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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7日 星期日

一人の台湾人の尖閣諸島問題に対する見解(一個台灣人對尖閣諸島紛爭的看法) (by 格瓦推)





有日文與漢文二版本,漢文版在後。
原作:格瓦推
日文翻譯:Makiko & 蔡亦竹


一人の台湾人の尖閣諸島問題に対する見解

著:格瓦推
訳:Makiko & 蔡亦竹


私は尖閣諸島が日本に属する事を尊重する。それは下記の3つの理由に基づいている。

1、
1895114日、日本政府は尖閣諸島の沖縄県への編入を決定し、正式に日本領とした。
つまり下関条約(189547日)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そして下関条約の際の台湾の地図には尖閣諸島は含まれていなかった。
よって台湾(中華民国)馬英九政権の「釣魚台は下関条約の際に台湾と一緒に割譲された」という主張は、事実に反する。

2、
国際法の判例では「無主地先占」と呼ばれる権原がある。 
最初に無主の領土を発見し、実効統治、権限の行使を行ったものがその領土の主権者となる根拠のひとつとして認められる。
日本政府は1896年以来(本年から日本政府によって魚釣島が国民に借地される事実に基いて)、絶え間なく実効統治を続けている。それに比べて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は文献記録以外、一切の管理事実は皆無である。

3、
1951年のサンフランシスコ条約により、第二次大戦後、日本は台湾を放棄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南シナ海の澎湖島・南沙諸島の一切の権利を放棄したが、尖閣諸島に関しては述べられていなかった。
尖閣諸島は沖縄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の管理下に置か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1971年日本とアメリカは沖縄返還協定に調印。それによりアメリカは戦後以来管理して来たこれらの諸島を日本に返還した。
尖閣諸島は沖縄の一部分となり、当然これは日本の領土となった。


歴史上での先占、実効統治、最も重要な太平洋戦争の条約等に基づき、日本が合法かつ合理的に尖閣諸島の主権を有するという事実には疑う余地がない。
台湾の中華民国政府は百年来、何の統治行為も行っておらず、終戦後台湾の管理を受け継いだ際にも、尖閣諸島の主権を主張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1969年に尖閣諸島周辺の海底に石油、ガスなどの資源が埋蔵されている可能性が指摘され、
1971年 初めて台湾の蒋介石政権(終戦後、台湾の管理を任された中国の将軍で、台湾を統治した大統領)がこれは中国の領土であると主張しだした。そして地図を改ざんした。


恨みのこもった過激な発言というものは注意を引きやすい。最近の台湾の尖閣諸島に対しての反対運動が引き起こした反日言論に対して、
私はいち台湾人として、台湾と友好だった日本社会に誤解されないために台湾人民の民意をここでしっかりと説明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中国から来た入植者、中国国民党の支配下で、今の台湾の国民党政府は反日教育を押し進めている。台湾国民の教育は、大中国史観の妄言に満たされている。
台湾人のほとんどは親日派なのだが、国民政府は歴史教育で(日清戦争、太平洋戦争、日本の台湾統治)反日感情を植え付けようとしている。


今の尖閣諸島問題に関しては台湾(中華民国)の親中派の勢力が中華人民共和国と共謀しており、台湾人に中国民族主義を煽ってやまない。 
例えば海上で挑発行為をしたり、国会で様な演出したり、街頭でのデモや、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の洗脳ーこれは全て親中派が勢力を総動員してやったことである。
声大に叫んで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けれども、実際の台湾を代表する声ではない。


尖閣諸島の主権と漁権は別にすべきだ。 
戦後の歴史上、台湾人の李登輝総統(初めての台湾人の大統領)と陳水扁総統(台湾人の大統領)
二人の台湾人の大統領は尖閣諸島における日本の主権を尊重し、台湾の漁民の生活を守るため、
漁権の保護のために働き、李登輝総統は15回、陳水扁総統は7回も日本と台湾の双方がうまくいくように交渉した。 
中華人民共和国寄りで反日感情がある今の馬英九総統は、主権と漁権を一緒にして主張し始めた。 
漁民の生活を犠牲にしても勝手に自分の個人的な意向を優先した。


台湾での尖閣諸島に対する反対運動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中華民国が合作して演出したものであり、台湾人がやったことではない。 
彼らの本当の目的はこの島を取ることではない。
中華人民共和国にとっては、この反日運動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国内の権力闘争から注目を逸らすための手段にすぎない。
そして中華民国(台湾)から見れば、これは中国大陸と台湾が共同で反日尖閣運動を煽って、両岸の合併を促進するためである。
中華人民共和国と馬英九政権の双方が主張する、「尖閣諸島が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り、台湾もまた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る」という言い方は、
これは民族主義による史実の改竄であり、嘘である。


なぜ台湾の社会で、ある程度の反日の声がでるのか。その原因は歴史に対しての無知から来るもので、親中派勢力の工作によるものだ。
願わくば日本の社会においては、このようなごく少数の過激な言論を台湾の民意だと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
台湾人民が中国国粋主義に染まっていると思わないでほしい。
台湾はひとつの国家として、歴史的にも文化的にも日本と深い絆で結ばれている。
台湾の民間人は日本に対して本当に親しみをもっており、友好的な想い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る。
いまは政治権力を総動員して世論を操作しているけれど、将来この勢力が衰退すれば、再び真実が明らかになる事でしょう。




【漢文版】


基於三個原因(連結),我充分尊重尖閣諸島屬於日本的事實:


(一)
日本於1895年1月14日正式將尖閣諸島納入領土,歸沖繩縣管轄,無涉於馬關條約(1895年4月17日)。且馬關條約所黏附的台灣地圖,不包括尖閣諸島,馬英九政府所主張「釣魚台是依馬關條約隨台灣割讓給日本」並非事實。


(二)
依國際法庭案例:「發現僅能構成取得領土的初步權力,若領土主權發生紛爭,則需進一步證明該國發現後有行使主權之行為。」日本政府於1896年起(有日本政府租借予日本國民移墾的事實)不間斷對尖閣諸島的實效統治迄今;相較之下,中國除了以文獻紀錄提及該地,一切管理事實皆付之闕如。


(三)
根據舊金山合約,戰後日本需放棄台灣、澎湖與南沙群島一切權利,並無提及尖閣諸島。該地乃隨沖繩託管於美國。1971年美日簽署「沖繩歸還協定」,歸還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交給美國託管的島嶼。尖閣諸島作為沖繩的一部分,當然也成為日本的領土。


就歷史上的先佔、實效統治等因素,以及最關鍵的太平洋戰爭相關條約,日本乃合理合法擁有尖閣諸島主權,殆無疑義。百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從未在尖閣諸島進行任何統治行為,在戰後接管台灣之際,也未曾宣稱擁有尖閣諸島主權。直到1969年尖閣諸島周邊海底被探勘出可能埋藏石油與天然氣,1971年蔣介石才開始主張該地是中國固有領土,並竄改地圖。


激進的仇恨言論較容易受到關注。對於台灣近日因保釣運動而興起的少數仇日言論,身為一個台灣人,為避免一向與台親善的日本社會誤判台灣民意,必須做一些說明。


在來自中國的殖民者——國民黨——統治下,台灣的歷史教育充滿大中國史觀的謊言。儘管台灣人普遍親日,但在觸及某些歷史議題時(如日清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治台),非常容易被國民黨挑動仇日情緒。


在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一事,台灣的親中勢力與中國聯手,煽動一種仇日的中國民族主義。不論海上的挑釁行為、國會殿堂的作秀、街頭的示威、網路上的叫囂,多數來自於親中勢力的動員。聲音雖然亢奮,卻不能代表台灣。


主權與漁權可脫鉤。基於歷史事實與戰後條約,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在兼顧尊重日本主權與照顧台灣漁民生計的考量下,分別與日本進行15次與7次的尖閣諸島周遭的漁權談判。現任總統馬英九卻基於個人的中國認同與仇日情緒,將漁權綁架於主權問題,意圖犧牲漁民的生計,偷渡個人的意識型態。


以往台灣的保釣運動,是中華民國政府染指日本領土;這一波保釣運動,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政府聯手演出,但真實目的都不是尖閣諸島。對中國政府而言,仇日情緒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對馬英九政府而言,塑造「兩岸華人共同保釣」的氣氛,以作為兩岸合併的催化劑。中國與馬英九政府宣稱尖閣諸島為中國固有領土,與其宣稱台灣為中國固有領土,風格如出一轍——都是昧於史實的民族主義謊言。


台灣社會的仇日聲音只是少數,其原因除了對歷史無知外,還有親中勢力的動員。希望日本社會莫因少數激進的仇日言論而誤判台灣民意,勿以為台灣的國族認同已傾向中國。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主體,在歷史與文化上,與日本有深厚的羈絆。佔台灣社會多數的對日友善聲音,目前被大量動員的仇日浪潮所淹沒,但不代表消失。衷心期待日本社會不要被中國與台灣政府聯手動員的假議題所蒙蔽,台灣民間對日本的親切與友善,一直真實地存在,也將在政治動員的力量消退後,再次清楚呈現。



【延伸閱讀
為什麼釣魚台是日本的〉(連結


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台灣媒體裏的中國幽魂 (by 佛國喬)

戰後以來,除了少許敢與中國國民黨對立的媒體之外,中國民族認同一直是台灣媒體界最核心的工作宗旨,余紀忠、蔡衍明都不諱言對於台灣被中國併吞的期待,王效蘭則直說「別叫我台灣人」、「你們台灣人真可惡」(後者指尖閣諸島爭議);認同本身無可厚非,但支撐該認同的權力機制如何運作,就值得大大檢討了。

  《戒嚴遺產》

 在兩蔣時期,這類媒體一直與國民教育洗腦工程互相支援,並且憑著「戒嚴經濟體制」,大發民主國難財。解嚴後媒體市場自由化漸完成,它們不僅沒有遭到清算,反能憑借之前文化殖民成果與既有品牌優勢,繼續稱霸媒體圈,相關人員擴散至各電子媒體。

 當中國民族認同漸失擁護後,則改以言論傾銷來守住市場佔有率,立場不妥協、賠錢不在惜,因為它們已經另有金主或另有回報管道,無需單獨面對台灣民意市場的考驗。

 理論上,媒體們的政治傾向分佈,會反映著民意分佈,但在電子媒體裏,中國民族認同媒體的市佔率,卻遠遠超過支持該立場的民意比例,這起因於政府對頻道此罕有資源的分配不當,明顯偏頗特定認同;民進黨曾經弱勢執政,無力進行矯正,國民黨班師回朝後,更不可能更動此不公不義狀態。

 《中國幽魂的質變》 

 約莫2006年左右,中國國民黨開始高張「聯共制台獨」旗幟,親近該黨的台灣媒體也產生質變,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原本的中國民族認同立場,跳進擁護中國極權-民族主義的洪流裏,即從本來對中國之身份歸屬與相關符號的堅持,轉變為對中國國力的稱頌與擁戴,從精神性的「親中(反共)」變成利益導向的「親中共」。

 現在看來,儘管蔡衍明所說的「中國許多地方都很民主」,以及對中國置入性行銷的辯護,並沒有出現在余紀忠的口中過,但我們很難保證他若活到現在,會如何看待所謂的「中國崛起」?畢竟,這類媒體在二十世紀時觀黨國而後行,跟在二十一世紀觀中共而後動,其服從最高威權的本質是前後相連貫的。

 財務危機的中時之所以會變成旺旺中時,其實都可以視作上述質變的結果,其無法避免的副作用,就是中國傳媒市場規順利向台灣擴張:最支持中共政權、最可受中共政權使弄的有錢人,就是合作對象。

 《民主的內建式危機》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相濡以沫的關係,早就是公開的:前者靠著後者的勝選,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後者靠著前者對台壓力,取得政權;而體現該壓力者,又以親中媒體的聯手恐嚇最具效率。

 2004年惟覺的「連宋沒當選、台灣會血流成河」,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2012年張榮發的「沒有九二共識、台灣經濟會很慘」…都獲得親中媒體以誇張的頻率、毫無平衡的手法強力放送。

 另外,當我們對中國市場是無條件地擁抱,對於民主防衛機制無所意識時,言論自由必定會降服於進軍中國市場的誘惑,三立電視台換掉鄭鴻儀節目就是例子;請注意,從2012年開始,中國傳媒市場規則的向外擴張,已經轉變成中國言論規則的向外擴張,中共有權力決定台灣人應看到什麼樣的政論節目。

 媒體生態的惡化,對於有識之士而言,當然是台灣民主一大威脅,但很諷刺地,國人是無法聯手對付之,因為此民主危機,恰恰好也是中國國民黨未來可不斷打贏選戰的利基。講白一點,我們的民主的勝選遊戲規則,帶來我們民主的危機,所謂「民主的內建式危機」是也。 

如今所見,中共所支持的在台政權執政後,台灣人權與新聞自由之國際評比皆倒退,這本是早可預見的。

 《中國因素不只是認同也是民主與否》 

 當中國認同變質成中國極權-國族主義後,檢討台灣媒體圈的「中國因素」,已經不一定要鑲進統獨或認同原則裏去思考,光是「全世界最大獨裁政權的在台喉舌」這一點就夠了。

 但是,若連這一點,都要被中國國民黨支持者視作為統獨激化,那我們的確該想想:是不是台灣的統獨分野,已經同時是支持獨裁與支持民主的分野了?其實,回首看看台灣的媒體史,作用於權力場域中,那不散的中國幽魂,不就是一直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嗎?

原發表處: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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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連結 文如下,討論見連結

我一直認為旺旺作為食品工業可以賺這麼多錢是很誇張,果不其然,原來是中共在背後塞錢。
http://ppt.cc/wHiE

恩庇侍從主義(clientelism)一直是台灣政治學裏研究地方派系最重要的關鍵字,當年由此概念所串起來的「國民黨-地方派系-地方」關係,已經改由「共產黨-大台商-其台籍員工」所取代,大台商及知名藝人(文化商品台商)都懂得這套「統戰經濟學」,競相向國共二黨政治效忠以大賺其political rent。

因為違反民主原則、有礙共和精神,政治改革均需思量如何抑制clientelism,我們可以透過政治透明化及自由市場化來對付前者(地方派系型的clientelism),但對於後者(台商型的clientelism),我們束手無策,也就是說,台灣長了一種民主之病,是不存在葯方的。

2012年9月2日 星期日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by 格瓦推)



這才是對旺中說幹的理由


中時自余紀忠始,就是殖民者打手、法西斯政黨幫兇,其於政治、人權、文化各面向迫害台灣諸事,本文不再多言。這種體質邪惡的媒體(連結),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不只沒被清算改造,反而借90年代自由化的浪潮成功漂白;並奠基於來自戒嚴時期的既有優勢,輕易執輿論之牛耳;其污名化台灣解殖運動的聲音,也在「多元」的表象中除罪。

中時由親中國國民黨而親中國共產黨一點都不突兀。事實上,威權時期在台灣的既得利益團體與個人,在民進黨執政後,其國族認同明顯回歸對岸,並喧囂無忌。余中時與蔡中時一脈相承,有共同的親中本質——對內親ROC,對外親PRC——皆為「統一」喉舌,所差別的只是文人與商人的階級品味。

「六四不是屠殺!」——這是蔡衍明在《華盛頓郵報》的反人道宣言。拜其手法粗糙、言辭不修所賜,王丹、黃國昌等學者先後發起了拒絕中時運動——對「台灣媒體作為中共代言人」的控訴。隨著中嘉併購案的進展,惡質媒體壟斷言論場域的憂慮益甚。最後因中時以下三濫手段對付反對者(黃國昌、陳為廷),引爆群眾怒火。總的說來,這是一場反對挺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的運動。壟斷是惡,挺中更是反人道、為敵喉舌的極惡,不容親中勢力壟斷台灣媒體,才完整表述了反旺中的理由。

隨著前中時們與藝文界一棒接一棒地表態,反旺中運動看似烽火燎原,令人振奮。但弔詭的是,運動的核心訴求逐漸滑動到「反壟斷」,最初發起拒寫拒買拒看中時運動的主因——中時違背民主社會的共通價值——卻退居一隅甚至消音。只剩「反壟斷」,不見「反親中」。為什麼?因為這場動員的論述權已被最擅長文字工具的媒體人與作家掌握,而這群人的多數(≠全部)恰恰是在國族認同的場域中與台灣意識敵對。這些士大夫階級只是反對米果商人的粗暴與侮辱斯文,卻不會反對與中共唱和,更不會反對余紀忠及他們過去所代表的中時價值。他們以看似理性進步的語言,將這場運動本來要鬥爭的對象——親中,用「反托拉斯」的名義卸下;以「去政治化」的社運毒藥再次讓公民運動脫離歷史與現實脈絡,保全元兇首惡。在這場失去敵人的戰場中,他們是最大的贏家:除了可向庶民展示進步的身影,並再次確立他們的專業權威,最重要的是——保衛了他們的專業領域不被轉型正義。就如佛國喬所說:「反旺中的理由應是多元的,但一個被『反壟斷』所壟斷的運動,終將淪為一場保守行動,此性質適足以讓反旺中的『最後一棒們』來亮相並接受掌聲。」


 難道仙貝商人惡搞以前,中天就可看?中時就可買?


或許有人主張:以「反媒體托拉斯」作為最大公約數,可讓運動能量最大化。但旺中之惡,不只是言論壟斷,更是「親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中國是台灣的雙重敵人:對內,中國(ROC)殖民未解;對外,中國(PRC)野心未消。言論場域被犯下反人道罪行的敵人宰制,比單純的媒體壟斷嚴重多了。不論罵幹的方式多優雅,罵幹的理由才是重點。當我看到這一波運動的高峰是因為旺中踩到很多人的紅線,而這紅線是在新聞倫理的尺度,不是「否定六四為屠殺」的人道問題,我深深為台灣悲哀。在記協與媒改團體發動的901反媒體壟斷遊行中,雖不乏因「反親中」而參與的身影,但主辦單位的四大訴求:「要新聞專業、要旺中道歉、要NCC監督、反媒體壟斷」,卻刻意忽略這一波民意動員的濫觴——抵制中共代言人。我敬重這些一本初衷的人權鬥士,他們以個人的身份在遊行隊伍中指出真正的敵人,儘管他們的指控被邊緣化於「反壟斷」的壟斷中。我也期待台派團體,你們應堅持是非,爭取發聲的權力,將失焦的抗議拉回正軌,而非委曲求全。我譴責記協等主辦單位,不論你們內部如何進行路線辯論,呈現在大眾眼中的結論就是:你們只爭取合乎媒體工作者專業認知的媒體改革,卻無視閱聽公民對親中媒體轉型正義的要求。這種放棄轉型正義的改革,不只是對人道精神的褻瀆,改革的結果也只是新瓶裝舊酒罷了!


控訴中國罪行,抵制挺中媒體——向隊伍中的人權鬥士致敬(連結




同時,我為這場運動的位移惋惜不已。台灣媒體之惡,當然不只在中時。從學界的養成到業界的氛圍,讓一代代的媒體人,不論寄身何處,其文化品味與價值認同多(≠全)與中國人(包括ROC與PRC)親和。讓這些人主導媒體改革的後果,就是放過最邪惡的親中體質不去追究,反而將反旺中戰場去意識型態、去政治化,這會:(1)錯過了藉由批判蔡衍明同時清算中時歷史之惡的機會,「反壟斷」但不「反中時」(不反余紀忠的中時,當然不是反中時);(2)幫親中媒體人打擊蔡衍明,而不是為台灣人打擊中共代言人。中時的親中之惡若冀望於親中媒體人的改革,就像期待國民黨的歷史罪行由國民黨員進行審判一樣荒謬。如何處置從余紀忠到蔡衍明的中時?這不是媒體人的專業禁臠,我們需要的是公民公審的轉型正義。


請鬼拿藥單



反旺中運動若能由具有台灣意識的組織主導,核心訴求堅持在「反對親中媒體壟斷台灣言論場域」,將反親中與反壟斷綁在一起。如此是否會因為「太政治」而失去運動能量?我以二點釋疑:


第一,因為蔡衍明的粗暴,現在不反旺中就不夠文藝、不夠知識份子、不夠清流、不夠布爾喬亞、不夠假掰...所以可以主場之姿,不拒絕甚至邀請那些頂著「進步公民」光環的親中媒體人與作家共襄盛舉,但要堅持「反親中勢力壟斷」的主軸,不容模糊取巧。以這種鮮明的訴求為前提,他們若願意參加並貢獻專業,可視為喜事一樁;他們若拒絕,也很好,這是逼鬼現形。非常可惜的是,現實正好相反,在媒體人的主場中,台派的反中訴求被極弱化,還出人出錢去幫該被轉型正義的媒體人打一場業界的資源爭奪戰——台派出兵,親中媒體人接收戰果。


第二,「社運必須與政治/政黨切割」是社運界最包藏禍心、最天真、為國民黨量身訂做的主張(連結)。這種主張在一群親國民黨社運份子與天然呆(無知公民)的合作下,一次次成為台灣社運的基本調性,也一次次讓社運無法達成目標(或許這才是去政治化的目的?)。社運本來就是一種政治運動,應透過政治槓桿逼迫政黨表態:歡迎認同此理念的政黨共壯聲勢,使運動能量最大化;譴責拒絕合作的政黨,讓有改革理想的公民認清是誰阻礙社會進步。為使社運目的最大可能實現而結合政治,與為避開政治而切割政治,兩者都具有政治考量,但何者對理念忠誠?至於與政黨合作是否會削弱社運能量?2010年兩次反美牛連署的落差(連結),足供思考。發起運動的組織作為主人,政治人物作為客人,主客分際清楚,就沒有被收編的疑慮。不待政黨表態就迫不及待地宣稱「不希望政黨介入」,其結果只有一種:支持運動訴求的政黨不能去或只能低調甚至失語地參加;與運動訴求對立的政黨可以正大光明地迴避表態——最後以纖弱之身打一場不知敵友的迷糊仗。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社運可以是上街走走



中時的體質——作為殖民者與法西斯政黨的打手——從前至今未曾改變,反旺中卻不反中(中=國民黨+中共),緬懷余紀忠及前中時的聲音就會層出不窮:文人余紀忠主中時則優,商人蔡衍明主中時則劣。這種訴求只是以階級品味魅惑群眾、爭奪資源,卻默許媒體作為法西斯雙中政黨的爪牙。蔡衍明的中時是真小人,臭得讓人避之唯恐不及;余紀忠的中時是偽君子,其集團記者與一票親中知識份子、文人合作,以相對高明的文字能力披上「質報」外衣,禍台於眾人不察。因為蔡衍明的禍台術太粗糙,所以為禍遠比余紀忠小(前中時的內心戲:為祖國喉舌不是這樣玩的)。這一波針對中時的媒體改革運動,以「反壟斷」的大旗遮蔽轉型正義的力量,若最終目標是將橫柴入灶的粗鄙商人趕出士大夫樂園,讓中時再度中時,我寧願旺旺繼續中時。



延伸閱讀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續篇〉(by Raven)(連結

不見轉型正義的媒體改革 第三篇〉(by 佛國喬)(連結

◎〈旺中傳媒的邪惡是必然,還是偶然? + 豈止低級? (關於《罵幹的方式》一文) (by 佛國喬)連結

◎〈對旺中惡行表態之必要(by Raven)(連結

◎〈媒體的集中化與惡質化(by 老皮蛋)(連結

◎〈讓我們重新補課(by 新一,想想論壇)(連結

◎〈反「旺」「中」(by 林世煜)(連結

◎〈短小說《藍綠共業》(by 佛國喬)(連結


超克社運專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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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反旺中,不反也罷,不如不反!〉(by 蔣化慈)

KMT-ROC在後解嚴時期得以繼續對台灣進行排他性社會控制的原因恰恰緣於其權力運作的不可見性、非人格化、分散配置與功能分化而使其有別於政治/經濟自由化以前之國家機器的高度可見(警總/人二)、人格意志(兩蔣父子)、權力集中(黨文工會)與功能單一(言論統制)。換言之,殖台勢力透過政治/經濟的自由化歷程得以讓黨國機構公辦轉民營並化整為零地進入台灣社會的日常網絡中(殖民話語的道成肉身;系統之滲透生活世界),至此鮮明的強人意志幻化為自明的市場秩序,肅殺的軍警特務換裝為匿名的鄉民網路,垂直集中的管制機關改規為水平分散的媒體/名人,一言堂式的言論市場也特化/分化為漸層性的言論光譜.

然而在威權政體轉型黨國價值卻未轉型的情況下,KMT-ROC卻從獨佔事業變成自由市場競爭下的領導品牌;社會監控從國家/社會軸轉為自主執行黨國意識形態(或反政治動員)的網路紅小兵;文工會/新聞局的條子則改由繼受威權時期言論市場的經營者與接受KMT-ROC"完整"國家文書教育的專業新聞人按其"不分藍綠"的"藍國人"良知"自行"決定報導內容;而原先單一規格的言論市場則發展為貌似眾聲喧嘩實則合奏ROC-Taiwan交響曲的管弦樂團,至於演奏中不同聲部對殖民勢力的態度差異亦不過從投懷送抱,欲迎還拒,到故作矜持的"多元"言論市場爾爾(在同一個文化原則下進行"鬥爭"的諸多群體恰恰構成了一個"民族").

想想看這個已發展出複雜多樣的內部分工與自我完足的生態系統(多層政治食物鏈,光譜各層相互說明其存在理由)暨以特化器官[專業自主]、擬態[以台之名]、保護色[人權修辭]成功欺敵與制敵的人造濕地突然間跑來一個被渠等目為財大氣粗還具台性的大老闆要重新整地、排水造陸而後進行單一經濟物種的工業化生產,這怎能不引起已建立"生態平衡"之渠等的氣急敗壞呢!一個已讓台人自然化於KMT-ROC之支配而以超級大國民自居的自然生態保護區就這麼被粗暴地弄回斧鑿痕跡甚明與大老闆現身說法的原貌,不就讓KMT-ROC於解嚴後的整個"整形正義"工程功虧一簣,讓這個藉由ROC-Taiwan之語意的兩可曖昧性支撐起來的台人自主幻象破滅,讓這些自以為躋身KMT-ROC名流俱樂部的雅台客身份現形.

對於2000年左右發端之"台客"蔑稱自然化運動,絕大多數知識圈台青的不以為意甚或大敲邊鼓說明了文化上二代吹台青的廣大存在,而一個對台灣之"社會存有"採取否認/奇趣/貶抑/紆尊姿態的"知識菁英"既不成其為"社會菁英",其運動自然也不成其為同時以所處社會為主體/客體的"社會運動"而僅屬拿社運語彙當潮T Logo的仿嬉皮轟趴爾爾 2005年"台客"風潮正盛而"台客"一詞之社會倫理問題的爭議性也被提出時,呈現最多"文化論述"而為此一蔑稱飾以花朵的恰恰就是此間知識台青目為質報標竿的"前中時",忝居其後的則是作為文化聖地之機關刊物的"誠品好讀"呢!撫今追昔,讓人不禁為今之901是否不過另一場拿蔑稱當正稱,拿反動當進步的"台客"搖滾演唱會擔憂哇!.

不過與那個以紆尊/敢曝為基調建立蔑稱自然化之正當性基礎的演唱會不同的是,旺旺中時真的"翻轉"了那個以雅"台客"作為KMT-ROC二軍/小聯盟再自驕/分潤於真"台客"之ROC-Taiwan的二重文化階序,而此一階序或"翻轉"後之階序皆不過威權時期政治菁英二重結構的復刻版(即KMT-ROC中央黨政菁英--台籍地方菁英--地方社會台籍民眾之間藉由兩組利益/忠誠交換關係維繫KMT-ROC對台統制的恩庇-侍從主義).在此一翻轉後的文化階序中,"中央"從ROC換成了PRC,而原先以為安全/乾淨/自主的中間菁英位置[或中產/中道/中智/中庸]卻讓渠等目中屬真"台"等級的台籍紅頂商賈所取而代之(雖不"自為"卻"自在"的台灣人),雅"台"等級的渠等這會兒卻淪為地方庶民的真"台"位置了("庶民"一詞恰恰渠等正當化"台客"蔑稱的紆尊用語,真被擺到"庶民"位置時卻紆尊不起來了),這些"侍"從於KMT-ROC文化領主的武士們對於訓練農民使用粗暴洋槍砲來取代武士道作為奉"公"手段當然就忍無可忍了(所以蔡董和余老之間的文化形象反差是絕佳的活動宣傳海報襯底圖)

因此這個運動當然會拒絕反映台灣主要社會矛盾之政治代理人的參與,一方面除了可以繼續玩藍綠都爛藍國不算的偽中立把戲,再則這些從ROC國家而非台灣社會同時取得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的食ROC文化俸祿者其改革對象本非此一二重文化階序,亦即一個以"中/台"對位於"雅/俗"的文化分工結構,一組以"中/台"序定尊/卑、現代/前現代、文化/自然之對偶性倫理關係的萬古剛常(始終以"名"為外源象徵事物的台人無法在文化上自我立法,則從"實作取向"與"作件意識"中解放出產業升級的可能性何在?).此處作為"雅"台客之精神利益的"雅"係分潤於"中"而非渠等目中以"俗"為本質之"台"的自我演化為可雅可俗;而自認不受金錢收買因而可對旺中擲石的渠等其物質利益實則鑲嵌於作為傳播媒介之元媒介的語言壟斷上(蔡老闆的媒體商業壟斷能跟KMT-ROC的語言文化壟斷相比嗎?事實上替前者鋪平道路的正是後者哩!語言政治與印刷資本實乃理解台灣媒改運動的關鍵脈絡,然以中文印刷資本主義為利基的渠等怎可能引刀自宮?)

質言之,這個媒改運動之作為ROC-Taiwan文化中產階級之保守市民運動的體質在重重國王新衣蔽體下仍可被本土小童一語道破.渠等念茲在茲的並非台灣社會之自我再現結構的闕如,而是殖民支配結構下二重文化階序之居間者的代理權問題(諸如"大老粗"、"米果商人"、"PRC下錯棋/選錯人"等反旺中常用語可為此心態之絕佳佐證;其運動實效則無非保守勢力的清理門戶以最佳化殖民結構爾爾);其汲汲營營的目標更非台灣社會脈絡中的新聞自由與作為此一自由結果之台人對於自身命運的清明("不分藍綠"一語恰恰是保留藍綠格局的最佳防腐劑).恰恰相反,渠等保守一個以台人之文化無產與語言奴役狀態撐起來的新聞專業與報業自由(在地下街美食廣場給中文台青收狼藉杯盤的不是外籍移工而是本土籍的台語常用歐巴桑;"欺壓"外配的也恰恰就是沒落偏鄉之低社經地位的台語夫家,以"國/台"文化作為分工基礎之雙元勞動市場的長期存在於台灣與其間之不平等交換怕是拿移工/外配作為移民實邊策略者怎麼樣都看不到的人權菜色吧!).

藉著把台人的枷鎖打磨得像對讓其自由飛翔的翅膀,渠等讓台人繼續無知於或自然化於其客體狀態與文化他者的身分("台客"一詞說明了台人之作為自身社會文化他者的身分,而這也是"前中時"等新聞專業良心之標竿機構戮力飾此詞以花朵的原因).這個奠基於具封建性之標準文化上的新聞專業過去扈從於政治有力者,且恰恰靠著此一作為ROC-Taiwan唯一合法認知媒介之中文的排他性/壟斷性,其得以進行歷史洗錢而能轉個頭變身為弱勢群體的解放英雄,此實生殺予奪繫於一"人",落後無知民族之壓迫者與解救者均系出同族的東方主義電影老套哇!若資本集中或商業壟斷的做法將"可能"導致言論限縮而須呼群保義,那麼在台灣社會已日常"實踐"歷一甲子之久(橫跨解嚴年代)的語言/文化壟斷所致之言論/觀點壟斷豈不更應知所興革?(2005年"台客"風潮正盛時,其流風所及可謂望風披靡,ROC中文平面/電子媒體對此一蔑稱一片叫好叫座之勢,連號稱台灣優先的自X一報都不能免俗地下了"不要污名化台客"這樣的標題,新聞從業人員基於ROC文化本位而有的專業自主行動所致之言論集中/觀點壟斷現象於此可見一斑)

所以旺中該不該反?如果抽離台灣的社會歷史脈絡而僅能"普世"地談媒改,當然或許好像應該反!但如置入台灣社會歷史脈絡中看"台灣"的新聞自由,而此一自由只能透過那些無視台人社會群體文化壟斷只看國家中文新聞專業自由的一群人來代理,則其相關作為最終也只能讓吾等身上的枷鎖顯得更自然,更可親,如此則不反也罷!則不如不反!蓋自由的普世性價值奠基於其剝奪/解放之實踐脈絡的特殊性,其價值之應然面亦立基於行動者之在地告白的實然面.因而ROC-Taiwan一地將普遍性與特殊性對立起來的這種特殊的"普世人權"觀點非但不是人權觀,反倒是以否定人類共性於社會歷史過程中必以殊性為其外顯呈現的帝國主義殖民話語.蓋帝國語言即為普遍/中性的公民語言;帝國文化即專業新聞之一旦專業即保障自由的傳播媒介也!如果遺忘了人之作為歷史與權利的主體,那麼人權話語反將成為與自身存有相對立甚或為支配他者所用的奴役力量,而這似乎是在殖民認知框架下以文明開化為尚,以拜物觀點看進步人權修辭的台人所難以脫敏的從屬階級秉性呀!







2012年9月1日 星期六

讓我們重新補課 (by 新一)

我一直相信,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種菜瓜當然生菜瓜
2005年,扁政府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即是想透由仿效「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此一獨立機關的設立,進行台灣崩壞的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再造功課。原本,期待NCC的專家與專業組成,透由獨立監察作業,不僅可免除過往政府可經由新聞局對媒體進行介入之弊,同時更期待由專家組成的NCC,可由委員們的專業監管,引領台灣媒體內容的品質提升,以及建構一套良效與優質的媒體市場競爭秩序。
俗語說:「人那衰,種瓠仔生菜瓜」;但從邇近的台灣媒體生態看來,台灣似乎很衰地落入到「種瓠仔生菜瓜」的窘境之中。但台灣媒體生態的無止盡沈淪,與媒體品質的劣化循環,真的是我們衰到「種瓠仔生菜瓜」所致嗎?我們能確定當年我們替崩壞媒體產業的再造所種下的是「瓠仔」的種子,而不是「菜瓜」的種苗嗎??
事實上,作為政府再造與媒體治理的一個環節,NCC想法的出台與設立本身,即是一種把「菜瓜種子」誤以為「瓠仔苗」的錯認,因此台灣媒體的無止盡墮落,不過是「種菜瓜得菜瓜」之必然罷了。讓我們重新回到原點省視跟補課,尋訪從這看不見沈淪終點的台灣媒體環境中,逃逸的可能性吧?!
以媒體市場自由化為表現的民主轉型?
1979年英國柴契爾與1980年美國雷根聯袂展開新一輪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對前一時期由凱因斯經濟模式撐起的「大政府」主導式發展進行反撲,此後一種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想法,開始成為各種政策設計的主導意識型態。換言之,「市場」力量開始大規模入侵到原本屬於「政府」管轄的領地之中,於是,產業私有化(台灣稱之為民營化)外加市場自由化競爭,則似乎成了經濟效率的保證。
回到1970年代的台灣,值此國民黨政權外交的一連串挫敗,導致其對台灣社會統治正當性的鬆動,再加上中共改革開放、前共產集團行將瓦解之前夕,於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由化風潮吹拂之下,終於引來1980年代台灣社會面臨的雙重自由化轉型—政治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因此,1980年代的政治鬆綁和政治自由化表現在選舉日漸的活潑與激烈化,至於經濟自由化則在美國不公平貿易施壓下,開始進行台灣市場的對外開放,以及政府對經濟和產業控管的鬆綁。
弔詭的是,原本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勢必帶給某些群體因為經濟自由化而導致利益受損;於是,利益受損的群體,理論上必會隨著鬆動的政治威權而提升抗議的程度,反過來減緩經濟自由化的步伐。的確,台灣國營事業,中油、台電跟中華電信、甚至中鋼或中船,其實後來在工會壓力之下,以及其它考量下沒有走上徹底的民營化,即是最佳案例。
然而,台灣特殊的歷史與政經發展脈絡,讓政經同步自由化的現象,在總體上並非全然對立,而是有著高度分進合擊的默契,並獲得各政治勢力與社會力量的肯認同意。舉例而言,台灣政治反對勢力認為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不僅有助於削弱國民黨透由種種經濟特許所建立的統治與經濟基礎,更可透由引進市場力量帶進新政商關係的重組,讓反對勢力也在新政商關係重組中分潤。
再加上,過往台灣產業結構中,不受政府保護但卻活力旺盛的中小企業,不僅是台灣經濟活力源泉,更是基層人民「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翻身路徑與舞台,去除政府的市場干預,意味著去除國民黨在經濟產業領域中的控管,當然也很容易獲得社會接受。不論原因為何,政經雙重自由化在台灣的行進,不僅沒有如理論上所預期的會產生相互抵銷的效果,竟還宛如「全民共識」,得到各界認同。
在此背景脈絡之下,台灣媒體產業就踏上了1990年代的「媒體自由化」的大開放年代,並迎來看似眾聲喧嘩的多元年代,使得台灣的全天候新聞頻道和SNG車的密度,幾乎睥睨全球。至於,過去為威權喉舌的新聞媒體人,便趁機在這新聞媒體大開放年代中先馳得點,轉身成為多元開放時代下的新興媒體人。
例如,1986年年底,華視記者李豔秋獲得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頒獎,理由是李豔秋在1986年11月30號,群眾至桃園機場迎接企圖闖關回台的許信良,結果李豔秋在新聞報導中表現突出,抨擊接機群眾為「暴力、偏激份子」,是「每人兩百元」代價請去的云云。對照起旺中案中對黃國昌教授的「走路工」栽贓手法,如出一轍。歷史如果是人,那麼它必然有著一張嘲諷的臉龐啊?!

1990年代的台灣政經與社會轉型,便以一種皆大歡喜的「轉型公平」(transitional fairness),而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主要路徑表現。畢竟,前者只要把國民黨以政府為名進行所各種的干預給阻止,並重新委由「市場競爭」此一公平的遊戲規則即可,但後者卻牽涉到真相、真相重建後的清理,以及據此清理重整過程中建立一套新的正義觀與標準。
有「轉型公平」,沒有「轉型正義」?!
舉個例子,台灣媒體產業在1990年代進行鬆綁自由化,鬆綁後新成立的電子新聞媒體,宛如眾聲喧嘩,雖然聒噪無比,但至少被認為是多元奔放的自由展現,至於過去威權媒體的遺毒或問題,頂多在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後,似乎一切都將在新聞與言論市場的自由競爭之下,逐漸回復新聞該有的本色。
事實上,台灣1990年代以降的「轉型公平」,不只在原本國民黨政府壟斷的產業進行鬆綁自由化,同時也表現在政治壟斷上的鬆綁與去管制(deregulation)。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4年直轄市省的直選、1996年總統直選,則是台灣199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的主旋律,此後選舉萬歲總路線便徹底主宰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改革。
因此,會造成選舉遊戲不公的「黨產」問題,會成為民進黨版本的「轉型正義」的最核心,也就不意外了;因為民進黨要的其實只是民主轉型之後的「公平」而非「正義」。於是,我們以為小至里長大至總統皆可選舉,我們的社會就民主了;我們以為有選舉競爭,我們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就可順勢開展了;不幸的是,劇本從未按照我們的期待書寫。
當年,學界在討論源出於歐洲人的美國,為何沒有類似歐洲社會主義或社會化傳統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時,提出了一個類比:美國在意的是「公平」(fairness)而非歐洲著重的「正義」(justice)。據說,美國是個移民社會,因此遊戲規則的「公平」相當重要,自由市場的競爭,則是公認的「公平」遊戲規則;反觀,歐洲的貴族與莊園主在工業資本主義過程中轉身為資本家,而被壓迫的農奴則轉變為受僱的無產工人階級,因此在先天條件已經不平等的前提之下,希冀「市場自由競爭」能夠體現帶來社會「公平」,則無異是緣木求魚。
這是為何歐洲社會在意透由社會政策來墊高弱勢者,並認為此乃「社會正義」之體現。後來,孫文即是狡獪地將二者刻意對立成:「立足點的平等」(fairness) vs. 「齊頭式平等」(justice)。
不論如何,在國民黨威權數十年的統治之下,不僅影響台灣社會方方面面,更隱身成為許多細節中的魔鬼,繼續發揮威權電波以干擾台灣社會進程。例如,民進黨時代的中鋼董事長林文淵即指出,中鋼內部專辦國民黨黨務工作者,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全又都回鍋囉。因此,為何2008年一連串的荒腔走板之後,許多人才驚覺,為何社會「復古」得如此快,此乃因,威權沒有清理,從來都不會自動遠離,甚至利用市場自由化競爭的契機,不斷讓自身壯大啊。
反民主的專家治理?
媒體自由化之後,營造出一種多元與眾聲喧嘩的歡樂表象,但媒體的惡質化與沈淪不僅沒有止跌回升,反倒更加令人不忍卒賭。於是,阿扁執政之後,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唯恐掌理新聞媒體的行政院新聞局會把媒體綠化,於是以國會席次的政黨比例提名的NCC專家治理,就成了台灣媒體市場改造的主要方案。雖然,政黨比例提名方式宣告違憲之後便改為閣揆提名,但NCC依舊成了台灣媒體市場秩序的總監。
此種,嘗試以「專家政治」(expertocracy)帶來媒體市場與產業的專家或專業治理,在旺中一案中,其侷限表露無遺。近年來,「治理」(governance)或者「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成了政府改造中最熱門的詞彙。然而,由於此一詞彙在「世界銀行」的大力推介之下,治理或者好的治理就被限縮成幾個版本:不是讓渡給私人資本並引進市場力量為遊戲規管,以企圖達致經濟效率,則是委由「專家」的專業引領,藉此提升政策制訂與形成的品質和專業度。
不論以私人資本為主角或者以專家為領銜,這些「治理」模式,其實都是一種名為「去政治化」的品質效率提升的治理模式,實則為私人資本或專家主導的獨裁政治。換言之,不論是政府改造、產業治理模式、甚至新的政策形成,原本皆須經由公共辯論的方式,來體現各種政策形成背後所意欲實現的價值選擇。
其實,「治理」說穿了就是一套正式或非正式化的「遊戲規則」(rules of game),一套權力的運用和利益衝突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形成機制。換言之,「政府」(government)此一傳統式的治理模式,據說在資本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年代下,以「政府」為主角的治理模式已日益捉襟見肘,於是引進各項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如資本的利潤嗅覺可以讓政策形成具備經濟效率、專家的專業判斷可讓政策品質提升、非政府組織可讓政策落實更貼近社會現實…等等,就應運而生。
再者,新的行動角色(social actors)一旦可被納入傳統式的以政府為主角的決策形成過程中,此套新的治理模式,據說不僅可讓政策品質與效率提升,更可讓政策透明性(transparency)、社會公信力(accountability)與責任度(responsibility)連帶升級,並反過來補足了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一切看來,好似一幅美妙的解答。
因此,回到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改造的脈絡之下,第一波的媒體市場開放與自由化,讓新聞媒體與言論在百花齊放之下,好似新聞媒體擔任政府傳聲筒的威權日子已經不復返;再加入第二波的「NCC」專家治理,則好像台灣新聞媒體改革與再造便已完成,只要期待美好的果實即可。
但美好只是想像,問題恰巧就發生在當這套「美妙圖像」的操作,必須置放在每一個國家特殊的歷史、政經與社會文化脈絡之下實踐,而不能照本宣科,否則美好不僅無法實現,反倒會帶來更可佈的後果。
換言之,對於此套美妙圖像的挪用,必須鑲嵌置放在台灣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之下操作,才能收其效果。於是,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如果對台灣戰後政經發展有一定理解,當知尋求專家成立NCC,並企圖建構一套台灣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好治理,根本是緣木求魚。畢竟,NCC作為獨立機關只是名義上,惡質的政黨政治從一開始便按政黨比例提名企圖染指,雖然後來NCC委員改由閣揆提名並經國會審查,但政黨政治染指的手便從來沒有離開過,畢竟NCC委員的產生方式便已經注定其獨立性之不可得。
儘管,台灣傳播學者也曾提出媒體公共化作為台灣媒體改造運動,但此運動根本不具備現實性。首先,已經過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優質的公共媒體根本難以競爭;再加上,好不容易台灣才從國民黨黨國媒體出走,公共媒體如何能不再次淪為執政黨的禁臠,總讓人不容樂觀呢?!端看公視這些年的紛爭,便可知這些疑慮並非無的放矢。
若回歸到「治理」原則的三大指標:透明、社會公信、責任為依歸,再考量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長期在威權牧養關係下空洞與失能,那麼當年台灣媒體再造的治理模式,則不該尋求NCC專家治理,而應該採取另一套「利害關係人培力式」(empowered stakeholder)的社會統合治理模式。
如果媒體是社會公器,那麼媒體應該隸屬於社會與人民,因此,去政治化的專家治理換來的只是專家獨裁政治,遑論擁有專家生殺提名權的政客,其實從提名伊始便可選擇政治意識型態親近性的學者專家呢。職是之故,台灣媒體需要的是「社會化」再造,而非資本屬性上的公共化。
媒體社會化:勞資政為統合平台 (tripartite platform)
以新聞媒體為例,必須建構一個「勞資政」(tripartite platform)平台,要求媒體產業老闆公會、記者工會與政府代表為平台的主角,政府之責則限縮轉變為「程序檢查員(procedural auditor)。
首先,政府之責則是在新聞媒體設立的程序性把關員,例如設立工廠、工業區甚至公共建設都須經一套「環評」過程,以免環境在工廠設立或開發案之過程受到惡質性的破壞。同樣的道理,新聞媒體攸關國民世界觀與社會教育,因此政府必須要求每一個電子新聞頻道業者須提供一定比例的一手國際新聞,以免台灣民眾在反智新聞污染之下,成為腦殘土雞。
台灣新聞媒體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即是把閱聽大眾搞成「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弱智土雞,讓24小時新聞台在新聞需要量大的狀況下,隨便塞給閱聽大眾一堆無關公益雞毛蒜皮報導。由於,政府扮演的只是程序性監察的角色,並沒有干預播報的實質內容,如此將不會有新聞自由干預之問題。
再者,媒體記者與媒體業老闆雙方,必須在此統合平台上共商兩大議題:第一,團體協約;第二,編輯室公約。第一項議題攸關記者勞動條件;第二則攸關記者的新聞專業與報導信念。如此,記者將無須單方面受制於頂頭老闆,而讓報導傾向於符合老闆的政治黨派意識型態;同時,此舉也讓台灣社會擔憂中資藉由取得台灣新聞媒體以操弄輿論的可能,降低許多。
然後,委由新聞媒體業的勞資雙方,辦理相關記者證照的發放,建立「資深記者制」,而非現今的記者勞動市場放任制,及其帶來的年輕正妹腦殘記者制。如此,新聞媒體市場秩序得以重建,新聞報導品質在勞動條件跟專業性的雙重保護機制之下得以提升;而全台民眾則受益於國際新聞的提供與優質報導,不再成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反智鎖國土雞。
另一方面,媒體新聞業的老闆,則受益於此套媒體產業的「市場准進門檻」(the threshold of market access):例如,必須提供一定比例國際新聞意味著經營成本的增加,並非人人可進入此一行當之中,而間接讓新聞媒體業者受到市場有序化競爭的保護,而毋須擔憂那些廉價的羶色腥等惡質競爭者對廣告量的分潤。
最後,「治理」是一項權力運用與利益衝突解決與分配的新遊戲規則,那麼這套遊戲規則之下,將讓長期因為過度競爭或威權牧養文化下勞工結社空洞化的狀況獲得改變。至少,記者工會將被迫形成,且賦予其一定的權力跟職責;同時,透由勞資團體協約談判,更可作為台灣各產職業工會的勞資談判示範。
媒體社會化: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培力
然而,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頭,記者並不足以兼顧多元的視角,因此可能產生歧視性的獨斷報導;如同,異性戀記者在報導同志或者其它酷兒新聞之時,充斥著異性戀者的偏見,如此便需要在上述的「勞資政統合平台」上,容納各種「利害關係人」的聲音。
事實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概念在「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中應用比較廣泛。舉例而言,某工廠設立之後,工廠的廢氣噪音可能會影響到周遭鄰里、工廠生產的產品品質影響著此類產品的消費者;因此,鼓吹企業社會責任的運動人士便大力提倡「利害關係人」必須納入工廠經營的考量範疇之中。某種程度,中油或台電等工廠都必須給付鄰里相關回饋金,其實就是利害關係人之考量,只是台灣社會往往以「金錢」作為利害關係之兌現買斷。
由於,新聞媒體播報之利害,攸關且影響著社會中的每一個群體,是故,「勞資政統合平台」中必須容納跟邀請各種社會跟公民團體等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進入,讓此些公民團體能夠監察相關的報導是否偏頗。例如,如同志團體可以列席此一平台,則未來相關同志新聞報導的取角,將更為持平與客觀減少各種歧視性的報導產生。如此,各種社團與公民團體逐步以利害關係人之姿進入此一平台之中,並以此反向鼓舞各種公民結社的組織和形成。此套新聞媒體治理模式的設計,即是「利害關係人的社會培力」(empowered stakeholder)。
最後,此套模式不僅將讓台灣新聞媒體符合「治理」原則的三大指標:透明性、社會公信力、負責任,同時也將讓台灣弱雞般的公民團體,得以透由新制度的設立過程中,學習自我組織並進行公共性的參與,而能逐步擺脫台灣過往幾十年政府干預新聞媒體的恐懼。此套模式,將讓台灣新聞媒體成為真正的「社會公器」,而非黨派意識型態的政治工具,甚至成為旺中案中以「逆我者亡」的兇殘報導追殺黃國昌等學者。
這套媒體社會化再造的治理模式,無涉藍綠、不甩政治、培力人民、圖利優質新聞媒體,可謂多贏方案。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即是無法清理過往威權喉舌的遺留;不過,一旦新聞媒體透由此套新治理模式而社會化,則此些威權舊喉舌以新聞自由為名包裝威權復辟之論的情形,也將更形困難。
還是老話,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決定要甚麼要的未來,其實也決定了我們該怎麼踏出「改革」的那一步。如果,當年我們多想想,或許台灣媒體就不是今天的這副德行了吧?!這是我認為台灣新聞媒體市場「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版本和可能,大家以為呢?!

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61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67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71

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玫瑰與櫻花:民進黨的出路 (by 佛國喬)



民進黨目前仍有勝選可能,訣竅在二朵花上:玫瑰與櫻花。

戒嚴時期,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合法性得以維持,經學者的研究,有二個因素甚為重要:一、社會貧富懸殊不大(比目前小很多),二、從美帝取得外部合法性。儘管目前老K已經放棄其第一項歷史資產,但第二項歷史資產仍足以讓它在2008、2012、2016不斷地打敗民進黨,只是,這個外部合法性不再是從美國取得,而是從中國取得。
             
但是,古今兩個外部合法性還是有些不同。當年,美國的外部合法性包覆了經濟面(美援、技術與市場依賴、越戰經濟…)、意識型態面(自由世界燈塔)、國際外交面(維持國格、安理會席次)、文化面(美國軟實力)、國家安全(第七艦隊)…相較之下,今日中國的外部合法性卻成功得十足謎樣:台灣與中國的意識型態仍有明顯差距,台灣的軟實力不亞於中國,中國還是我們國際參與的最大阻力;經濟上,中國除了少許採購外,不曾如美國帶來大禮物過,技術上台灣也無需依賴中國,那麼,對於朝野兩黨,中國的形象為何仍是如此巨大?
          
這個缺角式的外部合法性是由二個利基所撐住:一是經濟(中國勞動力與市場)、二國家安全(老K勝選,中國就不再喊打喊殺)。

(不論執政或在野,吊在那裏都是同一個)             
就經濟這一點而言,受益者並非是全面的,M型社會的愈趨嚴重,就是證據。
            
對M型的右方這些獲利者而言,哪個大資本家可以從二岸經濟整合中取得最大利益,誰就可以取得台灣下個世代的經濟主控權,因為這是台灣近年最大的經濟體質變革;然而,再笨的台灣人都知道,競逐於兩岸經濟整合,基本功就是討好中共:於關鍵時刻,打中共不愛的政黨一巴掌。對中共而言,重點不只在打獨,而且要打「較不統」,這才能確保台灣二大黨都會往統的方向奔去。想想看,如果您在中共政權服務,看到打「較不統」成功了,不僅反映在選票上,也左右了「較不統」政黨的選後動作,您會住手嗎?當然不會啊,當然繼續打。

對M型的左方這些失利者而言,卻也跟隨前者支持老K去了;理論上當貧富懸殊擴大後(拼經濟全拚到少數人的口袋去),大資本家對受薪階級的號召力會漸漸失去,但台灣卻是相反的:制度上社會安全不足,讓人們在收入漸減的恐慌中,對保守政黨更加信賴,而反對黨未能提出明確的社會安全網建置工程,光有口號,是無法取得這些人的信任。

         至於國家安全方面,台灣的國防安全唯一的威脅是中國,這是改不了的事實,但我們不去討厭威脅,卻去服從威脅,原因跟上一點是類似的,與安全感有關:當台灣人自覺在國際社會愈被孤立,需單獨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那麼這些威脅就會愈不得不去屈從。然而,以屈從取得臨時和平假象,卻是飲鴆止渴:當台灣人恐懼,選了老K,中共就愈增飛彈,以便讓台灣人更加恐懼,而對老K愈依賴,造成無止盡的惡性循環;事實已證明:老K勝選後,對台飛彈不僅沒有撤,還一直增加,可以說,這些增加的飛彈,都是我們用選票所鼓勵出來的。
           
不計台商部份,如果說美國的外部合法性是正向的(我得故我支持),中國的外部合法性則是負向的(我怕失故我支持)。因為對己身與國家的安全感嚴重缺乏,老K才得以從「販賣恐懼」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勝選。於是,這個外部合法性又是缺角又是負向的,理論上不是堅固不可摧的,但其效力卻是如此成功不墜,祕訣在哪裏?
          如果您曾經和小弟一樣仔細地去比較2008與2012選票(連結),您就會發現一件驚人事實:中國觀光與農產品採購鄉鎮,並不比其附近非採購地區的選票藍綠變化少(少=對馬英九有利,即「幾家人吃米粉,全民一起喊燒」),可知2012投票行為不是實質性的經濟導向,否則應會從得利與否產生變化不均的情況。2012馬英九的成功,是建立在傳媒所形成的話語世界裏,台灣人被說服二件事最重要:經濟與中國,而這二個又被融合成一體兩面;這個話語世界構成了選民對於民進黨的恐懼,而且這恐懼是還無從檢驗起,於是只要該話語世界沒有被挑戰,恐懼會一直持續,老K就會一直勝選,儘管馬政府的經濟數字一再地很難看,也無法促使人們改投綠。

> (玫瑰是社會黨的符號,這是跨國的歐盟社會黨標誌)
若我是老K的幕僚,我所會建議的施政方針是什麼呢?不管經濟指數上昇或下降,不斷地談經濟,讓人民眼中只有經濟,以持續「拼經濟」的意識型態,並從而加強「經濟成功人士」大資本家的權威,以便他們和中共聯手打綠時,力道會更厲害。此外,不管中共有所善意或威脅,也要不斷地談中共,讓人民眼中只剩中國,以持續「中國就是世界」的世界觀,並從而加強親中政權的合法性。沒有這兩項鋪陳,恐懼不易滋生。由此梳理,反制的辦法就很明顯了:一、多談社會安全網的建置,二、多談中國以外的國家對台灣的重要性,破除台灣是孤立的迷思。以這些新議題去改善台灣人當下話語世界的目光如豆,並由此突顯取得安全感的正確之道:不是靠大資本憐憫,而是靠國家財富重新分配去建立社會安全網,不是看中共臉色行動,而是經由了解台灣戰略地位之重要,體會到台灣命運不可能是中共一個人說了算。

就第一點,民進黨需持續地喊出中間偏左路線,致力於推廣一種「去經濟主宰」的意識型態與政策,當台灣人有一個堅固的社會安全網作靠山,我們才能從「拚經濟」中覺醒,而在我們從經濟枷鎖解放之中,也才可能去思考價值與理念對於我們人生的重要,這不僅是在肯定「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而且還是民進黨走向勝選之道,特別是中共還是一個最不講價值與理念的政權,其在台同路人因此是不會受到已解放的選民所青睞的。至於所謂的「去經濟主宰」,歐洲國家經驗已累積可觀的火葯庫(理論與政策),是歐、美二地政治風格完全不同的地方,民進黨在此應多向留歐學者諮詢。

(這不是日本,是台灣關仔嶺)

就第二點,老K具有中國外部合法性的專賣權,民進黨無競爭之可能(這一點該黨至今還是沒看破),而國人的話語世界維持中國單核心,綠營則永無勝選可能,巧妙的是,因中國民族主義因素,日本是老K所不願碰的,民進黨若致力於取得日本外部合法性,專賣形式是可以確保的,這一點以美國為對象卻是不成的。

民進黨於是需以國民黨為師,只是將主角改成日本,多談日本觀光客、多談日本採購農產品金額、多談台日的產業合作、多談台灣對日本的技術依賴、多談日本的軟實力、多談二國在現代化上的歷史連結、多談美日安保對台灣安全的重要,甚至多談日本在世界的重要,然後學習該黨:在被阻擋親日政策時,指控老K是仇日、排外、意識型態政黨。從現在開始,綠營的政治頭人(特別是執政縣市首長)就需提出親日政策,積極赴日賣蔬果畜肉(核災後市場很缺),並在日常受訪中不斷提及「日本」這關鍵字。至選戰之際,則需提出許多與日本政府合作的想像,反襯於老K的仇日,讓日本政要或各界領導人於2016選戰前有所暗示,當然,沒有長期經營一個以日本為核心之一的話語世界,這些政見與暗示並不會左右選情。

台灣政壇上的知日份子,全都在民進黨裏頭了,福島災後二國所意外建立的情誼,正成就了上述策略的土壤,有了此二利基,民進黨走上這條路應能駕輕就熟。



如果您覺得日本角色對台灣不足重要,那您應看看以下的數據:2010年上半年台灣生鮮水果外銷金額,銷往日本是銷往中國的3倍,但台灣的話語世界卻讓我們誤以為中國是台灣農業救星;2011年的調查,日本觀光客每人每日平均消費金額是中國觀光客的1.3倍,扣除掉購物(多至中國人投資的觀光商品店),其餘消費額更差到2.5倍,但我們卻誤以為台灣的旅館業是靠中國觀光客吃穿的…像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目前台、中二國密切交流此重大國策,必需被整個調整90度至台、日交流,從東西變南北,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是個比我們進步的國家,我們有太多方面需向他們學習;舉個例子,目前文化部在文創方面的預算,幾乎是孤注一擲放在中國,但此時的高人一等只不過是暫時的,鎖死於該地等於是停下腳步等待對手趕上來。相反地,和日本的密切交流才能學習到已現代化的前輩的經驗,台灣因而才有可能進入更大的國際市場;而且,永續地保持優勢於中國的局勢,對於文化台商們,這也才是長久賺錢之道。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是民進黨敗選後的反應,該黨目前更加談經濟、更加談中國,蘇貞昌有政黨機器,故可與貌似非官方的中國單位交流,小英只剩下基金會,只能在《想想論壇》召集中國流亡民主人士來加持其知中色彩。這樣的競逐走到2016,不斷地加強台灣人話語世界的中國核心地位,只是讓早就取得專賣權的老K更能躺著選罷了。另外,有學者提出「第三個中國想像」,好像老K取得的專賣權只有片面的,還有其他讓綠營鑽入中國議題的空隙:比如中國的公民社會。老實講,中國是一個沒有集會結社自由的國家,改善這一點,到擺脫萬年執政黨代理人的控制,又得花費一段時日,若說這是條可行之路,也來不及救下次大選。

提出「中間偏左」清晰的政策,才是對付老K拼經濟之說的解葯,而「知日派」才是破除老K中國牌之道,下手不難,剩下的三年半的時間也很足夠,而且,改變台灣人的經濟觀與世界觀,其實不只是為了一場選戰,也不只是為了執政,還是為了重建一個社會的自信心:台灣人與台灣不應再繼續做人家的「小的」,不應再被嚇唬了,那苦情的角色是被騙去演,我們的體質並沒有這麼虛弱,我們在世間的價值並沒有這麼低落,我們只是缺勇氣,讓我們看清楚這個世界,勇敢地以自由的心靈來思考自己與國家的未來吧。


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當窮人被敵視時 (by 佛國喬)

假裝一下,假裝我們是台灣少數的既得利益者,我們之間,大多是靠原有的家族勢力,少數是由一代的力量所興起,但若要進一步深化貧富差距並傳承我們的既得利益,則必需靠政府行為來配合,如稅制、寡佔行業、政府特殊輔導、對勞動者與消費者的低度保護等等,那麼我們需要一個親資方的政府;然而,非既得利益者佔有人口多數,他們若懂得民主的力量,自是一大威脅,於是我們還得仗著經濟地位,去操縱媒體,讓這些人投票給我們偏好的政黨。

當其中還是有人不聽信媒體之言,有反抗之心,我們便說他們「仇視商人」、「他們要把我們趕出台灣」、「撕裂台灣」,就算他們只是要拔我們身上的三根毛,我們也要講得像要消滅我們全家族似的,直呼鬧革命了;因為這些無良的作為,不僅可讓我們既有資本毫無損傷,還可賺到道德高度;漸漸地,一國之財富九成集中於一成人的手上是合理的,生產的外部成本由全民承擔也是合理的,相對地,那些口中還直嚷著「公平正義」的窮人們,便要成為被敵視的對象:萬一資本家杯葛,那大家就一起完蛋了。

如果我們還在十九世紀,就社會科學的進展,我們所認識到的資本可能就是金錢,但二十世界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們,已經告訴我們:資本的形式不是只有金錢,它可能是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等等,也有太多學者在研究這些不同形式資本之間,是如何地互相鞏固。



有一種資本,必需放在台灣脈絡才有討論意義,這個資本的分佈情形,比起經濟資本更加有剝削感,而且要求「公平正義」的窮人所受到敵視的情形,更甚於上者。台灣那些自詡為左派的人,全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這若不是因為沒有進化到二十世紀,就是心裏有鬼。

這個資本我稱為認同資本。

在台灣,受到政府行為予以特惠的「認同資本」既得利益者,是極為少數的,目前支持台灣被中國併吞的台灣住民不到一成,認同身為中國人的也不到三成,但他們有「一中兩區」的憲法,有自稱中國人的國家領袖,有上面寫著「中國共和國」的護照,有中國忠烈祠維護著他們應許的光榮,有孫文掛在公家機關裏,有二岸三地的華語金馬獎,甚至大家揮不揮舞「國旗」由他們說了算…,正是所謂「一國之(認同資本)財富有九成是集中在一/三成人的手上」;多數人就算心裏百般不願,也無法透過民主機制予以平反,因為媒體就在那一成人的手上,而且國共聯手後,經由「九二共識」作為藉口,同樣的害怕又回來了:「萬一(中共讓)資本家杯葛,那大家就一起完蛋了」。(見王雪紅等資本家選前的表態)

這些認同資本上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他們在國家認同完全不肯退讓的態度,無異於上述「全碗捧去」的無良資本家:一聽我們要在教科書增加台灣部份,就說這是「去中國化」、「文化大革命」,一聽到「台灣人投票給台灣人」,就說這是要「把我們推入太平洋」、「撕裂台灣」,於是他們不僅保有原有的既得利益,還賺到道德高度,於是在「愛國者」的姿態之下,他們對另一種認同的人毫無同情:他們從不會反省自己在認同資本的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對別人的認同資本掠奪上;甚至,為了維持該既得利益,他們可以放棄民主價值、可以對新聞自由一再退步視而不見、可以對貧富差距擴大無感,而這些「親中」、「中國認同」的外部成本,得由全民負擔,特別是由在乎民主價值的人來負擔,偏偏認同資本的既得利益者大多剛好不屬於後者這種人。

2008年以來馬政府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卻能連選連任,證明了這些人對於一己口袋的緊縮也義無反顧,如果說「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是一種認同資本窮人們的「無力者大會」,那麼「肚子扁扁,也要挺老馬」,呈現的則是認同資本富人的無盡貪婪,這二種選民是無法等同視之的,不論從階級或道德來看都不同。而且,當富人無盡貪婪時,便會敵視吵鬧的窮人,反說是窮人敵視他們,是「仇商」;同樣的,當國家認同式的選民敵視對手時,就會說台獨仇視外省人(連結), 是「撕裂族群」;但我必需說,在面對任何一種型式的「九成資本集中於一成人的手上」,這種由「被剝奪感」所產生的仇恨,我願給予完全的理解,至於富人們因 「被拔三根毛的傷害感」而產生的仇恨,我則嗤之以鼻。回憶一下,阿扁時代許多拔了三根毛作為,比如教科書台灣史比例,比如廢國統會,皆無撼中華民國本身的正統性,但已引出多少認同資本富人們的仇恨。


但,討論到這裏時,國民黨及其文人就會把老兵抬出來「獻祭」,反覆地說這些底層人物僅有只剩中華民國所保障的認同資本,以及歷史悲劇如何在他們心中劃出無數傷痕。儘管我們能予以同情,但就社會科學分類而言,所謂的老兵仍然屬於認同資本的少數既得利益者,要別人對其經濟弱勢有所同情,他們也得對於認同資本的窮人們有所同情,同情不能只是單方向,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至於他們的歷史創傷,請去跟國民黨、共產黨去討,沒理由反而要由反對國共兩黨的人來承擔:要後者壓抑其台灣人認同的主張。


認同資本的既得利益者還必需了解一件事,這麼不公不義的認同資本分佈情形,之所以會繼續被僵在那邊,與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嚴重脫軌,理由只有一個:中國的軍事威脅;就是有這個軍事威脅的存在,國民黨的安定牌才會奏效,親國共兩黨的資本家之言才會真的有選票影響力。一旦台灣與中國成為友好國家,現存的認同資本分佈情形必定有革命性的變化,人民不再會為了害怕而必需投給中國認同的政黨,彼此的被剝奪感會下降許多,社會也會詳和許多。換句話說,認同資本的既得利益者是間接靠著別人架在我們脖子上的刀而得逞的,請認清這手段是有多麼可惡。


認同資本絕不是一種封閉型資本,它和外省權貴的象徵資本與文化資本有關,後者作為經濟資本的分配者,也因此創造出認同資本既得利益者們的經濟資本;最簡單的案例,我們看到馬政府與台北市政府近年所進行的大案子,無一不是由中國認同者直接受益,如賴聲川、王偉忠、丁庭宇(花博)等等。認同資本可轉換成經濟資本,這在軍公教界仍然是個常識,在我以前服務的公家單位,就看到台灣認同者在升遷中是如何受挫。另外,台灣「省」製造的喜餅從來沒有人去抗議,而台灣「國」(連結)製造的喜餅,店家就得面對媒體圍攻,這公平嗎?




認同資本之分佈應尊重民主原則,因此我也反對正名制憲後就可以「全碗捧去」的做法,彼時必需建立一個機制,讓中國認同者作為少數依然有被尊重的空間(連結)。但說這些都太早了,今日,我們是認同資本的窮人、所謂的「無力者」,但因為是佔人口多數,被少數既得利益者所敵視,他們並且透過馬政府的連續執政,一再加劇我們的被剝奪感;這整個情節,跟馬政府親資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根本沒什麼兩樣,都是往不公不義的方向奔去。真正站在同情弱勢者一方的人,會對這二種問題同時批判,但台灣那些假左們,不僅對認同資本問題無所意識,甚至在經濟資本問題上,也不再向中央政府嗆聲,僅止血於資方剝削等,讓人不得不問:為何必需維持國民黨中央政權之不敗?

身為少數的有力者不同情作為多數的無力者,整碗捧去、一毛不拔,甚至敵視無力者,不論是經濟資本或是認同資本領域,都是一樣可惡的。


(本文與省籍無關,講的是認同,我有很多外省籍朋友都是屬於認同資本的窮人)

2012年4月23日 星期一

細說阿凡達(三)(by 老皮蛋)

  ~前承連結



這是地球人殖民者中、比較有良心的一群人,他們都參與了納美人的反殖民抗爭。




  前兩段是針對這部電影的敘事架構、生產消費作了些解構批評。除此之外,阿凡達(Avatar)作為一個大眾文化商品,即使有心探討嚴肅的殖民相關議題,也必然會有其過於簡化/理想化及媚俗的部分,以下僅略做討論。


  在電影Avatar中,我們看到納美人(
Na’vi)不分部族、不分社會位置,全都團結一致對抗地球人的殖民侵略~真是令人振奮啊!可惜這樣的情形從沒發生過,殖民者/侵略者總是會分化被殖民者/被侵略者,被殖民者/被侵略者也總是有些人會為了一己私利而與殖民侵略者合作、壓迫自己的鄉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納粹德國侵佔的西歐諸國中,法國成立了親納粹的維琪(Vichy)傀儡政府,荷蘭有好幾個親納粹政黨、並各有其支持者;在戰後的東歐各國,許多政府官員協助蘇聯、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民。在霧社事件時,就有原住民(味方蕃)曾協助日本人、殘殺賽德克族人;國府領台至今,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也有不少台灣人民協助殖民統治者、鎮壓民主運動;在東土耳其斯坦(中國人稱「新疆」)和圖博(中國人稱「西藏」),也總有些當地人與中共政權合作、壓迫自己的同胞。


  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法農(
F. Fanon)提到有些黑人在殖民地政府裏擔任中下級官員,他們往往比白人更歧視黑人、對黑人更粗暴,因為這可以讓他們更覺得與其他黑人不同,從而彌補受傷的自尊。在台灣也有類似情形,許多台北人瞧不起南部鄉親,還有些人只有褊狹的「中國中心觀點」、卻誇稱為「國際觀」,只因為這可以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這些人也最激烈地打壓台灣意識、更積極地主張台灣納入中國市場/版圖,如果他們生在潘朵拉星球,一定會是和地球占領軍合作的納美人。





  在這部電影中,男主角 Jake 在三個月內,從初識納美人到認同納美人、甚至協助納美人對抗侵略者。然而,有人在台灣住了六十年還是不認同台灣、還是歧視台灣的原住民(見「細說阿凡達(二)」連結),還是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Jake 又怎能在三個月內、由殖民者一份子而認同被殖民者呢?電影將此與愛情的力量連結,但是「黑皮膚、白面具」和台灣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婚配之後,多數的殖民者仍然繼續輕賤被殖民者、被殖民者卻更認同殖民者的世界觀~當然這與殖民者控制教育和宣傳有關,而電影裏的地球人尚未掌握納美人的教育。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得知這部電影充滿著許多相互矛盾的因子,除了主題意識的嚴肅vs.媚俗外,它的劇情安排、敘事架構、乃至其生產消費,都混雜著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同的觀點心態和文化要素(神話、風土、社會型態…等),關懷焦點也擺盪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或可加上生態)之間。這呼應了
Homi K. Bhabha提出的「雜種」(hybridity,或譯「混雜」、「複化」)論述:純粹的殖民者(文化)和被殖民者(文化)並不存在,人的位置從對立移動到中間、模稜兩可,使得文化不再單一、同質,本質性的權威方得以撼動;因此,在政治領域的(再)詮釋過程中,「雜種」有干擾、瓦解殖民主義的潛能。這部電影將Bhabha 的「雜種」(文化)具體化為avatar—同時具有(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兩套DNA 的「雜種」個體,並讓其領導反殖民戰爭,這是在實現Bhabha 的預言嗎?



關於「雜種」與去殖民,「海角七號」有更深入的探討。



  近十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對Bhabha提出批判,同樣來自印度的Aijaz Ahmad 就曾批評他避開了權力與支配的問題、比較像是後現代而非後殖民理論,甚至批評「雜種」論述是不負責任的新貴族自溺玄想;台灣學者廖朝陽則認為hybridity並沒有抵抗的意義,只是「強勢文化/殖民者同化被殖民者」而已。整體而言,Bhabha 的「雜種」論述比較像是觀察與詮釋的方式,而不像是去殖民實踐的行動策略;雜種現象或許有去殖民的潛能,但也有「讓權力/支配更細緻也更穩固」的可能~電影Avatar 裏的戰鬥機器人,就是用來鎮壓被殖民者的「雜種」。

  順道一提,「海角七號」也是討論雜種/去殖民的電影,而它對後殖民現象、對主角心路歷程、對人性、對歷史…的描寫、其細緻與深刻都遠遠超過Avatar。我們或許可以說:
「海角七號」以思考感情的深度見長,阿凡達」的強項則在視聽感官的技術深度、並以此掩蓋情感思考深度的不足(註八)。


這是超級星光大道的初選競賽。王偉忠在3:15要原住民學黑熊叫,被批評後拒絕道歉、以「只是開玩笑」回應。開玩笑?如果有機會,他大概會要福佬人學台灣獼猴、要客家人學番鴨叫。開玩笑?如果有一天,白人要王偉忠學北京狗叫,不知他感覺如何?如果有一天,王偉忠開玩笑地要黑人學猩猩搥胸狂吼,不知他還能活著繼續做節目嗎?台灣人民真太好欺負了。


  行文至此,筆者對Avatar似乎是貶多於褒;但筆者批評的部分,有些是文化工業之不得不然、有些則是電影編導身分視野的限制、有些則是描述而非指責。整體而言,這部電影對殖民主義有些質疑批判,以(前殖民者生產的)通俗商業電影而能有此反省,已屬可貴。反觀台灣的媒體與大眾文化,至今仍少有作品反省早期移民對原住民的欺壓、或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民的殖民統治;至於像「康熙來了」、「全民最大黨」等綜藝節目、乃至「光陰的故事」等劇集(註九),常充斥著許多對被殖民者和弱勢者的醜化和歧視,而他們都毫無反省,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更惡劣的是中國,從上到下瀰漫著民族主義情緒,常有對外國殖民勢力的批評,似乎念念不忘過去被侵略的歷史。但在此同時,中國卻在圖博和東土耳其斯坦壓迫當地人民、實行殖民統治,又以飛彈脅迫台灣、打壓台灣的國家主權與人民的自決權;對此不但官方沒有任何反省,而且還禁絕民間反省批判的言論;甚至當外國播映關於熱比婭(被殖民侵略者的代表)的紀錄片時,中國還不擇手段抵制破壞;這種霸權心態作為,不但遠不如Avatar電影製作者的胸襟氣度,也比電影中的侵略者更邪惡粗暴。
 

東土耳其斯坦被中國侵略、維吾爾人被殖民統治,這是去殖民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熱比婭(Rebiya Kadeer);澳洲和台灣的影展都曾放映關於他的記錄片「愛的十個條件」,也都引發中國官方和憤青的抗議,澳洲政府和多數人民都能堅持捍衛言論自由、藝術表達自由,台灣的馬政府和部分民眾卻配合中國獨裁者、打壓維吾爾人和藝術表達自由。



  在Avatar電影最後,納美人奮起抵抗侵略者,而且在反殖民戰爭勝利後,只有認同納美人的地球人可以留在這個星球,那些不願意以潘朵拉星球為家、只想掠奪的外來者都必須離開。看到這裏,大部分的觀眾應該會覺得大快人心,而不會覺得納美人暴力或心胸狹窄;然而,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台灣,反應卻大不相同。例如王定宇/張銘清案、台中推擠警察案、國民黨強行通過地制法所引發的推擠事件,比起Avatar電影中的納美人,這些人民反抗者的行為可算是非常溫柔;但有人在電影院裏同情被壓迫者,走出電影院就站到統治者(或中國侵略者)那一邊、指責反抗者暴力。同樣的,在看電影時,多數觀眾同意「不認同潘朵拉星球/納美人的外來者必須離開」,可是如果有人說「不認同台灣/台灣人民的外來者應該離開」,卻會有許多人說這主張「心胸狹窄」(註十)這樣的矛盾牽涉到電影與現實間的辯證關係、以及複雜的心理機制,或許有機會再談。

  在Avatar電影中,家園樹是很重要的意象,它牽涉到的生態議題也是許多觀眾最受感動的。「家園樹」或可從結構主義與後設心理學作探討,而環境生態是更複雜的問題;但限於篇幅,筆者僅略述兩個常被流行論述所忽略的論旨。許多環境生態論述常是脫離庶民生活的實況、就像談潘朵拉星球而不談納美人,這只是貴族/資產階級的自戀牧歌、或是阿卡迪亞(Acadia)式的救贖幻想。無視於明顯的人壓迫人的現象(刻意略而不談?),卻把注意力只放在環境生態或是動物權,則是鴕鳥心態的表現、是孟子所言「率獸食人」的另一版本(註十一);而這部電影也告訴我們:如果不阻止貪婪的殖民侵略者、不制衡專斷的統治者,生態環境必然會被當權者破壞。


殖民侵略者正在攻擊家園樹、破壞生態~更該被譴責的應該是破壞納美人的居所。




  上一段談到了「不關心政治的蛋頭生態論者」,同樣可笑的還有「自命清高的客觀中立者」,他們自以為像電影女主角Neytiri說的:「Eywa(生命之母)不站在哪一邊,她只維持平衡。」然而電影接近結尾時,Eywa讓飛禽走獸加入戰鬥,這不應天真的視為「大自然會幫助好人」,反而是在說明「不積極涉入是不可能維持平衡的」;因為在地球人和納美人之間、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在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在威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包括爭取民主自由的維權鬥士)間,「保持平衡」或「中立客觀」只是偽善的空話,結果是不義的壓迫繼續存在、平衡終被野心家破壞。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良心者,我們不應為了追求「中立客觀」而放棄立場,而更應該站穩立場「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連結)。

  電影最後又回到第一個鏡頭「飛行與俯瞰」,不同的是張開眼睛的人~從地球人變成納美人,觀眾又如何呢?是恢復到達潘朵拉前、同樣的傲慢狀態?還是變得比較謙虛、能夠尊重被殖民的他者?是因為看過當紅高科技電影而「自我感覺良好」?還是因為平常愛護地球而自覺高尚?是因為參與了(前)殖民者的虛擬自我救贖、也得到了被救贖的感覺?還是根本未曾想到殖民/被殖民的問題?是認為「電影歸電影、現實歸現實」而回到功利算計的人生?還是延續在電影院中被激發的正義感、願意投入心力協助地球上的被壓迫者?

  而身為在台灣的觀眾,最需要思考的問題應該是:身處在真實的被侵略的危險中,我們可以滿足於虛擬的反侵略勝利嗎?





  ~「細說阿凡達」全文完~








王偉忠身為殖民統治集團的一份子,藉由不公平競爭而能進入無線電視台、占據發言位置,卻毫無反省,經常在節目中醜化他者、表現出大剌剌的歧視態度,包括「中國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歧視」、以及「既得利益者對弱勢者的歧視」。相對的,地下電台只能在後戒嚴體制鎮壓下掙扎求生,但常能堅持庶民發聲的理想(G. C. Spivak (1988) : Can the Subaltern Speak?。還有一個問題:民間自製藥物(假藥?)會比國光疫苗危險嗎?



註八:或許有讀者會不同意筆者對「海角七號」的評價;但依筆者看來,有許多負面批評源自批評者本身的 GGY complex。可參見拙著「海角七號測驗題」(連結)、;並請參見與「超克GGY—郭冠英現象之評析」一書,尤其是「GGY如何練成台皮膚、華面具」(連結)與「GGY如何練成後/殖民之後」,其中對台灣媒體的(後殖民)歧視現象、和「海角七號」的雜種文化,有更多的討論。

註九:六十年來,台灣的文化界和媒體圈的當權者,大都有對台灣的賤斥(abjection)心態、與對中國中原的緬懷崇拜情結:輕視台灣文藝作品,忽視本土畫家文學家,嘲笑「台」「台客」「台灣國語」,醜化台灣本土知名人物(包括福佬客家和原住民),電視劇中的台灣人民常不重要或沒有名字,又將福佬人描寫成俗又無知、將客家人描寫成小氣吝嗇、將原住民描寫成粗暴愛喝酒,,這些狀況仍常見於現今流行的媒體或大眾文化中。正文中所引的電視節目都是王偉忠製作,一部分是因為這些節目收視高、並被許多(欠缺反省批判能力的)民眾喜愛吹捧甚至仿效,一部分是因為王偉忠曾經要原住民學黑熊叫;但其實這種歧視現象並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本部落格寫手曾寫了篇文章(連結)討論原住民應有的地位,值得一讀。

註十:參見「台灣人溫柔的暴力美學」(連結)、「吹響激進的號角」(連結)、和「誰該負責?誰的行為該被節制?」(連結

註十一:語出孟子梁惠王篇:「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在台灣失業率創歷史新高、許多人活不下去的狀況下,政府花大錢養貓熊、搞花博,有錢人花一億元買跑車,愛心人士「不問蒼生問禽獸(動物權)」,都是某種程度的「率獸食人」,當然前者(政府官員)比後者(一般人民)更可惡許多。



同樣被中國殖民者輕視、同樣是被殖民者,福佬人吳宗憲竟毫不遮掩他對原住民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