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新一］

本文於2013/10/15首刊《極光電子報》（連結）

馬邦伯(Ma the bumbler)敗壞台灣的速度，令人乍舌。政治上，威權復辟；經濟上，薪資倒退、發展遲滯、炒作房產虛業、放任實業凋零萎靡。再加上，馬邦伯令人驚懼的國家認同錯亂，與「一中市場」經濟政策，實是讓人心驚馬邦伯的「拼經濟」，其實是在「拼政治」，可能讓台灣主權一舉葬送於中國虎口。

台灣全面性的崩壞現象，不免讓人懷疑「國家失敗」(failed state)、或者「國家崩壞」(collapsed state)在台灣，已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國際學界對「國家失敗」的定義，過於莫衷一是，且台灣離那些陷入內戰、族群衝突廝殺、恐怖主義滋生、跨國犯罪、抑或國內安全受到生態大崩壞、或如愛滋病蔓延侵襲…等等破敗狀態，仍有相當距離，但台灣遇到的政經與社會發展瓶頸與僵局，或許也可從此類「國家失敗」的文獻中，找尋到一些新鮮的理解空氣。

國家打造 vs. 國族打造

事實上，「國家失敗」某種程度也就意味著「國家打造╱形成」(state-building or state-making)工程的失敗。尤其，冷戰瓦解之後，共產與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集團的意識型態對抗得到緩解，進一步也讓聯合國更方便以「維和」(peacekeeping)行動，介入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內戰中，而不會陷入先前那種兩造間壁壘分明的意識型態對抗。然而，當「維和」行動介入此些內戰國家調停衝突後，所謂「後衝突國家」的「國家再造」(state-building)，往往會變成聯合國必須考量與善後之任務。

在現實上，許多後衝突國家的再造過程中，縱使在聯合國或美國的幫忙下進行「國家治理機構與制度」的完備建構(即所謂『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其國家依舊陷入各種僵局紛爭之中，而無法有效治理與運作。是故，國際政治的學者便發現，有種可稱之為「欠缺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狀態，竟是此些後衝突國家陷入治理僵局與泥沼的主因之一。

儘管，有些國際上學者會將「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跟「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混用，但為了分析「國家失敗」的問題癥結時，嘗試將「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以理念型的方式分殊對待，或許可提供更為深入的問題視野。

如同在英國從事後衝突國家再造的年輕法籍學者Nicolas Lemay-Hebert的區分，「國家打造」或許可以指涉為「政府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亦即用制度性的觀點而言，將國家打造與形成的核心放在提供「公共財的制度與能力」(institutional provider for public goods )重構。至於，「國族打造」則是著重於社會團結與政治凝結(social cohesion)、以及凝聚社會集體基礎的「正當性」…等等面向上頭。如果前一種是「國家」的制度與功能之維度，後一種則是代表國家體現的象徵、文化與團結認同等層面。

事實上，一個完善的「國家打造」，常常會隨著提供公共財的制度完備與能力，帶出社會的「團結」與「共識認同」，並為國家機器帶來「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端就此類觀點而言，其通常將統治「正當性」化約為技術性層面，而把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區分成兩種渠道：1. 實質性來源—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向型正當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2. 程序性管道—透由民主程序取得民意認可(內向型正當性╱oriented legitimacy)。

第一種即是國家透由秀異的經濟表現，取得人民滿意認可；第二種則意味著，經由民主參與的程序性機制，收納與回應民意需求。於是，據說，要嘛國家經濟發展好，不然民主參與形式的建構落實，則正當性將不虞匱乏的狀態，鮮少會導致國家失敗之局面。好似，國家搞好經濟、民主性的選舉管道以收束回應民意，則「國家打造」工程即可竣工。舉例而言，美國國際政治研究學者Marina Ottaway便主張：只要「組織一個可以管理他們的領土，以及允許不同認同的人民住在一塊兒的國家」，則是國家打造的專注要務。

然而，誠如法國「新史學」大師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民主的原則與價值，不足以確保集體性的凝聚，這只能形成一個骨架，至於肉身，必需靠著有歷史意義的象徵與地方所傳遞的情感來承載。」（註1） 這也是為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理論」大師陳雲教授力主，如果把民主當普世價值凌駕本土，將令國家破亡，因為「民主就必須是本土」(democracy is local)。因此，陳雲教授會認為，民主不足以捍衛香港城邦，只有倚靠「本土」為根基，方有可能保衛所生所長之認同所繫之處。

換言之，上述把統治正當性當成「技術性」問題看待時，忽略了歷史的、記憶的、情感的、文化…等等「感性」面向，其實也常決定一部功能運作良好的「國家機器」(亦即，已臻完備的「國家打造」)，是否可獲得不同群體的認同與支持，並被當成眾人之代表。以現實經驗而言，著眼於制度性、功能性與技術性面向的「國家打造」工程抵定完備後，許多後衝突國家依舊陷入治理失序與紛擾所帶來的「國家失敗」狀態，而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上述所言之歷史、記憶與認同…等等感性層面的問題。

台灣的狀態：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基於上述，目前台灣的崩壞狀態，似乎也飄散著一種類似“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況味。首先，中國國民黨政權逃難來台之後，在冷戰結構下幸獲美國援助而得到喘息，同時台灣海峽的阻絕，讓國共兩黨之間的戰事狀態，從內戰演變成「準國境間的戰爭」。

事實上，根據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戰爭過程中為了備戰，亟需一個領域空間內的丁錢糧盤剝，同時為了有效盤剝此三項戰爭資源，國家便據此逐步完成打造與建構工程。「準國境戰爭」讓國民黨脫離內戰泥沼，且開始有「國家建構」(國家機器的制度性治理與能力)之可能；畢竟，國民黨若陷在同一國空間領地之內，為了備戰勢必進行丁錢糧之搜刮，然若盤剝愈是劇烈，則受剝削之人將更輕易成為內戰中敵軍的應援粉絲團。因此，國共戰事中，農工大舉靠向中共，並攜手趕跑國民黨，正是此一現實難題所致。

然而，當國民黨政權落跑台灣之後，台海戰事演變成「準國境戰爭」的規格，給了讓國民黨政權一個透由戰爭進行「國家打造」的機會。因此，國民黨政權遂逐步在台灣完成國民黨政權歷史上首次有效統治的機器，這也是國民黨政權成立以來，統治制度與能力最完備第一次。但是，隨著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席次被中國取代，並現出山寨版中國原形，踵接其後的台美斷交帶來的國際孤立，終讓國民黨有效統治的國家打造範圍只侷限在「台灣身體」的現實，錯裝秋海棠為想像的「中國靈魂」之尷尬現出原形—亦即，「國族打造建構失敗」的問題，正式表面化。

此後，「有台灣國家打造，而無台灣國族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雖被盡量壓抑，但至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甚至帶來1992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走入歷史後，宛如正式宣告確認「(國共)內戰衝突」的終止，於是，“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變成無所迴避。畢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後，經由制度機構的剪裁可將「台灣省」虛化，一舉讓在台灣所建構的「國家」尺度，符合現實的有效治理範圍；然而，「國族打造」的問題，卻在中國國民黨繼續乞靈於那個「山寨中國靈魂」，而讓錯位的「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持續產生嚴重扞挌衝突。若此問題不解，馬邦伯的兩岸自由市場經濟，便永遠擺脫不了「拼兩岸一中」的政治嫌疑。

馬邦伯五年來的「一中市場」政策，到底是「左右問題」(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化的問題)，還是「統獨問題」(賣台經濟傷害主權的問題)，而此問題之所以會在某些社運團體與本土社團之間看法各異，某種程度即是「國家與國族」打造建構的落差所致。畢竟，原本可就「經濟」後果討論的政策、或就「文化交流」討論的政策，若無法避免瓜田李下的「認同因素所帶來的政治難題」時，則此類政策將注定引來失敗，而這正是台灣陷入「國家失敗」狀態的主因之一。

社會學式的「台獨」視角：從 ”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的角度出發

怎麼對待與看待「中華民國」，不只是想問鼎總統大位的政客之難題，也是台灣人民人云亦云的問題。因此，有些以「中華民國」為宗的人，其實是把「中華民國」當成一部「治理制度機關╱統治機器」看待，即上述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角度。再者，有些覺得台灣尚未獨立或者否定「中華民國」存在者，其實著眼的是從「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角度切入。換言之，國家與國族脫鉤的尷尬，讓「中華民國」支持者有說嘴的餘地，同時，此情形也讓「台灣是否已獨立」的問題，竟招徠眾說紛紜。

再者，儘管「台灣人認同大勝中國人認同」（註2） ，但投票行為上卻沒有據此有利高舉台灣人認同的民進黨（註3） ；此弔詭情形，某種程度上反應出國民黨身扛的「中華民國」雖側重於「國家打造」的面向，但由於台灣已達某種經濟發展成果，以及選舉式民主的形式，讓「中華民國」也據此獲得某種外部與內部正當性，產生某種素樸與淺層的集體認同效果。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持續加深，隨時牽動著記憶的、歷史的、文化的、自主的等感性層面的神經，上述淺碟式集體認同所表現出的正當性，也將逐步失效。馬邦伯進行中台經濟交融時，是否有以台灣利益為優先、是否以台灣人民為念，將越來越難以取得進一步的社會公約與信任，並導致馬邦伯的市場開放之經濟政策，因不可免得沾染政治疑慮而失效。於是，馬邦伯政權愈是透過溝通協商不斷增加與中共之間的政治互信，則台灣社會對馬邦伯政權的疑慮猜忌便不斷加深。

一言以蔽之，大多數國人跟國民黨，以為經由選舉之後的國民黨已經在地化的假象，將隨著中台關係進入深水區而逐步失效，除非國民黨經過真正的裂解，並由在地重生並以台灣前途利益為優先，方有可能。若不經此途，縱使馬邦伯權力跛腳或下台，並由中國國民黨任何一位政客取代上台，依舊無法解決本質性的「離地」問題(符合國家統治範圍的國族打造)，仍然不可免的會陷入當前的「國家失敗」的僵局中。

此外，由於「台獨」已經被媒體與政治操作成高度的「政治性」，導致「台獨」的討論不利於吸引所謂「中間選民」的選票。例如，今年五月底蘇貞昌面對台獨問題時，便指出：「台灣是主權國家，早已獨立，由於已經走過這條路，何必再回頭講獨立？」，並進一步認為現階段必須「要努力建設國家，做成『國像國』。」

事實上，過去「台獨」的論述，通常是取徑國際法的論述為基礎，但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點出一種社會學式的理解可能。換言之，如果我們用上述的社會學式的胃納來消化「台獨」的爭議，則可以清楚地發現，台灣就如同許多後衝突國家重建一樣，「國家打造」(治理制度與統治機器)已經完備，但「國族打造」(國家認同)尚未完成。

如果「台獨」問題採取此種方式理解時，便可把「國族建構」當成某些獨派大老推動的「國家正常化」的首要核心目標。因此，對內而言，國家認同爭議的處理已完成國族打造，是不可迴避之事，也必須謹慎處理。同時，「國族建構」除了對內的認同象徵之外，也有對外的(國際場域)的代表性面向；換言之，來自於「國際承認╱認可」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由以上可知，某種具備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的路向，或許便是該直視跟面對「國家認同」的爭議，以及持續推動參與國際社會甚至入聯，變成為台灣此種“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狀態的必要途徑，也是所謂「國家正常化」運動的核心內涵與目標，達致「肉」(國家打造)與「靈」(國族打造)合一。

職是之故，具有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對內著眼的將是未竟之功的「國族打造」問題，對外則是戮力尋求國際認可。於是，透由上述台灣「國家失敗」之探討途徑，不僅可尋訪新形式「台獨」論述，並讓「台獨」具備炫目的社會科學理論意義，更可進一步藉由政治社會學式的問題意識，勾勒出當前問題以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註解

（註1）感謝好友佛國喬告知Pierre Nora書中這個論點。

（註2）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的國族/國家認同變化》（連結）

（註3）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民的投票行為》（連結）

當被壓迫者被視為壓迫者時——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by 格瓦推）

我們應如何評價甘地所帶領的民族主義運動？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

依據葛爾納（Ernest Gellner）的觀點，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項政治原則：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註一）

民族主義情操有兩種：違背上述原則而激起的憤怒感，以及實現該原則而得到的滿足感。民族主義運動便是透過這類情操所動員。

臺灣被中國政權在政體與文化雙重殖民。前者指ROC體制強行統治臺灣；後者指透過架接偽史觀、邊陲化母語、貶抑本土文化等手段，讓這塊土地及其人民失憶失語、亂認血親，並在自認鄙下之餘，對高等級的中國文化無限嚮往，竭力同化。在殖民與反殖的衝突中，有兩種民族主義存在：其一為中國民族主義，這是中國認同者的政治情操，多數的狀況下，此情操來自認同的滿足；其二為臺灣民族主義，這是臺灣認同者的政治情操，此情操來自對政體與民族（文化）乖違的憤怒。

兩種民族主義的特色簡述如下：

（1）中國民族主義

除了以中華民族（含血緣與文化）為共同想像，更外顯於「華夷之辨」，也就是天朝心態，諸如仇韓的喧囂與對東南亞國家的歧視。

（2）臺灣民族主義

臺灣民族主義起源於對殖民政權（日本與中國）的反彈，意在擺脫被殖民的地位，建立以臺灣為主體性的政體與文化。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我們應如何評價？

二，臧否原則——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

放眼國際，雖然民族主義影響了部分民主運動，更與絕大多數的解殖運動息息相關，但這種凝聚認同的訴求，也可能發展出沙文、排外甚至戰爭、殖民的狂熱，所以西方學界對於民族主義多為戒慎與反思。

若以「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作為現代化的條件，無疑地，亞洲的現代化工程不只啟蒙自歐洲，並持續取經於西方。當台灣與歐洲的文明遭遇時，必須考察雙重脈絡：「歐洲的知識如何可能」與「歐洲的知識在臺灣如何可能」。前者必須深入歐洲的文史社會，探究其創造過程，以免知識流於無根的術語堆疊；後者必須立足於前述基礎，並考察臺灣的土壤，以免知識的移植淪為廉價買辦。

歐洲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多來自左派陣營，臧否原則不外「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何者應被保障？何者應被限制？必須在具體脈絡下考察其相對位置，而非僵化地將某種現象或概念定性。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批判？傾向集體主義者、與軍國主義結合者、演變為種族主義者；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肯定？反抗殖民者、爭取民族自決者。以此原則，我們視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為人道災難，對甘地為了讓印度脫離英國殖民而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寄予同情。若不考察批判的脈絡，而將各種民族主義一體非議，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皆有輕率之過。

在台灣的脈絡下，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何者性質為沙文、霸權、甚至曾有種族主義罪行？所以應被批評與限制。何者性質為被迫、抗暴、追求自決？所以應被肯定與保護。昭然若揭。

三，名實不符


（1）隱顯之間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但弔詭的是，佔據多數、居統治地位（註二）的中國民族主義卻得以避開民族主義之名及其檢視；而臺灣民族主義，只發生在少數解殖意識與運動中（就如正名制憲與文化台獨，這並非普遍綠營選民的政治主張），卻無所遁形於民族主義之名，並被放大批判。

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前者為有力者、壓迫者，後者為無力者、受迫者。但前者隱，後者顯，皆因黨國體制讓多數國人在日用呼吸間被灌輸中國認同而不自覺，所以許多發自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行被去政治化而無色無味（只有具備解殖意識者可察覺）；而肇因於臺灣民族主義的任何主張，不論對贊同與反對陣營而言，都具有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

（2）張冠李戴

兩種民族主義皆存於臺灣，不過一旦發生排外情緒時，如仇韓或仇菲，學界與媒體的「理性省思」，多著墨於批評臺灣民族主義之惡。其失察有二：

1. 為何只見臺灣民族主義卻不見中國民族主義？

2. 在殖民現況下，臺灣民族主義是為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而生，目前處於受迫者捍衛或建構主體性的階段；中國民族主義不只認同中國，並以天朝道統自居。是故，對中國以外國家進行仇恨動員，雖然不能宣稱臺灣民族主義必然無涉，但中國民族主義之作為首惡，豈不更符應其天朝心態？怎能視而不見？

（3）壓迫與被壓迫之間

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黨國體制同時在政體與文化殖民臺灣。在政體方面，以ROC為工具的中國意識是壓迫者，無法自決國號憲法的臺灣意識是受迫者；在文化方面，以國家暴力獨尊華語並邊陲化臺灣各族母語、架接偽史觀使住民認同錯亂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壓迫者，被迫縫上新舌頭、在歷史記憶中悲歌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受迫者。

壓迫者與被迫者的相對地位本應無可置疑，但或因捍衛既得利益，或因為奴而不自覺，當被迫者起身反抗之際（諸如批判華語獨尊、爭取台語文以國力培植，或去中國史觀、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材），「臺灣民族主義沙文」的指控立即撲天蓋地，尤其以知識界與藝文界為甚。為何？除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到被挑釁之外，為數頗多的既得利益者都獲利於嫻熟殖民體制所制訂的規則。但是正如法蘭德斯的去法語化、加泰隆尼亞的去西班牙語化、韓國與越南的語言脫漢，皆不應被視為沙文主義。若將國民黨的禁止台語文與解殖派的去華語獨尊，均以霸權視之，即使是發自反沙文的關懷，卻會成為「反反沙文」的助力。

當霸權的壓迫仍重如須彌，弱者求生的抵抗未成比例之際，兩造形象卻已諷刺地易位：壓迫者被視為被迫者而引發同情、被迫者被視為壓迫者而招致訶責，這是對「抗暴」一詞最大的曲解。

被迫縫上新舌頭的壓迫者？
拒絕在原生地成為移民的壓迫者？
抵抗殖民霸權的壓迫者？

四，結語

臺灣民族主義是一種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抵抗：抵抗認同的錯亂、抵抗主體的消亡、抵抗在原生地成為移民。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許多從反帝反殖出發的民族主義也可能發展成壓迫弱者的種族主義，但這是階段性問題。「不幸的是，台灣很多『左派』，其態度便是，在反帝反殖尚未成功之際，就開始把民族主義拋棄，然後卻間接地產生肯證現狀——殖民跟帝國的處境。用台灣的脈絡即是，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壓迫性，然後一舉揚棄，因此就間接肯證了中國國族主義。」（註三）

文末，為視臺灣民族主義如洪水猛獸者舉二喻：

（1）跛豪喻

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註四）

（2）家暴喻

一位男童長年處於家暴中，知情者不制止家暴者，亦不協助男童脫離家暴，反而自以為睿智地向世人宣告：「莫救之，被家暴者以後也會是家暴者」。

（註一）詳見Ernest Gellner《國族與國族主義》第一章與第四章。

（註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是中國認同。根據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雖然在臺灣自認為是中國人與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者只佔39.7%，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者佔57.5%，但這種統計無法反應出文化認同的比例，甚至連Taiwan與ROC的區別亦被隱匿。

依據前述定義，民族主義的原則是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承認國號與憲法都是China、追隨殖民者文化品味、無視母語被迫至邊陲者，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操（中國民族主義）來自於上述原則的實現。這種認同不須外顯於政治熱情，早已透過國家之力無所不用其極地滲透於日常而成為習慣。觀諸台灣社會對政治與民族節慶所傳遞意識型態的接受度、對中國史觀的習以為常、視失衡的語言政策資源分配為理所當然，中國民族主義所宰制的版圖超乎想像。同理，若那57.5%屬於臺灣民族主義者，代表有過半民意質疑ROC體制與中國文化殖民，民進黨還需往中間靠嗎？

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

（註三）〈迴響與回想：算是回應簡道虔之紅姨民萃主義操作事件〉（by Shinichi ）（連結）

（註四）〈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by 佛國喬 ）（連結）



【延伸閱讀】

◎〈統派究竟是民族主義還是帝國主義？〉（by 佛國喬）（連結）

◎〈當窮人被敵視時〉（by 佛國喬）（連結）

◎〈從仇韓看披著臺灣外衣的中國民族主義〉（by 格瓦推）（連結）

梅克爾2013勝選後的一個側寫 ( by 佛國喬)

這是法國與德國兩個國家的領導人辦公室樣貌，沒人講的話，我會以為梅克爾是高中校長(所以還放個地球儀)。但事實上，德國不僅是歐盟第一名的經濟強國，而且此國正經驗著戰後嶄新的歷史時刻。

相較於全球被經濟危機所摧殘，德國反而將失業人口從五百萬降到三百萬，今日經濟競爭力還比經濟危機來臨之時還要好；此外，相較於法國當年努力拉希臘入歐盟、入歐元，意見相左的德國反而顯現其謹慎而睿智的一面。歐洲已明顯地從雙領導變成單領導；不過，僅僅就在十年前，德國人很難想像有這麼一天：所謂的美國總統訪歐就是等於訪問柏林一站，而整個歐盟的大事，竟然主要是由其所選出來的總理來定奪。

我們不可能在歷史盛世之刻叫梅克爾下台，既使這個人的經濟觀右得令人觸目驚心，她常常掛在嘴邊的抱怨是：「歐洲佔世界人口7%，財富佔25%，但社會(福利)支出佔50%。」不僅如此，這位牧師的女兒，還把歐元危機視為一種處罰；當法國一方在思考如何以一個大計劃來撲滅歐元危機時，梅克爾的思維是：罪人本來就該受罰，否則過去的錯會一直錯下去。

這位牧師的女兒還把德國政壇變得很「師姑」。當年，一路提拔她的柯爾捲入貪污風暴時，她義正嚴詞要他下台。今年的選戰，當不成氣候的競爭對手(海盜黨)要她給點他續任後的建議時，她引了聖經條文警告對方：狂妄之後是滅亡。法國的外交官都被她柏林北方的渡假別墅給嚇到，不只房子太寒酸，連到達房子的路況都糟得要命。2011年，美國總統為了授她至上的榮譽獎章，辦了一場盛大晚宴，她與德方代表團居然全數都在當晚就搭機回德，連讓自己輕鬆一夜也不肯。

梅克爾怕狗，這件事雖然知道的人不多，但因為她曾是東德人，俄國的KGB系統是很清楚的；梅克爾訪問普丁時，後者兩度都故意讓幾隻大狗進廳旁聽，以為對方就不敢來勢洶洶，但梅克爾仍在驚怕中把該譴責的話全講完。不只於此，她是第一位宣佈拒絕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的領袖(因為圖博起義)，在以色列訪問期間，也不忘給對方的殖民行為洗臉。她已不只是歐盟共主，還是出口歐洲價值最認真的政治人物。

比如國防部長在隱形戰機的投資失敗等等，執政黨的形象在這幾年一直不佳，最近一次的地方選舉潰敗反映此民心，但就在前幾天，她本人卻可以大勝。此人與其政黨是成功地切割了，這歸功於她不吝惜於採納對手之政見。眾為皆知的是能源立場，她推翻了該黨原有的立場；另外，當反對黨譏諷地表示：德國今日的經濟表現，其實得歸功於他們執政當年所訂定的「Agenda 2010」計畫；她卻不吝惜於向對手致敬。

她說：「有家庭生活的人都知道妥協的價值，比如說星期日要一起進行什麼活動；妥協對政治上也是件好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說她是個mutti(媽媽)：媽媽對自己嚴格，對壞鄰居不假辭色，甚至對孩子們也以右派的思維在規訓著；更重要的，她有意願當一個把所有孩子聚合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先以敵友之分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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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萌」之外：黃色小鴨身影後的港區故事 ( by 新一)

自那隻很「萌」的黃色小鴨，從香港爆紅到台灣後，大家便引頸期盼小鴨來台現身。果然，18米高的小鴨，在中秋節當天停泊在高雄港13號光榮碼頭之後，果然吸引超過20萬的賞鴨人潮，連新聞媒體也都一片鴨鴨叫。

 

圖說：黃色小鴨停靠在高雄港13號光榮碼頭，吸引了瘋狂的賞「鴨」潮。（圖片為作者翻攝自蘋果日報）

 

據說，此一和平與愛象徵的小鴨，隸屬療傷系，能透由勾起兒時回憶，掃除不快樂的陰霾以治癒人們的不開心屬實的話，那小鴨越夯，是否也就意味台灣社會不斷飆高的痛苦指數哩？！個人對此鴨，實無好惡，但看國人對黃色塑膠鴨如此有感，卻對小鴨停泊的13號碼頭無感，倒頗令人神傷。

 

旅遊模式，某種程度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內在素質。這些年，台灣充斥著太多活動式的人潮，以走馬看花、吃吃喝喝的「觀光客」（tourist）姿態，對待他們所造訪的空間場域，忘卻旅行是可攜帶一份「旅人」（traveler）心情，藉由城市微旅行與地景探索的方式，深度閱讀所在城市歷史的可能。

 

圖說：黃色小鴨的台灣行，從高雄港為首站，開始巡遊台灣（取自蘋果日報網站）

 

對城市的一份感情，就如同一份記憶倉庫，找尋那遺落的藏匿的記憶，重訪體驗書寫在城市身世紋理中的悲喜苦樂；於是，我們會愛上我們所處的城市。這是一種自然卻深層的本土認同，同時，也將據此打造出一個民主的城市公民—不讓利潤主導的發展，恣意模塑與扭曲我們置身城市的長相與記憶紋理。因此，或許我等除了尋求小鴨的慰藉之外，還可在「萌」鴨所停泊的那個空間背後，稍稍翻攬那裡曾書寫下的一頁高雄身世軸捲哩。

 

從13號碼頭到光榮碼頭

 

在被黃色塑膠小鴨撫慰完之後，或許可多花點時間，探索小鴨停泊的那個空間，以及這個空間背後攤開的一些故事。

 

13號碼頭，易名為光榮碼頭，此乃因2006年10月，高雄市政府為了慶祝取回這軍方盤據50多年的13號碼頭，便舉辦了一場協力推倒封鎖高雄港50年的「柏林圍牆」活動，象徵性地把13號碼頭的蛇龍圍牆拉倒，並根據過往「金馬獎」的歷史，重新命名為「光榮碼頭」。而所謂「金馬獎」，則是指此碼頭乃是當年抽中金門與馬祖外島數饅頭的籤王兵種的前哨站。

 

圖說：2006年10月，高雄市政府舉辦了一場協力推倒封鎖高雄港50年的「柏林圍牆」活動，象徵性地說明高雄港的軍管年代的逝去（圖為作者翻拍自市府宣傳手冊）。

 

抽中「金馬獎」的役男，會先在「壽山前送營」集結，然後便搭乘兩噸半的軍卡沿著鼓山路、五福四路、海邊路，最後抵達「十三號碼頭」，等待俗稱「開口笑」的「戰車登陸艦」（LST—Tank Landing Ship）載往前線的金門馬祖丟包駐紮。隨著軍卡的接近「十三號碼頭」，這些金馬獎的阿兵哥心情亦就更加低盪，尤其看見位於海邊路上碼頭大門架起的拒馬外送行的家人或愛人時，往往心底早已淚濕一片哩。約莫1997年，張學友的《妳愛他》跟劉德華的《因為愛》作為福特六和汽車LIATA的廣告曲，此二首讓LIATA房車大賣的歌曲，即是以前進金馬外島當兵的阿兵哥被迫須與愛人離別的意境，所譜寫而成的大賣情歌與轎車呢。

 

因此，小鴨停泊的那個斜面碼頭，即是當年的「開口笑」停泊之處，也是金馬獎阿兵哥，準備迎接「兵變」的心碎之起跑點。此外，錯落遺留在光榮碼頭地面上的「鐵支路」，也間接應證了此碼頭的軍事用途呢。

 

圖說：遺留在光榮碼頭地面上的鐵道，也間接說明了其軍事用途的前身呢！（圖為作者所攝）

 

高雄港，那段軍商混合港的歷史

 

事實上，塑膠萌小鴨停泊的「光榮碼頭」，除了是硬梆梆的軍用碼頭之外，也反應出高雄港曾經的軍商混合港歷史。1995年8月20日，前紐西蘭總理大衛․藍格（David Lange）造訪高雄港，但高雄港務局卻以未收到函文而讓朗格總理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在協調之下草率地以一名低階科長接待準備隨便打發之。就在乘坐港區遊艇參觀一圈後，藍格總理竟以大開眼界的口吻說道：「我看遍全球知名的大商港，還是第一次見到商港、漁港、軍港混合使用的國際港哩！」

 

的確，高雄港此種軍商混合港，其實戒嚴戰時體制之下，高雄港的嚴密軍管哩。例如，高雄港最有趣的軍事部署之一，莫過於「防潛網」。早年，美援除了麵粉或牛奶等援助品之外，還包括軍品援助，一到子夜宵禁時刻，高港便會在一港口拉起美援牌「防潛網」，以防敵人潛艇。笨重且過時的防潛網，是由環環相扣的鐵絲扣網而成，上頭必須繫上浮筒讓扣網攤掛海中。然後，每夜由小艇拉來拉去以為開關，有時潛網鋼絲沒有完全收攏靠岸，便常發生誤鉤高雄港進出的船隻導致「脫排」的烏龍事件，爾後，實用性與操作性不足的落伍防潛網便被取消。

 

此外，「高砲部隊」也是高雄港軍事部署的一絕。早年高雄港區不僅有碉堡，且1970年代之前凡是平頂的倉庫，也會有所謂「高砲部隊」的進駐安插，以防敵機空襲。據說，後來高雄港區碼頭邊的倉庫，就盡量不蓋平頂式以防此些麻煩砲衛藉機駐守哩。畢竟，這群樓頂砲衛，除了抓虱子互咬外，便是對進出口貨物進行「揩油」呢。

 

因此，在軍管名義之下，高雄港被從高雄市的腹地中隔離，成為跟高雄市無關的「飛地」（enclave），不僅高雄市民無法享受親水，更讓高雄市無法以港灣城市的眼光進行規劃與發展。直至，2000年之後，「白」副總統跟國民黨政權被高雄市民用選票驅離後，高雄港區的碼頭回歸市民休閒生活，才重露曙光。

 

高雄港除了軍方部署與設施之外，高雄港港務局長，幾乎是退役海軍轉任。據說，此種「慣例」乃是蔣介石希冀「以利必要之時，港口能與軍事配合」云云；然而，此種慣例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而是始於1950年代末。

 

那時，剛好美援公署不滿蔣介石軍費支出過高，希冀把軍費轉移經濟發展之用，但軍夫出身的老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順從，據說在嚴家淦的說服之下，方才點頭。但山姆大叔畢竟白人，不知道老蔣「上有對策，下有對策」，使出一招將軍人轉役文官系統，降低軍事支出，並招致台灣政府體制長期的軍文不分。因此，港務局與國營海運則屬於海軍禁臠、公路局則是陸軍大餅、華航或民航局等則成了空軍的領地。而此一軍人治港的慣例，遲至1992年才走入歷史。

 

圖說：高雄港的故事，是一頁高雄戰後城市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頁管窺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迷你篇章，值得旅人細心探索品嚐（圖為作者所攝）

 

當然，畢竟政府體系無法養起如此多軍方退役人士，於是，退休金的「優惠存款」政策便由此提出鼓勵退役，爾後公務員與教師也要求比照辦理，然後「優惠存款」便固定化成18%。此乃是至今仍然荼毒台灣國庫與公私部門不公的「18%」爭議的主要起始原因。

 

由上可見，高雄港過往的繁榮並非其治理有特出之處，畢竟高雄港曾長期處在阿里不達的軍商混用、軍人治港與管治之下，而是得利於台灣的國際加工平台之身分。

 

正當黃色塑膠萌小鴨，人潮吸睛度百分百，觀光客與市民紛紛踏進13號光榮碼頭一睹小鴨風采之時，也不要忘記探索「光榮碼頭」此一的軍事碼頭空間存在的背後，其實正是那一頁戰後高雄港軍管的歷史遺跡啊？！

本文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270

為什麼是「台語」而非「閩南語」? ( by 佛國喬)

以下是我所認知的語言稱謂：
▇ 台灣語言(Languages of Taiwan)：「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 福爾摩沙語(Formosan languages)：原住民語。
▇ 台灣語(Taiwanese)：台語。


我目前沒用過Taiwanese來指稱「國語」或其他語言，而且不以閩南語、河洛語稱Taiwanese，有以下幾個理由：

1.正如同每個國家都有權主張其國名、每個部落都有權主張外人對其的稱呼，每個語族已身也都有權主張其語言名稱的權利。

2.特別是，在上述命名權沒有被競爭的情況下，更沒有理由反對該使用，而這正是台語所處的狀況：除了台語族群，沒有其他語族也主張使用Taiwanese這個語言標籤。自己不想用還去干涉別人的自我稱呼，這就很奇怪了。

3.儘管因為文化殖民，台語已不是島上大部份人的母語，但為了尋求歷史正義，我主張用島名的大寫形容詞，來稱呼五十年前的主流母語。

4.主張這世界存在Taiwanese此語言標籤，可輔佐(但不能用來主打)台獨主張，不可否認，這有助益於向國際社會主張與中國的相異性。

5.上述我所認知的語言稱謂(Languages of Taiwan、Formosan languages、Taiwanese)，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習慣用詞之一。

(圖說：法國官方對於各地地方語言皆有長年的調查，台灣政府則任其自生自滅)

為作國際比較，我以下舉四個島為例：

(1)馬達加斯加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馬拉加斯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並且和其源主至今仍有九成相通，但我們並不會用其源主(瑪安延語：一種印尼方言)來稱此語言；同樣的，它只是一種主流母語，另至少尚有七種重要語族在馬達加斯加島上長期存在著。

(2)馬來西亞群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馬來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並且和其源主幾乎完全互通，但我們並不會用其源主(廖內語，現也是印尼官語)來稱此語言；同樣的，它只是一種主流母語，尚有不少重要語族在馬來西亞長期存在著，如華語。

(3)就算不是國家，科西嘉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科西嘉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但我們並不會用其主要源主(托斯卡納語：一種古義大利言)來稱此語言。由於併入法國，現在該島的主流母語是法語，但我們仍使用科西嘉語此標籤，來指稱「前」主流母語。

(4) 在愛爾蘭共和國，愛爾蘭語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但鑑於過去的英國殖民史，超過六成的人口完完全全不識愛爾蘭語，會每日使用到的甚至不到12%，這比例和台 灣頗為類似。但為了歷史正義與主張有別於英國的主體性，愛爾蘭語仍是愛爾蘭國「第一」官方語言；又和台語一樣，愛爾蘭語也不是該島獨有的語言，它是屬於塞 爾特語的一支，塞爾特人源於歐洲大陸。

語言若被下地名標籤，往往不是依發源地，而是看哪個地 方的政治組織將之標準化、制式化，馬拉加斯語不被稱馬達加斯加之瑪安延語、馬來語不被稱馬來西亞之廖內語，都是因著此理由；相反地，法語、英語、葡萄牙語 等都已經歷經標準化之後，再向外傳播，傳播型式甚至是殖民的，所以我們少見魁北克語、澳州語、巴西語的使用，而會使用澳洲英語、魁北克法語、巴西葡語，或 直接稱英語、法語、葡語。台語該參考的國際案例，明顯不是澳洲英語、魁北克法語、巴西葡語這些情形。



一直有人認為使用台語(Taiwanese)一詞乃「語言既得利益」、「福佬沙文」，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人也會用同樣的負評，來指責Formosan languages、馬拉加斯語、馬來語、愛爾蘭語、科西嘉語等標籤嗎? 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質問：Chinese、French、English等標籤的使用，不也都有同樣的問題嗎?中國也不是只有中文語族、法國也不是只有法 語語族、英格蘭也不是只有英語語族，如果不曾對這些標籤有異議，只專對Taiwanese一詞特別對待，那就有落入語言歧視之嫌了。

那些主張Taiwanese應「正名」為河洛語、閩南話的人，也令人滿肚子疑惑，難道河洛語之於河洛、閩南話之於閩南，就沒有「既得利益」、「台語語族沙 文」的問題了嗎?所有的Taiwanese一詞會遇到的質疑，同樣會出現在河洛話與閩南話的標籤使用上。這讓我們得想一想，對於這些人，為什麼「台」才會 是爭議的，其他的不會?


從國際比較來看，認為其他大島的形容詞大寫可匹配特定語言：主流母語或前主流母語，只有台灣島不行，這不只是歧視台語，還是歧視台灣島。

再一次，認為這個島的A形容詞大寫(Formosans)，可匹配一些語言，B形容詞大寫(Taiwanese)就不該使用，那也是一種對名詞的歧視，讓我再喊一聲：「『台』為什麼會這麼禁忌?」

語言的既得利益只有兩種支撐型式，一是政治上的，一是市場上的，台語在1960年代之前，的確是有市場上的既得利益(從台語電影比「國語」電語賣座可得 知)，這情況和今日的馬拉加斯語、馬來語相同；但是如今，它在政治上與市場上都是弱勢的，看待的標準應和福爾摩沙語、愛爾蘭語、科西嘉語一樣，判斷此標籤 的使用，乃是一種為了去殖的身份主張，乃是一種考量歷史正義的姿態。

至於…一看到「大家學台語」主張就指為沙文，卻從未對現存的「大家學『國語』」有發表過任何異議的人，這是在為台語「造鬼」，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ppt.cc/Kiz7

(文中我舉的大島島語案例，幾乎無法從南大西洋取得適當案例，因為經歷過幾百年的人口販賣，此大洋兩岸僅能存在世界最主流語種，並進行各地風格修飾)

本文原發表在個人fb的網誌，內含有討論：連結

政治鄉愿的代價：論台南孫文銅像遷移之爭 ( by 新一)

日前，台南市政府以「恐有殘破倒毀危險」之理由，計畫拆遷湯德章紀念公園的孫文銅像，不但引起中國國民黨份子的反彈，更指控南市府「假維修之名，行拆除之實」，引起民怨，製造「藍綠對立」。事實上，此一銅像遷移爭議，是件管窺台灣政治社會長期空轉的具體而微之事件。

市民要求努力下，終於讓228的受難者湯德章得以讓台灣人民認識（圖片取自coolanews府城報）。

遷移爭議中，國民黨指控綠色執政的南市府製造「藍綠對立」，企圖撩撥內建在台灣社會與人民腦中的「藍綠惡鬥」之嫌惡感，讓事件混淆為藍綠政治紛爭後，便可無疾而終，順利完成阻擾遷移計畫。

是的，這便是台灣社會的現狀，一旦「藍綠惡鬥」帽子扣上後，據說台灣高素質的「公民」就心生嫌惡，問題便會再次懸而未解，空轉便由此而生。事實上，誰該對此空轉現象負責，其實就是迴避政治表態的台灣人民自己。

迴避，就是讓歷史傷痛的書永遠無法闔上

事實上，南市府的心態是可議的。將國民黨第一號總理孫文銅像從湯德章紀念公園遷出，本就是政治行動—讓政治屠殺受難者紀念公園成為表裡如一的紀念公園，而不是名為紀念228受難者湯德章的銅像小小一枚，但公園內卻有一望即見的巨型孫文銅像，而形成一種不倫不類的空間感。南市府為了迴避政治爭議，以「恐有殘破倒毀危險」之名遷移孫文銅像，美其名是為了降低政治爭議，其實也是剝除透由「轉型正義」進行政治教育，及其對台灣社會的政治療癒功用。

圖說：當我們對於過去台灣歷史無知之時，我們要怎麼闔上這段傷痛的歷史過往呢？（圖為作者提供）

民主轉型過程中，移除前威權史觀與威權政治象徵，乃相當自然之事，但由於台灣民主轉型過程是在國民黨手中進行，導致於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對於過去的威權不義清算，幾乎付之闕如。嘗若有之，通常也是以「迴避政治」的方式為之，正因迴避政治，於是，過去的政治幽靈，便無法透由銅像遷移的政治宣告，獲得拔渡超脫，反而持續纏繞。

因此，倘今日孫文銅像得順利遷移，但因南市府的遷移說詞是以討好式的「殘破倒毀」之安全為名，社會也將喪失一次透由孫文銅像遷移的政治工程，進行對民主的文化性肯認。如同，國際學者早就從各國案例研究中發現，「轉型正義」對民主體制將產生至少三種功能：1. 制度性地再次對戮力於民主與平等追求之肯定；2. 合法地提供一種因歷史不義所致的負面情緒之發抒管道；3.將對過去威權的義憤與怨懟，利用教育啟迪的方式，把民主轉化成一種社會生活的過程。是故，「政治鄉愿」的台灣社會，不敢勇於面對歷史重量與傷口的社會，便無法透由「轉型正義」重構民主生活底下的社會信任與共識基礎，而不斷地政治鬼打牆。

政治鄉愿的代價？

早年，高雄市三多圓環，有一座騎馬的蔣介石銅像。此座銅像由唐榮鐵工廠創辦人兒子唐傳宗於1963致贈；詎料，馬頭向西，遂引來小人饞言耳語，病態的暗指向西之馬頭，乃蔣介石日薄西山之喻。畢竟，唐榮鐵工廠被國民黨充公，唐家必生憤恨云云。後來，「日薄西山」的饞言，改喻為「揮軍西進」的頌言後，騎馬銅像就此座落高雄市三多路與中山路的圓環路衝。

1980年代末，時值台灣政治自由化之躍進時刻，許多政治異議者遂常以此座銅像為政治秀場，表現出對國民黨獨裁權威的挑戰。從怪手衝挖、蜂炮炸、丟橘子、漆彈著色、蛋洗、銅像攀爬….，好不熱鬧。於是，現任的「白」副總統擔任高雄市長時，為免此銅像不斷成為政治人物挑戰威權的秀場，遂於1994年6月7號清晨，以「基於高雄都會的交通發展」為由，悄悄地拆除了此座矗立31年之久的騎馬銅像，並委由鳳山陸軍軍官學校認養，並重新立在校內的「至清樓」門口。

於是，讓三多圓環的蔣介石騎馬銅像走入歷史的是「都會發展」之優位，清晨低調的移除，則是避免任何把「移除政治圖騰視為是空間解嚴」的連結，因而讓台灣人民失卻了利用威權圖騰的移除，進行上述學者所列舉的三種有益於民主政體的功能與教育學習。

再者，威權象徵讓位於「發展」而非「價值（民主）」，再次肯認台灣版的「『發展』是硬道理」，肯定形而下的經濟發展而來的拆遷之優先性，讓台灣社會徹頭徹尾地受到「拆那」發展模式的主導與折磨。因此，不意外的，古蹟、聚落、居住，就這樣一一地在「發展」面前「仆街」（仆倒街上），而且這樣的「仆街式發展」，還可普獲市民愛戴哩。

圖說：2003年，美軍攻下巴格達之後，巴格達天堂廣場的獨裁者海珊銅像便被民眾拉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例如，舉國最夯的劉政鴻，可擔任土霸主，歸根究底，可是廣大在地苗栗縣民的發展有功之肯定啊？！又以高雄市為例，去年高市議員提案市府拆高雄市現代化的哈瑪星街廓，其實也是以地方發展之大義為名呢？！

於是，「鄉愿」此一沒有立場、昧於是非的討好，如孔子所言，是敗壞道德之人。同理，「政治鄉愿」為主旋律的台灣社會，喜好迴避政治表態，以為講「藍綠惡鬥」自身即高尚起來之人，也是讓台灣政治敗壞、空轉的推手，更是當前無止盡「拆那」式發展肆虐的社會代價啊？！

大聲地說出，既是威權殘餘，那就用力剷除吧？！捍衛的人，便是威權殘餘的幫兇，這有啥好迴避的呢？正因為我們的政治迴避，因此威權殘餘才會反撲，不是嗎？如同，當邇近日本安倍首相，提出把自衛隊改成國防軍之時，周邊國家一堆輿論便指控日本軍國主義復興。日本的自衛隊前身可是經過美軍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清算後重組，早跟二戰日本軍隊切割，此種經過清洗重生的自衛隊，仍舊會被扣上軍國主義帽子時，一脈相承從未裂解清洗的威權國民黨，出來捍衛威權遺產之梟叫狼嚎，不正是台灣「政治鄉愿」充斥所致的政治道德敗壞之表現啊？！

圖說：其實威權殘餘國民黨是台灣社會的共業，如不跨過這個歷史共業，台灣社會不可能往前走。（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本文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178

尋找台灣政改的阿基米德支點 [新一]

前一陣子的白T大公民運動，讓許多憂心台灣社會在馬邦伯惡治下崩壞之人，感到振奮雀躍，並報以高度的期待，甚至從悲觀轉成樂觀，好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下台指日可待。然而，此種樂觀情緒頗值得吾人小心；畢竟，當結構都未鬆動之時，國民黨是否如此便輕易垮台，是值得懷疑的。

況且，白T大公民並非一群意識型態基礎共識的群體，此群體的特徵內建通常是去政治與反國會主義，而非有這面向現實政治的(Realpolitik)的選民。誠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曾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會在政治方面造成衝擊的斷診乃是，社會將出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與「反國會主義」。一旦此兩事出現時，領導者貪污腐敗，被統治者則是執迷於宗教熱之中。布赫迪厄的診斷，似乎很輕易便可在台灣社會找到確鑿的證據哩。

因此，台灣過往的「『社會』運動」稱號，迅速地被個人化的「『公民』運動」之名給取代之時，讓人懷疑，此種以個人主義出發，並高度放大個人自我實自由的「公民」運動，是否跟新自由主義擅長以個人自由之主張，排擠掉國家權力，並裂解社會連帶性格之一貫操作方式，是否有血緣上的親近性哩。尤其，此種個人主義式的自我實現自由，跟馬邦伯政權善於動員的「拼經濟」為名下的自私藍丁或所謂「中間選民」，其實本質心態頗有可相互共鳴之處呢。

不論如何，我一直相信，政治結構鬆動後所釋放的效果，將比散沙般的「公民」運動，對此刻的台灣政改更具迫切性，也更為重要。

        拉開台灣政治結構的光譜

台灣是個低智商跟健忘的社會。記得，在民進黨輸掉2008到2012大選，「中間選民」這個不知所謂的群體，開始成為DPP落敗的理由，此後為了擄獲這「中間選民」的心意，民進黨必須學會「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2012年，資本家出來高喊「九二共識」後，據說中間選民又一夕之間轉向改信國民黨馬邦伯，選後台灣社會更加往親╱傾中方向奔去。

在此種氛圍環境下，台灣整體社會氛圍就愈往保守跟中國的方向滑去。然而，必須知道，民進黨並非輸在「中間選民」 註1 ，而是輸在選民的「安心」。因此，當台灣政治光譜的位置分佈圖：中共在台代言勢力(中共)、國民黨(馬英九)與泛綠三支之時，國民黨馬英九即已經佔據中間有利位置。

舉例而言，根據消費心理，一家餐廳提供300、400、500元價位的日式定食，則消費者普遍的潛在慣性，通常會選擇中間價位的400元定時。因為，300元定食雖然低價位，但消費者對其食材可能不信任。至於，500元的定食，消費者通常會認為食材的本價比可能名不符實，唯恐吃虧的消費者最安心的選擇是400元價位。同樣的邏輯，馬英九就像是400元的定食一樣，因為其位於政治光譜中間的位置，讓其已經事先佔據「安心」選民的選項的有利位置。

        基進側翼的政治意涵與效果

尤其，過往中國國民黨政權落跑台灣之後，政權存續(regime survival)的焦慮，幾乎鑲嵌為台灣的政治背景。因此，唯恐動亂的不安全感，必須獲得確保。但所謂的選擇中間的安全感是相對的，如同，餐廳內提供600元的定食時，此時所謂中間的安全選項將是400與500元兩組。

一旦基進側翼出現之時，國民黨原本從的僵固化的政治結構所取得的選票優勢，將大幅降低。再者，DPP這個倚靠選舉維繫生命的政黨，勢必在許多大是大非的議題主張上逐漸軟化，避免碰觸此些政治性高的議題而形成「過激」形象；因此，讓台灣社會愈趨保守跟去政治化。然而，基進側翼之存在，將讓此一情形大幅降低，並保護溫和談論大是大非卻高度政治議題之候選人。

復次，基進側翼的隊伍組建，是一個「再政治化」的過程，並重新展演一種保持主體的政治給年輕世代。亦即，政治必須先學會區別「爛蘋果」與「毒蘋果」，並透用爛蘋果淘汰毒蘋果，從中理解選擇民進黨此一爛蘋果並不意味著賣身或被收編，而是清楚地知道透由跟爛蘋果合作過程，以便淘汰毒蘋果。

如此，根本沒有自己的主體被收編或消失之焦慮，畢竟，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跟爛蘋果合作的用意，以及是否有達到自己的目標。「藍綠一樣爛」的認識與魔咒，將在基進側翼組建之時，自動消失。之後，如果覺得政治依舊太爛，那年輕世代則必須抱著捨我其誰的心情，帶著不怕熱的心情走進政治廚房，端出更好的料理菜餚。這才是正面、積極與自信世代的展現。

        基進側翼的精神內容

最後，「基進側翼」之所以能構成其「基進」面貌，則必須高舉三支大旗，以分別呼應台灣社會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台灣社會面臨的三大危機即是：中國國民黨威權殘餘的復辟產生的民主倒退問題、中國崛起背後下的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主權的侵奪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對台灣各種社會正義、環境生態與勞動剝削之問題。此三者可謂相互夾纏，並彼此呼應加乘。

基於此，基進側翼勢必高舉「政治民主化」(解決國民黨威權遺留)、「主權自主化」(面對國共兩黨鬆動台灣主權)、「社會自由化」(主張經濟發展成果歸於人民)等三項主張。當然，這三項主張的另一種具備左翼色彩語言即是：反殖(反國民黨殖民遺留問題)、反帝(反中華帝國)、與反剝削。

唯有高舉此三支神主牌，基進側翼才能在政治光譜的一邊拉出定標，並以三大指標內建為盟友篩選之指標規範。此舉，將讓政治冷漠不斷成為主旋律、保守親中氛圍不斷加深的台灣政治形成拉扯的效果。一旦，政治光譜拉廣之後，原本的僵固的政治位置結構鬆脫之後，將有助於內心容易受驚之選民票投民進黨，而提升淘汰毒蘋果國民黨之機會，而讓完成台灣政治再造的必要條件—淘汰國民黨。

容或無法順利淘汰成功，則基進側翼若廣獲推廣，這支緊抓三支神主牌主張者，也將是捍衛台灣社會的民主、主權與公義的主要尖兵。至於，關於基進側翼組建之法，以及各種相關問題，則留待下次再進一步澄清囉。


註解

1西方「中間選民」(median voter)的意義，並非全然符合台灣的實情。中間選民在西方社會的脈絡分別有政經兩層意義。首先，政治上的意涵，則是指將政治學給市場化成「偏好」(preference)選擇，選政黨如菜市場買菜行為，Anthony Downs1957年出版的專書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在政治學上，中間選民是特殊的美國政治現象，是指美國的社會不像歐洲國家有明顯的社會階層分歧，因此，選民在光譜上的分布集中在常態分配的正中央，因此得名。基於這樣的認知，儘管民主黨、以及共和黨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卻刻意降低彼此在立場上的差異、甚至於有相當的重疊，以尋求擄獲最大可能的選票。再者，經濟上的意涵，來自於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理論概念。根據，西方中產階級的政治理論，據說隨著經濟發展，一群隨著經濟發展而創造出一群所謂中產階級，他們對未來是憧憬的，但因為他們是經濟發展的得利者，因此其政治改革的想望是溫和漸進的。回到內文
     
（作者為留歐政治經濟學博士候選人，現居台灣）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極光。希望電子報，網址：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5444372.html

你敢有聽著咱的歌？——期待覺醒的公民運動（by 格瓦推）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前言

      你敢有聽着咱的歌，唱出艱苦人的苦痛，

      這是咱毋願一世人成做奴隸的心聲。

      咱的心振動袂定，若親像勇敢的鼓聲，

      向望有一工活出自由的新性命。

      請你加入阮的革命，阮毋願閣再驚惶，

      攑頭看着天頂一个世界夢中嘛毋捌聽，

      咱為民主為自由，佮伊拚咱袂孤單。

      你敢有決心付出一切，團結一心做伙行，

      毋管犧牲抑是活命，堅持做人的形影，

      你的血我的汗，沃落佇Formosa。

吳易澄醫師將《悲慘世界音樂劇》〈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台語重新填詞，隨著歷史的苦難、層出的迫害、奮起的抗爭，人性的尊嚴怒吼於凱達格蘭大道，也低迴在無數覺醒的心靈。

二，政治——苦難之源與救贖之道

1945之後，新的殖民體制禁錮臺灣。國民黨帶來的，不只是對生命的屠殺與迫害，還透過語言、文化政策與資源分配剝奪以這塊土地為主體的記憶與認同。因為恐懼、失憶、無根，被殖民者淪為一群追隨主人價值的奴隸。奴隸的翻身首重覺醒：自知為奴且知為何為奴——苦難的根源，皆指向黨國殖民體制。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依然在歷史記憶中悲歌，人權的踐踏、司法的偏頗、環境的破壞、土地的圈奪、賦稅與分配的不義等，亦隨著殖民勢力而消長於政治場域。最廣義的政治（politikos）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politeia）指共同體（社會）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politikè）意味各種權力（pouvoir）的實踐。不論就廣狹三義觀之，皆見黨國體制之弊流竄其中。人民苦難的加劇或減緩看似來自政客道德的升降，實則脈絡於威權政體的鬆緊，亦即整體政治制度與氛圍的進退。奴隸的烙印既然是政治失衡的產物，當生命不存在「去社會」的逃遁空間時，人性的尊嚴就只能在政治場域中贖回。

三，公民、公民性與公民運動

觀諸黨外運動史，先行者洞識不義之源，以性命或自由為代價，前仆後繼衝撞黨國體制以爭取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他們是公民自覺與公民運動的典範。

公民（citoyen）的希臘文是politès，意指享有政治權利者。此概念源自亞里斯多德「有權參與（城邦）事物的裁決與審議者」，在當代政治學則是指「持有權利（droit）的政治主體」。所謂政治權利，普遍且具體的特徵就是：選舉權、被選舉權、參與政府與決定國政方向的權利。

公民是（民主）國家法律所保障的身份，公民性（citoyenneté）則是公民意涵的展現（註一）：參與政治。除了選舉事務，還包括加入工會、政黨，以及其他可影響社會與國政的方式——諸如公投、示威、革命。當公民性必須由參與政治而成就，它就是一個永恆處於建構中的工程，因為「國家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一旦公民失去了參與政治的意願，其公民性於焉消亡；即使擁有公民身份，亦只存其形。

既然公民是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公民性必須由參與政治而展現，公民運動就是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弔詭的是，最後一波政治訴求明確的大規模公民運動，是促成殖民政權復辟力量之一的紅衫軍倒扁。由於民進黨八年執政忽視以轉型正義為核心的解殖工程，泛中國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得以於2008年起再度全面掌控國家機器。雖然隨著馬政府五年來施政的粗暴，公民對現況的不滿日益高漲，公民運動卻以無涉或隱蔽政治性作為主流訴求。

 

四，去政治——公民運動的逆流

為何「去政治」的主張在馬政府任內的公民運動中取得道德與輿論的優位？為何人權、階級、環保、土地、賦稅、經貿、媒體自由、文化資源等議題必須以無涉政治的潔淨姿態邀寵於社會？為何政治即不潔？為何公民運動日趨天然呆化？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知道去政治的「政治」意義已被極度縮限。此處政治不再指涉公共事物的運作與選擇，而被窄化為政黨與認同。前者包括政黨與政治人物的利害得失，後者涉及Taiwan—ROC—PRC的三角糾葛。所以公民運動的去政治化，是試圖將運動的「參與者—目的—抗爭對象」與政黨、統獨進行切割。先不論排除政黨與統獨後是否就與政治無染？這種去脈絡的公民運動（考察臺灣政經結構，哪一項社會議題可無涉政黨與統獨脈絡？）本身即不具現實性。

更諷刺的是，去政治化的公民運動只是一種政治結果，它肇因於黨國力量長久在社運、教育與文化領域的佈局。因為公民運動往往與執政勢力對抗，當去政治化（與政黨切割）的論述只出現於抗爭對象為國民黨陣營時（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所謂的去政治其實是選擇性謊言、是「保護黨國體制的利益與意識型態」的政治動作。

公民運動的政治性為何要被閹割？黨國勢力如何捏造手術的必要性？不外二者：

1.以道德的角度污名化政黨概念：用「藍綠共業」、「藍綠一樣爛」的說辭為黨國體制卸責，並進一步讓大眾對政治本身產生不信任感。這套騙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得利於儒家社會的泛道德性格。由於儒學一貫以道德而非制度面解釋治亂之道，儒家社會普遍存在個人道德先於制度良窳的保守價值；當政治工作者的道德鮮少被信賴時，政治也就被跳躍性地視為藏污納垢之所。由於道德潔癖，「公民運動應避開政治」（如反核四不須反擁核的國民黨，反圈地與反貪腐也不須反金權一體的國民黨）的終極目的是在維持自身的純淨姿態，而非運動的訴求（反核四、反圈地......）。如此一來，公民運動會成為一種永遠都是志在參加的、被體制規訓的安全集會，不會跨越「非法」、「激進」、「暴力」的紅線，是執政者、既得利益者、道德重整協會的進步見證。

2.以去脈絡的方式污名化認同問題：解殖的訴求——即與殖民勢力抗爭的力量——被扭曲為「排他暴力的民族主義」，並獨負「挑起對立」、「分化族群」的指控。所以負面的「中國因素」必須在所有公民運動中消失，例如在反旺中運動中只喊反壟斷卻絕口不提反親中，亦例如在反服貿運動中只談經濟、資本卻拒絕承認統戰風險。臺灣有一群左統（假左實統），鸚鵡學舌地操作西方對殖民歷史自省的語言，無視於歐洲左派對民族主義的戒慎，乃著眼於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亦無視臺灣解殖運動所伴生的「以臺灣為主體的認同」（含政體與文化）是被殖民者抗暴或抗霸權的必要元素；反而對歐台的脈絡皆視而不見，以偽進步的姿態將無力者的解殖行為視同有力者的暴力。當解殖被污名化為沙文時，指控ROC體制或中國因素就成為臺灣公民運動的禁語。

「公民運動必須去政治化」的謬論依以上二原則而風行：天然呆們誠摯地維持公民運動超越藍綠、不分統獨的無政治性；左統們心中有藍綠、口中無統獨，以去政治之名防堵藍綠板塊因社運而造成有利綠營的位移；民進黨則進退失據，進場被嫌，退場被譏。誰得誰失誰被利用？再清楚不過了！

五，覺醒的公民

臺灣的國家主權、基本人權與社會公義，在馬政府五年的倒行逆施中以驚人的速度沈淪。與此同時，公民運動因為高唱去政治化的主旋律，上街走走成為一日公民的出氣口或自我標誌的LV，反諷地成為國民黨的防火牆。這種沈悶的氣氛，逐漸由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在甩開一票空擺姿態的社運導師與藝文花瓶，高喊「中國因素」並衝撞行政院、教訓蔣偉寧後，透出一線接棒民主運動史的希望。

當25萬人齊聚凱道，將軍中人權與司法問題的責任直指馬英九，並高喊「馬英九下台」時，臺灣的公民運動在失格多年後，總算又摸到門檻了——公共事物不外乎政治。公民運動回歸政治脈絡，不是簡化為政治口號，而是勇敢面對事物的複雜與沈重。25萬人向馬英九怒吼，象徵著25萬公民的成年禮，這些都是台灣的希望種子。

所謂公民的覺醒，在普遍意義上就是公民性（citoyenneté）的展現——介入公共事物並認識政治力之於公共事物的必然性。在臺灣的脈絡中，公民必須對殖民體制有所醒覺；一個價值與認同都被殖民者制約而不自知的奴隸，連自由都不可得，如何成為真正的政治主體？遙想當年民主先行者的形影，低吟〈你敢有聽著咱的歌？〉不甘為奴的決心，期待公民運動薪火相傳，為自己，也為這塊土地及其記憶卸下奴隸的枷鎖。

（註一）Citoyen不是citoyennené的基礎，反之，citoyennené有可能爭取citoyen的法律地位。

【延伸閱讀】

◎〈從「天然呆」到「讓我們以分手為前提交往」〉（by 佛國喬）（連結）

◎〈你今天「公民」了沒？——呼喚真正的本土公民運動〉（by 新一，想想論壇）（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