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ReadMore##

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台灣佛教現象與現代性的衝突——從證嚴與星雲談起 (by 格瓦推)

(圖說)現代性的逆流: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太陽花期間,慈濟的證嚴比丘尼站在警察的立場呼籲運動早日落幕,佛光山的星雲比丘批評學生自以為是、搞內鬥,甚至嗆聲「等將來把書讀好,選上總統,就可以由你們來改革台灣」。無獨有偶,慈濟挾雄厚政經優勢,不顧內湖居民的恐慌,執意以規避環評的方式開發水土保護區;一向挺國民黨的星雲,毫無意外地表態支持核四續建,對於天災人禍之慮,則要人們自求多福。

知識科學化與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社會的重要元素;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雖然停滯於保守威權的前現代,但是宗教領袖的神聖外衣,讓他們所招致的批判多來自教外,無法撼動他們之所以成為有力者的根基——他們仍可繼續坐擁信仰所產生的資本,並以之阻止社會進步。本文不就民主價值、環境正義具體諸事評破證嚴與星雲,擬就佛學省思台灣佛教與現代性的衝突,並提出超克之道。


大師通達俗諦否?

秉持公民社會的精神,我們喜見並尊重所有人介入政治(眾人之事)。雖然術業有專攻,但政治不是專家說了算,與其迷信菁英,不如為「民粹」洗刷污名;但也因術業有專攻,名人論事雖有傳播效益,但不應有權威效應,是非臧否之道,但看言行,不看身份。教外之人,對於證嚴與星雲的反現代,多能一哂置之,甚至鳴鼓攻之;但佛教徒,尤其是親近該教團的信眾,往往不只信受上人或大師在宗教修行方面的法雨,甚至將之全面神聖化,於世俗價值的抉擇亦奉為圭臬。然而,大修行人必定通達世間智慧嗎?

不同於儒家內建的道德論事迷思,造成修己而後能安百姓的人治邏輯;佛教教義並不保障修行人想當然爾地通達世俗學問。世俗的知識,佛教名為「俗諦」,一般與出世的真理「真諦」對舉。不同的學派,對二諦的解釋難免出入,依據中觀學派的見解:真諦指了知諸法(現象)無自性,俗諦指了知諸法的緣起與假名(諸法依眾緣而存在,無自性,但有名字)。俗諦的施設,有二個意義:

第一,從假入空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欲得解脫,必須了達諸法無自性;欲了達諸法無自性,必須善觀諸法的緣起。所謂善觀諸法緣起,是觀察思維一切現象皆由其因緣條件而暫時存在,求其自性了不可得,俗諦指歸真諦。修行人不能離緣起而取空義,否則會成為壞因果、壞世俗的「惡取空」。在這層意義上,依著即緣起而顯性空的立場,修行人對俗諦的掌握,是指體認一切事物唯是因緣生滅,而不是指通曉世俗學問。

第二,從空出假

佛教的善觀緣起,旨在體達世俗現象的無常與無自性,在思維觀察中,逐漸降服愛染執著;這並非作用於消極避世,或順受一切苦難與不義,反而可立基於諸法性空的正見,在如幻的生死大夢中,不惜身命,廣作自利利他的夢中佛事。但是欲廣利眾生,就不能只知緣起性空的原則,還必須更具體分辨歷然存在的緣起假名、因果業報,知曉諸法的相用差別,才能應病與藥。在這層意義上,菩薩道行者必須善治世間學問。

必須通達俗諦不等於已經通達俗諦。佛教主張必須通達世俗學問以方便利益眾生,教徒不能曲解為宗教領袖必定精擅世俗學問。若以為禪定止觀即可通透世智,未免與緣起之說大相逕庭?吾人必須經由博學明辨方能略知世間諸事,出家人為何不然?在知識普及的年代,宗教師於宗教知識都不見得有優勢,更何況是世俗知識?教團領袖在專精佛學之際,以餘力涉獵世間智慧,他們對世俗事物的意見是否可取,應依世俗知識進行判準,若所言有理,無關其出家相;若滿嘴荒唐,袈裟亦不應成為遮羞布。教團信眾若不以理性平等的立場判斷宗教領袖對世俗事物的意見,反而將非專業的意見權威化,不只違背「知識科學化」的現代性,造成教徒無法適應文明的進步,更不堪的是,這種錯信,並不能獲得佛教教義背書。


泛道德化的當代危機

鑑於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難免讓人疑慮:佛學是否與現代價值格格不入?台灣佛教的主流氣氛,確實孕育著一股民主逆流——泛道德化。

佛教的泛道德化與儒家不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故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將政治良窳歸因於全民道德進退。(註一)台灣的佛教界則是有將因果律過渡為宿命論者,或是將現象的生滅唯心化者。前者將現況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視制度的不義為公平的因果報償,所以既得利益者毋須不安,被壓迫者毋須憤怒,在正當化現況的同時,還暗示了即使有所改變,也不來自現在的意志與付出。後者視現況為心境的投射,「境隨心轉」、「心淨則國土淨」的濫用,不只造成事事反求諸己、自我課責的規訓,還會讓現況的改善盡繫於全民道德的提升。儒家與佛教泛道德化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弱化了信眾對社會制度的批判與介入,強化順民與人治的土壤。

考察從原始佛教以迄中觀大乘的教理核心——緣起論,佛教不應走向宿命的、唯心的泛道德主義。

緣起論主張事物因其條件而和合,因果論奠基於緣起論,以「能生」與「所生」的邏輯說明行為的力量與事物的存在。但是因果論只揭示「果必由因」、「因必招果」的抽象原則,因果業緣是動態開放的力場,而非封閉的定數。因果論是條件論,說明事物變化的邏輯,重點在「因投資」、「在果中創造新因」的無限可能,而不是消極地「安於果」——就如星雲認為既然天災人禍難以避免,因此興建核四也無妨;或以「廢死將導致因果斷裂」作為反廢死理由。

唯心論的體系大成於印度的唯識學派與如來藏思想,為了處理「無我」與「業果」的兩難,分別以「諸法唯識現」、「一切唯心造」說明現象的緣起,同時也是修觀的進路。這種本體論的架構,雖然與緣起性空的共法有歧異的風險,但皆具有宗教修證上的意義;不應如其末流,極端保守地以心境道德解釋現實際遇的存在與改變,就如證嚴那缺乏系統的《靜思語》拼盤,處處以克己自省的方式面對苦樂禍福,這種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唯一的作用就是為統治階級馴養順民,極不利於公民意識的養成與民主政治的發展。

欲超克宗教領袖的神聖化、因果論流於宿命論、修證意義的唯心論流於自我肯定的保守主義,台灣佛教應尊重緣起論作為佛教共法的意義。緣起論是佛教極高明的創見,其本質是「唯條件」的邏輯,所以強調理性、革新,與批判性的社會介入毫無扞格。以緣起論為根本的佛教,對於文明的進步,例如:民主價值、在地認同、分配正義、廢除死刑、多元家庭、國土永續......,皆無適應障礙。同時,佛教亦有可能以緣起論為基礎,吸收當代的文明,批判地繼承,並創造地開展佛教哲學的現代性。



(註一)詳見拙作〈道德論事及其土壤〉(連結

作者臉書討論請點連結


(圖說)不解釋


【延伸閱讀】

〈佛法下的星雲〉(連結 

〈失儀的僧寶——評佛光山歌舞相迎陳雲林〉連結 

〈向星雲致敬(一) ——評星雲反對廢除死刑的理由〉連結 

〈臺灣佛教界的主流是大乘?小乘?人天乘?〉連結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播種從反省開始:太陽花下論NGOs (by Shinichi)

那夜,太陽花決定要「出關播種」後,大腸花便幹聲連連以相送。其中幹譙聲中,黑箱議場決策、法西斯般的糾察、切割323與公投盟…等等,都指向帆廷二人背 後那個「黑箱」般的NGOs。於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頓時變成了「不良組織」( No Good Organizations),委實諷刺。




但不論反服貿運動過程中的各種利弊得失,既已選擇「出關播種」,那就必須種下基本又進步的種子,培養批判性的公民,讓公民隨著思想深度的提升,也進一步深 化公民的政治覺悟。唯有如此,方能避免NGOs又再次扮演「寶爸或寶媽」的捻屎把尿,替媽寶般的公民考慮到無微不至,並體貼到「把群眾帶出來,就必須安全 地把群眾帶回去」,好像公民都沒有主體性跟自主性,好像學生或公民激動了、衝撞了、不再媽寶了,便是有人煽動云云。那「NGOs」究竟是啥米碗糕呢?!

非政府組織or 不良組織?

約莫近20年前,NGOs這個詞彙剛開始大量出現台灣時,曾有失學的台灣記者,竟以「無政府組織」的噴飯翻譯,寫在報紙中。事實上,除了NGOs之 外,NPOs(non-profit organizations)也是台灣學術界常用的字眼,尤其是2005往生的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寫了一本「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書籍之後,非營利組織也成了家常便飯的詞彙。然而,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的定義區分,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利 用社會學式的理解,比較能夠掌握其精髓。分析性地說,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有兩大要角:市場與政府;同時,由各自成色比重多寡,成了國家經濟體傾向社會化還是 市場化的分野。如果,美歐兩種經濟體是政府跟市場多寡對比的兩端,那非政府組織可視為是歐式提法,非營利則是美式說法。



不論非營利或非政府的稱號,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日,其內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之精神邏輯,便是主張:「經濟面回歸市 場,社會面回歸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之下,政府職能不斷縮小,政府包辦的經濟事項逐步交給私營或民營的公司辦理,社會事務則由非 營利或非政府組織承接。因此,非政府組織雨後春筍般的林立,廣義而言,是政府職能不斷被新自由主義教條帶來的經濟全球化給淘空之下,所派生的事物。

由上述NGOs出身的考察即知,其似乎內建著「不良」的傾向。例如,西方為了區別出不良品項的NGOs,早已進一步區分所謂「企業組織之NGO」 (BONGO—Business Organized NGOs)或「政府扶持之NGO」(GRINGO—Government Run/Initiated NGOs)。台灣則是許多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倚靠承包政府各項軟硬體工程維生運作;因此,對出身的鑑別,可讓我們進一步反省與批判NGOs的倡議議程, 究竟是以社會公義為主動著眼,抑或只是政府或企業所主導。

Campaign vs. Movement?

或許NGOs的出身有著不良印記,但透由批判反省,NGOs依舊可以裝上批判性的牙齒,呼喚並尋訪著公義的到來,如同,客觀的階級位置,並不等同於階級立 場一般。因此,NGOs有一種是以倡議為主軸的類型,稱之為campaigning NGOs;這類倡議團體,發動的倡議運動通常稱之為campaign,即是透由各種媒體工具,進行社會宣傳與公眾施壓。

雖然,campaign通常也被翻譯成「運動」,但此運動非彼傳統型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如果用一種理念型(ideal type)的區分方式,傳統的運動著重的是群眾人民的組織,NGOs所發動的「運動」,則比較像是「造勢」,透由各項新興媒體工具「裝腔作勢」或「虛張聲 勢」一番,以此向政府施壓達到自己的目標。這是為何菲律賓的全國性跨部門社運聯盟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New Patriotic Alliance,新愛國聯盟),會用「人民組織」(people organization)而不是NGOs的名稱;因為,據說名稱決定了組織究竟在意的是「群眾」本身,抑或是「媒體露出」與「媒體形象」。

再者,若要刻意區分社會「運動」跟倡議「造勢運動」(campaign)的差別,社會學家George Lakey則認為「造勢」是社會運動的一個輔助單元;換言之,造勢應該隸屬於戰術,社會運動才是要達成的戰略目標。戰術雖有其目標,但其是以階段性目標的 方式,讓運動往更大的戰略目標實現挺進一步。然而,這只是完美的狀況,現實上的NGOs沒有群眾但造勢手段強,媒體露出的效果也奇佳,但有群眾的組織,卻 沒有相應的造勢倡議的技巧能力。



因此,回顧318的太陽花運動中的NGOs要角們,為何面對幾萬甚至十幾萬湧上街頭的群眾不知如何處理,以及變得保守,可猜測此些非政府組織擅長「媒體露 出」的搏版面「造勢」(campaign),但對於群眾的組織與帶領則是略顯經驗不足。此外,或許也可理解,由於在意「媒體露出」而讓NGOs在意媒體上 的形象,多於現場群眾的政治教育,讓決策的NGOs聽從媒體,多於陪同現場群眾成長、決策與集體承擔;因此,媒體扣上暴民,大家就得按法西斯糾察來進行紀 律規矩,讓糾察隊宛如幼稚園檢查手帕衛生紙的老師一般。

因為,唯恐媒體形象不好,所以不僅垃圾要撿、啤酒不能喝、煙不能抽、整場「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舉讓台灣的「抗爭」鎖國化,成為跟世界 平行的宇宙,比起對岸中國的抗爭模式還要low。不幸的是,台灣的第四權不僅沒有經過民主轉型的清洗,除了常內建國民黨威權殘餘與保守心態之外,再加上媒 體市場競爭激烈化導致的逸樂與軼文報導傾向、以及中國因素入侵台媒,若抗爭繼續按照「台媒」口味與報導的規矩行事,那以後乾脆舉辦萬人吃齋念佛超渡水陸大 法會,集體持誦往生咒迴向給馬邦伯還比較有效哩?!

誰來監察NGOs?

NGOs大行其道之後,以「倡議造勢」(campaign)的道德標舉,進行各項公共事務的糾舉,並據呼喚一個符合NGOs的道德籲求與想像。然而,義正 辭嚴的道德姿態如同丟向政府的石頭,往往會反過來成為落向自己的石頭,反黑箱服貿的NGOs,竟然成了大腸花中公幹的「黑箱決策圈」。畢竟,政府跟國會的 組成,有定期選舉所賦予的正當性,那NGOs呢?為了解決NGOs本身正當性赤字所衍生的公眾信任問題,國際性的NGOs也紛紛引進「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幾項原則,並以「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徵信問責憲章」(International Non Governmental Oraganisations— Accountability Charter)的簽署跟承諾為公眾問責之決心。



雖然,此份向社會徵信與公眾問責的憲章,道德承諾的成份居多,但NGOs最主要的便是社會大眾的認可;因此,大腸花的幹聲連連,儘管是事後發洩,卻也是此次決策圈NGOs的一種問責性不足與社會正當性流失的警訊。

318太陽花已經出關,著手全台播種;但馬邦伯一中市場的偏執步伐並沒有絲毫鬆動,甚至還加碼提出不排除跟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以踐行成就馬邦伯老爸骨 灰曇上的遺願。由此可知,318反兩岸服貿運動,將只是反馬邦伯、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舞賣台的初試啼聲,面對接下來的群眾集結令號角的再次響 起,NGOs或許應該認真思考,面對50萬人的「和理非非」都被無視之時,上街的人數或許不再是重點,重點可能是下次呼應集結號角再度響起而出的高政治覺 悟的群眾,還能用318的黑箱決策模式嗎?還能把他們當成沒有主體性的「媽寶」,並只能期待他們不斷在現場靜坐嗎?!

就讓「出關播種」,從反省躲在318太陽花陰影下的NGOs開始吧?!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68

2014年4月10日 星期四

報告朱雲漢院士:不是「民主崩壞」,而是「民主仍未竟全功」?! (by Shinichi)

院士級別的政治學大咖朱雲漢教授,在《天下雜誌》專欄撰述「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中質疑:「沒有多少人在乎國會殿堂被踐踏,也幾乎沒有人質問, 為何少數抗議學生,可以強制阻撓由一千六百多萬合格選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正常行使憲法職權。」朱院士並以此指稱,台灣刻正尾隨泰式民主大崩壞的路子邁進,而 深感憂心。

圖說:佔領立法院議場是台灣社運史上的頭一遭。以前頂多是民進黨立委佔領主席台或議場罷了(取自蘋果日報)。

正當朱院士不解國人低估或無感於「學生佔領國會」對民主國家的政治意義時,4月5日在法國巴黎也舉行一場名為「服貿協議引發之台灣政治危機」的圓桌學術對 談(TABLE RONDE: LA CRISE POLITIQUE A TAIWAN SUR L'ACCORD DE LIBRE ECHANGE AVEC LA CHINE),會中台灣研究專家François Mengin認為,在台灣民主史上首度出現學生佔領國會的行動,並非為了奪權或重新選舉,而只是要求政府應遵守憲法所規定程序進行服貿審查,實是「特 殊」。

圖說:朱雲漢院士認為社會對於佔領國會議場行徑沒有太大驚懼撻伐,認為這是台灣民主體制的崩解明證(取自天下雜誌網頁)。

我想這個「特殊」除了反應出這個島嶼上的人,那個潛藏內心卻不能明言的「不方便真相」——馬邦伯政權與中國間的曖昧共舞身影之外,這種「特殊」某種程度也 反應出「佔領國會」所表現出的政治意義,其實是否定了當前「國會」的民主代議正當性,早已不被人民接受而蕩然無存,但佔領者卻對佔領行為的政治意涵瞭解不 足。一般而言,佔領國會表現出對所謂當前民主遊戲規則的否定,不是對現有國會議員的代表性存疑,即是對於當前「國會制度」本身是否可真正民主性的運作與代 表台灣人民的意向,早已失去信任。

通常,倒閣改選會是挽救正當性的手法,但台灣民主憲政體制中內建的總統跟內閣的紊亂,連帶導致「國會制度」本身也受到懷疑。畢竟,島主馬邦伯旨意是這一切 紛爭的來源,縱若國會改選,馬邦伯主導的行政院依舊故我,那政治信任的危機,依舊無解。這也是為何容或有王金平的承諾,場內學生宣布退場,但場外依舊有不 該退的聲音,因為馬邦伯並沒有接受王院長的承諾。

然而,吾人同意「國會」作為代議式民主的程序象徵與合法性根基在攻佔之時早已動搖崩解,但這種崩解並不是朱院士認為的台灣人民普遍欠缺正常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所致,而是台灣的「民主轉型」至今未竟全功,何來崩解呢?!

告別威權的下一站,未必是民主的幸福終站?!

事實上,許多學者早已指出,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連帶進行各項「轉型正義」的工程,並導致許多弊病跟問題遺留。但台灣學者卻鮮少進一步指出,欠缺對過去進行威 權除垢的轉型政治工程的台灣民主,真的可算得上是「民主體制」嗎?誠如,許多研究民主轉型的國際學者早已提出,從威權遠離轉型之後出現了各種「混種政體」 (hybrid regimes)的形式,例如「半民主政體」(semi-democracy)、「擬似民主政體」(pseudo-democracy)、「不自由民主政 體」(illiberal democracy)….等等。換言之,所謂「民主體制」的應許之地並不會在離開威權之後便自動抵達。

再者,學者也進一步指出「轉型」(transitional)這個字眼,容易讓人誤以為告別威權之後,政體的掉轉方向,將是駛往民主單程方向的巴士,如同 「下一站,幸福」一樣,讓人誤認巴士的方向總是開往「幸福的終站」單一方向。於是,此些學者便宛如大煞民主風景的「白目」,跳出來棒喝說:離開威權的下一 站所抵達的可能不是幸福的民主,更可能是「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抑或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的所在。亦即,在此類轉型國家中雖然有選舉、雖然有多黨競爭,但因為選舉跟競爭條件的不公平,因此,與其說其是民主國 家,不如更像是競爭性或選舉式的威權國家。

民主不是崩壞,而是還沒真的到來?!

此些富啟發性的國際研究,提醒了台灣社會必須回頭重新省思看待台灣的「民主轉型」的問題;換言之,以立法院為凝結的代議式民主制度的正當性根基,為何如此 容易便被年輕人輕賤呢?是我們以立法院為表現的代議式民主根本不是失靈或不管用,而必須以審議式民主來補充甚至取代,還是我們的代議式民主,根本從未打磨 完整呢?

以現狀而言,台灣的立院至今從未政黨輪替過,因為總統跟內閣的兼備雜種制,容或民進黨曾贏取得總統寶座,但也非整體性的政黨輪替。再將眼光放到地方議會, 幾十年的地方議會選舉,除了這屆台南市議會之外,國民黨幾乎是地方政治的連任霸主,從未輪替過,縱連被視為是綠色大本營的高雄,也是如此。

圖說:學者警告,告別威權的下一步,可能是「競爭式威權主義」。

再者,進一步檢討戰後國民黨站穩腳根的雙元統治結構:中央是一群以大中國意識型態執掌統治者(早年以1949年政治難民權貴為主),地方則是侍從政經交換 關係下的唯私益是問的在地人。看看馬邦伯上台之後,其政權的中央層級,其政策與高官皆散發濃厚的大中華意識型態,地方上依舊是由只問利益不問價值的地方派 系與樁腳撐起基盤。容或隨著都市化進程,傳統地方派系式微,透由地方政治服務業的生態模式,依舊可串起國民黨在地方上那種只有利益跟人情,而沒有政治價值 與是非的樁腳、投票、買票的關係網絡。於是,吾人才難為情地發現,國民黨的中央與地方的二元統治結構生態並沒有隨著民主轉型而改變太多、軍公教與鐵票族跟 國民黨之間的「恩給養豬制」依舊鞏固,那這樣的「體制結構」到底是哪裡民主了呢?

圖說:4月5日巴黎的學術圓桌討論議程表(取自臉書頁)。

走筆至此

報告朱雲漢院士,佔領立院的確是中斷目前在台灣所謂的「民主體制」,但被中斷的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披著民主與選舉外衣的山寨代議民主體制。代議民主尚未真正打造完成,何來崩解的疑慮呢?

圖說:「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標語高掛立院門口外牆(取自自由時報)。

至於,那夜無預期地衝佔立院的年輕勇士們的「特殊」,則在於當他們用佔領行為扯下立法院所象徵的「代議式民主體制」的山寨面具時,所呼喚的不該是直接跳到 西方民主深化的工具—「審議式民主」,而是理該疾呼再造一個「真正的代議民主政體」。畢竟,誠如偏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朱雲漢院士所言:「代議民主也許跟不上 網路社會的快速步調,但還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敢輕易放棄這個歷經百年的成熟體制。」換言之,如果代議民主是中學程度,則西方審議式民主是大學程度,連中 學都未畢業的台灣,首先該補的課是中學的課程而非大學課程。

但問題是,如果呼喚的是真正的「代議民主政體」,那佔領的年輕勇士們眼前的兩條路將是如法國的台灣研究專家François Mengin所言,要嘛堅持重新選舉,讓國會重新取得人民的合法認受性,要嘛就是奪取政權,驅逐馬邦伯政權。果若如此,那群眾的口號將是「馬邦伯,流 亡」,而非「馬邦伯道歉,江宜樺下台」?!

圖說:電視以「說到做到」形容人潮20分鐘散離,這應該是金氏世界記錄吧(取自壹電視)。

那個高亢興奮的夜晚,注視著立法院上頭那「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標語口號時,在某個時刻,還以為革命正在發生呢。後來才恍然大悟,發生的不是革命,而是門檻低一點的年輕人開始關心政治的「微革命」。

真希望有那麼一天,「說到做到的」,不是「20分鐘散場」,而是「革命就是義務」啊?!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41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330「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省思 (by Shinichi)

330,超過50萬的台灣年輕人跟民眾湧上凱道,向馬邦伯政權力推的服貿說不。雖然,這場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會,不僅在20分鐘內秩序井然的散去,更 神奇的是,揮一揮衣袖便快閃的群眾,竟沒留下一片垃圾,因而在媒體報導中博得「史上最棒、最成功學運」的美名,連帶也洗刷掉先前媒體刻意貼上的「暴民」標 籤。從否定到肯定的媒體,形象的翻轉,真得多虧現場糾察的紀律維持。

圖說:這份文宣《我控訴》(J'accuse...!)戰報,是由「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共同署名出版的反服貿運動的論述刊物(圖取自Jalo)。

然而,垃圾撿得再乾淨、人潮散速率一級棒,卻不能掩蓋一件令人憂傷跟難過的事件—「我控訴」戰報的禁發與回收。這份由「基進側翼」與「超克藍綠」聯合署名 出版小冊子的名稱,借用19世紀末法國一樁政治冤案「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中,著名作家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以回擊保守派。不知基於何種判斷或原因,此份在台南連 夜趕工印製完成,並隨著台南鄉親凌晨北上的遊覽車抵達台北的戰報,在台南鄉親志工抵達現場發放時,被以「非主辦單位文宣」為名,禁止發放、沒收、回收,甚 至搶走。筆者作為戰報寫手之一,在當天早上近11點之際,也在中山南路與濟南路口親遇兩位正在回收群眾手中戰報的「志工」,趨前詢問之際,竟回以「這不是 主辦單位文宣,不能發」,於是筆者以憑甚麼加以質疑時,志工以主辦單位跟某位主事者早已下令為由,遂逕行回收。氣憤的筆者,即刻以「你們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嗎?」,為何可以進行「思想審查跟言論控管」,遂將志工手中戰報搶回。

圖說:此圖是是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的原文(圖取自維基百科)。

不論此一戰報禁發回收事件的指令為何出現、現場志工執行此一刊物回收過程是否過於粗暴,令人詫異的是,此種比擬國民黨威權思想言論審查與書籍刊物的查扣, 為何在一個號稱進步運動的場合中出現?為何執行此文宣禁發與回收的志工,卻執行得如此正義凜然與自然,毫不遲疑?為何幫忙發放的志工或者已經拿到刊物的群 眾,在糾察志工要求回收時,竟主動配合便把手中文宣刊物繳還給志工呢?

圖說:這些是整疊被阻截沒收的刊物,是「基進側翼」朋友夜晚意外從現場清潔工手中搶救回來的戰報(圖取自Joyce)。

如果,「聽命行事」、「執行上級交代的任務」是艾希曼所表現出的平庸性邪惡,那麼,「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中,卻讓人驚覺,其實威權慣習的邪惡並不在我們 之外,反倒可能在我們之內,潛藏在思維的某處,並外化成某些視之理所當然的行為慣性。同時,民主或基本人權的價值,並不在我們之內被內化與化作行為表現, 而只是在我們之外,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口號。

我們身上都有「威權」的殘餘因子?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為奴之地時,首先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換言之,世代為奴的慣習,並無法隨著過了紅海便自動消失成為自由的人。同樣的,中國國民黨 政權在台灣的一甲子威權實踐所累積在人民身心靈的殘餘慣行,並不會隨著解嚴與選舉鬆綁自由化所帶來的民主化過程中自動滌清乾淨。

因此,民主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以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與賠償為表現的轉型正義,對過去威權政權的違法和不義行為進行矯正與彌補,而此一政治工程最主 要的目的,除了是給受害者一個遲來的正義之外,其實也是透由此過程進行新政治價值的確立,並藉由價值確立的展演過程,進行一場全台的「政治超拔」,卸除遺 留在人民身心靈中的威權殘餘。
由於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欠缺一場「政治超拔」大會,於是,威權的殘餘常在不自覺中支配著我們,並讓我等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按照慣性思維的支配行 事。因此,當我等常驚駭於台灣社會理當民主,但常有些匪夷所思的言論與行為之時,我等以為那是源自於儒家文化或鄉愿「河蟹」心態作祟,但其實更可能是來自 於威權殘餘的遺留。因此,本就不該出現的思想審查或言論控管的禁發指令,竟被不加質疑的接受跟執行,同時,發放文宣志工或者已經拿到文宣閱讀者,只在志工 的要求下便自動繳回手中刊物,而不覺有何不妥,此些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乖順行為,像極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筆下:「不去進行思考與判斷,只以元首的命令是從」的艾西曼。

政治超拔欠缺下的道德或正義魔人?

事實上,由於台灣社會在威權邁向民主的轉型過程中欠缺「政治超拔」,並藉此豎立新的政治價值,成為公共事務的內建準則與範行,甚且許多過去威權的共犯幫 兇,還搖身一變繼續穿梭於民主政治的各領域。例如,威權喉舌變身言論自由媒體人,威權幫兇抓耙仔成為候選人,威權意識型態化妝師以教授或專家化身為各項權 威…等等。
於是,在進步政治價值欠缺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選舉所帶來的政治世俗化、綜藝化、算計交換…,在百花齊放的媒體市場之下,威權言論與思想便躲在眾生喧嘩所偽 裝成的多元屋簷下,進一步淘空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已略顯稀薄的政治價值而呈現價值真空的狀態。因此,當台灣的政治或公共領域欠缺共同認可的價值規約時, 個人道德的私想像與自我要求,便會被挪用跟擴散為公共領域的他律規約,終於,可怕的道德或正義魔人就此蛻變而出。

圖說:媒體稱讚說這場運動都沒遺留垃圾,但還是必須指出,仍有不完美之處,例如沒有分類,讓夜晚清潔員必須將垃圾全數倒出重新分類,徒增上了年紀清潔員的工作量,同時也沒有進行隨袋徵收,造成社會成本浪費,希望下次台北公運可以精益求精(作者攝)!

正義魔人的正義,是他個人武斷認可的,凡是不符其正義尺度,便成了討伐的對象;道德魔人的道德潔癖,本該自我要求,卻成了套在他人身上的量尺規矩。因此, 正義魔人跟道德魔人充斥的台灣社會,常會以倫理生活意義上的弱者視角,權充為政治公共意義上的弱者視角,遂常會演變成對Makiyo酒醉踹司機的事件憤怒 異常,但卻對官虎陳肇敏慘害江國慶冤死案無動於衷的情緒反差。

是故,容或,原本330凱道反服貿活動的決策高層內部決策指令只是柔性勸導發放,但現場執行志工卻加碼,便成禁發、回收甚至粗暴地把民眾手中的文宣搶回, 因為這份刊物跟文宣早已被道德或正義魔人心態者理解成「企圖破壞『偉光正』般的太陽花學運」的毒草了。這也是為何,立院外圍的太陽花糾察隊或媒體,竟然在 意地上垃圾乾淨度、人潮秩序與散場速率,多於這場學運的成果、服貿這個馬邦伯製造的大垃圾如何處理…等等問題。

圖說:此份「我控訴」戰報解禁後,現場人手一張的情形(圖取自Joyce)。
330當天的「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意外地揭露「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威權遺留,不只表現在中國國民黨與馬邦伯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殘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靈之中啊?!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17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聲明稿

聲明稿 
2014/04/02

這場始於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在3月30日五十萬公民齊聚凱道表達憤怒的呼聲中,達到了高峰。這是近年來公民奮起捍衛自身權利的政治運動高潮之一,也是廣受世界矚目的運動之一。公民為了捍衛自身的未來與權益,拒絕失能的政府專橫、黑箱的野蠻行徑,奮起奪回已經背棄國民付託的代議與行政機構。而隨之而來的政府的無誠意應對與國家暴力侵害,更揭露了現今這個離棄國民願望付託的政府的殘暴本質。這是全體參與其事的公民與其團體的共同行動,也是所共同締造的成果。

然而,在330的活動會場上,卻發生了令人遺憾的事件。在現場分發由「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所發行的文宣「我控訴」,遭到了自稱受黃國昌先生指示之人士的強搶、沒收與從民眾手中強制回收。這些人員甚至揚言回收後將進行銷毀。面對此一衝突,經過多方的聯繫,黃國昌先生承認係「由於資訊混亂,導致誤認現場所發送之文宣非由基進側翼所製作,而有現場糾察人員回收之情事。」並對此事所造成的誤會與困擾,黃國昌先生已經向基進側翼成員致歉!

對於黃國昌先生的致歉,我們原則上可以接受。但有關此事件的事實仍必須澄清。330「查禁文宣事件」的理由,實際上是不充分也是令人不解的。一場公民政治運動,本來就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踐與實行,因此,其言論自由本該高度受到重視與保護,不容因為好惡或假藉任何理由予以查禁。否則,這樣的行為就是言論自由的審查與限制行為。而這些行為不正是這場運動所欲推翻打倒的惡行嗎?這正是這個政府一直以來被人詬病、對抗的原因之一。禁絕言路,統攝單一言論,正是專制暴政之始,而公民運動的目的之一,正是反抗這樣的惡行,若為了自身的疑忌或管制便宜,就輕率地踐踏言論表達發送之路,無疑是對這一運動的諷刺與傷害。

事件的起因始末必須深究。是「誰」傳遞了錯誤的消息?而讓決策者「一錯再錯」?我們再次重申黃國昌先生的道歉,是基於夥伴的信任關係,重要的是,要慎防無心誤解或是蓄意挑撥,並將事件的真相還原,以給事件相關人有所交代。因為,這些不明事件的真實脈絡、內涵,必然造成各方彼此的疑懼,破壞公民團體與各政治團體間的信任,致生因疑惑、恐懼所產生的不安恐怖氣氛。我們必須把真相釐清,將製造恐怖氣氛的「鬼」「抓出來」,才能避免之後類似的事情繼續發生,阻礙並分化這次運動的團結。

而從佔領行政院開始,一直到佔領凱道,有些不知從何而來的訊息風傳,一直把「基進側翼」,視為是這些行動背後的策劃人,且汙名化為離場落跑者。在此,我們必須說:這個「榮耀」並不屬於我們。此次行動,是從學生到全體台灣公民及團體為了捍衛台灣民主、權益與價值的共同行動。任何參與其中的團體乃至個人,都是這場運動中最深切也最重要的參與者。每個人所擔負的工作或有不同,行動內容或許各有歧異,但都是整個運動中既不可或缺,也同樣重要的工作。人人都至關重要,也都是偉大公民實踐的一部。因此,這樣舉世矚目的「榮耀」,做為整個運動的參與者團體之一的基進側翼,不敢居功掠美,獨佔其令譽。榮耀屬於參與運動的每個群體,每個人。

所有參與運動的我們,已經成就如此普世廣傳的成就!如果,還有人要將「基進側翼」「指認」為佔領行政院背後「首謀」,企圖分化學生、製造寒蟬效應的算計,基於人民奪回自身權利的高度正當性與光榮感,做為「基進側翼」的我們願意光榮地承接這個「首謀」的勳章,並將榮耀與人民的勝利分享給每個參與太陽花學運動的人們!面對一個虛偽、狡詐、不負責任也沒有責任感,只貪婪掠奪利益,並不吝以暴力鎮壓國民,以挑撥分化群眾,以操弄媒體醜化民眾的專制政府,起身對抗者無疑是最勇敢與最榮耀的人群。也是世人面前最值得尊敬的群體。因此,對抗不義,拍案而起的「首謀」我們願意代表所有參與運動的每個人,謙卑地承擔,並將榮耀分享,還諸於每一個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每個人!

我們在此再次強調,「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持續而動態的運動過程,有各方覺醒的公民不時地加入、參與,因此,呼籲大家不可進入「切割後、再收割」的惡意操作。企圖以分化夥伴,圖謀算計的低級政治權術,是迄今參與行動的群體所厭棄的;我們捍衛台灣民主所凝聚的共同抵抗,是此運動參與者之所以廣被人們欽服的理由。因此,立法院議場場內場外的所有參與行動的每一份子都是我們的夥伴,都是參與運動的偉大群體不可分割也不容犧牲的同伴。

佔領行政院夥伴的驚天一擊,與佔領立法院的夥伴們,認同相同的公民政治權利價值,也一起行動,共同締造了這讓失去統治正當性政府膽寒的成就!也就是因為我們是夥伴,我們更不能讓任何人孤單,特別是佔領行政院勇敢的夥伴們孤單!我們不會因此轉移對馬政府血腥暴力鎮壓的譴責。最後要說,太陽花學運,從佔領立法院開始,一直到結束,所有的參與者都是首謀。不離棄夥伴,共同承擔,拒絕挑撥分化,這是我們對夥伴的義務,也是反抗者的基本道德。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從法國六八看目前的運動困境 ( by 佛國喬)

1968年五月是震撼世人的月份,台灣習稱六八學運,但這是錯的,他們稱之為「68五月」,因為學生只是打先鋒,打了多久呢?以法國為例,才打十天就得到工會團體的支援,而接續的兩星期工潮就讓政府受不了了,總理於是和工會們簽了一個提高最低薪資的合約,工會普遍接受;過三日,戴高樂總統宣佈國會重選,當日下午在香舍麗榭大道舉辦了反對「68五月」的遊行,人潮竟達百萬人之歷史紀綠,戴高樂在遊行中大力抨擊「68五月」,態度強硬。為期一個月的選戰中,政府強力解散11個被視為有武力的年輕世代團體,學生罷課情況也漸減,「68五月」在開票後就算結束了:戴高樂的黨從前一年贏得的四成席位的情形,跳躍到六成。

  (六八海報《當好年輕人,給我惦惦》:戴高樂在禁止年輕人有所主張)

(六八海報《小於21歲的,這是您的選票》:沒投票權的就來投石頭吧)
        




如今大部份歷史書都正面看待「68五月」,原因當然不是年輕人勝了,也不是因為事後有人或有黨成功地政治收割(況且明顯是被抗議方得利),也不是因為工會從中取得薪資談判勝利(不過這很重要),更不是因為他們成功創造了什麼新主流,這群年輕人遠非主流,甚至是被當時的人所普遍討厭。之所以歌頌「68五月」,是因為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生氣勃勃的新可能,讓法國人心裡有數:任何墨守舊規是該到了盡頭。

當年上街的學生與年輕人,會自稱六八人:Soixante-huitard,德文也有相對的字,我遇過的六八人都會很驕傲地跟我說他們參與「68五月」的情事。當年這群人留下許多名言,塗在牆上、印在傳單上:「禁止去禁止」、「拒絕工作」、「21歲以下(沒投票權的),石頭就是你是選票」、「所有的報紙都是有毒的」…更重要的,這是一個不停地引發眾人思考與爭論的運動,在咖啡館、在街上、在學校、在工會、在工廠…年輕人們不停地組織辯論會,各種主題的辯論會,林林種種的思想像野花到處綻放,沒有一處不美麗。

也因此,「68五月」是一個沒有核心領導的運動,沒有人在下總命令,不管是思想還是行動,因為光是整場運動需有一個領導核心的這個想法,就是年輕人們踏入此行動所第一要討伐的。

 (六八海報《美麗在街頭》:一年輕人從石鋪路挖出石頭,丟向天空)
當年,表面上「68五月」乃一場敗戰,但埋在心中的種籽,在數年後開出勝利的花:一個被禁箇的民族心靈自由了。於是,如果在我們這場運動中,在過程已經埋下那個自由心靈的種籽,那麼勝利也遲早是我們的。怎麼做呢?

第一步,尋回您的主體,無需再去問學生們要撐多久、無需再去問學生們下一步是什麼,我們目前所珍惜的「學運」已經撐得比當年「68五月」第一階段還要久了,大家還要對他們奢望什麼?

這場運動是屬於年輕世代的您,不光是學生的,更不是那些兇巴巴糾察隊可以管控的。如果您在立法院內外現場,有NGO的組織經驗、有群眾演講經驗,不要再繼續把自己視為一場「學運」的附屬品:學生就去組織各式各樣獨立學生的街頭團體、待業青年就去組織待業青年的街頭團體、受服貿威脅的受薪階級就去組織一個產業受威脅街頭團體…。不再聽令他人、不再靜待決策核心的指揮,因為目前這種有人扮腦、有人扮身體的運動是絕對開不出花朵的,永遠不會的,那只會讓您在邇後的日子更加服從權威。

第二步是行動,以您的組織去佔據街頭地盤、去策劃您們自己的演講與辯論,行動起來,以「我是行動主體」的身份行動起來,不隨人亂衝、不在沒估評估過安全前參與、不在沒討論過效應前行動,您要有您自己的策畫、評估、與思考。

 (六八海報《毒送到您家》:大眾媒體都是在釋放思想毒素的)
第三步,請認識到:任何的行動都不要怕媒體的圍攻,甚至不要怕大多數民意的眼光,就像「68五月」當年受到百萬人上街討伐,今日它只有美麗異常。最後讓您可以驕傲地談論當年勇的,是歷史書寫的評價,今日那些光鮮亮麗的主播、電視上那些威風的大老闆及官員,都會如同反「68五月」那百萬人一樣微不足道。請以打破舊框架的方式去思索您們的行動,不要被這些未來不重要的人綁住手腳。

330有產生一個風氣的大轉折,我憂慮整場運動的核心化,這不僅是在複製外頭墨守舊規的權力世界,也是非權力分享者、不愛頂頭有權力者準備散去的預兆(331就見大量散去了),這個轉折預告了這場運動將死,短期、長期的社會效應都是失敗。

但問題不在於那些學運明星,問題在於你與我,請忘記這是場「學運」(「68五月」可不是68學運)、請忘記那些明星的重要性、請忘記330那一日的過程(絕對不是什麼大勝利),重拾主體性是解放禁錮心靈的第一步,請上街去找您志同道合的行動伙伴吧。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極光。希望》: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7658480.html
 (六八海報《說不,就是思考》:學習拒絕服從、學習拒絕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