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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1640 Map of
Formosa-Taiwan by Dutch 荷蘭人所繪福爾摩沙--台灣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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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華民國體制之下，台灣是否能夠作為一個國家？如何可能作為一個國家？
國族國家（État-nation）的內涵源自於1648年西發利亞條約：以有邊界的領土（土地）、特定群體的政治共同體（人民）為核心，而建立主權的概念。以此為基礎所成立的治理組織（政府），運作的目的在於回應共同體的需求。
但是，「民主的原則與價值，不足以確保集體性的凝聚，這只能形成一個骨架，至於肉身，必須靠著有歷史意義的象徵與地方所傳遞的情感來承載。」～Pierre Nora《記憶所繫之處》
中華民國的國族想像無法符應台灣的土地與人民，中華民族的打造是缺乏土地、歷史、記憶作為基礎的殖民工程。僅是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不足以支持國家的存在；國族打造的缺席，會造成共同體的形成與社會的凝結，都失去了基礎。
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共和，除了法理憲政的課題，同時需要一場國族再確定運動（mouvement de réaffirmation nationale），包括台灣主體意識行動的集結，以及足以形成國族面貌與內涵的文化工程。這不只是為了從中華民國認同轉變為台灣認同的認同轉型（transition identitaire），也是為了讓沈睡的台灣國族（nation en soi / nation-in-itself）覺醒，成為一個有意識推動自我建構的國族（nation pour soi / nation-for-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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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這不是我的國歌～Li-Chin Lin, FORMOSE，Éditions çà et là |
一，受殖的國族
1.無母國所以非殖民？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否是一種殖民體制？所謂殖民統治，具有「外來性」與「歧視性」二要素；簡而言之，就是外來政權對佔領地（本土）的統治具有歧視性，包括在文化、經濟、政治等面向的支配與剝削。
此處所說的歧視，主要是在制度層面，諸如：劃分母國族群與本土族群在社會、經濟與政治地位的差異，塑造母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優劣階序，強殖母國的國族認同於本土住民......，這些壓迫與被壓迫的現象，都與國族因素有關——殖民者的國族主義壓迫受殖地的國族認同，不論受殖者有無本土的國族意識。
但是依據古典的慣例，殖民多有「以母地利益為優先」的性質；而流亡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否已失去其母國（中國）？是否能將之視為殖民？
所以Ronald John
Weitzer 提出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概念，被部分學者用於描述戰後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由支配本土居民（台灣人）的新移民（中國人）所建立的國家。此概念與「殖民地國家」（colonial state）的一個重要差異是：遷佔者（外來統治者）已與母國分離。
若林正丈就是主張以遷佔者國家來定位戰後的中華民國。
「獨立於境外母國」與「殖民統治」是衝突的概念嗎？我們可以探索黃昭堂為何將中華民國定義為「失去母國的殖民王朝」：「失去母國」之謂，其理路看似順著遷佔者國家的脈絡，但是為何依舊名為「殖民王朝」？
參考李筱峰、黃智慧等學者的分析，可如是理解：
1.中華民國體制所指向的國家認同，依舊是其母土，例如國號、憲法與本國史的內容。
2.中華民國自己就是母國；即使作為法統與中央的中華民國，和作為受殖地的台灣，兩造的土地與人民，幾乎是重疊狀態。
3.「失去母國」與「殖民」同時成立的紐帶，是「流亡政權統治新佔領地」，這是中華民國特色。
不過，以「與母國的關係」來規範殖民的定義，一旦過於偏執，則會侷限在殖民者（中華民國）處境的分析，而忽略了受殖者（台灣）的遭遇。在受殖地而言，殖民與否是看壓迫本土的外來體制是否終結，而非殖民者與其母國或母土的關係與利益是否變化。
就如黃智慧在〈中華民國在台灣（1945-1987）——「殖民統治」與「遷佔者國家」說之檢討〉一文所述，史明以受殖者的遭遇為視角，分析以武力為後盾的中華民國體制，其外來性與歧視性，因此視之為殖民；以及王育德、楊基振等人，以受殖者的角度比較日本殖民與中華民國殖民。
此外，儘管Ronald John
Weitzer與若林正丈都將遷佔者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區隔；但是英文的settler state，在法文的表述就是État colonial——殖民地國家，遷佔者政權就是殖民統治。就如1965-1980年的南羅德西亞：
1895年英國殖民者Cecil John Rhodes 於非洲南部建立殖民國家「羅德西亞」，1911年分裂為南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於1965年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1980年終結白人殖民統治，建立辛巴威共和國。
南羅德西亞在1965年宣布「脫英」後，依然是外來的白人殖民統治本土的黑人，直到1980年為止。在這段期間，「與母國關係終止」的南羅德西亞，依然是殖民統治。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殖民統治還是遷佔者國家？我傾向黃智慧的結論：「流亡到新佔領地的殖民政權」。雖然她的分析限於1945-1987年，此處不便代為延伸；但因為中華民國體制的外來性與歧視性仍未終結，即使有解嚴之後的民主化，個人認為這只能描述為「殖民體制已鬆動」，而不能驟然稱為「已經去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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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1965年，南羅德西亞總理Ian Smith簽署的〈單方面獨立宣言〉。 |
2.殖民體制下的國族壓迫
解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之後，中華民國是否仍為殖民體制？台灣是否仍為受殖地？即使對「殖民」之名有所疑慮，不妨檢視一些具有殖民之實的現象：
a.以中國為國家認同的國名。
b.以中國為法統的憲法。
c.以華語為唯一官方語言。
d.中國史與中華民國史仍然作為「本國史」。
e.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作為中學必修。
f.忠烈祠所彰顯的中國國族主義。
g.孫文作為「國父」高懸於公家機關。
h.台灣各地鄉鎮街道的命名仍以中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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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國城
製圖：詹雅仁 |
分析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壓迫，不能忽略國族認同因素。雖然不能將所有中華民國體制的問題都以國族的視角分析，但若刻意迴避國族元素，則無法解釋殖民性格的霸權與歧視等現象。
在繼續分析中華民國體制的殖民性格之前，先簡略說明「何謂國族」？為基本概念下定義，是最高難度的學術工作。此處不梳理nation這個概念的歷史變革，也不廣泛比較各家之言，僅提出一個相對普遍於當代的定義——政治共同體：「生活在共同的土地，意識到他們歷史與文化的統一，並建構政治實體的人群整體」。
關於nation，在台灣學界有個廣為人知的描述：「想像的共同體」。此概念的基本定義可見諸《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譯者吳叡人的導讀：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這個主觀主義的定義聰明地迴避了尋找民族的客觀特徵的濫仗，直指集體認同的認知面向——想像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因此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名稱指涉的不是什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
。」
如果僅是以威權體制、恩庇侍從體制來分析中華民國在台灣，雖然可以部分貼近黨國一體架構下的極權統治，但無法說明公民與文化階序的不平等，更無法說明國族認同的強殖。
關於公民與文化階序的不平等，例如：戰後中國移民與台灣本土住民的差別待遇，（中華民國版的）中國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的資源配置落差（最顯著的就是華語與本土語言的落差）；至於國族認同的強殖，則是鋪天蓋地的「我是中國人」的洗腦（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國族認同壓迫，不只表現在對台灣認同的壓抑，更表現為主體的置換：以中國認同取代台灣認同）。以上幾點，概括而言，就是外來的中國人事物居於霸權地位，本土的台灣人事物則飽受壓迫。
遷佔者政權的概念，即使可以解釋戰後中國移民相對於台灣本土住民的優越地位（以威權體制維持遷佔者的優勢），但必須加入國族因素的分析，才能看到那條劃分地位的線的本質。如同若林正丈那種純粹「遷佔者政權」的描述，看到了「省籍」的差別待遇，但對於指出此差別待遇的本質是國族認同因素，則保守許多。
缺乏國族視角，則可能如某些觀察，將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問題分析為「只有階級問題，沒有國族問題」、「只是文化霸權
，無關國族認同」；甚至因此提出「民主解決一切」、「只談民主（démocratie），不談民族（nation）」等救濟方案；更嚴重的誤解，就是以為民主與民族在本質上對立。
所以佛國喬在〈從馬王鬥中，重看地方派系與侍從主義〉（連結）一文提出「地位（statut）政治邏輯」，以具有國族意識的角度分析中華民國的統治：外省權貴以中國國族主義為核心，打造一種以中華民國為標籤的新宗教，推展中華民國版的中國文化。當中華民國成為台灣的集體認同、中國文化象徵著高級的文化資本，中國移民的優勢地位，及其理所當然的統治權威，就更有基礎。
考察中華民國體制的統治方法與內容，充滿以中國國族主義為中心而劃分的地位階序，而不是單純的「不同政經階級間的利益交換」——恩庇侍從體制。例如以血緣區分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差別待遇；以文化的認同或同化程度區分中國化（外省化）與未中國化（本土）的文化資本；在政治經濟、語言文化與國族認同的資源分配，處處可見中華民國體制對台灣本土的歧視。在這種殖民體制之下，中華性親者貴、疏者庸、闕者鄙，以此結構「核心—邊陲—化外」的權力、利益與品味階序，大致如此。這種地位政治邏輯，亦展現在民進黨的權力結構中，例如姚人多認為國民黨是個較有品味的政黨——相較於草根的民進黨。
所以不論母國之有無，考察上述基於國族意識形態而來的壓迫，中華民國在台灣都是殖民體制。也因為中華民國是殖民體制，所以會在國族面向對台灣本土諸事有諸多歧視。兩者可互為解釋。
分析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種種問題，若刻意迴避國族的視野，除了部分人是因為難宣之於口的中國國族認同，其餘多是受到「國族」與「國族主義」等概念被污名化的影響，所以拒絕以國族關懷作為一種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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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國族關懷，對台灣社會的分析大不同。 |
二，國族主義運動
1.國族意識
如同階級鬥爭需要以階級意識為基礎，性別運動需要以性別意識為基礎，解殖運動亦需要以國族意識為基礎。此處所說的「意識」，並不限於自我處境的認知，廣義地說，是指能意識到階級問題、性別問題、國族問題的存在，並以之分析現象。
所以有人雖然看到了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的不相容，甚至看到了其外來性格與台灣本土的扞格，但是因為缺乏國族意識的視角，而看不到隱藏在所謂「中華民國不夠本土化」修辭之下的，是台灣國族意識被中國國族主義的壓迫，當然也無法辨識中華民國體制是一種殖民統治。
受殖地要解除殖民壓迫，要贖回、伸展或建構國族主體，要建立國族國家，不能缺乏本土的國族認同集結，也就是本土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e）運動。
2.國族主義
何謂國族主義？我們很難為這個詞下個周全的一般性定義。簡單來說，國族主義是一種政治原則，誕生於18世紀末，目的在於維護國族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相對於君主政體）。其訴求為：將國族的組成單元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國族附加一座政治屋頂。國族主義也是一種政治運動，透過各類形式（國家、文化、宗教、部族、種族、傳統）而凝聚一個國族，以區別於其他國族。
國族主義的特性，有「邊界」與「結合」；這是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必要條件。但這兩個特性，也為國族主義招致疑慮：邊界是否發展為排外？結合是否發展為壓迫少數或個人的集體主義？在回應此疑慮之前，我們先對兩大類型的國族主義進行概略了解。
a.部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e ethnique）
主張由國族創造國家；並主張國族是由群體的共同遺產而形成，可以包括：相同的語言、文化、宗教、歷史、部族起源、傳統、道德......等。相對於公民國族主義，部族國族主義強調血緣上的系譜，較不考慮政治性的劃分、人口遷移、文化交流與共同體內部的多元現象。
b.公民國族主義（nationalisme civique）
主張國族是公民自由意志的結合——「國族是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以標誌共同生活的意志」（La nation est
un référendum quotidien caractérisé par la volonté de vivre ensemble.～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以契約論的精神結合人民、土地、國家的三位一體。相對於部族國族主義，這是修正的、開放的結合，含納平等、自由、寬容等價值，並兼容差異的個體權利（所謂差異，例如血緣與文化）。
以契約論為基礎的公民國族主義與以原初論為基礎的部族國族主義，二者雖然對立，但前者所絕對揚棄的，是以血緣定義國族。至於文化、語言與歷史等元素是否可納入公民國族主義的國族定義？綜觀世界知名的理論家，恐怕只有極端的契約論者才會將之抽離。
西方學界無人立基於純粹的契約論來討論國族主義，沒有人認為空洞的「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可維持一個國族的存在。純粹「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不足以形成國族，所謂政治共同體，必須展現共同生活的意志；這種意志是一種對「我群」的政治認同，而我群的邊界之所以形成，可以來自土地、社會價值、政治制度、文化、語言、歷史......等因素。公民國族主義並非摒棄語言、文化、歷史等元素作為國族的成因，相較於部族國族主義，二者的差異，在於對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記憶的兼容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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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在一起 |
暫且放下國族主義的類型，在工業化之後，任何政治共同體之所以能建構與運作的關鍵，在於文化。說得更準確些，是以基本教育為基礎的社會化：例如以共享的語文作為溝通、分工與規範的媒介。這種對於文化同質性的需求，是國家與文化必須結合的主因。
前述國族主義的訴求：「將國族的組成單元與政體結合在一起」，至此可以改寫為Ernest Gellner在《國族與國族主義》所說的：「將文化與政體結合在一起」。亦如其所言：「國族主義是新形式社會組織的結果，立基於深層內化且依賴教育的高級文化之上，且各自依靠其所屬國家來保護。」
國族主義雖然要求文化的同質性，但究其本質，是將同質性的客觀需求反應在國族主義上；不過不可否認，亦有國族主義者操作為「將同質性強加在政治支配下的差異個體」，例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推動的中國國族主義（屬於部族國族主義類型），即堅持一種虛構的同質性（例如：同文同種），強加在其統治的領地，甚至成為泛中華主義（作為兼併他者的藉口）或殖民主義（同化受殖地）。
公民國族主義的倡議，可以避免上述的同化暴力。台獨運動者所推動的台灣國族認同，必須是一場公民國族主義運動。就如同蘇格蘭獨立運動中，英國左派歌手Billy Bragg為蘇格蘭國族主義的捍衛：蘇格蘭民族黨（SNP）所追求的是包容的社會，不論來自何方，只講人的在地性，也就是所謂公民國族主義。（台灣歐盟觀察編譯，連結）
3.台灣國族主義
台灣要終結中華民國的殖民，要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再殖民，要建立以台灣為共同體的國家，不能缺乏台灣國族認同的集結，也就是台灣國族主義運動。
所謂台灣國族主義，同時可以包括：
a.訴求建構一個台灣人的國家（État）——國家打造。
b.訴求打造一個能符應土地（台灣）的政治共同體（nation）——國族打造。
史明舉戰後亞、非、中南美洲的獨立運動為例，都以國族主義為旗幟向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對比那些成功的案例，史明批評了台灣國族主義在台灣的普遍缺席，正是台灣至今仍為受殖地社會的主因。他認為台灣四百年來皆是殖民地社會，台獨的鬥爭對象是目前的殖民者中華民國，以及從不掩飾帝國野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獨運動必須以台灣民族主義為基礎：政治上要建設台灣獨立國家，經濟上要發展台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發展台灣固有文化。（詳見史明《台灣民族主義》）
黃昭堂也自許為「那想那利斯文」（ナショナリズム）之徒，他深知台灣國族主義是台灣人意識的結合和呈現，也是凝聚人心，激發建國熱情的動力。同時，黃昭堂清楚地拒絕了狹隘的部族國族主義，而主張：「nationlism一定要擺脫狹隘的民族國家定義，要以價值與事實的認同取代血緣與文化的認同，才能建立一個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現代化民主國家。」（酥餅〈黃昭堂的那想那利斯文〉，連結）
衡諸歷史與現況，台獨對抗的是中華民國的殖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這不只是政治體制、生活方式的抉擇，在本質上而言，這是國族認同的抉擇：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所以台獨運動不能缺乏台灣國族主義，甚至台獨就是台灣國族主義運動。正如王育德所言：「要促進獨立運動，發揚台灣民族主義是不能缺少的前提，因此必須讓台灣人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台灣人。」
但是台灣學界普遍看到西方對國族主義的某些負面評價（一種自省式的評價），或警戒，因此而瀰漫著將國族主義視為排外、集體主義的見解，例如只看到傳統部族國族主義強調血緣的面向，卻沒看到公民國族主義將土地認同與自由主義精神的結合。這種對國族主義的偏見普遍影響了各類公民運動，所以某些以台獨份子自詡者，會有「台獨可以無涉國族認同」的迷思，甚至發生「要台灣認同但不要台灣國族主義」的矛盾。
台灣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台獨是以台灣認同進行解殖工程。考察台獨運動的歷史，史明、王育德、黃昭堂等前輩所倡議的台灣國族主義，皆排斥以血緣界定台灣國族：史明與王育德皆以地緣因素與殖民地受壓迫的共同命運，論證台灣國族之形成；黃昭堂甚至為了避免與血緣論混淆，以「那想那利斯文」取代國族主義一辭，主張以土地與國家認同來定義台灣人。上述以土地為邊界的國族認同，在當代已與民主價值結合，就是台獨運動者所倡議的台灣公民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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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獨立運動必然伴隨著國族主義，港獨亦然 |
4.小結
國族主義不必然導向法西斯甚至種族主義（racisme）。國族主義的光譜很廣，即使是部族國族主義，雖然納粹走到種族主義、中華民國走到殖民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到泛中華主義；但是甘地、反納粹的自由法國地下武裝人員、曼德拉、二十世紀反帝國運動等，也都是反殖反帝的國族主義者。在反殖反帝的脈絡下，對於部族國族主義的集結，我們不應尺度過於嚴苛地否定其價值。
即使不區分國族主義的類型，只鑑諸國族主義曾經帶來的壓迫，至少也要學習Jean Genet對脈絡的尊重：「國族主義是最愚蠢的想法，但是對於沒有國族的人例外。」（Le nationalisme est la plus bête des idées, sauf pour ceux qui n’ont
pas de nation.）
國族主義對於渴望建構國族的群體而言，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當國族主義是訴求以國家保護政體與文化的結合時，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國族認同即是在強調自身擁有著政治與文化的獨特性（singularité）」（詳見馬赫‧起南〈全球化或者是要主體性？〉，連結），與土地認同息息相關的國族主義，可以協助抵抗全球化所帶來的均質化，並保護政治實體的主體性。如果將國族認同僅視為一種內捲的、排外的力量，是無知的偏執；國族主義對於政治共同體主體性的建構，以及此共同體立足於地球村的姿態或策略，都可以有所貢獻。
政治共同體不可能沒有邊界，邊界不是必要之惡，而是人間的政治邏輯。如同〈在暴力與民族主義之中的普世價值〉（by 顫抖民族，連結）一文所解釋，普世價值不可能以「不分你我」的烏托邦方式實現，「界線」才是普世價值的起點：拒絕被他人侵犯，所以透過暴力的邏輯在叢林中圍出一道牆，把普世價值留在裡面，把叢林法則隔在外面。一個充滿進步價值的政治共同體，是在邊界內實現價值、守護價值。
三，文化與國族打造
1.那記憶所繫之處
國家打造的課題不只是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還需涉及共同體的形成與社會的凝結，也就是國族打造——由國家所體現的象徵、文化與認同。缺乏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會導致治理失序的國家失敗。
如前所述，Ernest Renan（1823-1892）在Qu'est-ce qu'une nation ?（何謂國族？）如此定義nation：「國族是永無休止的全民表決，以標誌共同生活的意志。」
國族由二者共構：1.共同的歷史記憶（過去），2.共同生活的意志（現在）。國族認知的形成，可以來自土地、社會價值、政治制度、文化、語言、歷史......等共享之物；國族認同的存在，是為了持續創造上述共享之物的價值，這就是共同生活的意志。
台灣是台灣人的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國族主義只是一種政治原則，我們必須追問：國族認同的集體認知如何可能？除了共享共構共同體的制度與價值，除了地緣因素所造成休戚與共的命運連帶，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共和，還需要足以形成國族特色的文化工程，以協助國族認同的再確定，並從中國認同的泥淖中脫困。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透由本土文化的繼承、創造與詮釋，打造台灣的國族面貌。
2.國族作為文化共同體
即使我們不能以文化概括國族的所有元素，但文化確實是政治共同體的必要共享媒介，如Emest Gellner所言：「是生命之血。」
所謂文化，是指後天的人文特徵，是一套思想、表達、社交，以及行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包含藝術、文學、科學、生活時尚、法律、價值系統、傳統、信仰......等。
國族作為文化性的共同體，文化是國族的面貌。「想像的共同體」一詞直指集體認同的認知面向；而認知雖有主觀色彩，但是就如海德格對「此在」（Dasein）的考察，理解是在整體關係的結構中起作用，發生於所遭遇的世界。國族認同的集體認知，土壤是文化。
在中華民國體制之下，台灣社會的認同錯亂，「我是中國人」不時糾纏著「我是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此現象不只緣於中華民國之名，更普遍且深層的因素，是涵蓋語言、歷史記憶、美學品味等領域的中國文化殖民，亦即台灣共同體的文化認知被中國同化。
這並非指控中國文化的殖民性格，此處批判的對象，是中華民國體制——以中國文化為工具，同化受殖地台灣。
文化解殖所要對抗者，是中華民國體制所造成的中國文化霸權現象，及其所建構的中國中心認知；而非拒絕中國文化存在於台灣。文化解殖的訴求，是以台灣為主體，依平權、比例與扶弱的原則，翻整出多元文化得以復育與成長的土壤。
國族必須以文化來標誌，台灣需要清晰的文化特色以表徵自己；同時基於對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泛中華主義，避免國族面貌被中國襲奪，台灣國族必須透由台灣文化而可以自我認知與被他者認知。在國族打造的課題中，文化工程是重中之重。
3.國族文化的建構與詮釋
台灣國族文化的打造，需要：
A.有國族意識的文化建構
（例1）透過公共資源的分配，扶持母語（複數）在教育、藝文的發展，以及在媒體、國家考試佔有合理的比例。
（例2）代表台灣的電影獎不該再是「華人」影獎，而應思考現階段的國族進程，台灣需要什麼電影環境？
（例3）台灣不需要彰顯中國國族主義的中華民國忠烈祠，我們需要能敘述台灣歷史、形塑何謂台灣的台灣先賢祠，就像法國的Panthéon。
B.有國族意識的文化詮釋
（例1）莫將本土文化錯誤架接源頭於中國，就像五月節（五日節）不來自屈原的典故，台語客語也不是源於中原。
（例2）將具有本土元素的藝文創作，發展（含論述）為國族美學的養分，不論創作者有無此意圖。
（例3）台灣史作為本國史，中國史作為外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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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在Panthéon內紀念著伏爾泰、盧梭、雨果、大仲馬、居里夫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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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建構或詮釋，在國族與文化的課題中，語言的問題都可以被視為核心。尤其以台灣現況而言，語言政策的解殖，必須是國族主義運動的重點。
一方面因為國族對於文化的同質性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作為公共溝通媒介的語言，經常是國族的重要特徵之一。如果仍以華語為唯一官方語言，亦不改變其寡佔資源的獨尊地位，等於不動搖殖民語言的絕對優勢，這對於國族認知要從中國轉型為台灣極為不利，更何況台灣還鄰近著泛中華主義高漲的帝國。
另一方面，語言不只是工具，透過一種存有學（ontologie）的關懷，「語言是存有的安宅」——唯有在語言之中，事物才生成並存在（海德格《形上學導論》）。每種語言都含藏著「已經形成視見的方式」，所以存有本身就是語言性的，我們是存在語言中而生活、視見。發展哪些語言作為台灣的公共語言，預示著國族文化的可能風格。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為何立陶宛、拉脫維亞、烏克蘭、愛爾蘭、韓國、越南的解殖工程中，都將本土語言賦予官方語言或第一官方語言的地位；台灣國族的打造，亦不能迴避本土語言（複數）的公共地位問題。
四，結語
不論台灣國族意識的形成，是始自日治時期還是中華民國的殖民屠殺，因為地緣因素而逐漸普及的本土意識與共同體想像，都讓台灣社會已經發展為具有某種程度自我認知的「自在國族」（nation en soi / nation-in-itself）。
但是自在國族只是一種類似靜物存在的狀態，即使有自我認知，也不會產生政治上的覺醒與行動，例如尋求國族獨立或提升國族權利。必須透過國族主義運動的催化，包括體認到國族地位的處境（以國族為主體的階級意識），以及國族文化的打造，才能轉變為爭取我群權益並有意識自我建構的「自為國族」（nation pour soi / nation-for-itself）。
就像可能有「天然台」，而不可能有「天然獨」。天然台是一種未經政治決斷的台灣認同，這確實會發生於本土意識日益普及，已經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台灣。但若追求以國族自決原則而獨立建國，就只能是清楚政治意識下的判斷。
台獨的本質就是爭取台灣國族的獨立自主，就案例與邏輯而言，「獨立建國」與「揚棄國族關懷」不可能並立。國族打造是台獨運動中最不可迴避的課題，也是最真實的課題。台灣是否能夠作為一個國家？如何可能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正處於從自在國族轉變為自為國族的歷史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