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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台灣佛教現象與現代性的衝突——從證嚴與星雲談起 (by 格瓦推)

(圖說)現代性的逆流: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太陽花期間,慈濟的證嚴比丘尼站在警察的立場呼籲運動早日落幕,佛光山的星雲比丘批評學生自以為是、搞內鬥,甚至嗆聲「等將來把書讀好,選上總統,就可以由你們來改革台灣」。無獨有偶,慈濟挾雄厚政經優勢,不顧內湖居民的恐慌,執意以規避環評的方式開發水土保護區;一向挺國民黨的星雲,毫無意外地表態支持核四續建,對於天災人禍之慮,則要人們自求多福。

知識科學化與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社會的重要元素;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雖然停滯於保守威權的前現代,但是宗教領袖的神聖外衣,讓他們所招致的批判多來自教外,無法撼動他們之所以成為有力者的根基——他們仍可繼續坐擁信仰所產生的資本,並以之阻止社會進步。本文不就民主價值、環境正義具體諸事評破證嚴與星雲,擬就佛學省思台灣佛教與現代性的衝突,並提出超克之道。


大師通達俗諦否?

秉持公民社會的精神,我們喜見並尊重所有人介入政治(眾人之事)。雖然術業有專攻,但政治不是專家說了算,與其迷信菁英,不如為「民粹」洗刷污名;但也因術業有專攻,名人論事雖有傳播效益,但不應有權威效應,是非臧否之道,但看言行,不看身份。教外之人,對於證嚴與星雲的反現代,多能一哂置之,甚至鳴鼓攻之;但佛教徒,尤其是親近該教團的信眾,往往不只信受上人或大師在宗教修行方面的法雨,甚至將之全面神聖化,於世俗價值的抉擇亦奉為圭臬。然而,大修行人必定通達世間智慧嗎?

不同於儒家內建的道德論事迷思,造成修己而後能安百姓的人治邏輯;佛教教義並不保障修行人想當然爾地通達世俗學問。世俗的知識,佛教名為「俗諦」,一般與出世的真理「真諦」對舉。不同的學派,對二諦的解釋難免出入,依據中觀學派的見解:真諦指了知諸法(現象)無自性,俗諦指了知諸法的緣起與假名(諸法依眾緣而存在,無自性,但有名字)。俗諦的施設,有二個意義:

第一,從假入空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欲得解脫,必須了達諸法無自性;欲了達諸法無自性,必須善觀諸法的緣起。所謂善觀諸法緣起,是觀察思維一切現象皆由其因緣條件而暫時存在,求其自性了不可得,俗諦指歸真諦。修行人不能離緣起而取空義,否則會成為壞因果、壞世俗的「惡取空」。在這層意義上,依著即緣起而顯性空的立場,修行人對俗諦的掌握,是指體認一切事物唯是因緣生滅,而不是指通曉世俗學問。

第二,從空出假

佛教的善觀緣起,旨在體達世俗現象的無常與無自性,在思維觀察中,逐漸降服愛染執著;這並非作用於消極避世,或順受一切苦難與不義,反而可立基於諸法性空的正見,在如幻的生死大夢中,不惜身命,廣作自利利他的夢中佛事。但是欲廣利眾生,就不能只知緣起性空的原則,還必須更具體分辨歷然存在的緣起假名、因果業報,知曉諸法的相用差別,才能應病與藥。在這層意義上,菩薩道行者必須善治世間學問。

必須通達俗諦不等於已經通達俗諦。佛教主張必須通達世俗學問以方便利益眾生,教徒不能曲解為宗教領袖必定精擅世俗學問。若以為禪定止觀即可通透世智,未免與緣起之說大相逕庭?吾人必須經由博學明辨方能略知世間諸事,出家人為何不然?在知識普及的年代,宗教師於宗教知識都不見得有優勢,更何況是世俗知識?教團領袖在專精佛學之際,以餘力涉獵世間智慧,他們對世俗事物的意見是否可取,應依世俗知識進行判準,若所言有理,無關其出家相;若滿嘴荒唐,袈裟亦不應成為遮羞布。教團信眾若不以理性平等的立場判斷宗教領袖對世俗事物的意見,反而將非專業的意見權威化,不只違背「知識科學化」的現代性,造成教徒無法適應文明的進步,更不堪的是,這種錯信,並不能獲得佛教教義背書。


泛道德化的當代危機

鑑於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難免讓人疑慮:佛學是否與現代價值格格不入?台灣佛教的主流氣氛,確實孕育著一股民主逆流——泛道德化。

佛教的泛道德化與儒家不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故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將政治良窳歸因於全民道德進退。(註一)台灣的佛教界則是有將因果律過渡為宿命論者,或是將現象的生滅唯心化者。前者將現況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視制度的不義為公平的因果報償,所以既得利益者毋須不安,被壓迫者毋須憤怒,在正當化現況的同時,還暗示了即使有所改變,也不來自現在的意志與付出。後者視現況為心境的投射,「境隨心轉」、「心淨則國土淨」的濫用,不只造成事事反求諸己、自我課責的規訓,還會讓現況的改善盡繫於全民道德的提升。儒家與佛教泛道德化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弱化了信眾對社會制度的批判與介入,強化順民與人治的土壤。

考察從原始佛教以迄中觀大乘的教理核心——緣起論,佛教不應走向宿命的、唯心的泛道德主義。

緣起論主張事物因其條件而和合,因果論奠基於緣起論,以「能生」與「所生」的邏輯說明行為的力量與事物的存在。但是因果論只揭示「果必由因」、「因必招果」的抽象原則,因果業緣是動態開放的力場,而非封閉的定數。因果論是條件論,說明事物變化的邏輯,重點在「因投資」、「在果中創造新因」的無限可能,而不是消極地「安於果」——就如星雲認為既然天災人禍難以避免,因此興建核四也無妨;或以「廢死將導致因果斷裂」作為反廢死理由。

唯心論的體系大成於印度的唯識學派與如來藏思想,為了處理「無我」與「業果」的兩難,分別以「諸法唯識現」、「一切唯心造」說明現象的緣起,同時也是修觀的進路。這種本體論的架構,雖然與緣起性空的共法有歧異的風險,但皆具有宗教修證上的意義;不應如其末流,極端保守地以心境道德解釋現實際遇的存在與改變,就如證嚴那缺乏系統的《靜思語》拼盤,處處以克己自省的方式面對苦樂禍福,這種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唯一的作用就是為統治階級馴養順民,極不利於公民意識的養成與民主政治的發展。

欲超克宗教領袖的神聖化、因果論流於宿命論、修證意義的唯心論流於自我肯定的保守主義,台灣佛教應尊重緣起論作為佛教共法的意義。緣起論是佛教極高明的創見,其本質是「唯條件」的邏輯,所以強調理性、革新,與批判性的社會介入毫無扞格。以緣起論為根本的佛教,對於文明的進步,例如:民主價值、在地認同、分配正義、廢除死刑、多元家庭、國土永續......,皆無適應障礙。同時,佛教亦有可能以緣起論為基礎,吸收當代的文明,批判地繼承,並創造地開展佛教哲學的現代性。



(註一)詳見拙作〈道德論事及其土壤〉(連結

作者臉書討論請點連結


(圖說)不解釋


【延伸閱讀】

〈佛法下的星雲〉(連結 

〈失儀的僧寶——評佛光山歌舞相迎陳雲林〉連結 

〈向星雲致敬(一) ——評星雲反對廢除死刑的理由〉連結 

〈臺灣佛教界的主流是大乘?小乘?人天乘?〉連結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播種從反省開始:太陽花下論NGOs (by Shinichi)

那夜,太陽花決定要「出關播種」後,大腸花便幹聲連連以相送。其中幹譙聲中,黑箱議場決策、法西斯般的糾察、切割323與公投盟…等等,都指向帆廷二人背 後那個「黑箱」般的NGOs。於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頓時變成了「不良組織」( No Good Organizations),委實諷刺。




但不論反服貿運動過程中的各種利弊得失,既已選擇「出關播種」,那就必須種下基本又進步的種子,培養批判性的公民,讓公民隨著思想深度的提升,也進一步深 化公民的政治覺悟。唯有如此,方能避免NGOs又再次扮演「寶爸或寶媽」的捻屎把尿,替媽寶般的公民考慮到無微不至,並體貼到「把群眾帶出來,就必須安全 地把群眾帶回去」,好像公民都沒有主體性跟自主性,好像學生或公民激動了、衝撞了、不再媽寶了,便是有人煽動云云。那「NGOs」究竟是啥米碗糕呢?!

非政府組織or 不良組織?

約莫近20年前,NGOs這個詞彙剛開始大量出現台灣時,曾有失學的台灣記者,竟以「無政府組織」的噴飯翻譯,寫在報紙中。事實上,除了NGOs之 外,NPOs(non-profit organizations)也是台灣學術界常用的字眼,尤其是2005往生的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寫了一本「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書籍之後,非營利組織也成了家常便飯的詞彙。然而,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的定義區分,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利 用社會學式的理解,比較能夠掌握其精髓。分析性地說,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有兩大要角:市場與政府;同時,由各自成色比重多寡,成了國家經濟體傾向社會化還是 市場化的分野。如果,美歐兩種經濟體是政府跟市場多寡對比的兩端,那非政府組織可視為是歐式提法,非營利則是美式說法。



不論非營利或非政府的稱號,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日,其內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之精神邏輯,便是主張:「經濟面回歸市 場,社會面回歸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之下,政府職能不斷縮小,政府包辦的經濟事項逐步交給私營或民營的公司辦理,社會事務則由非 營利或非政府組織承接。因此,非政府組織雨後春筍般的林立,廣義而言,是政府職能不斷被新自由主義教條帶來的經濟全球化給淘空之下,所派生的事物。

由上述NGOs出身的考察即知,其似乎內建著「不良」的傾向。例如,西方為了區別出不良品項的NGOs,早已進一步區分所謂「企業組織之NGO」 (BONGO—Business Organized NGOs)或「政府扶持之NGO」(GRINGO—Government Run/Initiated NGOs)。台灣則是許多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倚靠承包政府各項軟硬體工程維生運作;因此,對出身的鑑別,可讓我們進一步反省與批判NGOs的倡議議程, 究竟是以社會公義為主動著眼,抑或只是政府或企業所主導。

Campaign vs. Movement?

或許NGOs的出身有著不良印記,但透由批判反省,NGOs依舊可以裝上批判性的牙齒,呼喚並尋訪著公義的到來,如同,客觀的階級位置,並不等同於階級立 場一般。因此,NGOs有一種是以倡議為主軸的類型,稱之為campaigning NGOs;這類倡議團體,發動的倡議運動通常稱之為campaign,即是透由各種媒體工具,進行社會宣傳與公眾施壓。

雖然,campaign通常也被翻譯成「運動」,但此運動非彼傳統型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如果用一種理念型(ideal type)的區分方式,傳統的運動著重的是群眾人民的組織,NGOs所發動的「運動」,則比較像是「造勢」,透由各項新興媒體工具「裝腔作勢」或「虛張聲 勢」一番,以此向政府施壓達到自己的目標。這是為何菲律賓的全國性跨部門社運聯盟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New Patriotic Alliance,新愛國聯盟),會用「人民組織」(people organization)而不是NGOs的名稱;因為,據說名稱決定了組織究竟在意的是「群眾」本身,抑或是「媒體露出」與「媒體形象」。

再者,若要刻意區分社會「運動」跟倡議「造勢運動」(campaign)的差別,社會學家George Lakey則認為「造勢」是社會運動的一個輔助單元;換言之,造勢應該隸屬於戰術,社會運動才是要達成的戰略目標。戰術雖有其目標,但其是以階段性目標的 方式,讓運動往更大的戰略目標實現挺進一步。然而,這只是完美的狀況,現實上的NGOs沒有群眾但造勢手段強,媒體露出的效果也奇佳,但有群眾的組織,卻 沒有相應的造勢倡議的技巧能力。



因此,回顧318的太陽花運動中的NGOs要角們,為何面對幾萬甚至十幾萬湧上街頭的群眾不知如何處理,以及變得保守,可猜測此些非政府組織擅長「媒體露 出」的搏版面「造勢」(campaign),但對於群眾的組織與帶領則是略顯經驗不足。此外,或許也可理解,由於在意「媒體露出」而讓NGOs在意媒體上 的形象,多於現場群眾的政治教育,讓決策的NGOs聽從媒體,多於陪同現場群眾成長、決策與集體承擔;因此,媒體扣上暴民,大家就得按法西斯糾察來進行紀 律規矩,讓糾察隊宛如幼稚園檢查手帕衛生紙的老師一般。

因為,唯恐媒體形象不好,所以不僅垃圾要撿、啤酒不能喝、煙不能抽、整場「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舉讓台灣的「抗爭」鎖國化,成為跟世界 平行的宇宙,比起對岸中國的抗爭模式還要low。不幸的是,台灣的第四權不僅沒有經過民主轉型的清洗,除了常內建國民黨威權殘餘與保守心態之外,再加上媒 體市場競爭激烈化導致的逸樂與軼文報導傾向、以及中國因素入侵台媒,若抗爭繼續按照「台媒」口味與報導的規矩行事,那以後乾脆舉辦萬人吃齋念佛超渡水陸大 法會,集體持誦往生咒迴向給馬邦伯還比較有效哩?!

誰來監察NGOs?

NGOs大行其道之後,以「倡議造勢」(campaign)的道德標舉,進行各項公共事務的糾舉,並據呼喚一個符合NGOs的道德籲求與想像。然而,義正 辭嚴的道德姿態如同丟向政府的石頭,往往會反過來成為落向自己的石頭,反黑箱服貿的NGOs,竟然成了大腸花中公幹的「黑箱決策圈」。畢竟,政府跟國會的 組成,有定期選舉所賦予的正當性,那NGOs呢?為了解決NGOs本身正當性赤字所衍生的公眾信任問題,國際性的NGOs也紛紛引進「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幾項原則,並以「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徵信問責憲章」(International Non Governmental Oraganisations— Accountability Charter)的簽署跟承諾為公眾問責之決心。



雖然,此份向社會徵信與公眾問責的憲章,道德承諾的成份居多,但NGOs最主要的便是社會大眾的認可;因此,大腸花的幹聲連連,儘管是事後發洩,卻也是此次決策圈NGOs的一種問責性不足與社會正當性流失的警訊。

318太陽花已經出關,著手全台播種;但馬邦伯一中市場的偏執步伐並沒有絲毫鬆動,甚至還加碼提出不排除跟中國進行「政治談判」,以踐行成就馬邦伯老爸骨 灰曇上的遺願。由此可知,318反兩岸服貿運動,將只是反馬邦伯、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舞賣台的初試啼聲,面對接下來的群眾集結令號角的再次響 起,NGOs或許應該認真思考,面對50萬人的「和理非非」都被無視之時,上街的人數或許不再是重點,重點可能是下次呼應集結號角再度響起而出的高政治覺 悟的群眾,還能用318的黑箱決策模式嗎?還能把他們當成沒有主體性的「媽寶」,並只能期待他們不斷在現場靜坐嗎?!

就讓「出關播種」,從反省躲在318太陽花陰影下的NGOs開始吧?!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68

2014年4月10日 星期四

報告朱雲漢院士:不是「民主崩壞」,而是「民主仍未竟全功」?! (by Shinichi)

院士級別的政治學大咖朱雲漢教授,在《天下雜誌》專欄撰述「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中質疑:「沒有多少人在乎國會殿堂被踐踏,也幾乎沒有人質問, 為何少數抗議學生,可以強制阻撓由一千六百多萬合格選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正常行使憲法職權。」朱院士並以此指稱,台灣刻正尾隨泰式民主大崩壞的路子邁進,而 深感憂心。

圖說:佔領立法院議場是台灣社運史上的頭一遭。以前頂多是民進黨立委佔領主席台或議場罷了(取自蘋果日報)。

正當朱院士不解國人低估或無感於「學生佔領國會」對民主國家的政治意義時,4月5日在法國巴黎也舉行一場名為「服貿協議引發之台灣政治危機」的圓桌學術對 談(TABLE RONDE: LA CRISE POLITIQUE A TAIWAN SUR L'ACCORD DE LIBRE ECHANGE AVEC LA CHINE),會中台灣研究專家François Mengin認為,在台灣民主史上首度出現學生佔領國會的行動,並非為了奪權或重新選舉,而只是要求政府應遵守憲法所規定程序進行服貿審查,實是「特 殊」。

圖說:朱雲漢院士認為社會對於佔領國會議場行徑沒有太大驚懼撻伐,認為這是台灣民主體制的崩解明證(取自天下雜誌網頁)。

我想這個「特殊」除了反應出這個島嶼上的人,那個潛藏內心卻不能明言的「不方便真相」——馬邦伯政權與中國間的曖昧共舞身影之外,這種「特殊」某種程度也 反應出「佔領國會」所表現出的政治意義,其實是否定了當前「國會」的民主代議正當性,早已不被人民接受而蕩然無存,但佔領者卻對佔領行為的政治意涵瞭解不 足。一般而言,佔領國會表現出對所謂當前民主遊戲規則的否定,不是對現有國會議員的代表性存疑,即是對於當前「國會制度」本身是否可真正民主性的運作與代 表台灣人民的意向,早已失去信任。

通常,倒閣改選會是挽救正當性的手法,但台灣民主憲政體制中內建的總統跟內閣的紊亂,連帶導致「國會制度」本身也受到懷疑。畢竟,島主馬邦伯旨意是這一切 紛爭的來源,縱若國會改選,馬邦伯主導的行政院依舊故我,那政治信任的危機,依舊無解。這也是為何容或有王金平的承諾,場內學生宣布退場,但場外依舊有不 該退的聲音,因為馬邦伯並沒有接受王院長的承諾。

然而,吾人同意「國會」作為代議式民主的程序象徵與合法性根基在攻佔之時早已動搖崩解,但這種崩解並不是朱院士認為的台灣人民普遍欠缺正常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所致,而是台灣的「民主轉型」至今未竟全功,何來崩解呢?!

告別威權的下一站,未必是民主的幸福終站?!

事實上,許多學者早已指出,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連帶進行各項「轉型正義」的工程,並導致許多弊病跟問題遺留。但台灣學者卻鮮少進一步指出,欠缺對過去進行威 權除垢的轉型政治工程的台灣民主,真的可算得上是「民主體制」嗎?誠如,許多研究民主轉型的國際學者早已提出,從威權遠離轉型之後出現了各種「混種政體」 (hybrid regimes)的形式,例如「半民主政體」(semi-democracy)、「擬似民主政體」(pseudo-democracy)、「不自由民主政 體」(illiberal democracy)….等等。換言之,所謂「民主體制」的應許之地並不會在離開威權之後便自動抵達。

再者,學者也進一步指出「轉型」(transitional)這個字眼,容易讓人誤以為告別威權之後,政體的掉轉方向,將是駛往民主單程方向的巴士,如同 「下一站,幸福」一樣,讓人誤認巴士的方向總是開往「幸福的終站」單一方向。於是,此些學者便宛如大煞民主風景的「白目」,跳出來棒喝說:離開威權的下一 站所抵達的可能不是幸福的民主,更可能是「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抑或是「選舉威權主義」(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的所在。亦即,在此類轉型國家中雖然有選舉、雖然有多黨競爭,但因為選舉跟競爭條件的不公平,因此,與其說其是民主國 家,不如更像是競爭性或選舉式的威權國家。

民主不是崩壞,而是還沒真的到來?!

此些富啟發性的國際研究,提醒了台灣社會必須回頭重新省思看待台灣的「民主轉型」的問題;換言之,以立法院為凝結的代議式民主制度的正當性根基,為何如此 容易便被年輕人輕賤呢?是我們以立法院為表現的代議式民主根本不是失靈或不管用,而必須以審議式民主來補充甚至取代,還是我們的代議式民主,根本從未打磨 完整呢?

以現狀而言,台灣的立院至今從未政黨輪替過,因為總統跟內閣的兼備雜種制,容或民進黨曾贏取得總統寶座,但也非整體性的政黨輪替。再將眼光放到地方議會, 幾十年的地方議會選舉,除了這屆台南市議會之外,國民黨幾乎是地方政治的連任霸主,從未輪替過,縱連被視為是綠色大本營的高雄,也是如此。

圖說:學者警告,告別威權的下一步,可能是「競爭式威權主義」。

再者,進一步檢討戰後國民黨站穩腳根的雙元統治結構:中央是一群以大中國意識型態執掌統治者(早年以1949年政治難民權貴為主),地方則是侍從政經交換 關係下的唯私益是問的在地人。看看馬邦伯上台之後,其政權的中央層級,其政策與高官皆散發濃厚的大中華意識型態,地方上依舊是由只問利益不問價值的地方派 系與樁腳撐起基盤。容或隨著都市化進程,傳統地方派系式微,透由地方政治服務業的生態模式,依舊可串起國民黨在地方上那種只有利益跟人情,而沒有政治價值 與是非的樁腳、投票、買票的關係網絡。於是,吾人才難為情地發現,國民黨的中央與地方的二元統治結構生態並沒有隨著民主轉型而改變太多、軍公教與鐵票族跟 國民黨之間的「恩給養豬制」依舊鞏固,那這樣的「體制結構」到底是哪裡民主了呢?

圖說:4月5日巴黎的學術圓桌討論議程表(取自臉書頁)。

走筆至此

報告朱雲漢院士,佔領立院的確是中斷目前在台灣所謂的「民主體制」,但被中斷的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披著民主與選舉外衣的山寨代議民主體制。代議民主尚未真正打造完成,何來崩解的疑慮呢?

圖說:「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標語高掛立院門口外牆(取自自由時報)。

至於,那夜無預期地衝佔立院的年輕勇士們的「特殊」,則在於當他們用佔領行為扯下立法院所象徵的「代議式民主體制」的山寨面具時,所呼喚的不該是直接跳到 西方民主深化的工具—「審議式民主」,而是理該疾呼再造一個「真正的代議民主政體」。畢竟,誠如偏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朱雲漢院士所言:「代議民主也許跟不上 網路社會的快速步調,但還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敢輕易放棄這個歷經百年的成熟體制。」換言之,如果代議民主是中學程度,則西方審議式民主是大學程度,連中 學都未畢業的台灣,首先該補的課是中學的課程而非大學課程。

但問題是,如果呼喚的是真正的「代議民主政體」,那佔領的年輕勇士們眼前的兩條路將是如法國的台灣研究專家François Mengin所言,要嘛堅持重新選舉,讓國會重新取得人民的合法認受性,要嘛就是奪取政權,驅逐馬邦伯政權。果若如此,那群眾的口號將是「馬邦伯,流 亡」,而非「馬邦伯道歉,江宜樺下台」?!

圖說:電視以「說到做到」形容人潮20分鐘散離,這應該是金氏世界記錄吧(取自壹電視)。

那個高亢興奮的夜晚,注視著立法院上頭那「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標語口號時,在某個時刻,還以為革命正在發生呢。後來才恍然大悟,發生的不是革命,而是門檻低一點的年輕人開始關心政治的「微革命」。

真希望有那麼一天,「說到做到的」,不是「20分鐘散場」,而是「革命就是義務」啊?!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41

2014年4月3日 星期四

330「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省思 (by Shinichi)

330,超過50萬的台灣年輕人跟民眾湧上凱道,向馬邦伯政權力推的服貿說不。雖然,這場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會,不僅在20分鐘內秩序井然的散去,更 神奇的是,揮一揮衣袖便快閃的群眾,竟沒留下一片垃圾,因而在媒體報導中博得「史上最棒、最成功學運」的美名,連帶也洗刷掉先前媒體刻意貼上的「暴民」標 籤。從否定到肯定的媒體,形象的翻轉,真得多虧現場糾察的紀律維持。

圖說:這份文宣《我控訴》(J'accuse...!)戰報,是由「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共同署名出版的反服貿運動的論述刊物(圖取自Jalo)。

然而,垃圾撿得再乾淨、人潮散速率一級棒,卻不能掩蓋一件令人憂傷跟難過的事件—「我控訴」戰報的禁發與回收。這份由「基進側翼」與「超克藍綠」聯合署名 出版小冊子的名稱,借用19世紀末法國一樁政治冤案「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中,著名作家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以回擊保守派。不知基於何種判斷或原因,此份在台南連 夜趕工印製完成,並隨著台南鄉親凌晨北上的遊覽車抵達台北的戰報,在台南鄉親志工抵達現場發放時,被以「非主辦單位文宣」為名,禁止發放、沒收、回收,甚 至搶走。筆者作為戰報寫手之一,在當天早上近11點之際,也在中山南路與濟南路口親遇兩位正在回收群眾手中戰報的「志工」,趨前詢問之際,竟回以「這不是 主辦單位文宣,不能發」,於是筆者以憑甚麼加以質疑時,志工以主辦單位跟某位主事者早已下令為由,遂逕行回收。氣憤的筆者,即刻以「你們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嗎?」,為何可以進行「思想審查跟言論控管」,遂將志工手中戰報搶回。

圖說:此圖是是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的原文(圖取自維基百科)。

不論此一戰報禁發回收事件的指令為何出現、現場志工執行此一刊物回收過程是否過於粗暴,令人詫異的是,此種比擬國民黨威權思想言論審查與書籍刊物的查扣, 為何在一個號稱進步運動的場合中出現?為何執行此文宣禁發與回收的志工,卻執行得如此正義凜然與自然,毫不遲疑?為何幫忙發放的志工或者已經拿到刊物的群 眾,在糾察志工要求回收時,竟主動配合便把手中文宣刊物繳還給志工呢?

圖說:這些是整疊被阻截沒收的刊物,是「基進側翼」朋友夜晚意外從現場清潔工手中搶救回來的戰報(圖取自Joyce)。

如果,「聽命行事」、「執行上級交代的任務」是艾希曼所表現出的平庸性邪惡,那麼,「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中,卻讓人驚覺,其實威權慣習的邪惡並不在我們 之外,反倒可能在我們之內,潛藏在思維的某處,並外化成某些視之理所當然的行為慣性。同時,民主或基本人權的價值,並不在我們之內被內化與化作行為表現, 而只是在我們之外,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口號。

我們身上都有「威權」的殘餘因子?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為奴之地時,首先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換言之,世代為奴的慣習,並無法隨著過了紅海便自動消失成為自由的人。同樣的,中國國民黨 政權在台灣的一甲子威權實踐所累積在人民身心靈的殘餘慣行,並不會隨著解嚴與選舉鬆綁自由化所帶來的民主化過程中自動滌清乾淨。

因此,民主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以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與賠償為表現的轉型正義,對過去威權政權的違法和不義行為進行矯正與彌補,而此一政治工程最主 要的目的,除了是給受害者一個遲來的正義之外,其實也是透由此過程進行新政治價值的確立,並藉由價值確立的展演過程,進行一場全台的「政治超拔」,卸除遺 留在人民身心靈中的威權殘餘。
由於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欠缺一場「政治超拔」大會,於是,威權的殘餘常在不自覺中支配著我們,並讓我等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按照慣性思維的支配行 事。因此,當我等常驚駭於台灣社會理當民主,但常有些匪夷所思的言論與行為之時,我等以為那是源自於儒家文化或鄉愿「河蟹」心態作祟,但其實更可能是來自 於威權殘餘的遺留。因此,本就不該出現的思想審查或言論控管的禁發指令,竟被不加質疑的接受跟執行,同時,發放文宣志工或者已經拿到文宣閱讀者,只在志工 的要求下便自動繳回手中刊物,而不覺有何不妥,此些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乖順行為,像極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筆下:「不去進行思考與判斷,只以元首的命令是從」的艾西曼。

政治超拔欠缺下的道德或正義魔人?

事實上,由於台灣社會在威權邁向民主的轉型過程中欠缺「政治超拔」,並藉此豎立新的政治價值,成為公共事務的內建準則與範行,甚且許多過去威權的共犯幫 兇,還搖身一變繼續穿梭於民主政治的各領域。例如,威權喉舌變身言論自由媒體人,威權幫兇抓耙仔成為候選人,威權意識型態化妝師以教授或專家化身為各項權 威…等等。
於是,在進步政治價值欠缺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選舉所帶來的政治世俗化、綜藝化、算計交換…,在百花齊放的媒體市場之下,威權言論與思想便躲在眾生喧嘩所偽 裝成的多元屋簷下,進一步淘空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已略顯稀薄的政治價值而呈現價值真空的狀態。因此,當台灣的政治或公共領域欠缺共同認可的價值規約時, 個人道德的私想像與自我要求,便會被挪用跟擴散為公共領域的他律規約,終於,可怕的道德或正義魔人就此蛻變而出。

圖說:媒體稱讚說這場運動都沒遺留垃圾,但還是必須指出,仍有不完美之處,例如沒有分類,讓夜晚清潔員必須將垃圾全數倒出重新分類,徒增上了年紀清潔員的工作量,同時也沒有進行隨袋徵收,造成社會成本浪費,希望下次台北公運可以精益求精(作者攝)!

正義魔人的正義,是他個人武斷認可的,凡是不符其正義尺度,便成了討伐的對象;道德魔人的道德潔癖,本該自我要求,卻成了套在他人身上的量尺規矩。因此, 正義魔人跟道德魔人充斥的台灣社會,常會以倫理生活意義上的弱者視角,權充為政治公共意義上的弱者視角,遂常會演變成對Makiyo酒醉踹司機的事件憤怒 異常,但卻對官虎陳肇敏慘害江國慶冤死案無動於衷的情緒反差。

是故,容或,原本330凱道反服貿活動的決策高層內部決策指令只是柔性勸導發放,但現場執行志工卻加碼,便成禁發、回收甚至粗暴地把民眾手中的文宣搶回, 因為這份刊物跟文宣早已被道德或正義魔人心態者理解成「企圖破壞『偉光正』般的太陽花學運」的毒草了。這也是為何,立院外圍的太陽花糾察隊或媒體,竟然在 意地上垃圾乾淨度、人潮秩序與散場速率,多於這場學運的成果、服貿這個馬邦伯製造的大垃圾如何處理…等等問題。

圖說:此份「我控訴」戰報解禁後,現場人手一張的情形(圖取自Joyce)。
330當天的「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意外地揭露「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威權遺留,不只表現在中國國民黨與馬邦伯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殘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靈之中啊?!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17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聲明稿

聲明稿 
2014/04/02

這場始於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在3月30日五十萬公民齊聚凱道表達憤怒的呼聲中,達到了高峰。這是近年來公民奮起捍衛自身權利的政治運動高潮之一,也是廣受世界矚目的運動之一。公民為了捍衛自身的未來與權益,拒絕失能的政府專橫、黑箱的野蠻行徑,奮起奪回已經背棄國民付託的代議與行政機構。而隨之而來的政府的無誠意應對與國家暴力侵害,更揭露了現今這個離棄國民願望付託的政府的殘暴本質。這是全體參與其事的公民與其團體的共同行動,也是所共同締造的成果。

然而,在330的活動會場上,卻發生了令人遺憾的事件。在現場分發由「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所發行的文宣「我控訴」,遭到了自稱受黃國昌先生指示之人士的強搶、沒收與從民眾手中強制回收。這些人員甚至揚言回收後將進行銷毀。面對此一衝突,經過多方的聯繫,黃國昌先生承認係「由於資訊混亂,導致誤認現場所發送之文宣非由基進側翼所製作,而有現場糾察人員回收之情事。」並對此事所造成的誤會與困擾,黃國昌先生已經向基進側翼成員致歉!

對於黃國昌先生的致歉,我們原則上可以接受。但有關此事件的事實仍必須澄清。330「查禁文宣事件」的理由,實際上是不充分也是令人不解的。一場公民政治運動,本來就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踐與實行,因此,其言論自由本該高度受到重視與保護,不容因為好惡或假藉任何理由予以查禁。否則,這樣的行為就是言論自由的審查與限制行為。而這些行為不正是這場運動所欲推翻打倒的惡行嗎?這正是這個政府一直以來被人詬病、對抗的原因之一。禁絕言路,統攝單一言論,正是專制暴政之始,而公民運動的目的之一,正是反抗這樣的惡行,若為了自身的疑忌或管制便宜,就輕率地踐踏言論表達發送之路,無疑是對這一運動的諷刺與傷害。

事件的起因始末必須深究。是「誰」傳遞了錯誤的消息?而讓決策者「一錯再錯」?我們再次重申黃國昌先生的道歉,是基於夥伴的信任關係,重要的是,要慎防無心誤解或是蓄意挑撥,並將事件的真相還原,以給事件相關人有所交代。因為,這些不明事件的真實脈絡、內涵,必然造成各方彼此的疑懼,破壞公民團體與各政治團體間的信任,致生因疑惑、恐懼所產生的不安恐怖氣氛。我們必須把真相釐清,將製造恐怖氣氛的「鬼」「抓出來」,才能避免之後類似的事情繼續發生,阻礙並分化這次運動的團結。

而從佔領行政院開始,一直到佔領凱道,有些不知從何而來的訊息風傳,一直把「基進側翼」,視為是這些行動背後的策劃人,且汙名化為離場落跑者。在此,我們必須說:這個「榮耀」並不屬於我們。此次行動,是從學生到全體台灣公民及團體為了捍衛台灣民主、權益與價值的共同行動。任何參與其中的團體乃至個人,都是這場運動中最深切也最重要的參與者。每個人所擔負的工作或有不同,行動內容或許各有歧異,但都是整個運動中既不可或缺,也同樣重要的工作。人人都至關重要,也都是偉大公民實踐的一部。因此,這樣舉世矚目的「榮耀」,做為整個運動的參與者團體之一的基進側翼,不敢居功掠美,獨佔其令譽。榮耀屬於參與運動的每個群體,每個人。

所有參與運動的我們,已經成就如此普世廣傳的成就!如果,還有人要將「基進側翼」「指認」為佔領行政院背後「首謀」,企圖分化學生、製造寒蟬效應的算計,基於人民奪回自身權利的高度正當性與光榮感,做為「基進側翼」的我們願意光榮地承接這個「首謀」的勳章,並將榮耀與人民的勝利分享給每個參與太陽花學運動的人們!面對一個虛偽、狡詐、不負責任也沒有責任感,只貪婪掠奪利益,並不吝以暴力鎮壓國民,以挑撥分化群眾,以操弄媒體醜化民眾的專制政府,起身對抗者無疑是最勇敢與最榮耀的人群。也是世人面前最值得尊敬的群體。因此,對抗不義,拍案而起的「首謀」我們願意代表所有參與運動的每個人,謙卑地承擔,並將榮耀分享,還諸於每一個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每個人!

我們在此再次強調,「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持續而動態的運動過程,有各方覺醒的公民不時地加入、參與,因此,呼籲大家不可進入「切割後、再收割」的惡意操作。企圖以分化夥伴,圖謀算計的低級政治權術,是迄今參與行動的群體所厭棄的;我們捍衛台灣民主所凝聚的共同抵抗,是此運動參與者之所以廣被人們欽服的理由。因此,立法院議場場內場外的所有參與行動的每一份子都是我們的夥伴,都是參與運動的偉大群體不可分割也不容犧牲的同伴。

佔領行政院夥伴的驚天一擊,與佔領立法院的夥伴們,認同相同的公民政治權利價值,也一起行動,共同締造了這讓失去統治正當性政府膽寒的成就!也就是因為我們是夥伴,我們更不能讓任何人孤單,特別是佔領行政院勇敢的夥伴們孤單!我們不會因此轉移對馬政府血腥暴力鎮壓的譴責。最後要說,太陽花學運,從佔領立法院開始,一直到結束,所有的參與者都是首謀。不離棄夥伴,共同承擔,拒絕挑撥分化,這是我們對夥伴的義務,也是反抗者的基本道德。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從法國六八看目前的運動困境 ( by 佛國喬)

1968年五月是震撼世人的月份,台灣習稱六八學運,但這是錯的,他們稱之為「68五月」,因為學生只是打先鋒,打了多久呢?以法國為例,才打十天就得到工會團體的支援,而接續的兩星期工潮就讓政府受不了了,總理於是和工會們簽了一個提高最低薪資的合約,工會普遍接受;過三日,戴高樂總統宣佈國會重選,當日下午在香舍麗榭大道舉辦了反對「68五月」的遊行,人潮竟達百萬人之歷史紀綠,戴高樂在遊行中大力抨擊「68五月」,態度強硬。為期一個月的選戰中,政府強力解散11個被視為有武力的年輕世代團體,學生罷課情況也漸減,「68五月」在開票後就算結束了:戴高樂的黨從前一年贏得的四成席位的情形,跳躍到六成。

  (六八海報《當好年輕人,給我惦惦》:戴高樂在禁止年輕人有所主張)

(六八海報《小於21歲的,這是您的選票》:沒投票權的就來投石頭吧)
        




如今大部份歷史書都正面看待「68五月」,原因當然不是年輕人勝了,也不是因為事後有人或有黨成功地政治收割(況且明顯是被抗議方得利),也不是因為工會從中取得薪資談判勝利(不過這很重要),更不是因為他們成功創造了什麼新主流,這群年輕人遠非主流,甚至是被當時的人所普遍討厭。之所以歌頌「68五月」,是因為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生氣勃勃的新可能,讓法國人心裡有數:任何墨守舊規是該到了盡頭。

當年上街的學生與年輕人,會自稱六八人:Soixante-huitard,德文也有相對的字,我遇過的六八人都會很驕傲地跟我說他們參與「68五月」的情事。當年這群人留下許多名言,塗在牆上、印在傳單上:「禁止去禁止」、「拒絕工作」、「21歲以下(沒投票權的),石頭就是你是選票」、「所有的報紙都是有毒的」…更重要的,這是一個不停地引發眾人思考與爭論的運動,在咖啡館、在街上、在學校、在工會、在工廠…年輕人們不停地組織辯論會,各種主題的辯論會,林林種種的思想像野花到處綻放,沒有一處不美麗。

也因此,「68五月」是一個沒有核心領導的運動,沒有人在下總命令,不管是思想還是行動,因為光是整場運動需有一個領導核心的這個想法,就是年輕人們踏入此行動所第一要討伐的。

 (六八海報《美麗在街頭》:一年輕人從石鋪路挖出石頭,丟向天空)
當年,表面上「68五月」乃一場敗戰,但埋在心中的種籽,在數年後開出勝利的花:一個被禁箇的民族心靈自由了。於是,如果在我們這場運動中,在過程已經埋下那個自由心靈的種籽,那麼勝利也遲早是我們的。怎麼做呢?

第一步,尋回您的主體,無需再去問學生們要撐多久、無需再去問學生們下一步是什麼,我們目前所珍惜的「學運」已經撐得比當年「68五月」第一階段還要久了,大家還要對他們奢望什麼?

這場運動是屬於年輕世代的您,不光是學生的,更不是那些兇巴巴糾察隊可以管控的。如果您在立法院內外現場,有NGO的組織經驗、有群眾演講經驗,不要再繼續把自己視為一場「學運」的附屬品:學生就去組織各式各樣獨立學生的街頭團體、待業青年就去組織待業青年的街頭團體、受服貿威脅的受薪階級就去組織一個產業受威脅街頭團體…。不再聽令他人、不再靜待決策核心的指揮,因為目前這種有人扮腦、有人扮身體的運動是絕對開不出花朵的,永遠不會的,那只會讓您在邇後的日子更加服從權威。

第二步是行動,以您的組織去佔據街頭地盤、去策劃您們自己的演講與辯論,行動起來,以「我是行動主體」的身份行動起來,不隨人亂衝、不在沒估評估過安全前參與、不在沒討論過效應前行動,您要有您自己的策畫、評估、與思考。

 (六八海報《毒送到您家》:大眾媒體都是在釋放思想毒素的)
第三步,請認識到:任何的行動都不要怕媒體的圍攻,甚至不要怕大多數民意的眼光,就像「68五月」當年受到百萬人上街討伐,今日它只有美麗異常。最後讓您可以驕傲地談論當年勇的,是歷史書寫的評價,今日那些光鮮亮麗的主播、電視上那些威風的大老闆及官員,都會如同反「68五月」那百萬人一樣微不足道。請以打破舊框架的方式去思索您們的行動,不要被這些未來不重要的人綁住手腳。

330有產生一個風氣的大轉折,我憂慮整場運動的核心化,這不僅是在複製外頭墨守舊規的權力世界,也是非權力分享者、不愛頂頭有權力者準備散去的預兆(331就見大量散去了),這個轉折預告了這場運動將死,短期、長期的社會效應都是失敗。

但問題不在於那些學運明星,問題在於你與我,請忘記這是場「學運」(「68五月」可不是68學運)、請忘記那些明星的重要性、請忘記330那一日的過程(絕對不是什麼大勝利),重拾主體性是解放禁錮心靈的第一步,請上街去找您志同道合的行動伙伴吧。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極光。希望》: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7658480.html
 (六八海報《說不,就是思考》:學習拒絕服從、學習拒絕人云亦云)

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J'accuse...! 01 / 我控訴(01期):向靜坐的超級英雄說再見 / 豬一樣的隊友?為佔領行政院讚聲! / 恐中 vs. 恐正常 / 不只學生,是年輕世代的奮起


關於這一份刊物被進行言論審查及查扣的情事,請點這裏
 

〈向靜坐的超級英雄說再見〉   SK
〈豬一樣的隊友?為佔領行政院讚聲!〉  格瓦推

〈恐中 vs. 恐正常〉    佛國喬
〈不只學生,是年輕世代的奮起〉  新一



〈向靜坐的超級英雄說再見〉    SK


看到衝進立院第二天可以激出這麼多人上街之後,我本以為可以不用再去糾纏些那些禮不禮貌、暴不暴民的問題,我以為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把心力拿去討論其他更生人勿近的東西,比如中台和統獨問題。但這兩天卻發現,整個討論方向又落回到暴力和秩序上面,覺得有點遺憾。

完美的民主政府作為唯一合法的暴力

即使到現在,仍常常有人會說,這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一切依法行政,謝謝指教。的確,一個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我們應該要交出我們使用暴力的權利,把一切的暴力的使用權收歸到政府之下,受到法律的管制,一切問題也都應該循體制內被公正地解決。

當一個法治國家正常而完美地運作的時候,我們的確沒有理由尋求體制外的暴力抗爭,然而,我們同樣必須清楚地知道,台灣,甚至地表上的任何地方都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完美的民主法治國家,所有國家都仍在朝著那樣的理想掙扎地前進。當我們離那個理想越近,人民所擁有的暴力當然理應要被減少,而當我們離那個理想越來越遠,人民也就擁有越多使用暴力的正當性。公民暴力的正當性從來不是全有或全無,而是總在光譜中的某處。江宜樺說得好:「如果一個體系宣稱自己是民主體制,但是它對成員的訴求沒有認真回應,那麼抗議是有正當性的,那怕是暴力的抗議。那個正當性的多寡,就與體系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

獨裁觀點與民主觀點下的抗爭活動

這裡的暴力當然不是指個人與個人之間主動傷害對方的暴力,而是指人民用來抵抗政府暴力的那種卑微的、弱者的暴力。

暴力這個字會令許多人直接聯想到一些十分可怕的畫面,比如新聞上被馬賽克的斷肢,或者電影裡面血腥的凌遲,但這裡並不是為那種程度的暴力要求正當性,而現在的抗議團體也從未主張那樣的暴力。在台灣,這幾年來就算是最激烈的抗議活動,差不多也就僅止於理性和平地丟丟雞蛋、擠擠身體、臥臥鐵軌、敲敲窗戶,但仍有許多人會對這些不夠輕聲細語的衝突感到噁心、過激,認為總是暴民在攻擊警察,想像這些和平理性的小暴力會動搖國本,若不加以強力制止他就無法教小孩(儘管他可能常常打小孩),彷彿台灣社會充斥著一大群蓄勢待發的暴民,只要一有任何破口,他們就要傾巢而出顛覆政府。

在任何正常民主國家中,體制外的抗爭,不論暴力非暴力,都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比如就在行政院鎮壓事件的同一天,西班牙也因為政府的緊縮政策而上街遊行,並爆發嚴重的警民流血衝突。「體制外抗爭」和「軍事武裝政變」是天差地遠的兩回事,但由於許多台灣人從小接受了黨國的教導,因而時時對於顛覆政府感到恐懼,一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覺得完了要革命了。這種十分恐懼動亂並覺得處處是暴民的心態,其實都是獨裁之下的遺緒。

然而,一個容許適度衝突的、有彈性的社會才是社會發展的健康方式,若是把一切不乖順的活動貼上暴民標籤,拒斥一切衝突,這種僵化的社會才會有隨時崩潰的危險。這幾十年來,大部分的台灣人並沒有看過真正失控的暴民在街上打家劫舍、放火燒屋,但卻對暴民深深地感到恐懼並深惡痛絕。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暴民,唯一存在的就只有不那麼乖順的良民,以及這一百年來所累積的,對國家暴力與公共事務的集體恐懼與逃避。這種集體性的恐懼與逃避常常會扭曲某些人的視角,讓他們對血腥鎮壓不僅毫無感覺,甚至大聲叫好,但卻對行政院的玻璃損毀感到義憤填膺。

超級英雄與暴力

在任何運動中,暴力和秩序兩者作為工具的價值同樣重要,沒有誰比較優先。然而,當我們不停讚揚其中一種,就很容易把它從手段昇華成至高無上的規範,甚至成為目的之一,如此便會壓迫到相反的一方,這將使本來應是平等的兩種策略,失去了運用的彈性。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習慣性地讚揚秩序,那就會使我們趨於保守,使自己往體制內的方向靠攏。

去年八月,1985成功號招了25萬人,在凱道上進行了一場大型的公民教召。站在教育的角度上,我很肯定1985降低參與門檻所帶來的公民覺醒,但我同時也覺得,當1985看到他們所代表的那種精神在這次的運動中遇到排山倒海的攻擊,甚至因而波及到自己的時候,1985應該要感到開心,因為這才是他們所希望的公民覺醒。去年八月對理性和平表達不滿的人只是不成氣候的少數,但半年後這種不滿卻能被廣為流傳。我真心覺得這種進步是1985的貢獻。當你選擇成為梯子,那就必須準備隨時被大家拋棄,而且應該以此為傲。

我看過許多超級英雄的漫畫和電影,但從來沒看過一個只會靜坐的超級英雄。1985當初選擇了匿名的超級英雄作為非暴力抗爭的號召,但超級英雄的本質卻是一種異於常人的暴力。一個只能靜坐的超級英雄就如同1985的精神一樣,是個矛盾的概念,必須是一種過渡性的存在,等待著被遺棄。這才是那一年,1985教我們的事。

關於民主嘉年華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這兩年我們已經做了許多實驗。儘管人潮一次比一次洶湧,氣氛一次比一次激昂,但一覺醒來,不論是20萬人的反核大遊行,還是25萬人的白色力量,都宛如一場夢。

當體制內走不通的時候,我們稍微激進地在體制外舉辦嘉年華會,那當我們發現嘉年華也走不通的時候,該怎麼辦?當民主的危機越來越大,當獨裁的體制越靠越近的時候,該怎麼辦?當政府已然把反抗它的學生當成仇人而用血腥的方式驅離時,又該怎麼辦?還靜坐以待斃嗎?


〈豬一樣的隊友?為佔領行政院讚聲!〉格瓦推


壹,公民性的死亡與重生

台灣中國服務貿易協議是一項禍害台灣甚鉅的國共合謀:它是不平等協議、它是黑箱作業、它強化階級壓迫、它是中國統戰台灣的陽謀。中國將藉由掌握關鍵產業與改變人口結構而更全面細緻地掌握台灣,台灣的未來將不可逆地指向香港、圖博、東土,我們會失去主權、文明、文化、財富與民生安全。

如果將馬政府的前國策顧問郝明義於2013年6月21日公開發表文章反對服貿,視為反抗運動的鳴槍,起跑後的八個月,政界、學界、公民團體確實展開了密集的交火辯論。但是,為何這項將台灣推向PRC殖民深淵的國共密議在曝光之後,卻無法吹起全國性的反抗風潮?儘管絕大多數人皆無法置身於惡果之外。

公民的希臘文是politès,在當代政治學意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最廣義的政治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指共同體(社會)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意味各種權力的實踐。當公民對於關係切身的政治事物冷漠,或無法運用理性以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挑戰與取捨,並投身必要的公共辯論與政治抉擇時,這意味著公民性(citoyenneté)的消亡。

台灣的公民性是否普遍死亡?

是的!因為儒家社會習於道德論事,以修身的角度對公共場域之人事物進行評價、針砭,甚至以之為改革關鍵,以致疏於制度考察、輕忽政黨差異、仰望人治,最終疏離政治。

是的!因為被國民黨完整規訓的社會中堅,將公民性去統獨、去政黨、去高爭議,己誤誤人地讓公民重視姿態甚於訴求、讓社會動員成為一日嘉年華、讓「志在參加,不在勝利」的精神自慰掩蓋運動初衷的遙遙無期;當公民運動假掰化為一種身份履歷後,公民性的只存其形亦理所當然。

公民性是否可以再造?

可以。但再造的號角,不源於壓迫的超限,亦不先決於智識的培養;台灣需要一把火,一把能穿透媒體圍牆、震撼全國人心的憤怒之火。318攻佔國會的基進行動,終於讓台灣的公民性浴火重生。

貳,「基進」是價值之所在

「佔領國會」的能見度,終於讓反服貿的怒吼被全國聽到。一個基進(radical)的起手勢,揭開了正港公民運動的序幕。

318的基進行動濫觴於基進的理念:透視服貿的本質,它是中國帝國主義殖民台灣的傳送門。所以不只反對國民黨以踐踏程序的方式強渡關山,亦反對親中集團掌握國會多數的實質審查。當代議政治淪為帝國打手後,以直接民權之名,宣告無效。

因為反帝反殖的基進理念,爆發出佔領國會的基進行動;因為佔領國會的基進行動,鼓動了「自己國家自己救」的全國風潮。自此之後,反服貿不再只是反對黨、知識菁英與特定公民團體踽踽獨行。近年來,台灣社會已習於在對抗國共陣線的戰役中失敗,失敗主義的瀰漫,讓在野監督與公民示威淪為行禮如儀,還間接造就了一批以冷嘲熱諷為業的先知。但是佔領國會的號角,集結了沛然之勢,一舉擊潰因循、沈默、懦弱、冷漠、麻木、鄉愿,讓真正的公民性——國家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以堅決的姿態宣告「何謂民主」與「民主如何可能」。一掃對民主想當然爾的天真,讓這個民主轉型未竟的社會覺醒:民主必須經由抗爭而進步。

這不是萬人凱道的嘉年華,不是一日公民的體驗營,更不是國民黨外圍組織所建構的防火牆,而是實實在在的起義、抗暴,是向國民黨宣戰。基進的姿態乘載基進的理念:以佔領國會的基進,宣告反帝反殖的基進。這場抗暴,非基進不足以成其勢,因循的姿態與鄉愿的訴求都無法如驚濤拍岸地捲起千堆雪。

抗暴的號角由基進的公民所吹響,抗暴的能量更需由基進的姿態與理念來持續。溫良派的姿態會讓國民黨減壓,溫良派的理念會浪費以基進為代價所打開的空間。過去數年的公民運動,已被證明充其量作為國民黨統治的點妝;如今衝出新局,台灣的公民性獲得救贖,我們必須肯認:基進是讓運動成為可能的必要元素。基進不只是入場卷,更是抗暴能走多遠的條件之所在。

參,佔領行政院的意義與效果

如同318攻佔立法院,323攻佔行政院,亦是實踐以基進為戰略的戰術——都是佔領最高公署。在佔領立法院一週之後,再啟佔領行政院的行動,不事後諸葛,也能預判三種效果:

第一,就對抗國民黨而言,不僅可破解馬政府以敷衍戰術形成的僵局,更會對其形成骨牌效應的壓力,可提高我方談判籌碼。

第二,就運動自身而言,當佔領立法院所激起的全民怒火有衰竭之危時,佔領行政院有添薪之效,擴大號召。

第三,對決策核心而言,讓基進的姿態與主張貫徹這場抗爭的進行,以免妥協派在內部瓦解士氣,並流失談判籌碼。

事後證明,國民黨的法西斯本質,加碼了前二效果。國民黨以反人道手段,將政權置於人民最根本的生命權之上:暴警以故意殺人之主觀犯意,逾越執法應有的界線,以武器攻擊手無寸鐵、無攻擊意圖的民眾之頭部;並驅逐醫療團隊,禁止醫療行為(阻止醫療的行為,就算是「六四」也沒發生,就算是兩國戰爭也沒發生,人民不只被政府看作是敵國,而且還是非人化的敵國)。當國民黨的反人道罪行(其實是慣犯)被傳諸於世後,不只引發更大的社會撻伐,還招致國際對抗暴運動更大的同情,如國際記協對國民黨發出譴責,再如美國眾議院外委會表決確認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並發言支持台灣獨立;我們罕見美國國務院主動對台發表談話,但此次流血已讓該單位表達對服貿的關切。啟動暴警的馬江政權,其統治正當性已遭遇318之後的最大潰堤。馬英九再也不能對立法院的「和平僵局」視而不見,退場談判的壓力已傾斜於國民黨。

這些對國民黨不利的新局,都是行政院行動的效果,而且是抗暴志士以鮮血激發的效果。佔領行政院的決定,是正確的;參加是役的志士,是光榮的。我們不願也沒預料到戰果會因同志的鮮血而擴大,我們必須對所有負傷的同志道歉道謝:對不起,身在巴黎的我沒有在現場與你們一同承受恐懼;謝謝你們,你們在最艱困之際,推動了抗暴志業的前進。

肆,運動的詮釋權

因為323事件以流血作結,讓攻佔行政院行動被某些同志負面定調,甚至認為是錯誤的決策,這樣的立場是有問題的。

首先,佔領立法院吹響了抗暴的號角,佔領行政院則持續了抗暴能量並揭開了國民黨暴政的真相,如果前者應被肯定,後者亦然。第一天三百志士佔領國會後,國人並非在觀望國民黨的反應後才挺身集結、並非在確定「立法院是和平的」才來響應,群眾有其風險的自主評估。兩個行動的差別只在於國民黨有無暴力驅離,若我們以此來對兩個行動作雲泥評價,那不僅是把評價權交給對手,也是對於「國家暴力是對付公民抗爭的良藥」的無條件屈從,甚至是自己推翻了抗爭的正當性。

再者,以流血來否定行動,甚至以已預測或沒能預測到流血來否定行動,將使目前立院行動無以為繼,因為立院內也並沒有人能夠保證國民黨不會在立法院重演行政院的作為。

若不圖追究國家暴力的首謀,反而討伐佔領行政院行動之責,不只是屈服於國家暴政之下,亦中了國民黨轉移焦點的獵巫陽謀。群眾運動經常是無首謀的,臨場變化極多。那些譴責攻行政院首謀的人,就是否定行政院行動,也間接否定立法院行動,更是收割他人流血成果還嫌血髒的不堪之輩。

文末,我必須再次肯定佔領行政院是一場成功的行動。行政院前的流血是神聖的,是這些犧牲驅使美國國務院發言、驅使大量國際媒體報導,這對之後的行動安全是很大的保障。急著譴責、撇清或切割者,箇中心態值得玩味。


〈恐中 vs. 恐正常〉    佛國喬


憤怒如何而來?服貿的情節若是改成日本或紐西蘭為對象,佔領立法院會得到這麼廣泛的支持嗎?不,請誠實地告訴自己,此事的嚴重性不是在黑箱、開放程度、潦草評估,這些的確令人詬病,但最大的疑慮還是在「中國」兩字:我們尚且還在問那兩字是不是毒葯時,國民黨已經粗暴地押住我們,指之為健康食品要硬塞入我們嘴裏。

信任感的藍綠差異

台灣因服貿而撕裂的民意,其實就是對中國政權是否信任,否則,一個黑箱作業的經濟協議、一個公聽會辦完也不能修改的經濟協議,怎還能去支持呢?

台灣有個很難讓世人理解的現象,有一個黨、有一群人,面對著一個誓言消滅我方主權的政權,一個專制政權,有明顯的外交打壓與軍事威脅,居然還能對之有著高度信任感;更糟的是,對於正正常常的不信任立場,這個黨、這群人卻從來不想去理解也不願去體諒,甚至也不想去解釋其自身對中國的信任如何而來,只想強迫對手接受。

事實上,信任感的差異有時是很難解釋的,若是此信任感來自於一種極端的國族主義情操,以致於可以從認同國家過渡到信任該國專制政權,這教非中國國族主義者如何接受?再者,若是此信任感來自於其個人或家庭早已置身於中國裙帶資本主義網絡之中,如同張慶忠立委抽屜全是中國名片所能意謂的,這又教一般庶民如何接受?

維持在台灣政壇的代表性,是藍營權貴們進入及保有中國裙帶資本主義網絡位置的必要條件,而對台灣人進行「經由中國化才能通往全球化」的洗腦,則是穩住代表性的遊說術;台灣人相信了,甚至不少人還認為在經濟低靡期,以某程度的主權、自由與民主來交換經濟是可妥協的。但對選民尚且還是個冒險,因為政黨政治奠基在責任政治上,但國民黨在中國政策的失敗卻不用負責,反而可以從錯誤中取得好處:將台灣愈推入中國框架,讓中國對台霸權愈不容忽視,愈有利於中國國民黨執政。(這就是許多人口中「國民黨賣台」之背後結構)

不信任,已觸及了底線

然而這一次,不信任中國的一邊不願再繼續妥協、不願再繼續被中國國民黨帶著去冒險了。

首先,歷經此六年來的經濟愈加低靡、貧富差距愈加擴大,上述遊說術已被證明是謊言一場、是六三三一場,而我們心知肚明的代價又是血淋淋地被討索:民主倒退、司法保守化、媒體巨獸威脅、戒嚴時代的史觀重現教科書,其中2008年陳雲林事件及上星期攻行政院事件中的暴警鎮壓,更讓國人將憤怒燃燒成國仇家恨。

其次,過去的妥協都具有可回復性,但服貿協議卻是不可逆的,不論未來如何被證明弊大於利,現狀都是不可能復見;中國品牌、企業、人員的入台將永遠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不信任」遇上「不可回復」,答案應該只能是「試不得」。

第三,儘管兩岸交流之頻繁,之前沒有一項交流的影響是對個人有強迫性,任何人可隨意組合其生命史與日常生活的中國成份,要不要去中國旅遊經商、買不買made in China商品、去不去中國觀光客固定去的台灣觀光點,任何選擇都可隨心所欲,但服貿所會帶進來的中國品牌,若林林總總大量盤據於消費生活中,甚至形成托拉斯(如低價連鎖餐飲業),將使這些自由選擇變很困難。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此番的開放意謂著彊界模糊化的開始,這是過去二岸交流從未出現過的,中國可以趁此進行有政治策略的經濟移民,中國可以趁此掌握與台灣國安相關的產業(台灣未來還有通訊祕密嗎?),中國也可以在台灣境內以經濟打壓民主與台灣認同,如同今日反服貿藝人遭中國封殺的情節,將侵門踏戶在台上演,而中國在台企業以廣告主壓力迫使媒體修正立場,只是必然發生的牛刀小試。

信任著不信任

因為國家地位不受國際社會所保障,台灣人世代相傳著一種不安全感,任何理解服貿之惡的論述,缺了這一角度的理解都是有所欠缺或規避的,我們不應沉浸在服貿條條款款的討論中,也不應該便宜行事,只以批評新自由主義的方式批評服貿;請正視一個蕞爾小國在面對東亞最大霸權時,那種極力想守住彊界的集體渴望,因為這個彊界可以保護著民主與認同,可以維護住我們需要的自由生活、台式生活,可以讓我們覺得孩子們的未來仍有陽光。

我們不一定要死守住對中國的不信任,但化解不信任是中國一方需要努力的,因為他們是壓力源、我們是承受方,當國民黨又再一次罵我們對彊界的堅守乃是一種鎖國時,請您想想:小國面對大國,適當的保護主義措施是不是需要的?不信任起源於中國,為何國民黨卻反而要受壓迫方改變呢?他們為何總要站在壓迫者的立場發言?

誠實地面對您心中的本能直覺:不安全感與不信任感,這是正常人性,不要「恐正常」,任何一個人類當台灣人都理應有此提防,不信任壓迫者是弱者的武器、是創造弱者團結起來的的黏著劑,絕非「恐中」、絕非衝腦國族主義、也絕非無謂的意識型態之爭。信任著您心中的不信任,這是參與這場運動該有的基本心理武裝。

〈不只學生,是年輕世代的奮起〉 新一


中國國民黨籍的中和摩鐵大王張慶忠30秒服貿硬上事件,激起全台年輕人義憤,趁夜湧上台北街頭、衝佔立院,讓服貿生效的最後一哩路—3月21日立院院會—無法走完。隨即,馬鹿茸先生使出一貫擺爛招數,企圖以時間換取空間,消耗夜宿台北街頭與議場人士的體力;接著在23號午間記者會中一如往常跳針,引發了學生攻佔行政院、暴警血腥鎮壓的國際醜聞事件。

媒體跟輿論總愛將這場運動視為「學生運動」,但究其實,這不只是一場學運,而是一場為突破「悶經濟」與「悶政治」的死水狀態,而由「學生」為先鋒,所激起的台灣人民對那原以為枯萎未來的想望跟期待的運動。

學生跟年輕世代

台灣社會崩壞情勢嚴峻,工資大倒退17年,大學生平均起薪22K,南部更狂跌至19K的慘不忍睹;大學生不論主動或被動,只能以各種方式延緩進入全職就業身份:半工半讀、或讀研究所、或休學出國打工度假、或投入高普考隊伍、或以騎驢找馬方式在就業與就學間擺盪….。目前在台北街頭夜宿者的身份是多重與交疊,他們不只是全職學生,更多是在社會崩壞之下那苦尋出路無果的「年輕世代」。

馬鹿茸先生開出的選舉支票,是讓台灣社會以為只要跟中國經濟深深掛勾,633、黃金十年將垂手可得,但終究證實只是張芭樂票。因此,此次馬鹿茸先生為了讓服貿通過,不惜毒鬥王金平,更屢次表達服貿必過決心,最終不顧民主程序,靠著張慶忠這枚虎仔,以閃電偷襲之姿霸王硬上弓。統治正當性早已全盤鬆動的馬鹿茸,此時就像採花失風的馬賊一般,落得激憤村民上街敲鑼打鼓、集體圍捕。

世代正義運動到反台灣崩壞運動

媒體一開始是採取威權遺留慣性的惡意抹黑與妖魔化,但這反倒激起各階層素人與人民的投入,因為此運動訴求叩動了社會各階層人民這些年所累積的集體焦慮。

年紀稍長者,雖已在社會與職場中站穩腳跟,但家中子女陷入工作難找、低薪等等困境,有能力者被啃老、無能力者屢生衝突。此種存在家庭中的代間緊張關係,終在此次反服貿號角聲中被叩動。

至於職場中生代,則因為台灣經濟漸往「血汗經濟」方向崩壞,身受「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工時拉長、工資停滯、物價上漲、望房價興嘆、生不起養不起…等等所苦。雖然馬鹿茸企圖將「兩岸服貿」跟「台灣競爭力」掛勾,並恐嚇否則無法與韓國競爭,但台灣人民早已知道,1998年韓國大學生起薪約莫台灣八成,目前此一數字是台灣的兩倍半;並且,台灣工時早達世界第一,連《富比世》都說台灣低廉與停滯的工資,是其競爭力的可恥來源。設若過去製造業資本外移中國,台灣工資倒退17年,那此次服務業資本外移中國,中國勞務入台,台灣工資還有上漲的可能嗎?

總之,318反服貿運動是一場由青年先鋒隊吹起世代正義號角,並叩動各年齡與產業焦慮心弦的運動,台灣人民再也忍受不了眼睜睜看著民主、主權與社會持續崩壞,卻除了嘆息幹譙之外甚麼也做不了。

2012年,美國政治與經濟學家艾塞默魯和羅賓森(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合著社會科普暢銷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指出:國家經濟的失敗繫於政治制度的良窳與公平與否。果若,馬鹿茸六年前以「笨蛋,問題在經濟」嘲弄阿扁並騙得政權,年輕人衝佔立法院與行政院,則讓兩岸經貿問題正式轉成政治場域的問題,這是企圖打破「悶政治」的努力。過往,遠離政治、厭惡政治的結局,就只是讓更爛更毒的物種掌權,與其如此,不如重新定義和奪回政治,重建一個經濟果實可以公平分配、社會公義得以落實的政治制度。

「318反服貿運動」所散發的訊息,是我們將有希望看到一個年輕世代的政治奪權運動,一群出身街頭的年輕人,不只是學生、不限政治經歷、更無需政黨派系當靠山,跳過野百合學運前輩的白頭宮女講古、超越學界某些反服貿平庸論述、擺脫NGO中生代領袖欲將運動保守化的自我設限,他們正在寫歷史、正在寫出上個世代寫不出的歷史,天佑台灣,我們居然有這群年輕人!



2014年3月27日 星期四

反服貿運動意外掀開的「國家暴力」 (by Shinichi)

這場由學生擔綱先鋒隊的三月「反服貿運動」,就像天邊一道虹,劃開了那早已烏雲罩頂卻苦等不到雨停雲散的台灣社會,隱約迎進了那久違的希望曙光。然而,台 灣此種內建地球無敵霹靂平和的群眾運動,依舊使出暴民老梗企圖抹黑學生跟自發市民,不然便是操弄「寶媽」機制,指控單純的「媽寶」學生或年輕人是受到蠱禍 或利用云云。


圖說:馬邦伯跳針的回應,算準消耗學生體力,激起學生跟群眾衝佔行政院。


馬邦伯的打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事實上,各種透由傳媒塑造輿論走向與媒體形象的機制,按照20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Louis Althusser)的區分,即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功能。雖然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是通過意識型態的塑造發揮作用,但其本身也是一種軟性暴力的實踐。因此, 「暴民」、「受到蠱惑煽動或利用」的指控,即是軟性暴力的展現,並企圖以此讓媒體受眾主動遠離,甚至進一步站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前沿甘為打手。


圖說:馬邦伯殘酷鎮壓學生的畫面(取自三立電視)。


因此,臉書上湧現的各種反動言論,或指責質疑、或調侃、或酸言酸語,除了可能是國民黨網軍所為之外,其實某種程度也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軟性暴力發揮作用的 明證。例如,很多人指責學生不懂服貿如何反對,但牠們忘卻了自身根本也不懂服貿何言支持;很多人指責衝撞行政院造成流血衝突,但牠們卻從不設身處地的思考 說,一方面在馬邦伯冷血式的跳針回應下,另一方面馬邦伯企圖用「以拖代變」的方式消耗攻佔立院議場學生跟夜宿台北立院周邊學生跟民眾的體力之時,在學生與 民眾體力不支倒下前,學生與群眾的訴求跟心聲,要怎樣才能讓馬邦伯正視以對呢?


由此可知,台灣的民主轉型,根本未竟其功,尚缺獨立公正與社會公器為表現的媒體這一塊重要拼圖。當然,這也說明,眾多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幫兇慣習,並未隨 著民主化過程而自動洗淨滌清。因此,這場「反服貿,爭民主」運動,只是讓我等更加確信,台灣的民主根本不是張慶忠以神偷之技在30秒內偷走的,而是台灣從 未抵達真正的民主許諾之地。


馬邦伯的暴力左右手?


此外,馬邦伯跟江宜樺指揮的暴警鎮壓行動,按照阿杜塞的區分,則是「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暴力手段的展現。同時,根據韋伯(Max Weber)的看法,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換言之,以馬邦伯遂行的鎮壓暴力,是以國家之名所合法肯認的「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因此,群眾抗議與暴警鎮壓的賤血戲碼,這在當代民主國家中,本就相當常見。


例如,就在3月23日台北的學生與民眾衝佔行政院並引發衝突流血的同一天,遠在歐洲大陸大西洋邊的西班牙當天也有數十萬的群眾在首都馬德里示威遊行,抗議 政府緊縮政策導致民生困境,最後激憤的青年跟暴警爆發流血衝突,比起台灣激烈熱血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馬邦伯所壟斷的合法暴力,我等除了譴責其濫用之 外,並無法卸除剝奪之,除非馬邦伯引咎下台或自知理虧流亡。


但此次反服貿運動中,更值得國人非議與注意的是,馬邦伯政權除了合法暴力的右手之外,還有一支「非法暴力」的挑釁、恐嚇與騷擾。這即是非法組織犯罪集團黑 道唆使的街頭飆車俗仔。此些俗名「竹雞仔」的小混混,通常是社會邊緣人,通常是從就學伊始,便以「放牛班」的類屬,開始其受到社會排除與歧視的人生。因為 其受歧視與排除的人生進程,常會養成反社會的慣習。


小咖一點的以聚眾飆車挑釁警察或警局,以此作為尋回其被社會給看輕所導致的「陽具閹割」狀態,證明其男子氣概。大咖一點或年紀稍長,則以震懾恐嚇的邏輯規 則,在「灰色經濟」的領域天地中遊走謀生,成為正式的「組織犯罪」。從外省掛黑道大哥白狼的現身,以及飆車混混的不斷持械恐嚇與丟炮騷擾,但警察卻刻意放 任一事中,可見原本非法的私暴力集團,已經成為馬邦伯執掌的國家機器中一種特殊的「外包化鎮壓性國家機器」(outsourcing of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的型態,並間接成為馬邦伯政權的暴力左手。


紅與藍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在台灣


事實上,此種編制內與編制外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暴力在台灣,並非首次出現。2008年10月21日,時任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宛如至台灣視察時,在台南 遭遇台南市議員王定宇和群眾的抗議,一陣拉扯之中,張銘清在台南市孔廟踉蹌跌跤後,便傳出黑道份子黃如意脅迫王定宇並要求王定宇簽署一份道歉聲明,否則要 讓王定宇消失世上時,便可發現台灣黑道私暴力早已淪為合法壟斷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補充委外機制。


2013年6月,身兼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大哥白狼突然回台,首先介入全國關廠失業工人對馬政府抗議一事中「喬事」、介入台南湯德章公園孫大砲銅像一拉就倒事件中,並迫使台南學生的228追思掃街活動從湯德章公園轉移至湯德章故居,之後便是在此次反服貿運動中的隱約身影。


圖說:馬邦伯帶領的國家,的確正在走向瘋狂的邊緣(取自三立電視)。


從中可見,此種「外包化鎮壓性國家機器」(outsourcing of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在台灣,與其說是國民黨主動將鎮壓性國家機器暴力的委外,倒不如說是尚未完成一國兩制的台灣,導致北京的鎮壓性國家機器依舊鞭長莫 及,於是台灣籍的大哥份子跟犯罪組織團體,便主動或被動地擔綱起北京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委外職責。


因此,在面對馬邦伯政權和北京國家機器各種暴力的多管齊下,學生們依舊挺直撐著,就這點而言,這些年輕學生與群眾,早已在台灣歷史寫下不可抹滅的一頁了!那夜,暴警棍棒齊下、混混攜械滋事時,電視機邊的我們所流的是不捨的淚,更是那令人動容與敬佩的淚啊!!


圖說:以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在保護學生上的心情,令人動容,睥睨當前台灣各大學的校長(取自陳玉勳導演臉書)。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888

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

我們來自台灣,我們在象徵革命的巴士底(by 格瓦推)




318公民佔領國會,就是以基進的理念與姿態,表達我們對台灣中國服貿協議的反對、表達我們對KMT-ROC體制的反抗。323日,我們在象徵著法國大革命的巴士底廣場,對法國發聲、對國民黨怒吼、對中國說不、對台灣的抗暴義士致敬。


攝影:Yenchun CHEN



《Formose》《我的青春,我的福爾摩沙》作者,旅法漫畫家林莉菁的法文演說:「Nous venons de Taiwan(演說稿請見附註一)




另一位留學生對三月學運致敬的中文演說:「讓我們挺起反帝反殖的脊梁(演說稿請見附註二)





活動剪影:


圖說:台灣總統馬英九是中國同路人


攝影:Yenchun CHEN






(附註一)法文演說稿

Nous venons de Taiwan, l’ancienne île de Formose, un pays souverain qui se situe en Asie de l’Est. Nous sommes une démocratie indépendante. Nous avons notre système diplomatique, notre monnaie, nos passeports, notre armée. Sur nos titres de séjour, la France nous reconnaît la nationalité taiwanaise. Pourtant, sous la pression de la Chine, Taiwan est exclue de l’ONU et des différent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comme l’OMS.
我們來自台灣,福爾摩沙之島,
一個位於東亞的主權國家,獨立而民主。
有自身的外交、幣制、護照、軍事,
法國並且在我們居留證上註記國籍為台灣。
然而,在中國的壓力下,
台灣被排除於聯合國及眾多國際組織如世衛之外。


Nous sommes les citoyens d’un pays dont la souveraineté n’est pas assurée par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Nous vivons une insécurité collective, la crainte quotidienne de nous faire dévorer par la Chine. Si la pression de la Russie sur l’Ukraine, n’est qu’une pression géopolitique, l’ambition de la Chine elle, est de faire de Taiwan une partie d’elle-même.
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國際社會所保障,
生為台灣人有一種集體的不安全感,
一種終遭中國併吞的日常擔憂。
烏克蘭面對了來自俄國的地緣政治的壓力,
而台灣所要面對的,
卻是中國那企圖吞併的野心。


Nous refusons cette ambition avide de la Chine car nous défendons des valeurs démocratiques et voulons résister à l’expansion de l’impérialisme chinois : La réalité est que depuis 120 ans, nous ne faisons plus partie de la Chine.
我們抗拒中國的貪婪野心,
守護著民主價值,
抵禦著中華帝國的擴張主義,
畢竟事實是:
過去的120年來,我們幾乎都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Au-delà des press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menace de milliers de missiles pointés sur notre île,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ait très bien que l’économie et la politique sont inséparables. Quand Taiwan s’est démocratisée dans les années 90, la chine communiste a commencé à amadouer les entrepreneurs taiwanais par des avantages économiques et fiscaux, faisant en sorte qu’aujourd’hui, un million de Taiwanais travaillent et habitent en Chine. Ainsi la dépendance de nos exportations à la chine approche les cinquante pourcents. En l’an 2000, la démocratisation a déchu le KMT au passé fasciste. Depuis 2008, la dépendance économique envers la Chine lui a donné l’opportunité de revenir au pouvoir.
除了外交壓力及數以千計的飛彈瞄準威脅,
中共也很清楚去運用經濟與政治的不可分割。
在台灣進行民主化的九年代之際,
中共也開始以投資與租稅優惠招攬台灣企業家前去,
這造成了今日有百萬台灣人在中國工作與居住,
並且,台灣出口對中國的依賴往五成前進。
2000年,民主化讓有法西斯過去的國民黨下台;
2008年,對中的經濟依賴給了該黨再度上台的機會。


Depuis 2005, le KMT partage le même objectif que la Chine communiste : intégrer Taiwan à la Chine. Les controverses récentes sont principalement liées à la résistance à cette volonté partagée par le KMT et la Chine : Il y a deux ans, nous luttions contre le trust des médias fomenté par un capitaliste mandaté par Pékin ;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nous luttons contre la modification du programme pédagogique de nos enfants qui veut nous imposer une identité chinoise. Et actuellement, nous luttons contre l ’Accord Inter-Détroit sur le Commerce des Services qui met notre démocratie et notre souveraineté en péril.
2005年起,國民黨以其統一立場和中國合作。
而抵抗此國共共謀,
構成了這幾年台灣主要的爭議事件。
兩年前,我們奮起反對北京授意的資本家形成媒體托拉斯;
今年初以來,我們奮起反對強加中國認同的教科書;
而現在,我們奮起反對服貿協議,
如您可以在看板上所見到,
一個會危害民主與主權的經濟協議。


Si nous avons appris à vivre depuis longtemps avec cette insécurité et cette pression de la Chine, depuis une semaine, les Taiwanais réalisent que les compromis nous mènent à nous faire irrémédiablement dévorer par la Chine.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nous levons, pour dire non au KMT, le partie du pouvoir n'arrive pas à défendre nos intérêts, non à l’insatiabilité de la Chine ! Nous occupons le parlement taiwanais, un évènement sans précédent. C’est le Printemps de Taiwan. C’est un mai 68 made in Taiwan.
曾經這麼久生活在不安全感及中國的壓力之下,
台灣人已經理解到:
一再退讓只是會讓自己陷入不可挽回境地。
一星期前,我們站起來了,
向國民黨說不,這個不保障我方權益的執政黨,
向中國的貪婪說不。
國會已經攻下,這是史無前例的,
這是一場「台灣之春」、一場台灣製造的「六八學運」。


Nous pouvons accueillir des accords d’échanges équilibrés signés selon une procédure démocratique et transparente. Mais l’accord en question montre 6 irrégularités majeures :
1. C’est un accord passé sous la table !
2. C’est un accord inéquitable.
3. Les industries concernant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comme la télécommunication, internet, les transports, sont ouvertes aux chinois sur toutes leurs dimensions.
4. Aucune évaluation n’a été faite de l’impact sur les cinq millions de personnes du secteur des services, soit soixante pourcent des personnes actives, sans même parler des mesures compensatoires
5. Seul un petit groupe de grandes entreprises taïwanaises pourra tirer bénéfice de cet accord grâce à leur relation avec Pékin. Les petits entrepreneurs eux y perdront. La dépendance économique excessive aggrave l’insécurité des habitants de l’île.
6. Taiwan a une riche histoire d’immigration. Les immigrés sont toujours les bienvenus. Mais la politique de « dilution du peuple indigène » mis en œuvre par la Chine à Xinjiang et au Tibet, pour prendre le contrôle politique, ne nous laisse pas tranquille. L’accord en question ne met en effet aucune limitation sur le nombre total des immigrés chinois à Taiwan.
En résumé, avec cet accord, la Chine pourra surveiller et contrôler Taiwan d’une façon plus générale et en profondeur, via le contrôle des industries clé et une forte évolution de sa démographie.
我們歡迎依民主與透明過程所簽定的協議,
當然啦,台灣向外開放著。
但目前服貿協議卻有六點問題:
一、這是黑箱作業的結果。
二、對台灣一方存在著不公平。
三、和國家安全有關的產業(如通訊、網路、交通)也毫無防備地開放。
四、500萬服務業人口(就業人口六成)所受到的衝擊沒有被評估,也從無補救之議。
五、台灣部份,將只有少許大財團以其與北京的關係而受益,小企業將受損,
而更加劇的經濟依賴,將深化島上居民的不安全感。
六、台灣有豐富的移民史,比如我的祖先也有來自中國,但是是非常久遠的事。
移民總受到歡迎,
但是中國政府過去在新彊東土與圖博,
以移民稀釋掉原居者的作為,讓我們埋下戒心。
目前的協議裏,並沒有對中國人移入有任何總量管制。

總之,透由此協議,
中國能取得關鍵產業的控制並能操作人口組成演變,
將能更廣泛而且更深入地對台灣進行控制與監視。


A chaque élection, la Chine fait pression sur les citoyens taiwanais en leur promettant un avenir sombre s’ils ne choississent pas le KMT qui devient alors redevable et soumis à la Chine. Le choix du KMT laisse l’impression que les taiwanais revendiquent cette appartenance à la Chine. Mais l’identité taiwanaise est sous estimée. Nous ne laisserons pas Taiwan devenir un deuxième Tibet. Nous ne serons pas la Crimée.  Notre révolte contre cet accord est un message clair passé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 nous sommes contre cette collaboration KMT/Chine,  contre l’ambition de colonisation de la Chine.
每臨選舉,中國總是施壓於台灣人,
警告我們若不票投那臣服於中國的國民黨,
下場將會是烏雲密佈。
兩次國民黨的上台,
讓國際社會產生了台灣有意歸屬於中國的印像。
但是,
他們低估了台灣的自身認同,
我們不會放手讓台灣成為第二個圖博,
我們不會放手讓台灣成為克里米亞,
以反服貿之名所掀起的起義,
就是要向國際社會傳達的一個明確訊息:
我們會努力抵抗國共的私謀,
我們會努力抵抗中國殖民台灣的野心。


Taiwan n’est pas un problème. Taiwan n’est pas le problème que la Chine dit vouloir résoudre. Nous, Taiwan est une réponse. C’est la réponse à un équilibre des forces entre la Chine, le Japon et les Etats unis,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fronts de frontière.  
Taiwanais n’est pas une identité floue, n’est pas une identité floue que la Chine peut effacer. Taiwanais est une identité claire, une identité claire qui se consolide à travers les colères, les luttes, et les révoltes.
Merci de soutenir Taiwan, les indignés et ses insoumis.
台灣不是問題,
台灣不是一個有待中國解決的問題。
台灣是答案,
台灣是一個平衡美日中勢力的答案。

台灣人不是一種模糊的身份,
台灣人不是一種中國可任意消抹的模糊身份,
台灣人是清晰的身份,
一種經由憤怒、鬥爭、起義而清晰的身份。

謝謝支持台灣,
謝謝支持憤怒的台灣人、不屈的台灣人。



(附註二)中文演說稿

我們站在象徵革命精神的巴士底廣場,對台灣三月學運佔領國會的基進行動至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

基進不只是姿態,更是理念。台灣中國服務貿易協議之惡,不只在於國民黨蠻幹的程序不正義,更在於中國將藉由產業與人口結構而更全面細緻地掌握台灣。服貿協議是一扇將台灣的未來不可逆地指向香港、圖博、東土的地獄之門,我們將失去主權、文明、文化、財富與民生安全。

拒絕服貿,就是拒絕中國帝國主義、拒絕中國作為下一個殖民母國。我們因反帝國反殖民而拒絕服貿,無從妥協:不只反對國民黨以踐踏民主的方式強渡關山,亦反對親中集團掌握國會多數的實質審查。當代議政治淪為帝國打手後,以直接民權之名,我們宣告無效。

為了反抗帝國的殖民壓迫,再基進的抗爭都是正義。攻佔立法院,象徵著直接民權對國共合謀吹起抵抗的號角。這個史無前例的成就,動力於反侵略反壓迫的人性尊嚴。「暴民」的指控,更堅挺了反抗者的脊梁,我們在法國,為抗暴旗幟高懸於台灣國會殿堂而驕傲。

國民黨事事扈從於中國,現狀的傾斜,已讓台灣最大的安全屏障——美國——深感疑慮。攻佔立法院、拒絕服貿,就是向國際傳遞真實的民意:「台灣不願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我們必須以基進的理念與行動抵抗侵略、抵抗殖民、抵抗暴政。

「佔領立法院」的公民運動,激起了沛然莫之能禦的抗暴風潮,這是台灣的茉莉花革命。國共黑箱的服貿協議,將為台灣帶來滅頂之災;所幸基進的抗爭喚起了社會的覺醒。這場反帝反殖的關鍵戰役最終是否成功?值此巨變之際,沈默、懦弱、冷漠、麻木、鄉愿,都是罪惡。

天佑台灣!





2014年3月25日 星期二

談318立法院佔領事件 ( by 佛國喬)

318立法院佔領事件,必然會被放入日後的歷史教科書當中,這是近代以來罕見的抗爭,縱然美麗島事件、霧社事件、噍吧哖事件…付出更慘重的代價,但以全島掀起的風起雲湧,百年來僅有二二八事件超越之。於是,323佔領行政院行動之中,手無寸鐵的年輕人遭到警力慘打,令人不得不想到二二八事件次日,長官公署前抗議行動之中,手無寸鐵的民眾遭到機關槍掃射。

今日的起義與二二八事件不僅是發生於同一個政黨統治之下,更雷同的皆是混雜著民主與國族疑慮:對官本位不滿、對暴警憤怒,同時也在抗拒著中華帝國的壓力;以後者而論,這120年來兩岸最被強力拉近的時刻,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後兩年,以及最近這兩年。前者是因為戰後的接收,後者則是因為台灣的亡國危機愈來愈明顯:去年底,有美國國防部背景的學者John Mearsheimer甚至下了肯定句:與台灣說再見。

戒嚴時期,雖然有教科書與媒體協力打壓台灣認同,但受限於冷戰結構,島外的中國政權難以直接受惠這些中國國族主義行動;然而,在此世紀重彈上世紀的舊曲:如兩年前的旺中事件、如今年初以來的教科書「微調」事件,其意義就大不相同了。在冷戰已除、國共聯手新前提之下,台灣人三代相傳的隱憂:一種終將被中國併吞的夢魘,感覺已經隨「旺中」、「微調」與「服貿」而日漸趨近。今日對「服貿」的憤怒,絕不只是反著這單一事件,而是這幾年一路累積而來的。

之所以會在反「服貿」行動上爆發戰鬥力,是因為「服貿」與前二者不同:首先,它對台灣帶來的改變將是不可逆的,我們也許有一天能重新調整藍綠電子媒體牌照比例、我們也許有一天能將歷史教科書改成台灣認同,但我們卻不可能將因「服貿」而來台的大批中國人與企業請回中國去。其次,對於教科書與媒體之毒害,台灣人身體多多少少已練出了抗體,但服貿卻是台灣過去沒有歷練過的威脅。同理,服貿所引發的民主與國族疑慮,也是後者有著不可逆的本質:對於兩個同語言並相鄰的國家,一旦一方因另一方而喪失國格,通常就是一去不回了。

許多商情評估認為服貿所帶來的人口組成演變是微弱的,但這世界本來就不存在純經濟的經貿合作,況且國共聯手又已食到好處:將台灣推入中國框架有利於中國屬意的國民黨執政。所以純經濟動機論當然無法預測「服貿」所會帶來的移民效應。以巴黎的餐飲業為例,這幾年最炫目的演變就是中國餐館如繁星般成長,大部份的經營情況都不符投資效益,但因為可以製造「假工作」給肯付費的人辦居留,或因為可以許給下一代「非中國」的未來(一個連奶都不能喝的地方的確很令人困擾),儘管有著語言障礙,還是肯大舉投資移民而來。相對地,台灣不僅投資要求金額低了許許多多,語言還又相通,其總統又視中國為上國,這無異是中國人最好的移民天堂。

台灣社會是應該歡迎外國人來台工作或定居,但因「服貿」未進行任何總量管制,其產生的中國人移入效應與風險,將是難以評估的。當然,中國作為世上唯一欲消滅台灣主權的國家,並且以經濟操弄台灣政治的前科已事蹟斑斑,當然不可能不去利用此管道,特別是在東土與圖博皆已見其功。

「服貿」的確對部份財團有利,但那些資本家的獲利卻是換得了台灣的失敗:在國內,本土的中小企業很難與來台廠商競爭,因為後者的目的原本即不只是在於公司利益上的。在中國,赴中的財團基本上還是得靠親權資本主義 (capitalisme clanique) 才有可能獲利,所以那些因「服貿」特別受惠的台商,只會搶著當下一場大選的王雪紅,而台灣選民將更難以招架。

肯上街、肯流血、肯衝入官署的人們,都是我個人心目中的菩薩,立法院佔領事件的悲慘程度絕無法跟二二八事件相提並論,但他們若能成功守住這一關、守住此不可逆的一關,所付出的血與淚,將可換得避免悲慘程度接近的事件產生,因為排在「服貿」之後等著上場的,是不可逆地身陷中國框架,而John Mearsheimer將會成為台灣人世代最討厭的先知。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極光。希望》歐羅巴vs.歐羅肥專欄: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7635596.html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道德論事及其土壤 (by 格瓦推)

(圖說)KMT操作了道德論事,孫運璿因此上神壇;
也是KMT操作了道德論事,林益世成為過街老鼠,遮掩了作為貪腐溫床的ROC政經結構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壹,道德論事之弊

孫運璿被拱上神壇的過程中,少不了「兩袖清風」的美譽;林益世成為過街老鼠後,亦不乏「貪得無厭」的警語。孫運璿與林益世的典範化(前者景從後者為戒),道德的盈虧是重要依據。

Morality是指有關行為的所有規則或戒律,這些規則立基於區別正義與不正義的基本價值,所以道德本不限於人格修養。但儒家文化圈的道德論事,則偏愛以人格修養的角度對公共場域之人事物進行評價、針砭,甚至以之為改革關鍵。於是,被「清廉與否」夾帶著,已破功的「孫運璿電力神話」可以重新上市,政經結構的貪腐溫床可以個人化為林益世操守有虧。

當道德論事主宰公共輿論,或成為國人最普遍且理所當然的論政方式後,社會的苦難,原因將被指向為官不正、為富不仁;「公民」諷刺地變成道德重整會員,對政治的介入,淪為對政治進行道德糾察,不論公德(如清廉與否)與私德(如孝順與否)。至於對制度、法案進行考察與批判,並以政策立場評價人事物,將淹沒於洋洋盈耳的道德訓誡中,以致制度之惡不被看見、政黨立場不重要、仰望人治、疏離政治,甚至請鬼拿藥單地將「加強品格教育」視為根本治國之道。

現代化社會需要的,不是人格者從政,而是周延的權責監督機制、是介入政治空間的管道多元而通暢;不是富人博施濟眾,而是以稅制實現財富重配、以社福滿足人道需求、以保障無力者的制度完善勞資契約。公民若冀望政治與社會的提升於道德典範,則是公民性(citoyenneté)的失格。



貳,公民性的失格

公民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廣義的政治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指共同體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意味各種權力的實踐。在形式上,公民參與選舉、被選舉,或以各種運動與組織介入公共事物,似乎就是公民性的展現。但如何抉擇投票?如何進行選民說服?如何對公共事物發聲?若普遍認為政治的進退來自政客甚至是全民道德的升降,例如視政商勾結、賄選橫行的原因不在制度缺陷而在道德沈淪,等於將公眾事物交付人治,這種公民,實無進入公民性的脈絡中。

道德論事的特色,就是不重視政客與政黨對重大公共議題的表態與之間的差異,而認為只有道德君子才可能為民謀福(「選人不選黨」實脈絡於此)。一方面以道德期待政治,一方面對政客的道德普遍不信任,造成一種與現代化社會格格不入的公民態度,詭異地招搖於台灣:既厭惡政治又期待人治。這不只患了「藍綠一樣爛」的色盲,同時褻瀆了公民的身份——因為他們只想開一張空白支票給有道德的政治人物。

道德論事與保守威權的社會互為因果。前者寄社會未來於個人品德,後者訴諸個人品德以正當化權力。國人偏愛道德論事,實是台灣在看似民主化的今天,仍不時閃現懷念威權(例如緬懷蔣經國的肅貪)的原因之一。這種將公眾事物泛道德化的積習,既來自國民黨的宣傳與教育,亦根源於文化土壤中的儒家元素。


參,泛道德化的儒家

中國兩千年來的政論史論,統治階級(皇權與士大夫)優位只是形式,儒式的道德論事才是鞏固階級利益的傳家心法。台灣陷於儒家文化圈,其價值在日用呼吸之間內化為國人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造成台灣的現代化之途,不只負重蹣跚,還屢屢橘逾淮為枳。

儒家將政治泛道德化可由兩方面理解:第一,《大學》的「修身為本」 ;第二,《論語》揭櫫的「德治」。

1.修身為本

《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是以修身為根本。格致誠正是修身的方法,為「內聖」之道;齊治平是修身的目的,為「外王」之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若不講究修身,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若不修,則家必不齊、國必不治、天下必不平。

2.德治

儒家重德化、輕法制,可見諸《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德化之可能,先決於統治者的修身功夫,故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亦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修身為本」,強調修己而後能安百姓;「德治」,強調了以人格修養的角度評價人事物。此二者非各自為事,德治標誌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修身是達成此理想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儒家不只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亦將政治進退的責任歸因於道德進退,尤其是政治人物的道德進退。

將治亂興衰歸因於道德因素,絡繹不絕於儒式書寫:天下治,因君王有道,君子居廟堂,故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小人佔社稷,故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自漢以來各式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所特許的土地兼併與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民無存糧成為所有王朝可預見的宿命,這類制度面的缺陷,往往被昏君、貪官甚至刁民的形象遮掩。道德取代制度成為治亂的主因後,制度之惡不動如山,特權階級亦不動如山。

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的政治主張,不只隱匿了制度之惡與標舉人治,亦規訓了百姓必須克己復禮,因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美其名曰「教化」。儒家禮教,不外父權脈絡的階級與五倫份際,以之修身克己,即使只作為口號,也將助成儒式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弱化對政治的批判力、信仰人治——,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現代性難以產生。


肆,結語

在西方,morality是對正義的追求;本文並非否定道德的存在價值,而是反對以修身優位的角度,反啟蒙地將廣泛而複雜的倫理(ethics)問題簡化為修養的投射。

身處儒家文化圈,再加上國民黨的強化,台灣社會以道德論政事的習氣根深蒂固。公民習於道德論事,會放縱制度之惡;統治者擅於道德論事,則是在培養不具反抗能力的順民。國民黨深得儒家三昧,不只操作了道德神話,還編織了人治的美好年代,更食髓知味地推動以儒學為核心的品德教育。江宜樺在2013年新任閣揆時揭櫫了施政願景:「建立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的社會」,不思檢討制度所助長的貧富差距,反而在意無力者是否安貧樂道,亦即要受迫者自省是否德之不修,果然是儒者之憂也。

儒式的道德論事,造成公民不從制度面思考公共事物,將政治交付人治,這是強人政治的溫床,也是民主政治的逆流。台灣要步入真正的現代社會,必須揚棄儒家以修身為根本的德治主張,「練習運用理性,以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經濟、社會、文化、倫理各面向的挑戰與取捨,並投身必要的公共辯論與政治抉擇、積極參與各種型態的民主生活」(註一);有真正的公民,才有深化的民主。


(註一)〈公民的搖籃——法國高中哲學教育觀察〉(想想論壇:坂上 / Kaientai)(連結



【延伸閱讀】


◎〈儒學是毒品,別碰!——我在讀經班的日子〉(格瓦推)(連結



◎〈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格瓦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