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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多元成家所為何來?反對多元成家所為何來?(by 格瓦推)

本文於2013/11/26首刊《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多元成家三草案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所提出的多元成家三草案,簡介如下:

1.《婚姻平權草案》(連結),以多元性別婚姻的合法化落實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的多元平等。

2.《伴侶制度草案》(連結),這是在婚姻形式之外,提供另一種在法律上組成家庭或建立親密關係的選項。相較於婚姻,伴侶制在簽訂契約、終止契約、財產分配方面,給予當事人更高的自主性。

3.《家屬制度草案》(連結),取消親屬作為家屬的必要條件,廢除強制性的家長與家屬不對等關係,讓「家」(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的互助關係)由自主選擇與平等關係建構。

具體內容可見諸伴侶盟所製作的表解:

(附圖一)圖片出處:http://ppt.cc/k8OP


二,與兩種霸權的對抗

三草案的核心價值是落實「平等」的憲法精神:在婚姻制度方面,《婚姻平權草案》體現了非異性婚姻與異性婚姻的平權;在組建家庭方面,《伴侶制度草案》與《家屬制度草案》體現了非婚姻關係與婚姻關係的平權。前者是對抗異性戀霸權(而非否定異性戀),後者是對抗婚姻在成家元素中的獨尊地位(而非否定婚姻作為成家元素)。

1.與婚姻元素中的異性戀霸權對抗

婚姻制度的內含與意義並非自始不變。以法國為例(註一),婚姻曾經是一種排除體制,非教徒與某些職業(尤其是演員)無權締結婚姻(註二);大革命之後,制憲會議設立民事婚姻(婚姻的世俗化),以「自由」為核心價值,於憲法中註明婚姻僅為合約性,而非宗教性的神聖實踐,所以不只讓所有人享有結婚的權利(不含同性婚姻),亦讓離婚成為可能;兩個世紀以來,法國的婚姻制度是朝向「平等」演進,在脫離宗教性的同時,也逐漸脫離父權的桎梏,包括承認女性的主體性、承認兒童的權利(消除民法中對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的權利區別);在2013年,婚姻體制終於平等地向同性伴侶開放。

從教徒擴至兩性,從兩性擴至多元性別,法國的婚姻制度逐漸從排除性體制轉變為普世性體制;這種朝向平等的開放,是人權的進步。台灣雖無政教合一的傳統,但囿於父權與異性戀霸權(註三),將婚姻制度限定為男女的結合,也就是說,我們的婚姻體制只保留給異性戀傾向的公民,「不但剝奪了非異性戀者選擇婚配對象的自由、否定了多元性別伴侶關係受法律及社會承認的可能,更連帶限制了非異性戀、多元性別者享有與婚姻相關之成千上百種的權利與福利」(註四)。這種獨尊異性戀的婚姻制度,是對非異性戀與多元性別的歧視、壓迫與剝奪,是充滿不平等、侵犯基本公民權的排除性體制。伴侶盟的《婚姻平權草案》不只是爭取同性婚姻的合法,更積極的意義是去除婚姻中的性別要件(註五),這是修正婚姻成為異性戀禁臠的不公,是爭取平等、取消特權,而非否定婚姻與異性婚姻(註六)。

2.與成家元素中的婚姻霸權對抗

在與父權相生相伴的儒家文化圈,異性婚姻於成家條件中有獨尊之勢。儒家認為夫妻是人倫之始,視婚姻為倫常制度的根本,徵如《禮記》:「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註七)即使儒家有視孌童為風雅的傳統,但這是主人與玩物的權力關係,根本不可能觸及婚姻倫理。

當家庭之肇端獨厚異性婚姻時,就壓迫了非異性戀與不婚者組建家庭的權利(註八)。雖然《婚姻平權草案》對抗了婚姻中的異性戀霸權,但是非婚姻相對於婚姻在成家條件中的被歧視(註九),則需透過《伴侶制度草案》與《家屬制度草案》予以救濟。如此才能平等滿足異性與非異性、婚姻與非婚姻的成家權利。

《伴侶制度草案》提供了一種類婚姻的選擇:「兩個年滿二十歲(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的個體,不限性別,都可以簽訂伴侶契約」;「預設了伴侶雙方當事人視彼此為社會生活中最親密與重要的他人,在身分關係及其他相關的法律規定中,伴侶的法律地位原則上大致與配偶相當」。伴侶制為雙方爭取了法定伴侶的權利,同時消弭婚姻中的父權色彩、極度重視當事人的主體性與自由、不規範雙方實質的親密關係,讓拒斥婚姻又需要伴侶或家庭者得以兩全,不再委屈擇一。

《民法/親屬篇》:「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親屬關係有三種:婚姻、血緣與收養。 所以家庭被如是定義:由婚姻、血緣或收養所組成的親屬關係。若不循親子關係(收養)的途徑,又無先天的血緣因素,婚姻關係就成為結為家屬的優勢選項,非婚姻關係者則難以共組家庭(註十)。《家屬制度草案》開宗明義將「親屬」從必要條件中移除,修正為「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團體」。草案主張親屬不為家屬之必要,並實施家屬登記制,所對抗者為加諸非婚姻關係的歧視,而無涉於血緣與收養二者。依據此草案的精神,非收養與血緣關係而以相互扶持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二人或多人,若欲成為法定的家屬關係,可不受限於嚴苛的婚姻條件。至此,在成家的形式中,婚姻依然是有效選項,非婚姻則不再是劣勢或無效選項。婚姻與非婚姻之於成家的權利,終臻平等。


三,反對的聲浪及其後設

多元成家三草案各有標的又試圖相互完善,以「平等」為總則,對抗因異性戀霸權的婚姻不平等與因婚姻霸權的成家不平等,分別由多元性別婚姻合法化、多元性別伴侶制、家屬登記制對抗現行婚姻與家庭中的父權文化。這對被儒教宰制意識型態的保守社會,是極大的挑釁。

草案文字當然還有完善的空間,相信伴侶盟很樂意經由批評而使提案的精神得以落實。但是綜觀三草案問世以來所激起的反對聲浪,多數是對法案基本精神的敵對意識,而非價值相近的善意。暫且不論因誤解或張冠李戴的批評內容,亦不浪費篇幅與刻意污名化的詮釋進行表象的技術爭辯(見附圖二),更毋須回應連政教分離(laïcité)的基本原則都無法拿捏的宗教訴求,我們直接分析反對意見的後設基礎——父權心態。

(附圖二)圖片出處:http://ppt.cc/O3o6


反對多元性別婚姻者(可以「反同性婚姻」概稱),看似是二元性別與異性婚姻的支持者,但進一步分析,現行的性別二元思考與婚姻定義皆脈絡於父權意識型態。順此線索,以婚姻為優位的「家庭如何可能」,亦與父權沙文交織莫離。

台灣社會的父權土壤以儒家傳統為大宗。儒家冶父權與人倫於一爐:以男女定性的夫妻關係為人倫之始,以尊卑概念貫串包含夫妻在內的所有相對關係。儒家倫理以「關係」而非「人」為社會基本元素,漠視人之主體性,先於個體之關係充滿了上下之別,個人只能以相對的角色被定性於父權式的階級關係中,儒學的宗旨就是教人透過修身使之和諧運作(註十一)。

當二元性別的定見(包括性規範)受到多元性別婚姻的挑戰時,儒家社會的不適感不只是與習慣相違的反應,更是威權遭遇衝擊的憤怒。性別界線的非二元、多元或模糊,會鬆動儒定的五倫之始——男女結為夫妻,儒式「家庭價值」的獨尊地位將遭受衝擊。儒家文化圈拒絕接受多元性別權利平等的聲音,可解釋為:他們恐懼傳統的(即儒定的)婚姻形式將從「唯一」淪為「選項」。是故,這種反對不能被視為被剝奪者的抗議,而應被定義為壓迫者、特權者反對平權的父權(尤其是儒式父權)暴力。

當非婚姻與非親屬關係亦成為成家的正常且通暢的管道,個體享有締結與解除伴侶或家屬關係的高度自由,儒定家庭再也無法獨據家庭之意義與內容,儒式的父權體制將從核心被顛覆。雖然部分基督徒因信仰而高舉「家庭價值」來反對伴侶盟,但在被儒家體制或隱或顯所宰制的台灣社會,對於伴侶制與登記家屬制的敵意,更多是來自儒式父權的意識型態。

多元成家與反多元成家的對抗,其本質為平權與反平權之爭。抽絲剝繭,反多元成家其實濫觴於父權的壓迫性、歧視性、反多元性格。職是之故,反對的聲浪不受多元之名所保障。

所謂保障多元,是主張差異的存在必須受到充分的尊重與容許。若處於放任狀態,差異中的有力者會生起同化、均質化作用,而無力者則會遭逢存在危機。所以保障多元不應只有開放面(容許差異),亦須有限制面(反對壓迫、反對歧視、反對反多元)。「多元」並非無條件的開放,它是對「反多元」的否定(尤其適用於公領域)。如同種族歧視的主張是多元種族差異而平等共存之大敵,故不受言論自由與多元價值所保護;反對婚姻平權、成家平權的立場是以有力者價值壓迫無力者生存,是阻止受歧視者反抗壓迫的「反多元」,是多元之敵,自然不能以多元之名而祈求善意與尊重(註十二)。


四,結語

多元成家三草案是以平等權為核心,保障「成家如何可能」的多元化。草案的精神不反對異性婚姻,而是讓異性婚姻卸下排他的污名;不反對婚姻作為成家條件,而是讓婚姻不再居於特權的地位;藉由多元性別婚姻之平等,婚姻的意義將更趨美善;藉由多元家庭之平等,家庭的功能將更溫暖人性需求。「我們未從任何人手中奪走任何權利,反之,我們承認了我們同胞的權利。」(註十三)多元成家無損於既有的婚姻與家庭形式,只是為長久以來受到壓迫與歧視而難以進入婚姻與家庭的正常人,補上遲到的人權。

多元成家所為何來?反對多元成家所為何來?一言以蔽之,前者反歧視,後者歧視。「公權力的責任就是要對抗歧視,這是共和國合約的要求。」(註十四)任何差異都不能作為國家歧視的藉口,「政府有義務全面實現所有人的人權,而非把這些人權的實現取決於多數決的公共意見。」(伴侶盟《婚姻平權草案》)多元性別的婚姻權、不婚者的成家權遭到了歧視,是國家在基本人權面向的失職,「國家實不該基於治理的方便性,而以單一教條式的規範迫使人民進入特定形式的家庭制度。」(註十五)

所有反歧視的努力,都值得驕傲如Christiane Taubira:「我們對於我們的作為感到驕傲。因為我們是如此地深感驕傲,所以我想引用詩人Leon-Gontran Damas的文字來定義我們的作為:我們即將完成的舉動,有如『終於被晨光中之艾菲爾鐵塔看見的一朵花瓣盛放之玫瑰那般美麗』,有如『改變氣氛之需要那般偉大』,有如『漫漫長夜中一道高揚呼喊那般強烈』。」(註十六)

(附圖三)圖說:已進入立法院審查程序的《婚姻平權草案》(民法親屬編、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若能生效,台灣將是亞洲第一個被標上粉紅色(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我們將為台灣作為亞洲人權的燈塔而更驕傲!



(註一)詳見TEWA節譯,今年一月法國司法部長Christiane Taubira在同志婚姻法草案送交國民議會一審時的演說。(連結

(註二)1685年廢除南特寬容敕令後,只有天主教徒可由神父證婚組成家庭。1787年起,隨著承認宗教多元性,婚姻體制向新教徒與猶太人開放,但非教徒與某些職業仍被排除。

(註三)性別的二元思考是父權體制的核心,父權脈絡下的性規範與性別意識型態讓異性戀成為唯一正常的男女關係,所以異性戀霸權可視為父權的產物。(參見游美惠〈同性戀恐懼症〉)(連結

(註四)見伴侶盟《婚姻平權草案》。

(註五)簡至潔〈多元成家,我支持!你呢?〉(連結

(註六)伴侶盟的《婚姻平權草案》重點是將婚姻元素去性別化,例如將《民法》972條原文「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改為「婚約應由不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之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亦例如多處將原文之「夫妻」改為「配偶」。至於在人數(二人)、締結資格(禁止與直系親屬與部分旁系親屬結婚)、性忠貞義務(通姦未除罪化)、解消方式(不得單方解消)等面向,則與現行婚姻無異。

(註七)《禮記正義》釋:「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

(註八)雖然在婚姻、血緣之外,家庭亦可由收養關係所組成,所以非婚姻狀態者在法理上仍有成家之權。但「提供收養的設福機構均明文或依慣例限定收養人為合法夫妻,也就是說,只要沒有進入異性戀婚姻,包括:單身、同志伴侶、異性情侶,很難透過社福機構收養小孩。」在現行法律下,單身雖得以收養孩子,但往往只能透過私人管道,且困難重重。(簡至潔〈既不能生,也無法養 Part1 --- 還給單身與同志生養孩子的權利〉)(連結

(註九)在現行體制中,充斥父權文化並受到高密度且僵固法律規範的婚姻,是法定伴侶關係的唯一形式與組成家庭的唯一坦途,以致拒絕結婚者無法擁有法定伴侶,無法與選擇婚姻者享有平等的成家權利。

(註十)「現行民法親屬編第六章『家』第 1123條第 3項雖允許不具親屬身分之多數人自主共同成家,惟綜觀該章規定仍瀰漫父權家長制之封建思想,未盡符合家庭制度民主化之理想與現行社會需求,而有修正必要。」(伴侶盟《家屬制度草案》)

(註十一)詳見拙作二篇:
〈儒學是毒品,別碰!——我在讀經般的日子〉(超克藍綠)(連結
〈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想想論壇)(連結

(註十二)詳見拙作〈多元所不容者:歧視、壓迫、反多元〉(連結

(註十三)TEWA節譯法國司法部長Christiane Taubira在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同志婚姻法案正式通過後的演說。(連結

(註十四)同上。

(註十五)〈視野決定所見,行動檢驗所言 ──伴侶盟成家運動自況兼回應同家會〉(連結

(註十六)同(註十三)

2013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悲情何罪?——評郭力昕「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by 格瓦推)



郭力昕「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連結)一文,一言以蔽之,以左派語言與理性暴力打擊臺灣認同。

在這篇文章中,我唯一認同者為:關於國土的破壞與搶救,必須究責於政府與資本家的聯盟,而不能泛道德化。

我若是郭力昕,行文至此,必然會點出「破壞臺灣國土者為黨國體制下的政商結構」。郭力昕雖非左統,但其去脈絡的心法極其相似——在臺灣,邪惡的資本主義與黨國殖民體制無關——,雖見政商勾結之惡,卻不見黨國體制結構了臺灣的政商聯盟。若郭力昕只是無知或迴避真正的探源,就是自曝不足而已,不需專文批評;其可惡之處在於:筆鋒一轉,將阻礙追究真相與責任的鄉愿與濫情,歸咎於「帶悲情的臺灣認同」。圖窮匕現,郭力昕所反感者——臺灣民族主義,如其所述:「而《看見台灣》比其他影片更『超越顛峰』的,是它所強力販賣、無所不在的台灣符號,與這些符號所連結的鄉土認同。......《看見台灣》讓我們看到,台灣符號與『愛台灣』,成為台灣電影濫情文化最根深的來源或基礎。」

秉持「究責」的精神,臺灣符號之所以成為台灣電影的催票劑,不是因為在殖民體制下臺灣符號的匱乏嗎?與其批評「只會膚淺地消費臺灣符號」,不如追問為何臺灣符號如此稀缺——以致消費端趨之若鶩?捨此不為,反而對臺灣符號的濫情效果嚴厲批判,若非知識份子的傲慢,則是對臺灣認同的戒心。

不同於左統自我標籤為「(去脈絡的)反民族主義者」,郭力昕更像「理性潔癖」:以理性為優位,鄙視悲情的、感性的國族認同。徵如其文:「它(臺灣認同)的內容或內涵,是否只能停留在互拋安慰、呵護、勵志這個層次不可?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只有能力在過去靠悲情和哭調求存,今日則只會在感性與濫情中取暖?」

郭力昕不只犯了理性主義迷思——以理性貶抑感性,視感性為濫情——,更可議者,在這種價值階序中,悲情的臺灣認同被污名化為懦弱行為和自慰文化。

在充滿殖民式不義的土地上,當歷史記憶仍被扭曲與轉型正義遙遙無期之際,緣於對真相的理解與對正義的堅持,斯土斯民產生悲情的國族認同乃理所當然。若以「反黨國殖民」的觀點閱讀臺灣的歷史建構、價值取捨與政經制度,不悲情者不只無人性,亦無理性。相較之下,郭力昕高舉理性大旗而反悲情的行徑,十足諷刺。

我們都知道徒有悲情不足成事,必須驅動為積極的戰鬥。但郭力昕並非為悲情作積極建議,而是全盤否定,所以他主張:較少歷史情緒包袱的年輕世代應揮別悲情,以理性分析的方式建立臺灣認同。其言外之意就是:遺忘歷史、鄉愿正義,以建構新國族認同。原來他的理性就是對歷史與現況的遺忘與鄉愿!對照其文章的起手勢:追究問題、追究原因,不啻自搧耳光。這種斷裂,肇因於他對「悲情的國族認同」的錯解與敵意。在臺灣的脈絡下,悲情的民族主義,與要溯源、要真相、要究責、要解殖的理性呼籲,不是相生相伴嗎?

悲情與理性並非不相容,悲情作為政治驅力亦可與理性分析無悖(所以我們雖然背負著認同的悲情,但不應為所有操弄臺灣意象的演出——如國民黨的競選廣告——埋單)。理性的臺灣認同,不能建立在去脈絡、去歷史、去現況的鄉愿上。悲情之存在有其原因,郭力昕不去追問:「為何在(看似)民主化的今日,悲情仍未消解?」反而直接否定悲情,並將之與濫情、反理性連結,未免粗暴。


【後記】

感性與濫情不同,郭力昕卻冶二者為一爐。評這種文理不清的文章很累。


【延伸閱讀】

◎〈當被壓迫者被視為壓迫者時——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連結

◎同主題佛國喬文章(連結

以下文字摘自佛國喬於其臉書討論串的發言:

其實,郭文我不覺得是多好的文章,就呼籲究責自有其重要性(但也太多人就此寫過了,如林木材),其他新意實在不多,暗中倒打台灣國族認同一把是他的創見,但這一點倒令人覺得莫明其妙。
台灣國族認同同其他國族認同一樣,是一種集體感情的表現,但這種情感目前仍處於被中國文化認同所混淆與壓迫的狀況中(包括時時被暗中倒打一把),它的存在必需時時進行反抗,於是,這種情感從來不是一種懦弱或長不大的表現。
郭文有一個很糟糕的基本假設:感性必是幼稚的、軟弱的,由此出發來批評該片究責不足,很容易走偏鋒。

本文原發表於個人fb網誌(連結),內含討論。


2013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烏克蘭人教給台灣的事 ( by 新一)

冬天的街頭,烏克蘭人的抗議情緒,卻越演越熱烈。1991年,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烏克蘭,其地緣政治的兩難,一言以蔽之,可說是以俄羅斯與歐盟(北約)之間的政經往來夾纏為演繹展開。
 
圖說:烏克蘭冬天的街頭,火熱一片(圖取自BBC)。
 
尤其,烏克蘭的能源跟東部經濟,高度倚賴俄羅斯的供給與挹注。同時,烏克蘭雖然脫離俄羅斯,但軍事的歷史遺留,讓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大部主力依舊駐紮在烏克蘭境內。於是,「俄羅斯 vs. 歐盟(北約)」成了烏克蘭左右為難的選擇。就在11月下旬,當烏克蘭東部親俄大本營出身的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放棄歐盟簽署「聯合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並轉向俄羅斯的「關稅同盟」懷抱後,烏克蘭人民便不斷地集結湧上街頭抗議。
 
「顧佛祖才有腹肚」:從價值追求到利益兌現
 
事實上,歐盟承諾給予烏克蘭的經濟支援相當有限,況且為了加入歐盟還必須進行各項政經結構的改革,而原本俄羅斯的能源補貼讓利隨即消失;如此看來,加入歐盟並非烏克蘭一張「黃金十年馬上好」的保單,反倒得承受各項改革陣痛與風險。職是之故,選擇向俄羅斯靠攏,並不能說是一項「非理性」的抉擇。但烏克蘭人還是選擇上街抗議,高分貝地喊出「脫俄入歐」的心聲。為何會如此呢?
 
11月28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英國國際政治研究員沃爾切克(Roman Wolczuk)的評論,裡頭提及加入俄羅斯的關稅同盟將大有可能把烏克蘭的經濟體系鎖進以「朋黨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與「徇私主義」(political favoritism)為基礎的經濟體之中。換言之,俄羅斯此種裙帶與徇私資本主義得利的將只是政治權貴,普羅小民一般大眾由於欠缺裙帶徇私的金錢社會資本,根本無法在此種經濟遊戲邏輯中得利。
 
圖說:藉由政治特許壯大的「台海政商聯盟」得利,並不意味著全體台灣人得利(圖取自玉山週報)。
 
此種看法,跟新聞採訪中烏克蘭年輕人普遍表達的心聲類似:他們認為「關稅同盟」沒有問題,但俄羅斯關稅同盟如同蘇維埃還魂、應該追求文明法治而非集體舞弊云云。由此觀之,對於烏克蘭年輕人而言,走歐盟路或俄羅斯道,背後關乎的是一種甚麼要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未來。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選擇歐盟或俄羅斯首先是一種價值選擇,一種文明法治的政治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而非集體舞弊裙帶徇私的資本主義。
 
簡言之,拋棄眼前利,望向未來路,是烏克蘭人民認為正確該行的理性之道。與其說,烏克蘭人選擇親近歐盟,倒不如說是選擇的是一種建立在相較公平透明之上的資本主義經濟遊戲,以及建立在公義平等之上的社會體制。有趣的是,政治制度的公平良窳雖是一種價值選擇,但根據美國政治與經濟學家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發現,國家經濟的長久發展卻是繫於政治制度的良窳公平。
 
烏克蘭的憂慮,台灣兌現:官僚賣台求榮?
 
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中共便將手伸向國民黨權貴階層。2004年,連戰二次落選之後,翌年隨即風塵僕僕地趕往中國謁見天朝主上,訴說內心鬱悶;此後,失業的前院長與前部長權貴們,便大剌剌地尾隨連戰的破冰道路,利用中共政治特許跟中共官權結合,換上董事長或執行長的名片。如同,流亡海外的中國法學家袁紅冰便曾在書中提及:「中共要求相關部門給予這些國民黨家族高規格待遇,比如給予工商或稅收管理優待的台資企業名單,榜首通常都是國民黨權貴的企業。」
 
誠如,台聯亦曾戲謔地以「兩岸太子黨」來描述國民黨權貴富二代在中國的關係建立,並公開指稱:「錢復兒子錢國維,JP摩根的台灣地區總裁,錢復在2010年藉著出席博鰲論壇接近習近平;蕭萬長的兒子蕭至佑,他是台灣工業銀行大陸策略執行長,同樣藉著博鰲論壇接近習近平。」此外,江丙坤、吳敦義的兒子與連戰兒女,都在中國經商,而被台聯立委視為「兩岸太子黨」。因此,敏感的台海經貿,若無法擺脫官員家族利益迴避的問題,那台灣市場對中國的開放政策,則永遠無法擺脫官僚是否有「賣台求榮」的各種質疑?!畢竟,國民黨官僚二代在中國利益如此巨大,我們怎知制訂政策的官僚,是站在台灣全體利益的立場,亦或是家族利益的立場呢?
 
圖說:「兩岸太子黨」是裙帶資本主義與政治徇私的產物(圖取自三立電視台)。
 
烏克蘭的憂慮,台灣兌現:政商特許集團綁架台灣?
 
當然,「兩岸太子黨」是否真的存在不得而知,畢竟,台灣社會是一個攸關國安與公眾權益的資訊,幾乎被封存的社會,媒體也自動迴避或選擇性的挖掘;但兩岸權貴政商的緊密互動,並非是公開與透明的自由經濟活動,更多看來是政治特許的經濟優惠。例如,2006年中國砂石限制輸台,讓倚賴中國砂石的台灣營造業受到衝擊,後來連戰訪中之後,便在各種「國共合作」的論壇名目下,提及砂石解禁問題。果不其然,2008年3月,民進黨敗選之後,中共便專案特許砂石進口台灣,解決台灣營造業問題。
 
換言之,躲在「國共合作」背後的論壇所達成共識,竟然成為現實的政策,那是否意味著,此一橫跨台海兩地間超強力「政治遊說集團」,透由政治特許權的給予爭取,滋生的必定是遊走於台海間的特許政商集團呢?果若如此,那究竟誰會從中得利呢?是台灣全民受益,亦或只由台海政商集團佔盡好處呢?再者,國人常對馬邦伯會疾速親中到「理盲濫情」之地步感到不解,是否馬邦伯的背後,其實是這群具備超強力的政治遊說團體—「特許政商集團」在進行江山指點的呢? 
 
直言之,來自於政治特許的市場經濟,並非是一個具備長期發展與可預期的市場經濟,更可能只會滋生出朋黨、裙帶的資本主義,與政治徇私式的經濟遊戲規則。因此,不論是用跨海峽的政商聯盟、抑或以「兩岸太子黨」來形容「台海官僚資本家」,其實都是跟扭曲的「裙帶資本主義」或「政治徇私主義」交往下的產物,而這樣的經濟交往,所帶來的是徇私舞弊的未來,而不是文明法治的將來。
 
現在,烏克蘭嚴冬的街頭上,那群年輕人呼喚的雖是「脫俄入歐」的歐盟路,及其加入歐盟可能帶來的發達想像之外,他們的內心所真正想望的,則是一個建立在相較公平透明之上的資本主義經濟遊戲,以及建立在公義平等之上的社會體制啊?!
 
圖說:雖夾在歐盟與俄羅斯的左右為難之間,烏克蘭人民卻堅決地在街頭告訴他們政府,他們要「脫俄入歐」。台灣難得沒有「脫中入美日歐」的道路了嗎?
 
那台灣人呢?為何台灣的大多數年輕人會對把台灣拴進「裙帶資本主義」或「政治徇私主義」為主要邏輯的中國經濟體的馬邦伯,幾乎緘默一片與無動於衷呢?就此點而言,烏克蘭與台灣的年輕人,高下立判啊?!
 
附註:關於烏克蘭跟台灣遇到相當雷同的地緣政經的難題,可參見筆者另一篇文章介紹〈烏克蘭之鏡看台灣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550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林百貨的插旗 ( by 佛國喬)

驚悚小說的情節:1996-97年,台灣美殖政府決定,「外省人」無論是否出生台灣,一律引揚回中國,每人除「手提包一件、手提袋一件、籐箱一個」之外,其他財產一律充公。如果您剛好符合以上的情形,請想想看1996-97年您幾歲,再想想這項政策對您的衝擊會有多大。在1946-47年,國民黨政府就是如此對待在台已有52、53年之久的日裔台人,不論是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

龍應台《大江大海》裏所謂的失敗者,並沒有提及這些可憐的日裔台人,因為那是一本以「中華泛主義」為觀點所出發的書。也正因為是「中華泛主義」,讓國民黨政府會將日裔台人逐出「中華之土」;泛主義是一種融合地緣政治及種族神聖信仰的表現,認為國界必需符合種族界線,而挑釁既有彊界及種族分佈。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有諸多分析,並認為泛日耳曼主義是納粹之源,也可參考我借此字詞寫過的一篇文章:《統派究竟是民族主義還是帝國主義?http://ppt.cc/haQf

泛主義概念之危險,讓所有信仰共和價值的國家都有所提防,因為泛主義不僅破壞既有的彊界,成了軍事擴張主義的溫床,也會讓彊界之內的人民,因著神聖種族成份的不一,有了上下級區分。

很可惜,泛主義正瀰漫在台灣島的空氣中,我們的歷史課本是泛主義、華人此詞是泛主義(我都改用華語人sinophone,指語言能力此客觀條件)、大中華經濟圈是泛主義、金馬獎是泛主義(金馬獎可不是國際上所見的語種獎項,而是種族概念的獎項)。泛主義不僅趕走了當年的日裔台人,也將這些人的歷史趕出了台灣史。曹永和的「台灣島史觀」,剛好是這個中華泛主義的解葯,它包容了各式各樣曾在台灣島上出現過的成員,引導認同對象為土地,而不是特定種族符號。

在日裔台人離去的67年之後,我們首見在一間公有建物之上,以一位日裔台人為名義降了半旗:12月10日是台南「林百貨」創辦人林方一的忌日,該百貨的經營團隊今起降半旗三日,以表慎終追遠之意。

這樣以土地為概念的包容,或許會挑釁了那些泛中華主義的信徒,後者不僅對日裔台人的命運缺乏同情,也經常會把「尊重台灣島史」理解為「皇民化」而暴跳如雷。但幸好,「林百貨」已經外包了,降半旗乃外包廠商之決定,而人民總是比政府有創意、而且勇於表現創意。

有機會去台南,給林百貨一個鼓勵吧,我們必需累積許許多多這樣的創意,一步步跨出中華泛主義的雷池。

台南林百貨為此降半旗的說明:http://ppt.cc/imp0

延伸閱讀:日治與日據 連結


本文原發表在個人fb的網誌,內含有討論:連結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烏克蘭之鏡看台灣[新一]

邇近,歐洲這個前蘇聯共和國一員的烏克蘭,這個被稱為「歐洲麵包籃」、擁有4500萬左右人口、6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國家,其嚴冬街頭,正火熱異常。今年11月20之後,當傳出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決定放棄與歐盟簽署關乎未來烏克蘭與歐盟經濟整合的「聯合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並琵琶別抱轉向俄羅斯主導的「關稅同盟」的消息傳出後,激怒了許多再也無法忍受烏克蘭政經改革停滯狀態的人民,再次上街引發流血,更喚起世人對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記憶。

        其實,烏克蘭身處的地緣位置所形成的政治與經濟尷尬,也如同置身中國與美日對壘最前線的島國台灣一般。烏克蘭到底該走回親俄羅斯的路線,抑或向歐盟西方奔去,不只是牽動著烏克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線頭,也捲動幽微的認同及其背後的歷史文化與族群問題。

台灣的南北差距,烏克蘭的東西區分

        台灣有統獨問題,烏克蘭則有親俄羅斯與親西方歐盟。如果以台灣的藍綠或統獨政治光譜而言,政經資源豐富與經濟較活絡的北部天龍國,挺藍愛馬仕的「中統派」或「假掰偽中立派」者居多,南部則是政經資源稀少、就業與經濟較蕭條的下港台灣本位者為主。

        至於,烏克蘭的政治格差,則大約可用東西兩邊為分。東部從蘇聯時代即深受財政補助,以製造業和礦業為主,後來重工業老區雖然沒落,但轉型過程中依舊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一般,催生出許多財團與富豪。雖然,烏克蘭全國的俄裔人數只佔17%,但東邊卻是俄裔人口與文化的集中之處,信仰東正教、講俄語。至於,西部則是中小企業為主,但以烏克蘭人跟烏克蘭語為主,並以天主教信奉者居多。地理位置背後凝結的族群、文化、歷史與經濟差異,帶出彼此相異的政治格差,並化為兩區人民的經濟與政治的不同趨向。

        2004年年底,烏克蘭總統大選的舞弊案引發「橙色革命」,即可看成一次東西政治趨向的對決。那年,相較富裕的東方地區,因為獲得俄羅斯以廉價電力跟關稅讓利的挹注支持,便大力相挺時任總理的親俄派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競選總統。然而,西部地區由於經濟落寞所帶出對政府忽視的不滿,再對照過去的蘇維埃聯邦兄弟的波羅的海三小國與波蘭等,相繼成為歐盟成員後所牽動的一連串政經改革,更讓西部人堅決地想走親歐盟路線。縱使,亞努科維奇陣營,在選舉期間不斷加碼,企圖以兩倍退休金與大幅提昇社福支出等選舉支票來騙選票,選民還是不改其志。

        雖然,由西部民眾大力相挺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聲勢看漲,但在舞弊作票的情形,以及懸疑的尤申科「中毒事件」(疑似被對手下毒),終讓維克多․亞努科維奇勝出,但也招徠了人民上街抗議選舉舞弊,逼使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告競選無效。最後,尤申科終在重選中勝出,贏得總統寶座。看來,烏克蘭的東西,跟台灣的南北分野,雖然方位不同,政治趨向的分野方式,卻有著許多可參照之處哩。


政經戰略對決的最前線:烏克蘭

        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雖然獨立,但依舊是俄羅斯身處與西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線地帶,再加上烏克蘭自古以來便是波羅的海與黑海的通衢要衝之處。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從1997年的馬德里會議後,除了強化夥伴國的關係之外,更開始一路東擴,歷經1999、2004與2009年三次東擴,新增了12個前東歐與前蘇聯國家。

        2008年4月,北約於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高峰會,會中議程討論邀請烏克蘭與喬治亞成為北約成員的行動計畫。隨即,同年8月,俄羅斯與喬治亞的離奇軍事衝突就此突發,緊接著,橫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的冬天,俄羅斯突然要求烏克蘭償還積欠俄國11與12月的天然氣債與欠債罰款20多億美元,否則將斷氣讓烏克蘭人在寒冬中凍僵。俄羅斯與北約的糾結,終於讓俄羅斯使出「以經濟與能源逼政」的手段,往烏克蘭脖子緊掐。

        隨即,2009年中,俄羅斯更進一步明目張膽地介入烏克蘭內政,並嚴厲指控尤申科的反俄本質,希冀能在2010年1月,終結掉親西方的尤申科政府,換上親俄國的政府。事實上,根據政治觀察家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政府一連串疾言厲色的抨擊,其實都圍繞一個清晰的訊息打轉:「不要加入北約,並接受俄羅斯的能源規則,否則一切免談。」

        此外,俄羅斯也知道,歐盟除了以北約為軍事之矛外,歐盟的區域自由經濟體的實力,才是真正的後盾。於是,俄羅斯便在2009年6月宣布組建「關稅同盟」,並於2010年1月1日成立白俄羅斯、哈薩克與俄羅斯三國的關稅同盟,並開始力邀前蘇維埃伙伴國加入。唯有如此,方能一勞永逸地阻絕烏克蘭等國加入歐盟,以經濟區域體方式將俄羅斯的周邊小國逐一吸納挖角。

        終於,在俄羅斯的「以經濟與能源逼政」逼政打壓、尤申科總統的執政失敗與親信貪污,再加上尤申科跟其戰友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決裂,終讓2004年的奧步作票者—親俄派陣營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重返執政。俄羅斯利用政治與經濟手段的介入烏克蘭選舉,偏幫屬意的候選人之手法,看起來相當眼熟,中共明幫暗馬邦伯與國民黨的方式,威脅台灣腦殘選民的行徑心態,甚至利用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的方式,吸收小經濟體的方式,是如此相同呢?!


威權復辟?

        烏克蘭獨立之後,必須重塑其國家認同,已確保可跟俄羅斯人劃清界線;然而,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政經依賴關係與地緣政治戰略位置,在在讓烏克蘭難以擺脫「俄羅斯因素」。2010年,經濟破敗、政治分裂、親信貪污、俄羅斯能源逼政等不利因素下,親西方的尤申科和季莫申科在總統大選中,輸給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

        隨即,亞努科維奇同意讓俄國在克裡米亞(Crimea)的黑海艦隊租約續延25年,俄國則把未來10年供給烏克蘭的天然氣以七折價為「讓利」,但此約隨即招致反對黨議員賣國之抨擊。同時,亞努科維奇也開始進行「再俄化」,準備將俄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此外,為鞏固政權,更進行司法肅清,以可疑的理由讓政治對手季莫申科下獄,並招致歐盟以「政治判決」為指摘。於是,言論自由跟國會權力,大幅衰退,讓烏克蘭人懷疑原以為亞努科維奇只是經濟上親俄羅斯,詎料連民主水準都有向俄羅斯水平拉低看齊。

        利用司法工具肅清政敵、親俄(威權落後)遠歐(民主文明)、不斷擴權…等行徑看來,亞努科維奇身影的背後,是否讓人直接聯想到那張令人作噁的馬邦伯嘴臉呢?!


亞努科維奇:背叛烏克蘭?

        事實上,尤申科領銜著「橙色革命」的人民力量與期待入主總統府之後,執政成績難堪,又發生親信貪污事件,讓推動「橙色革命」的人民熱情舜時冰鎮。然而,從烏克蘭人民此次對於「拒歐盟,迎俄國」產生的反彈,意味著這已經嚴重悖離人民預期,尤其是年輕人的期待所致。雖然,烏克蘭人「橙色革命」的熱情,早已隨執政不力而消減褪去,但烏克蘭年輕人總以為烏克蘭的列車是往歐盟方向駛去的,不論立場上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可能只是因烏克蘭對俄國的能源與經濟依賴,因此稍稍減緩往歐盟駛去的速度罷了。

        烏克蘭人對於進入歐盟的期待,除了是昔日東歐陣營的伙伴進入歐盟後經濟上的改頭換面的欣羨之外,例如波蘭;其實,這也是烏克蘭人融入歐盟以告別俄國的克里姆林宮控制的關鍵。畢竟,進入歐盟,勢必在經濟與政治制度上符合歐規,而這正是烏克蘭人內心心照不宣的期待—透由接軌歐盟標準,加快民主與社會改革的進程。

        但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竟然選擇將駛往歐盟的列車掉頭,改往俄國主導的關稅同盟,這無異是告訴烏克蘭人民,烏克蘭選擇「拴進朋黨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政治徇私(favoritism)的經濟體系中」,而這樣的政經遊戲,成就的將只有少數的「權貴」的資本主義,並繼續維持烏克蘭社會當前的貧富懸殊。當然,捨歐盟就俄國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本可能為了捍衛自身權力的算計使然;畢竟,歐盟對烏克蘭的入盟前提是,必須先釋放可能挑戰其大位的政治對手季莫申科。但將駛往歐盟的政經列車掉頭,改往俄國奔去的作法,卻無意中斬斷了烏克蘭人與年輕人對未來的光明期待。

看烏克蘭,想台灣

        烏克蘭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就如同台灣親中的馬英九一般,寧願選擇融進中國主導的經濟體之中,成就一中市場,寧願ECFA(ㄟ擱花)、服貿、貨貿,卻不願意在區域自由經濟體中,改走親近美日的路線。

        「歐盟vs. 俄國」是烏克蘭的哈姆雷特式兩難抉擇;「中vs. 美日歐」則是台灣眼前左右為難的兩條路。從歷史來看,烏克蘭人內心清楚地知道必須拒絕走俄國路,但因為地緣政治的敏感位置、能源跟經濟依賴的問題,讓烏克蘭人不可能完全不理會俄國,但烏克蘭人卻清楚地知道有朝一日必須砍斷這樣背脊上的俄式芒刺。加入歐盟,正是為這一日作準備啊。但台灣呢?

        尤其,俄國已經學會利用掐著經濟喉嚨的的手以為要脅逼迫,這也是烏克蘭受制於俄國的軟肋。事實上,俄國對於經濟要脅的手段可是日益嫻熟,甚至可怕。例如,今年九月,俄羅斯副總理德米特裡·O·羅戈津(Dmitri O. Rogozin)訪問莫爾達瓦(Mordovia)這個面積比台灣還小,只有3.37萬平方公里、人口360萬,位於羅馬尼亞跟烏克蘭之間的小國之時,嚴厲地警告說:「企圖拉近和歐洲的距離將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然後結束參訪行程後便撂下狠話說:「我們希望你們冬天不要凍僵」。

        換言之,俄羅斯為了阻止這個小國親近歐盟,以能源制裁為恐嚇。然後,能源威逼之後便以飲用安全為由,對莫爾達瓦最重要的出口品—葡萄酒,全面實施禁令,形同扼殺莫爾達瓦的經濟喉嚨。北極熊俄羅斯的殘酷,可見一斑。那台灣人民呢?為何對馬邦伯不斷將台灣經濟跟中國深掛勾沒有任何的疑慮呢?一旦中國掐住台灣經濟的脖子後,台灣的未來將只能成為中國的傀儡了。尤其,中國的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通常是政治特許才能進入,縱使沒有明目張膽的政治特許,也有許多潛規則阻礙著市場的自由進入,一旦政治特許回收,台灣經濟勢必產生重大衝擊,如同為了服務中國觀光客的高雄飯店業,已經隨著中國客的限縮,產生供給太多之情形。

        烏克蘭人知道走歐盟路,除了可能會取得經濟與富裕的現代化甜頭之外,但若走俄國路,則扭曲的朋黨資本主義與徇私邏輯的經濟遊戲,得利的將只有權貴,貧富懸殊更形拉大,這是一條死路。換言之,經濟體融合中的中心經濟體,勢必會透由經濟遊戲規則的接軌輸出,將其背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等軟硬體輸出,俄羅斯是一個權貴、朋黨、徇私的資本主義樂園,那參與俄羅斯的關稅同盟之後,這樣的遊戲規則將再次滲透烏克蘭;畢竟,烏克蘭還是前蘇聯一份子的歷史經驗,依舊鮮活啊?!但台灣呢?

        為何學者會有「台海兩岸政商聯盟」之稱呢?換言之,此一兩岸政商聯盟,基本上即是中台兩岸交流中的既得利益權貴者,這套經濟邏輯所圖利的是以權貴圈為主,傷害的則是無數基層平民與百姓,這是為何當台灣薪資大倒退16年之際,但台灣本地豪宅跟千萬跑車卻俯拾皆是。此次烏克蘭人民的街頭起義,是以行動拒絕融進「裙帶資本主義」與「徇私主義經濟」經濟體的表現,但台灣人對於馬邦伯矢言將台灣融進去這個「中國特色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幾乎無動於衷,端就這點,烏克蘭與台灣的未來,早已分殊;兩地人民的素質高下,早已立判啊?!

        君不見,隨著台灣與中國經濟的融合度越高,台灣薪資如國際貿易理論的「要素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所言一般,停滯倒退以等待中國勞動力成本跟台灣同步。但更可怕的是,台灣產業外移與中台貿易帶來兩國間的勞動力成本的同水平之時,台灣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卻也離奇的在馬邦伯執政這幾年迅速地下調,往中國水平奔去。何以故?如同當中國台商必須以徇私方式,才准中國市場進入時,授人以柄的中國台商,便反過來要脅台灣在政治原則與制度上對中國放水。

        看看中國走狗台企聯的廣告便知,看看hTC與鴻海等政商名流在大選時的恐嚇口吻,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勢必就隨著台灣拴進具有中國特色的徇私、朋黨資本主義經濟體時,一點一滴地拉低向中國標準看齊了。烏克蘭人清楚地知道這點,那台灣人呢?台灣的年輕人呢?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希望。極光》電子報,網址: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6043168.html

2013年11月14日 星期四

一頁荷蘭「寬容」史:話說「多元成家」引起的「包容」爭議 (by 新一)

含括同性婚姻、伴侶制度與多人家屬制度的「多元成家」法案,在網路引起各種正反兩造的連署對壘。持異見者的藝人,受到支持多元成家的網友鄉民攻訐,於是便有人以自詡多元與包容性大的台灣,不該圍剿持異見的藝人云云。
圖說:「多元成家」包含三個部分(取自網路)。
記得,末法時代,魔王波旬發大願,要求徒子徒孫披上袈裟毀壞魔法,本師聞之淚下。於是,披上袈裟,口頌阿彌陀佛者,可能是魔不是佛。同樣的,要求寬容或反歧視者,可能才是歧視與不寬容的踐行者。因此,「差別待遇」是「歧視」嗎?如果號稱多元,那「歧視」該不該被「寬容」以證成多元呢?
圖說:「守護幸福家庭行動聯盟」成了反制「多元成家」的主要反方(取自基督教論壇報)。
況且,這個號稱「文化轉向」的年代中,社會建構的基礎常可輕易被解構,那「歧視」的界線又是誰說了算呢?因此,到底是異性戀歧視同志,還是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讓持異見者噤聲呢?底下,便以荷蘭的LGBT權益和「寬容」的關係為他山之石,借鏡台灣多元成家引起的「寬容」與「歧視」之爭。
誰該被寬容—LGBT vs. 異性戀 
事實上,問題遠非「寬容」與否,而是權力關係作祟使然。誠如,斯洛伐尼亞的哲學社會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曾指出:「寬容」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其可能掩蓋了社會和政治鬥爭的本質問題。若我等對種族主義展開反對鬥爭,我們鬥爭的對象不是尋求被「寬容」,而是要求一種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同等對待,以及要求改這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權力關係的扭轉。因此,若有女性主義者去要求男性的「寬容」,那不是很荒謬嗎?
可見,「寬容」不是重點,重點來自於一套政經社文上的等同對待;因此,受到不公對待者是LGBT酷兒社群,其所鬥爭的核心正是一套體現在制度上的公義。於是,透由鬥爭過程中建構一套能夠體現公義的制度,然後為了讓此制度運作,勢必帶來各種為了執行制度的「軟體」工程,例如經由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大眾教育提升國人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接受度。
在此前提之下,「寬容」的討論才有意義。底下,以荷蘭的LGBT權益,或荷蘭社會舉世著稱的「寬容」為例,則可進一步理解細節中的魔鬼。
荷蘭的一頁「寬容」簡史
事實上,寬容作為一種價值體現跟荷蘭劃上等號之前,荷蘭人更為重要的特質是所謂「務實」:一種經濟上的自由貿易往來。早年,歐洲城市乃屬貴族領地,但日漸富裕的荷蘭商人跟市民卻選擇利用金錢跟貴族購買城市自治權,讓城市成為市民自治體,享受著貴族退位之後的經濟自由和貿易帶來的好處。因此,早在15世紀末,即將近有一半的荷蘭人是生活在自由的城市之中。正當1543年西班牙國王通過政治聯姻,一舉成為荷蘭的統治主宰之時,荷蘭人還在享受著城市自由的美好時光。
圖說:荷蘭由不同「柱子」撐起。
隨後,當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Filips de Tweede)因陷入西法戰爭的財政衝擊,便想將歪腦筋動到荷蘭人的口袋,終於惹惱這群過慣城市自治氣息的荷蘭人。於是,一旦當「形而下」的錢財得失,夾纏著西班牙天主教對喀爾文新教徒的打壓所帶來的「形而上」嫌隙之時,戰爭便成了卻恩怨情仇的最佳手段。戰爭勝利之後,荷蘭聯省共和國也據此產生,造就了歷史學家筆下:「世界上第一個賦予商人階層充分政治權利的國家」。就這樣,荷蘭歷史上的黃金十七世紀時期,便由此誕生。
戰爭是落幕了,但宗教對立的心結,卻依然懸宕彼此心中。然而,信仰是要堅守,但生活還是要過的,於是,為了不讓懸宕的芥蒂成了阻卻利益的往來,「務實」的經濟態度,終於帶來了政治上的寬容價值—「宗教包容政策」。當時,荷蘭的經濟務實態度,可從1656年荷蘭使團抵達北京時,毫不猶豫便跟清朝皇帝行起三跪九叩之禮此一事件看出。到18世紀之時,清朝此種封建規定,還是讓很多西方人相當不舒服,可當時荷蘭使節團的成員,早就輕描淡寫地說道:「我們只是不想為了所謂的尊嚴,而喪失重大的利益。」
到了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思潮與運動,以及世俗性的政黨,如二戰之後的工黨(PvdA)的活躍,讓寬容的意涵再度有了新的意義。於是,躲在各自「柱子」背後的宗教群體,面臨著「世俗化」的衝擊挑戰。當時,許多嚴格恪遵教義的基督教團體,因宗教原因拒絕讓小孩施打小兒麻痺疫苗、抑或反對婦女投入參與政治。終究,「世俗化」還是讓躲在各自柱子後頭的宗教教派軟化了。
事實上,1960年代荷蘭社會的世俗化指涉兩個層面:除了是一般所謂虔誠宗教人口,因受到世俗價值影響而降低之外,同時也指涉國家治理運作時的一般價值,逐漸穿透這些各自為政的「柱子」社群。例如,以小兒麻痺疫苗全面施打為表現的國家衛生人口的普遍性政策,最終還是鬆動滲入了此些柱子社群之中。
 在這個脈絡之下,荷蘭社會「寬容」的意義便已巧妙地從「彼此互不干涉」,到「相互認可彼此存在」的味道轉變了。換句話說,原本各自互不干涉的價值堅持與並存,被當成是「寬容」,如今卻蛻變成社會必須捍衛跟遵守所謂普遍性的準則,才可以讓所謂「寬容」得以實現。
例如,在荷蘭吾人必須共同遵守接受A、B、C等等價值,才叫做「寬容」,否則就是「不寬容」(intolerance)。荷蘭對「同志」的存在與相對高接受度,就是在相互認可彼此存在的「寬容」意涵之下,成為荷蘭社會為了寬容價值的體現,而在政治上予以接納的後果。
當「寬容」變成「我執」,則「寬容」變成「不寬容」?
幾年前,荷蘭的「同志報」(Gaykrant)即曾在其網站上進行一項名為:「新荷蘭人必須接受我們的寬容,否則他就不該在荷蘭」的民調,竟有高達91% 的同意。於是,「自由」和「寬容」變成了一種宰制霸權,「心胸狹小」(narrow-mindedness)和「不寬容」,就會被抨擊。
圖說:荷蘭的同志權益是名列世界前茅(取自網路)。
於是,寬容在荷蘭便弔詭地沾染了挑釁好戰的況味。套用佛教的辯證哲理來說,拋開我執是為了成就涅盤的解脫;然而,一旦心中不斷拘泥於其中之時,「拋開我執」反倒成了罣礙心中的「我執」了。不斷強調荷蘭社會的「寬容」原則,也就讓荷蘭更加往「不寬容」的方向走去了。
再者,當同志議題跟寬容價值擺放在一起時,細節中的魔鬼就會即刻現形。事實上,「同志」在荷蘭是因獲得「寬容」的滋養而壯大。荷蘭酷兒研究者麥斯漢(Paul Mepschen)便認為,受到「寬容」而獲得存在保障的荷蘭同性戀的背後,便有一種不證自明的「異性戀是社會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的基本準則,這套基本準則透由家庭、傳媒和教育系統的複製而不斷地被強化肯證。
然後,當這異性戀常規性的後設基礎上,套上「怎樣表現才具有所謂寬容特質的荷蘭人」的論述迷思時,此種內含著「承認『同性戀』」才是當代具備寬容特質的新荷蘭人時,同志議題亦就跟荷蘭社會相對邊緣化的少數族群他者,如伊斯蘭新移民族群不對盤了。
圖說:荷蘭同志報(取自網路)。
小結
不論如何,荷蘭學者麥斯漢的提點,並非就是要去追求一種「不寬容」的社會狀態,而是為了破除「寬容」蛻變成「我執」之後所進一步惡化成缺乏包容的我慢狀態的反省。此種反省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在公平制度建立的前提之下,以及為了運作此套制度的各種「軟體」工程已然開動,方才需要去提點「寬容」可能淪為「不寬容」。換言之,「寬容」與否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台灣的LGBT早就被「制度性」的剛性力量給不公義的排除了啊?!

本文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438

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新一]

本文於2013/10/15首刊《極光電子報》(連結

馬邦伯(Ma the bumbler)敗壞台灣的速度,令人乍舌。政治上,威權復辟;經濟上,薪資倒退、發展遲滯、炒作房產虛業、放任實業凋零萎靡。再加上,馬邦伯令人驚懼的國家認同錯亂,與「一中市場」經濟政策,實是讓人心驚馬邦伯的「拼經濟」,其實是在「拼政治」,可能讓台灣主權一舉葬送於中國虎口。

台灣全面性的崩壞現象,不免讓人懷疑「國家失敗」(failed state)、或者「國家崩壞」(collapsed state)在台灣,已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國際學界對「國家失敗」的定義,過於莫衷一是,且台灣離那些陷入內戰、族群衝突廝殺、恐怖主義滋生、跨國犯罪、抑或國內安全受到生態大崩壞、或如愛滋病蔓延侵襲等等破敗狀態,仍有相當距離,但台灣遇到的政經與社會發展瓶頸與僵局,或許也可從此類「國家失敗」的文獻中,找尋到一些新鮮的理解空氣。


國家打造 vs. 國族打造

事實上,「國家失敗」某種程度也就意味著「國家打造╱形成」(state-building or state-making)工程的失敗。尤其,冷戰瓦解之後,共產與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集團的意識型態對抗得到緩解,進一步也讓聯合國更方便以「維和」(peacekeeping)行動,介入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內戰中,而不會陷入先前那種兩造間壁壘分明的意識型態對抗。然而,當「維和」行動介入此些內戰國家調停衝突後,所謂「後衝突國家」的「國家再造」(state-building),往往會變成聯合國必須考量與善後之任務。

在現實上,許多後衝突國家的再造過程中,縱使在聯合國或美國的幫忙下進行「國家治理機構與制度」的完備建構(即所謂『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其國家依舊陷入各種僵局紛爭之中,而無法有效治理與運作。是故,國際政治的學者便發現,有種可稱之為「欠缺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狀態,竟是此些後衝突國家陷入治理僵局與泥沼的主因之一。

儘管,有些國際上學者會將「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跟「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混用,但為了分析「國家失敗」的問題癥結時,嘗試將「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以理念型的方式分殊對待,或許可提供更為深入的問題視野。

如同在英國從事後衝突國家再造的年輕法籍學者Nicolas Lemay-Hebert的區分,「國家打造」或許可以指涉為「政府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亦即用制度性的觀點而言,將國家打造與形成的核心放在提供「公共財的制度與能力」(institutional provider for public goods )重構。至於,「國族打造」則是著重於社會團結與政治凝結(social cohesion)、以及凝聚社會集體基礎的「正當性」等等面向上頭。如果前一種是「國家」的制度與功能之維度,後一種則是代表國家體現的象徵、文化與團結認同等層面。

事實上,一個完善的「國家打造」,常常會隨著提供公共財的制度完備與能力,帶出社會的「團結」與「共識認同」,並為國家機器帶來「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端就此類觀點而言,其通常將統治「正當性」化約為技術性層面,而把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區分成兩種渠道:1. 實質性來源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向型正當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2. 程序性管道透由民主程序取得民意認可(內向型正當性╱oriented legitimacy)

第一種即是國家透由秀異的經濟表現,取得人民滿意認可;第二種則意味著,經由民主參與的程序性機制,收納與回應民意需求。於是,據說,要嘛國家經濟發展好,不然民主參與形式的建構落實,則正當性將不虞匱乏的狀態,鮮少會導致國家失敗之局面。好似,國家搞好經濟、民主性的選舉管道以收束回應民意,則「國家打造」工程即可竣工。舉例而言,美國國際政治研究學者Marina Ottaway便主張:只要「組織一個可以管理他們的領土,以及允許不同認同的人民住在一塊兒的國家」,則是國家打造的專注要務。

然而,誠如法國「新史學」大師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民主的原則與價值,不足以確保集體性的凝聚,這只能形成一個骨架,至於肉身,必需靠著有歷史意義的象徵與地方所傳遞的情感來承載。」(1) 這也是為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理論」大師陳雲教授力主,如果把民主當普世價值凌駕本土,將令國家破亡,因為「民主就必須是本土」(democracy is local)。因此,陳雲教授會認為,民主不足以捍衛香港城邦,只有倚靠「本土」為根基,方有可能保衛所生所長之認同所繫之處。

換言之,上述把統治正當性當成「技術性」問題看待時,忽略了歷史的、記憶的、情感的、文化等等「感性」面向,其實也常決定一部功能運作良好的「國家機器」(亦即,已臻完備的「國家打造」),是否可獲得不同群體的認同與支持,並被當成眾人之代表。以現實經驗而言,著眼於制度性、功能性與技術性面向的「國家打造」工程抵定完備後,許多後衝突國家依舊陷入治理失序與紛擾所帶來的「國家失敗」狀態,而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上述所言之歷史、記憶與認同等等感性層面的問題。


台灣的狀態: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基於上述,目前台灣的崩壞狀態,似乎也飄散著一種類似“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況味。首先,中國國民黨政權逃難來台之後,在冷戰結構下幸獲美國援助而得到喘息,同時台灣海峽的阻絕,讓國共兩黨之間的戰事狀態,從內戰演變成「準國境間的戰爭」。

事實上,根據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戰爭過程中為了備戰,亟需一個領域空間內的丁錢糧盤剝,同時為了有效盤剝此三項戰爭資源,國家便據此逐步完成打造與建構工程。「準國境戰爭」讓國民黨脫離內戰泥沼,且開始有「國家建構」(國家機器的制度性治理與能力)之可能;畢竟,國民黨若陷在同一國空間領地之內,為了備戰勢必進行丁錢糧之搜刮,然若盤剝愈是劇烈,則受剝削之人將更輕易成為內戰中敵軍的應援粉絲團。因此,國共戰事中,農工大舉靠向中共,並攜手趕跑國民黨,正是此一現實難題所致。

然而,當國民黨政權落跑台灣之後,台海戰事演變成「準國境戰爭」的規格,給了讓國民黨政權一個透由戰爭進行「國家打造」的機會。因此,國民黨政權遂逐步在台灣完成國民黨政權歷史上首次有效統治的機器,這也是國民黨政權成立以來,統治制度與能力最完備第一次。但是,隨著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席次被中國取代,並現出山寨版中國原形,踵接其後的台美斷交帶來的國際孤立,終讓國民黨有效統治的國家打造範圍只侷限在「台灣身體」的現實,錯裝秋海棠為想像的「中國靈魂」之尷尬現出原形亦即,「國族打造建構失敗」的問題,正式表面化。

此後,「有台灣國家打造,而無台灣國族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雖被盡量壓抑,但至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甚至帶來1992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走入歷史後,宛如正式宣告確認「(國共)內戰衝突」的終止,於是,“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變成無所迴避。畢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後,經由制度機構的剪裁可將「台灣省」虛化,一舉讓在台灣所建構的「國家」尺度,符合現實的有效治理範圍;然而,「國族打造」的問題,卻在中國國民黨繼續乞靈於那個「山寨中國靈魂」,而讓錯位的「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持續產生嚴重扞挌衝突。若此問題不解,馬邦伯的兩岸自由市場經濟,便永遠擺脫不了「拼兩岸一中」的政治嫌疑。

馬邦伯五年來的「一中市場」政策,到底是「左右問題」(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化的問題),還是「統獨問題」(賣台經濟傷害主權的問題),而此問題之所以會在某些社運團體與本土社團之間看法各異,某種程度即是「國家與國族」打造建構的落差所致。畢竟,原本可就「經濟」後果討論的政策、或就「文化交流」討論的政策,若無法避免瓜田李下的「認同因素所帶來的政治難題」時,則此類政策將注定引來失敗,而這正是台灣陷入「國家失敗」狀態的主因之一。


社會學式的「台獨」視角:從 ”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的角度出發

怎麼對待與看待「中華民國」,不只是想問鼎總統大位的政客之難題,也是台灣人民人云亦云的問題。因此,有些以「中華民國」為宗的人,其實是把「中華民國」當成一部「治理制度機關╱統治機器」看待,即上述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角度。再者,有些覺得台灣尚未獨立或者否定「中華民國」存在者,其實著眼的是從「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角度切入。換言之,國家與國族脫鉤的尷尬,讓「中華民國」支持者有說嘴的餘地,同時,此情形也讓「台灣是否已獨立」的問題,竟招徠眾說紛紜。

再者,儘管「台灣人認同大勝中國人認同」(2) ,但投票行為上卻沒有據此有利高舉台灣人認同的民進黨(3) ;此弔詭情形,某種程度上反應出國民黨身扛的「中華民國」雖側重於「國家打造」的面向,但由於台灣已達某種經濟發展成果,以及選舉式民主的形式,讓「中華民國」也據此獲得某種外部與內部正當性,產生某種素樸與淺層的集體認同效果。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持續加深,隨時牽動著記憶的、歷史的、文化的、自主的等感性層面的神經,上述淺碟式集體認同所表現出的正當性,也將逐步失效。馬邦伯進行中台經濟交融時,是否有以台灣利益為優先、是否以台灣人民為念,將越來越難以取得進一步的社會公約與信任,並導致馬邦伯的市場開放之經濟政策,因不可免得沾染政治疑慮而失效。於是,馬邦伯政權愈是透過溝通協商不斷增加與中共之間的政治互信,則台灣社會對馬邦伯政權的疑慮猜忌便不斷加深。

一言以蔽之,大多數國人跟國民黨,以為經由選舉之後的國民黨已經在地化的假象,將隨著中台關係進入深水區而逐步失效,除非國民黨經過真正的裂解,並由在地重生並以台灣前途利益為優先,方有可能。若不經此途,縱使馬邦伯權力跛腳或下台,並由中國國民黨任何一位政客取代上台,依舊無法解決本質性的「離地」問題(符合國家統治範圍的國族打造),仍然不可免的會陷入當前的「國家失敗」的僵局中。

此外,由於「台獨」已經被媒體與政治操作成高度的「政治性」,導致「台獨」的討論不利於吸引所謂「中間選民」的選票。例如,今年五月底蘇貞昌面對台獨問題時,便指出:「台灣是主權國家,早已獨立,由於已經走過這條路,何必再回頭講獨立?」,並進一步認為現階段必須「要努力建設國家,做成『國像國』。」

事實上,過去「台獨」的論述,通常是取徑國際法的論述為基礎,但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點出一種社會學式的理解可能。換言之,如果我們用上述的社會學式的胃納來消化「台獨」的爭議,則可以清楚地發現,台灣就如同許多後衝突國家重建一樣,「國家打造」(治理制度與統治機器)已經完備,但「國族打造」(國家認同)尚未完成。

如果「台獨」問題採取此種方式理解時,便可把「國族建構」當成某些獨派大老推動的「國家正常化」的首要核心目標。因此,對內而言,國家認同爭議的處理已完成國族打造,是不可迴避之事,也必須謹慎處理。同時,「國族建構」除了對內的認同象徵之外,也有對外的(國際場域)的代表性面向;換言之,來自於「國際承認╱認可」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由以上可知,某種具備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的路向,或許便是該直視跟面對「國家認同」的爭議,以及持續推動參與國際社會甚至入聯,變成為台灣此種“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狀態的必要途徑,也是所謂「國家正常化」運動的核心內涵與目標,達致「肉」(國家打造)與「靈」(國族打造)合一。

職是之故,具有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對內著眼的將是未竟之功的「國族打造」問題,對外則是戮力尋求國際認可。於是,透由上述台灣「國家失敗」之探討途徑,不僅可尋訪新形式「台獨」論述,並讓「台獨」具備炫目的社會科學理論意義,更可進一步藉由政治社會學式的問題意識,勾勒出當前問題以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註解

(註1)感謝好友佛國喬告知Pierre Nora書中這個論點。

(註2)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的國族/國家認同變化》(連結

(註3)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民的投票行為》(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