戲規則,那麼這套遊戲規則之下,將讓長期因為過度競爭或威權牧養文化下勞工結社空洞化的狀況獲得改變。至少,記者工會將被迫形成,且賦予其一定的權力跟職責;同時,透由勞資團體協約談判,更可作為台灣各產職業工會的勞資談判示範。
媒體社會化: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培力
然而,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頭,記者並不足以兼顧多元的視角,因此可能產生歧視性的獨斷報導;如同,異性戀記者在報導同志或者其它酷兒新聞之時,充斥著異性戀者的偏見,如此便需要在上述的「勞資政統合平台」上,容納各種「利害關係人」的聲音。
事實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概念在「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中應用比較廣泛。舉例而言,某工廠設立之後,工廠的廢氣噪音可能會影響到周遭鄰里、工廠生產的產品品質影響著此類產品的消費者;因此,鼓吹企業社會責任的運動人士便大力提倡「利害關係人」必須納入工廠經營的考量範疇之中。某種程度,中油或台電等工廠都必須給付鄰里相關回饋金,其實就是利害關係人之考量,只是台灣社會往往以「金錢」作為利害關係之兌現買斷。
由於,新聞媒體播報之利害,攸關且影響著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是故,「勞資政統合平台」中必須容納跟邀請各種社會跟公民團體等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進入,讓此些公民團體能夠監察相關的報導是否偏頗。例如,如同志團體可以列席此一平台,則未來相關同志新聞報導的取角,將更為持平與客觀減少各種歧視性的報導產生。如此,各種社團與公民團體逐步以利害關係人之姿進入此一平台之中,並以此反向鼓舞各種公民結社的組織和形成。此套新聞媒體治理模式的設計,即是「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培力」(empowered stakeholder)。
最後,此套模式不僅將讓台灣新聞媒體符合「治理」原則的三大指標:透明性、社會公信力、負責任,同時也將讓台灣弱雞般的公民團體,得以透由新制度的設立過程中,學習自我組織並進行公共性的參與,而能逐步擺脫台灣過往幾十年政府干預新聞媒體的恐懼。此套模式,將讓台灣新聞媒體成為真正的「社會公器」,而非黨派意識型態的政治工具,甚至成為旺中案中以「逆我者亡」的兇殘報導追殺黃國昌等學者。
這套媒體社會化再造的治理模式,無涉藍綠、不甩政治、培力人民、圖利優質新聞媒體,可謂多贏方案。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即是無法清理過往威權喉舌的遺留;不過,一旦新聞媒體透由此套新治理模式而社會化,則此些威權舊喉舌以新聞自由為名包裝威權復辟之論的情形,也將更形困難。
還是老話,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決定要甚麼要的未來,其實也決定了我們該怎麼踏出「改革」的那一步。如果,當年我們多想想,或許台灣媒體就不是今天的這副德行了吧?!這是我認為台灣新聞媒體市場「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版本和可能,大家以為呢?!

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61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67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