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之鏡看台灣［新一］

邇近，歐洲這個前蘇聯共和國一員的烏克蘭，這個被稱為「歐洲麵包籃」、擁有4500萬左右人口、6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國家，其嚴冬街頭，正火熱異常。今年11月20之後，當傳出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決定放棄與歐盟簽署關乎未來烏克蘭與歐盟經濟整合的「聯合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並琵琶別抱轉向俄羅斯主導的「關稅同盟」的消息傳出後，激怒了許多再也無法忍受烏克蘭政經改革停滯狀態的人民，再次上街引發流血，更喚起世人對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記憶。

        其實，烏克蘭身處的地緣位置所形成的政治與經濟尷尬，也如同置身中國與美日對壘最前線的島國台灣一般。烏克蘭到底該走回親俄羅斯的路線，抑或向歐盟西方奔去，不只是牽動著烏克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線頭，也捲動幽微的認同及其背後的歷史文化與族群問題。

台灣的南北差距，烏克蘭的東西區分

        台灣有統獨問題，烏克蘭則有親俄羅斯與親西方歐盟。如果以台灣的藍綠或統獨政治光譜而言，政經資源豐富與經濟較活絡的北部天龍國，挺藍愛馬仕的「中統派」或「假掰偽中立派」者居多，南部則是政經資源稀少、就業與經濟較蕭條的下港台灣本位者為主。

        至於，烏克蘭的政治格差，則大約可用東西兩邊為分。東部從蘇聯時代即深受財政補助，以製造業和礦業為主，後來重工業老區雖然沒落，但轉型過程中依舊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一般，催生出許多財團與富豪。雖然，烏克蘭全國的俄裔人數只佔17%，但東邊卻是俄裔人口與文化的集中之處，信仰東正教、講俄語。至於，西部則是中小企業為主，但以烏克蘭人跟烏克蘭語為主，並以天主教信奉者居多。地理位置背後凝結的族群、文化、歷史與經濟差異，帶出彼此相異的政治格差，並化為兩區人民的經濟與政治的不同趨向。

        2004年年底，烏克蘭總統大選的舞弊案引發「橙色革命」，即可看成一次東西政治趨向的對決。那年，相較富裕的東方地區，因為獲得俄羅斯以廉價電力跟關稅讓利的挹注支持，便大力相挺時任總理的親俄派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競選總統。然而，西部地區由於經濟落寞所帶出對政府忽視的不滿，再對照過去的蘇維埃聯邦兄弟的波羅的海三小國與波蘭等，相繼成為歐盟成員後所牽動的一連串政經改革，更讓西部人堅決地想走親歐盟路線。縱使，亞努科維奇陣營，在選舉期間不斷加碼，企圖以兩倍退休金與大幅提昇社福支出等選舉支票來騙選票，選民還是不改其志。

        雖然，由西部民眾大力相挺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聲勢看漲，但在舞弊作票的情形，以及懸疑的尤申科「中毒事件」(疑似被對手下毒)，終讓維克多․亞努科維奇勝出，但也招徠了人民上街抗議選舉舞弊，逼使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告競選無效。最後，尤申科終在重選中勝出，贏得總統寶座。看來，烏克蘭的東西，跟台灣的南北分野，雖然方位不同，政治趨向的分野方式，卻有著許多可參照之處哩。

政經戰略對決的最前線：烏克蘭

        自從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雖然獨立，但依舊是俄羅斯身處與西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線地帶，再加上烏克蘭自古以來便是波羅的海與黑海的通衢要衝之處。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從1997年的馬德里會議後，除了強化夥伴國的關係之外，更開始一路東擴，歷經1999、2004與2009年三次東擴，新增了12個前東歐與前蘇聯國家。

        2008年4月，北約於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高峰會，會中議程討論邀請烏克蘭與喬治亞成為北約成員的行動計畫。隨即，同年8月，俄羅斯與喬治亞的離奇軍事衝突就此突發，緊接著，橫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的冬天，俄羅斯突然要求烏克蘭償還積欠俄國11與12月的天然氣債與欠債罰款20多億美元，否則將斷氣讓烏克蘭人在寒冬中凍僵。俄羅斯與北約的糾結，終於讓俄羅斯使出「以經濟與能源逼政」的手段，往烏克蘭脖子緊掐。

        隨即，2009年中，俄羅斯更進一步明目張膽地介入烏克蘭內政，並嚴厲指控尤申科的反俄本質，希冀能在2010年1月，終結掉親西方的尤申科政府，換上親俄國的政府。事實上，根據政治觀察家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政府一連串疾言厲色的抨擊，其實都圍繞一個清晰的訊息打轉：「不要加入北約，並接受俄羅斯的能源規則，否則一切免談。」

        此外，俄羅斯也知道，歐盟除了以北約為軍事之矛外，歐盟的區域自由經濟體的實力，才是真正的後盾。於是，俄羅斯便在2009年6月宣布組建「關稅同盟」，並於2010年1月1日成立白俄羅斯、哈薩克與俄羅斯三國的關稅同盟，並開始力邀前蘇維埃伙伴國加入。唯有如此，方能一勞永逸地阻絕烏克蘭等國加入歐盟，以經濟區域體方式將俄羅斯的周邊小國逐一吸納挖角。

        終於，在俄羅斯的「以經濟與能源逼政」逼政打壓、尤申科總統的執政失敗與親信貪污，再加上尤申科跟其戰友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決裂，終讓2004年的奧步作票者—親俄派陣營的維克多•亞努科維奇重返執政。俄羅斯利用政治與經濟手段的介入烏克蘭選舉，偏幫屬意的候選人之手法，看起來相當眼熟，中共明幫暗馬邦伯與國民黨的方式，威脅台灣腦殘選民的行徑心態，甚至利用自由經濟與自由貿易的方式，吸收小經濟體的方式，是如此相同呢？！

威權復辟？

        烏克蘭獨立之後，必須重塑其國家認同，已確保可跟俄羅斯人劃清界線；然而，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政經依賴關係與地緣政治戰略位置，在在讓烏克蘭難以擺脫「俄羅斯因素」。2010年，經濟破敗、政治分裂、親信貪污、俄羅斯能源逼政等不利因素下，親西方的尤申科和季莫申科在總統大選中，輸給親俄派的亞努科維奇。

        隨即，亞努科維奇同意讓俄國在克裡米亞(Crimea)的黑海艦隊租約續延25年，俄國則把未來10年供給烏克蘭的天然氣以七折價為「讓利」，但此約隨即招致反對黨議員賣國之抨擊。同時，亞努科維奇也開始進行「再俄化」，準備將俄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此外，為鞏固政權，更進行司法肅清，以可疑的理由讓政治對手季莫申科下獄，並招致歐盟以「政治判決」為指摘。於是，言論自由跟國會權力，大幅衰退，讓烏克蘭人懷疑原以為亞努科維奇只是經濟上親俄羅斯，詎料連民主水準都有向俄羅斯水平拉低看齊。

        利用司法工具肅清政敵、親俄(威權落後)遠歐(民主文明)、不斷擴權…等行徑看來，亞努科維奇身影的背後，是否讓人直接聯想到那張令人作噁的馬邦伯嘴臉呢？！

亞努科維奇：背叛烏克蘭？

        事實上，尤申科領銜著「橙色革命」的人民力量與期待入主總統府之後，執政成績難堪，又發生親信貪污事件，讓推動「橙色革命」的人民熱情舜時冰鎮。然而，從烏克蘭人民此次對於「拒歐盟，迎俄國」產生的反彈，意味著這已經嚴重悖離人民預期，尤其是年輕人的期待所致。雖然，烏克蘭人「橙色革命」的熱情，早已隨執政不力而消減褪去，但烏克蘭年輕人總以為烏克蘭的列車是往歐盟方向駛去的，不論立場上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可能只是因烏克蘭對俄國的能源與經濟依賴，因此稍稍減緩往歐盟駛去的速度罷了。

        烏克蘭人對於進入歐盟的期待，除了是昔日東歐陣營的伙伴進入歐盟後經濟上的改頭換面的欣羨之外，例如波蘭；其實，這也是烏克蘭人融入歐盟以告別俄國的克里姆林宮控制的關鍵。畢竟，進入歐盟，勢必在經濟與政治制度上符合歐規，而這正是烏克蘭人內心心照不宣的期待—透由接軌歐盟標準，加快民主與社會改革的進程。

        但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竟然選擇將駛往歐盟的列車掉頭，改往俄國主導的關稅同盟，這無異是告訴烏克蘭人民，烏克蘭選擇「拴進朋黨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政治徇私(favoritism)的經濟體系中」，而這樣的政經遊戲，成就的將只有少數的「權貴」的資本主義，並繼續維持烏克蘭社會當前的貧富懸殊。當然，捨歐盟就俄國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本可能為了捍衛自身權力的算計使然；畢竟，歐盟對烏克蘭的入盟前提是，必須先釋放可能挑戰其大位的政治對手季莫申科。但將駛往歐盟的政經列車掉頭，改往俄國奔去的作法，卻無意中斬斷了烏克蘭人與年輕人對未來的光明期待。

看烏克蘭，想台灣

        烏克蘭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就如同台灣親中的馬英九一般，寧願選擇融進中國主導的經濟體之中，成就一中市場，寧願ECFA(ㄟ擱花)、服貿、貨貿，卻不願意在區域自由經濟體中，改走親近美日的路線。

        「歐盟vs. 俄國」是烏克蘭的哈姆雷特式兩難抉擇；「中vs. 美日歐」則是台灣眼前左右為難的兩條路。從歷史來看，烏克蘭人內心清楚地知道必須拒絕走俄國路，但因為地緣政治的敏感位置、能源跟經濟依賴的問題，讓烏克蘭人不可能完全不理會俄國，但烏克蘭人卻清楚地知道有朝一日必須砍斷這樣背脊上的俄式芒刺。加入歐盟，正是為這一日作準備啊。但台灣呢？

        尤其，俄國已經學會利用掐著經濟喉嚨的的手以為要脅逼迫，這也是烏克蘭受制於俄國的軟肋。事實上，俄國對於經濟要脅的手段可是日益嫻熟，甚至可怕。例如，今年九月，俄羅斯副總理德米特裡·O·羅戈津(Dmitri O. Rogozin)訪問莫爾達瓦(Mordovia)這個面積比台灣還小，只有3.37萬平方公里、人口360萬，位於羅馬尼亞跟烏克蘭之間的小國之時，嚴厲地警告說：「企圖拉近和歐洲的距離將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然後結束參訪行程後便撂下狠話說：「我們希望你們冬天不要凍僵」。

        換言之，俄羅斯為了阻止這個小國親近歐盟，以能源制裁為恐嚇。然後，能源威逼之後便以飲用安全為由，對莫爾達瓦最重要的出口品—葡萄酒，全面實施禁令，形同扼殺莫爾達瓦的經濟喉嚨。北極熊俄羅斯的殘酷，可見一斑。那台灣人民呢？為何對馬邦伯不斷將台灣經濟跟中國深掛勾沒有任何的疑慮呢？一旦中國掐住台灣經濟的脖子後，台灣的未來將只能成為中國的傀儡了。尤其，中國的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通常是政治特許才能進入，縱使沒有明目張膽的政治特許，也有許多潛規則阻礙著市場的自由進入，一旦政治特許回收，台灣經濟勢必產生重大衝擊，如同為了服務中國觀光客的高雄飯店業，已經隨著中國客的限縮，產生供給太多之情形。

        烏克蘭人知道走歐盟路，除了可能會取得經濟與富裕的現代化甜頭之外，但若走俄國路，則扭曲的朋黨資本主義與徇私邏輯的經濟遊戲，得利的將只有權貴，貧富懸殊更形拉大，這是一條死路。換言之，經濟體融合中的中心經濟體，勢必會透由經濟遊戲規則的接軌輸出，將其背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等軟硬體輸出，俄羅斯是一個權貴、朋黨、徇私的資本主義樂園，那參與俄羅斯的關稅同盟之後，這樣的遊戲規則將再次滲透烏克蘭；畢竟，烏克蘭還是前蘇聯一份子的歷史經驗，依舊鮮活啊？！但台灣呢？

        為何學者會有「台海兩岸政商聯盟」之稱呢？換言之，此一兩岸政商聯盟，基本上即是中台兩岸交流中的既得利益權貴者，這套經濟邏輯所圖利的是以權貴圈為主，傷害的則是無數基層平民與百姓，這是為何當台灣薪資大倒退16年之際，但台灣本地豪宅跟千萬跑車卻俯拾皆是。此次烏克蘭人民的街頭起義，是以行動拒絕融進「裙帶資本主義」與「徇私主義經濟」經濟體的表現，但台灣人對於馬邦伯矢言將台灣融進去這個「中國特色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幾乎無動於衷，端就這點，烏克蘭與台灣的未來，早已分殊；兩地人民的素質高下，早已立判啊？！

        君不見，隨著台灣與中國經濟的融合度越高，台灣薪資如國際貿易理論的「要素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所言一般，停滯倒退以等待中國勞動力成本跟台灣同步。但更可怕的是，台灣產業外移與中台貿易帶來兩國間的勞動力成本的同水平之時，台灣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卻也離奇的在馬邦伯執政這幾年迅速地下調，往中國水平奔去。何以故？如同當中國台商必須以徇私方式，才准中國市場進入時，授人以柄的中國台商，便反過來要脅台灣在政治原則與制度上對中國放水。

        看看中國走狗台企聯的廣告便知，看看hTC與鴻海等政商名流在大選時的恐嚇口吻，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勢必就隨著台灣拴進具有中國特色的徇私、朋黨資本主義經濟體時，一點一滴地拉低向中國標準看齊了。烏克蘭人清楚地知道這點，那台灣人呢？台灣的年輕人呢？

本文原發表於台教會《希望。極光》電子報，網址：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6043168.html

一頁荷蘭「寬容」史：話說「多元成家」引起的「包容」爭議 (by 新一)

含括同性婚姻、伴侶制度與多人家屬制度的「多元成家」法案，在網路引起各種正反兩造的連署對壘。持異見者的藝人，受到支持多元成家的網友鄉民攻訐，於是便有人以自詡多元與包容性大的台灣，不該圍剿持異見的藝人云云。

圖說：「多元成家」包含三個部分(取自網路)。

記得，末法時代，魔王波旬發大願，要求徒子徒孫披上袈裟毀壞魔法，本師聞之淚下。於是，披上袈裟，口頌阿彌陀佛者，可能是魔不是佛。同樣的，要求寬容或反歧視者，可能才是歧視與不寬容的踐行者。因此，「差別待遇」是「歧視」嗎？如果號稱多元，那「歧視」該不該被「寬容」以證成多元呢？

圖說：「守護幸福家庭行動聯盟」成了反制「多元成家」的主要反方（取自基督教論壇報）。

況且，這個號稱「文化轉向」的年代中，社會建構的基礎常可輕易被解構，那「歧視」的界線又是誰說了算呢？因此，到底是異性戀歧視同志，還是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讓持異見者噤聲呢？底下，便以荷蘭的LGBT權益和「寬容」的關係為他山之石，借鏡台灣多元成家引起的「寬容」與「歧視」之爭。

誰該被寬容—LGBT vs. 異性戀 

事實上，問題遠非「寬容」與否，而是權力關係作祟使然。誠如，斯洛伐尼亞的哲學社會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曾指出：「寬容」本身就是一種迷思，其可能掩蓋了社會和政治鬥爭的本質問題。若我等對種族主義展開反對鬥爭，我們鬥爭的對象不是尋求被「寬容」，而是要求一種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同等對待，以及要求改這套不公義和不民主的權力關係的扭轉。因此，若有女性主義者去要求男性的「寬容」，那不是很荒謬嗎？

可見，「寬容」不是重點，重點來自於一套政經社文上的等同對待；因此，受到不公對待者是LGBT酷兒社群，其所鬥爭的核心正是一套體現在制度上的公義。於是，透由鬥爭過程中建構一套能夠體現公義的制度，然後為了讓此制度運作，勢必帶來各種為了執行制度的「軟體」工程，例如經由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大眾教育提升國人對此議題的認知與接受度。

在此前提之下，「寬容」的討論才有意義。底下，以荷蘭的LGBT權益，或荷蘭社會舉世著稱的「寬容」為例，則可進一步理解細節中的魔鬼。

荷蘭的一頁「寬容」簡史

事實上，寬容作為一種價值體現跟荷蘭劃上等號之前，荷蘭人更為重要的特質是所謂「務實」：一種經濟上的自由貿易往來。早年，歐洲城市乃屬貴族領地，但日漸富裕的荷蘭商人跟市民卻選擇利用金錢跟貴族購買城市自治權，讓城市成為市民自治體，享受著貴族退位之後的經濟自由和貿易帶來的好處。因此，早在15世紀末，即將近有一半的荷蘭人是生活在自由的城市之中。正當1543年西班牙國王通過政治聯姻，一舉成為荷蘭的統治主宰之時，荷蘭人還在享受著城市自由的美好時光。

圖說：荷蘭由不同「柱子」撐起。

隨後，當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Filips de Tweede）因陷入西法戰爭的財政衝擊，便想將歪腦筋動到荷蘭人的口袋，終於惹惱這群過慣城市自治氣息的荷蘭人。於是，一旦當「形而下」的錢財得失，夾纏著西班牙天主教對喀爾文新教徒的打壓所帶來的「形而上」嫌隙之時，戰爭便成了卻恩怨情仇的最佳手段。戰爭勝利之後，荷蘭聯省共和國也據此產生，造就了歷史學家筆下：「世界上第一個賦予商人階層充分政治權利的國家」。就這樣，荷蘭歷史上的黃金十七世紀時期，便由此誕生。

戰爭是落幕了，但宗教對立的心結，卻依然懸宕彼此心中。然而，信仰是要堅守，但生活還是要過的，於是，為了不讓懸宕的芥蒂成了阻卻利益的往來，「務實」的經濟態度，終於帶來了政治上的寬容價值—「宗教包容政策」。當時，荷蘭的經濟務實態度，可從1656年荷蘭使團抵達北京時，毫不猶豫便跟清朝皇帝行起三跪九叩之禮此一事件看出。到18世紀之時，清朝此種封建規定，還是讓很多西方人相當不舒服，可當時荷蘭使節團的成員，早就輕描淡寫地說道：「我們只是不想為了所謂的尊嚴，而喪失重大的利益。」

到了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思潮與運動，以及世俗性的政黨，如二戰之後的工黨(PvdA)的活躍，讓寬容的意涵再度有了新的意義。於是，躲在各自「柱子」背後的宗教群體，面臨著「世俗化」的衝擊挑戰。當時，許多嚴格恪遵教義的基督教團體，因宗教原因拒絕讓小孩施打小兒麻痺疫苗、抑或反對婦女投入參與政治。終究，「世俗化」還是讓躲在各自柱子後頭的宗教教派軟化了。

事實上，1960年代荷蘭社會的世俗化指涉兩個層面：除了是一般所謂虔誠宗教人口，因受到世俗價值影響而降低之外，同時也指涉國家治理運作時的一般價值，逐漸穿透這些各自為政的「柱子」社群。例如，以小兒麻痺疫苗全面施打為表現的國家衛生人口的普遍性政策，最終還是鬆動滲入了此些柱子社群之中。

 在這個脈絡之下，荷蘭社會「寬容」的意義便已巧妙地從「彼此互不干涉」，到「相互認可彼此存在」的味道轉變了。換句話說，原本各自互不干涉的價值堅持與並存，被當成是「寬容」，如今卻蛻變成社會必須捍衛跟遵守所謂普遍性的準則，才可以讓所謂「寬容」得以實現。

例如，在荷蘭吾人必須共同遵守接受A、B、C等等價值，才叫做「寬容」，否則就是「不寬容」(intolerance)。荷蘭對「同志」的存在與相對高接受度，就是在相互認可彼此存在的「寬容」意涵之下，成為荷蘭社會為了寬容價值的體現，而在政治上予以接納的後果。

當「寬容」變成「我執」，則「寬容」變成「不寬容」？

幾年前，荷蘭的「同志報」（Gaykrant）即曾在其網站上進行一項名為：「新荷蘭人必須接受我們的寬容，否則他就不該在荷蘭」的民調，竟有高達91% 的同意。於是，「自由」和「寬容」變成了一種宰制霸權，「心胸狹小」（narrow-mindedness）和「不寬容」，就會被抨擊。

圖說：荷蘭的同志權益是名列世界前茅（取自網路）。

於是，寬容在荷蘭便弔詭地沾染了挑釁好戰的況味。套用佛教的辯證哲理來說，拋開我執是為了成就涅盤的解脫；然而，一旦心中不斷拘泥於其中之時，「拋開我執」反倒成了罣礙心中的「我執」了。不斷強調荷蘭社會的「寬容」原則，也就讓荷蘭更加往「不寬容」的方向走去了。

再者，當同志議題跟寬容價值擺放在一起時，細節中的魔鬼就會即刻現形。事實上，「同志」在荷蘭是因獲得「寬容」的滋養而壯大。荷蘭酷兒研究者麥斯漢(Paul Mepschen)便認為，受到「寬容」而獲得存在保障的荷蘭同性戀的背後，便有一種不證自明的「異性戀是社會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的基本準則，這套基本準則透由家庭、傳媒和教育系統的複製而不斷地被強化肯證。

然後，當這異性戀常規性的後設基礎上，套上「怎樣表現才具有所謂寬容特質的荷蘭人」的論述迷思時，此種內含著「承認『同性戀』」才是當代具備寬容特質的新荷蘭人時，同志議題亦就跟荷蘭社會相對邊緣化的少數族群他者，如伊斯蘭新移民族群不對盤了。

圖說：荷蘭同志報（取自網路）。

小結

不論如何，荷蘭學者麥斯漢的提點，並非就是要去追求一種「不寬容」的社會狀態，而是為了破除「寬容」蛻變成「我執」之後所進一步惡化成缺乏包容的我慢狀態的反省。此種反省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在公平制度建立的前提之下，以及為了運作此套制度的各種「軟體」工程已然開動，方才需要去提點「寬容」可能淪為「不寬容」。換言之，「寬容」與否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台灣的LGBT早就被「制度性」的剛性力量給不公義的排除了啊？！

本文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438

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新一］

本文於2013/10/15首刊《極光電子報》（連結）

馬邦伯(Ma the bumbler)敗壞台灣的速度，令人乍舌。政治上，威權復辟；經濟上，薪資倒退、發展遲滯、炒作房產虛業、放任實業凋零萎靡。再加上，馬邦伯令人驚懼的國家認同錯亂，與「一中市場」經濟政策，實是讓人心驚馬邦伯的「拼經濟」，其實是在「拼政治」，可能讓台灣主權一舉葬送於中國虎口。

台灣全面性的崩壞現象，不免讓人懷疑「國家失敗」(failed state)、或者「國家崩壞」(collapsed state)在台灣，已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國際學界對「國家失敗」的定義，過於莫衷一是，且台灣離那些陷入內戰、族群衝突廝殺、恐怖主義滋生、跨國犯罪、抑或國內安全受到生態大崩壞、或如愛滋病蔓延侵襲…等等破敗狀態，仍有相當距離，但台灣遇到的政經與社會發展瓶頸與僵局，或許也可從此類「國家失敗」的文獻中，找尋到一些新鮮的理解空氣。

國家打造 vs. 國族打造

事實上，「國家失敗」某種程度也就意味著「國家打造╱形成」(state-building or state-making)工程的失敗。尤其，冷戰瓦解之後，共產與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集團的意識型態對抗得到緩解，進一步也讓聯合國更方便以「維和」(peacekeeping)行動，介入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內戰中，而不會陷入先前那種兩造間壁壘分明的意識型態對抗。然而，當「維和」行動介入此些內戰國家調停衝突後，所謂「後衝突國家」的「國家再造」(state-building)，往往會變成聯合國必須考量與善後之任務。

在現實上，許多後衝突國家的再造過程中，縱使在聯合國或美國的幫忙下進行「國家治理機構與制度」的完備建構(即所謂『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其國家依舊陷入各種僵局紛爭之中，而無法有效治理與運作。是故，國際政治的學者便發現，有種可稱之為「欠缺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狀態，竟是此些後衝突國家陷入治理僵局與泥沼的主因之一。

儘管，有些國際上學者會將「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跟「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混用，但為了分析「國家失敗」的問題癥結時，嘗試將「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以理念型的方式分殊對待，或許可提供更為深入的問題視野。

如同在英國從事後衝突國家再造的年輕法籍學者Nicolas Lemay-Hebert的區分，「國家打造」或許可以指涉為「政府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亦即用制度性的觀點而言，將國家打造與形成的核心放在提供「公共財的制度與能力」(institutional provider for public goods )重構。至於，「國族打造」則是著重於社會團結與政治凝結(social cohesion)、以及凝聚社會集體基礎的「正當性」…等等面向上頭。如果前一種是「國家」的制度與功能之維度，後一種則是代表國家體現的象徵、文化與團結認同等層面。

事實上，一個完善的「國家打造」，常常會隨著提供公共財的制度完備與能力，帶出社會的「團結」與「共識認同」，並為國家機器帶來「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端就此類觀點而言，其通常將統治「正當性」化約為技術性層面，而把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區分成兩種渠道：1. 實質性來源—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向型正當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2. 程序性管道—透由民主程序取得民意認可(內向型正當性╱oriented legitimacy)。

第一種即是國家透由秀異的經濟表現，取得人民滿意認可；第二種則意味著，經由民主參與的程序性機制，收納與回應民意需求。於是，據說，要嘛國家經濟發展好，不然民主參與形式的建構落實，則正當性將不虞匱乏的狀態，鮮少會導致國家失敗之局面。好似，國家搞好經濟、民主性的選舉管道以收束回應民意，則「國家打造」工程即可竣工。舉例而言，美國國際政治研究學者Marina Ottaway便主張：只要「組織一個可以管理他們的領土，以及允許不同認同的人民住在一塊兒的國家」，則是國家打造的專注要務。

然而，誠如法國「新史學」大師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民主的原則與價值，不足以確保集體性的凝聚，這只能形成一個骨架，至於肉身，必需靠著有歷史意義的象徵與地方所傳遞的情感來承載。」（註1） 這也是為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理論」大師陳雲教授力主，如果把民主當普世價值凌駕本土，將令國家破亡，因為「民主就必須是本土」(democracy is local)。因此，陳雲教授會認為，民主不足以捍衛香港城邦，只有倚靠「本土」為根基，方有可能保衛所生所長之認同所繫之處。

換言之，上述把統治正當性當成「技術性」問題看待時，忽略了歷史的、記憶的、情感的、文化…等等「感性」面向，其實也常決定一部功能運作良好的「國家機器」(亦即，已臻完備的「國家打造」)，是否可獲得不同群體的認同與支持，並被當成眾人之代表。以現實經驗而言，著眼於制度性、功能性與技術性面向的「國家打造」工程抵定完備後，許多後衝突國家依舊陷入治理失序與紛擾所帶來的「國家失敗」狀態，而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上述所言之歷史、記憶與認同…等等感性層面的問題。

台灣的狀態：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基於上述，目前台灣的崩壞狀態，似乎也飄散著一種類似“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況味。首先，中國國民黨政權逃難來台之後，在冷戰結構下幸獲美國援助而得到喘息，同時台灣海峽的阻絕，讓國共兩黨之間的戰事狀態，從內戰演變成「準國境間的戰爭」。

事實上，根據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戰爭過程中為了備戰，亟需一個領域空間內的丁錢糧盤剝，同時為了有效盤剝此三項戰爭資源，國家便據此逐步完成打造與建構工程。「準國境戰爭」讓國民黨脫離內戰泥沼，且開始有「國家建構」(國家機器的制度性治理與能力)之可能；畢竟，國民黨若陷在同一國空間領地之內，為了備戰勢必進行丁錢糧之搜刮，然若盤剝愈是劇烈，則受剝削之人將更輕易成為內戰中敵軍的應援粉絲團。因此，國共戰事中，農工大舉靠向中共，並攜手趕跑國民黨，正是此一現實難題所致。

然而，當國民黨政權落跑台灣之後，台海戰事演變成「準國境戰爭」的規格，給了讓國民黨政權一個透由戰爭進行「國家打造」的機會。因此，國民黨政權遂逐步在台灣完成國民黨政權歷史上首次有效統治的機器，這也是國民黨政權成立以來，統治制度與能力最完備第一次。但是，隨著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席次被中國取代，並現出山寨版中國原形，踵接其後的台美斷交帶來的國際孤立，終讓國民黨有效統治的國家打造範圍只侷限在「台灣身體」的現實，錯裝秋海棠為想像的「中國靈魂」之尷尬現出原形—亦即，「國族打造建構失敗」的問題，正式表面化。

此後，「有台灣國家打造，而無台灣國族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雖被盡量壓抑，但至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甚至帶來1992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走入歷史後，宛如正式宣告確認「(國共)內戰衝突」的終止，於是，“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變成無所迴避。畢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後，經由制度機構的剪裁可將「台灣省」虛化，一舉讓在台灣所建構的「國家」尺度，符合現實的有效治理範圍；然而，「國族打造」的問題，卻在中國國民黨繼續乞靈於那個「山寨中國靈魂」，而讓錯位的「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持續產生嚴重扞挌衝突。若此問題不解，馬邦伯的兩岸自由市場經濟，便永遠擺脫不了「拼兩岸一中」的政治嫌疑。

馬邦伯五年來的「一中市場」政策，到底是「左右問題」(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化的問題)，還是「統獨問題」(賣台經濟傷害主權的問題)，而此問題之所以會在某些社運團體與本土社團之間看法各異，某種程度即是「國家與國族」打造建構的落差所致。畢竟，原本可就「經濟」後果討論的政策、或就「文化交流」討論的政策，若無法避免瓜田李下的「認同因素所帶來的政治難題」時，則此類政策將注定引來失敗，而這正是台灣陷入「國家失敗」狀態的主因之一。

社會學式的「台獨」視角：從 ”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的角度出發

怎麼對待與看待「中華民國」，不只是想問鼎總統大位的政客之難題，也是台灣人民人云亦云的問題。因此，有些以「中華民國」為宗的人，其實是把「中華民國」當成一部「治理制度機關╱統治機器」看待，即上述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角度。再者，有些覺得台灣尚未獨立或者否定「中華民國」存在者，其實著眼的是從「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角度切入。換言之，國家與國族脫鉤的尷尬，讓「中華民國」支持者有說嘴的餘地，同時，此情形也讓「台灣是否已獨立」的問題，竟招徠眾說紛紜。

再者，儘管「台灣人認同大勝中國人認同」（註2） ，但投票行為上卻沒有據此有利高舉台灣人認同的民進黨（註3） ；此弔詭情形，某種程度上反應出國民黨身扛的「中華民國」雖側重於「國家打造」的面向，但由於台灣已達某種經濟發展成果，以及選舉式民主的形式，讓「中華民國」也據此獲得某種外部與內部正當性，產生某種素樸與淺層的集體認同效果。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持續加深，隨時牽動著記憶的、歷史的、文化的、自主的等感性層面的神經，上述淺碟式集體認同所表現出的正當性，也將逐步失效。馬邦伯進行中台經濟交融時，是否有以台灣利益為優先、是否以台灣人民為念，將越來越難以取得進一步的社會公約與信任，並導致馬邦伯的市場開放之經濟政策，因不可免得沾染政治疑慮而失效。於是，馬邦伯政權愈是透過溝通協商不斷增加與中共之間的政治互信，則台灣社會對馬邦伯政權的疑慮猜忌便不斷加深。

一言以蔽之，大多數國人跟國民黨，以為經由選舉之後的國民黨已經在地化的假象，將隨著中台關係進入深水區而逐步失效，除非國民黨經過真正的裂解，並由在地重生並以台灣前途利益為優先，方有可能。若不經此途，縱使馬邦伯權力跛腳或下台，並由中國國民黨任何一位政客取代上台，依舊無法解決本質性的「離地」問題(符合國家統治範圍的國族打造)，仍然不可免的會陷入當前的「國家失敗」的僵局中。

此外，由於「台獨」已經被媒體與政治操作成高度的「政治性」，導致「台獨」的討論不利於吸引所謂「中間選民」的選票。例如，今年五月底蘇貞昌面對台獨問題時，便指出：「台灣是主權國家，早已獨立，由於已經走過這條路，何必再回頭講獨立？」，並進一步認為現階段必須「要努力建設國家，做成『國像國』。」

事實上，過去「台獨」的論述，通常是取徑國際法的論述為基礎，但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點出一種社會學式的理解可能。換言之，如果我們用上述的社會學式的胃納來消化「台獨」的爭議，則可以清楚地發現，台灣就如同許多後衝突國家重建一樣，「國家打造」(治理制度與統治機器)已經完備，但「國族打造」(國家認同)尚未完成。

如果「台獨」問題採取此種方式理解時，便可把「國族建構」當成某些獨派大老推動的「國家正常化」的首要核心目標。因此，對內而言，國家認同爭議的處理已完成國族打造，是不可迴避之事，也必須謹慎處理。同時，「國族建構」除了對內的認同象徵之外，也有對外的(國際場域)的代表性面向；換言之，來自於「國際承認╱認可」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由以上可知，某種具備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的路向，或許便是該直視跟面對「國家認同」的爭議，以及持續推動參與國際社會甚至入聯，變成為台灣此種“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狀態的必要途徑，也是所謂「國家正常化」運動的核心內涵與目標，達致「肉」(國家打造)與「靈」(國族打造)合一。

職是之故，具有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對內著眼的將是未竟之功的「國族打造」問題，對外則是戮力尋求國際認可。於是，透由上述台灣「國家失敗」之探討途徑，不僅可尋訪新形式「台獨」論述，並讓「台獨」具備炫目的社會科學理論意義，更可進一步藉由政治社會學式的問題意識，勾勒出當前問題以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註解

（註1）感謝好友佛國喬告知Pierre Nora書中這個論點。

（註2）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的國族/國家認同變化》（連結）

（註3）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民的投票行為》（連結）

當被壓迫者被視為壓迫者時——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by 格瓦推）

我們應如何評價甘地所帶領的民族主義運動？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

依據葛爾納（Ernest Gellner）的觀點，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項政治原則：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註一）

民族主義情操有兩種：違背上述原則而激起的憤怒感，以及實現該原則而得到的滿足感。民族主義運動便是透過這類情操所動員。

臺灣被中國政權在政體與文化雙重殖民。前者指ROC體制強行統治臺灣；後者指透過架接偽史觀、邊陲化母語、貶抑本土文化等手段，讓這塊土地及其人民失憶失語、亂認血親，並在自認鄙下之餘，對高等級的中國文化無限嚮往，竭力同化。在殖民與反殖的衝突中，有兩種民族主義存在：其一為中國民族主義，這是中國認同者的政治情操，多數的狀況下，此情操來自認同的滿足；其二為臺灣民族主義，這是臺灣認同者的政治情操，此情操來自對政體與民族（文化）乖違的憤怒。

兩種民族主義的特色簡述如下：

（1）中國民族主義

除了以中華民族（含血緣與文化）為共同想像，更外顯於「華夷之辨」，也就是天朝心態，諸如仇韓的喧囂與對東南亞國家的歧視。

（2）臺灣民族主義

臺灣民族主義起源於對殖民政權（日本與中國）的反彈，意在擺脫被殖民的地位，建立以臺灣為主體性的政體與文化。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我們應如何評價？

二，臧否原則——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

放眼國際，雖然民族主義影響了部分民主運動，更與絕大多數的解殖運動息息相關，但這種凝聚認同的訴求，也可能發展出沙文、排外甚至戰爭、殖民的狂熱，所以西方學界對於民族主義多為戒慎與反思。

若以「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作為現代化的條件，無疑地，亞洲的現代化工程不只啟蒙自歐洲，並持續取經於西方。當台灣與歐洲的文明遭遇時，必須考察雙重脈絡：「歐洲的知識如何可能」與「歐洲的知識在臺灣如何可能」。前者必須深入歐洲的文史社會，探究其創造過程，以免知識流於無根的術語堆疊；後者必須立足於前述基礎，並考察臺灣的土壤，以免知識的移植淪為廉價買辦。

歐洲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多來自左派陣營，臧否原則不外「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何者應被保障？何者應被限制？必須在具體脈絡下考察其相對位置，而非僵化地將某種現象或概念定性。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批判？傾向集體主義者、與軍國主義結合者、演變為種族主義者；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肯定？反抗殖民者、爭取民族自決者。以此原則，我們視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為人道災難，對甘地為了讓印度脫離英國殖民而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寄予同情。若不考察批判的脈絡，而將各種民族主義一體非議，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皆有輕率之過。

在台灣的脈絡下，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何者性質為沙文、霸權、甚至曾有種族主義罪行？所以應被批評與限制。何者性質為被迫、抗暴、追求自決？所以應被肯定與保護。昭然若揭。

三，名實不符


（1）隱顯之間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但弔詭的是，佔據多數、居統治地位（註二）的中國民族主義卻得以避開民族主義之名及其檢視；而臺灣民族主義，只發生在少數解殖意識與運動中（就如正名制憲與文化台獨，這並非普遍綠營選民的政治主張），卻無所遁形於民族主義之名，並被放大批判。

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前者為有力者、壓迫者，後者為無力者、受迫者。但前者隱，後者顯，皆因黨國體制讓多數國人在日用呼吸間被灌輸中國認同而不自覺，所以許多發自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行被去政治化而無色無味（只有具備解殖意識者可察覺）；而肇因於臺灣民族主義的任何主張，不論對贊同與反對陣營而言，都具有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

（2）張冠李戴

兩種民族主義皆存於臺灣，不過一旦發生排外情緒時，如仇韓或仇菲，學界與媒體的「理性省思」，多著墨於批評臺灣民族主義之惡。其失察有二：

1. 為何只見臺灣民族主義卻不見中國民族主義？

2. 在殖民現況下，臺灣民族主義是為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而生，目前處於受迫者捍衛或建構主體性的階段；中國民族主義不只認同中國，並以天朝道統自居。是故，對中國以外國家進行仇恨動員，雖然不能宣稱臺灣民族主義必然無涉，但中國民族主義之作為首惡，豈不更符應其天朝心態？怎能視而不見？

（3）壓迫與被壓迫之間

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黨國體制同時在政體與文化殖民臺灣。在政體方面，以ROC為工具的中國意識是壓迫者，無法自決國號憲法的臺灣意識是受迫者；在文化方面，以國家暴力獨尊華語並邊陲化臺灣各族母語、架接偽史觀使住民認同錯亂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壓迫者，被迫縫上新舌頭、在歷史記憶中悲歌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受迫者。

壓迫者與被迫者的相對地位本應無可置疑，但或因捍衛既得利益，或因為奴而不自覺，當被迫者起身反抗之際（諸如批判華語獨尊、爭取台語文以國力培植，或去中國史觀、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材），「臺灣民族主義沙文」的指控立即撲天蓋地，尤其以知識界與藝文界為甚。為何？除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到被挑釁之外，為數頗多的既得利益者都獲利於嫻熟殖民體制所制訂的規則。但是正如法蘭德斯的去法語化、加泰隆尼亞的去西班牙語化、韓國與越南的語言脫漢，皆不應被視為沙文主義。若將國民黨的禁止台語文與解殖派的去華語獨尊，均以霸權視之，即使是發自反沙文的關懷，卻會成為「反反沙文」的助力。

當霸權的壓迫仍重如須彌，弱者求生的抵抗未成比例之際，兩造形象卻已諷刺地易位：壓迫者被視為被迫者而引發同情、被迫者被視為壓迫者而招致訶責，這是對「抗暴」一詞最大的曲解。

被迫縫上新舌頭的壓迫者？
拒絕在原生地成為移民的壓迫者？
抵抗殖民霸權的壓迫者？

四，結語

臺灣民族主義是一種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抵抗：抵抗認同的錯亂、抵抗主體的消亡、抵抗在原生地成為移民。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許多從反帝反殖出發的民族主義也可能發展成壓迫弱者的種族主義，但這是階段性問題。「不幸的是，台灣很多『左派』，其態度便是，在反帝反殖尚未成功之際，就開始把民族主義拋棄，然後卻間接地產生肯證現狀——殖民跟帝國的處境。用台灣的脈絡即是，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壓迫性，然後一舉揚棄，因此就間接肯證了中國國族主義。」（註三）

文末，為視臺灣民族主義如洪水猛獸者舉二喻：

（1）跛豪喻

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註四）

（2）家暴喻

一位男童長年處於家暴中，知情者不制止家暴者，亦不協助男童脫離家暴，反而自以為睿智地向世人宣告：「莫救之，被家暴者以後也會是家暴者」。

（註一）詳見Ernest Gellner《國族與國族主義》第一章與第四章。

（註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是中國認同。根據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雖然在臺灣自認為是中國人與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者只佔39.7%，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者佔57.5%，但這種統計無法反應出文化認同的比例，甚至連Taiwan與ROC的區別亦被隱匿。

依據前述定義，民族主義的原則是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承認國號與憲法都是China、追隨殖民者文化品味、無視母語被迫至邊陲者，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操（中國民族主義）來自於上述原則的實現。這種認同不須外顯於政治熱情，早已透過國家之力無所不用其極地滲透於日常而成為習慣。觀諸台灣社會對政治與民族節慶所傳遞意識型態的接受度、對中國史觀的習以為常、視失衡的語言政策資源分配為理所當然，中國民族主義所宰制的版圖超乎想像。同理，若那57.5%屬於臺灣民族主義者，代表有過半民意質疑ROC體制與中國文化殖民，民進黨還需往中間靠嗎？

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

（註三）〈迴響與回想：算是回應簡道虔之紅姨民萃主義操作事件〉（by Shinichi ）（連結）

（註四）〈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by 佛國喬 ）（連結）



【延伸閱讀】

◎〈統派究竟是民族主義還是帝國主義？〉（by 佛國喬）（連結）

◎〈當窮人被敵視時〉（by 佛國喬）（連結）

◎〈從仇韓看披著臺灣外衣的中國民族主義〉（by 格瓦推）（連結）

梅克爾2013勝選後的一個側寫 ( by 佛國喬)

這是法國與德國兩個國家的領導人辦公室樣貌，沒人講的話，我會以為梅克爾是高中校長(所以還放個地球儀)。但事實上，德國不僅是歐盟第一名的經濟強國，而且此國正經驗著戰後嶄新的歷史時刻。

相較於全球被經濟危機所摧殘，德國反而將失業人口從五百萬降到三百萬，今日經濟競爭力還比經濟危機來臨之時還要好；此外，相較於法國當年努力拉希臘入歐盟、入歐元，意見相左的德國反而顯現其謹慎而睿智的一面。歐洲已明顯地從雙領導變成單領導；不過，僅僅就在十年前，德國人很難想像有這麼一天：所謂的美國總統訪歐就是等於訪問柏林一站，而整個歐盟的大事，竟然主要是由其所選出來的總理來定奪。

我們不可能在歷史盛世之刻叫梅克爾下台，既使這個人的經濟觀右得令人觸目驚心，她常常掛在嘴邊的抱怨是：「歐洲佔世界人口7%，財富佔25%，但社會(福利)支出佔50%。」不僅如此，這位牧師的女兒，還把歐元危機視為一種處罰；當法國一方在思考如何以一個大計劃來撲滅歐元危機時，梅克爾的思維是：罪人本來就該受罰，否則過去的錯會一直錯下去。

這位牧師的女兒還把德國政壇變得很「師姑」。當年，一路提拔她的柯爾捲入貪污風暴時，她義正嚴詞要他下台。今年的選戰，當不成氣候的競爭對手(海盜黨)要她給點他續任後的建議時，她引了聖經條文警告對方：狂妄之後是滅亡。法國的外交官都被她柏林北方的渡假別墅給嚇到，不只房子太寒酸，連到達房子的路況都糟得要命。2011年，美國總統為了授她至上的榮譽獎章，辦了一場盛大晚宴，她與德方代表團居然全數都在當晚就搭機回德，連讓自己輕鬆一夜也不肯。

梅克爾怕狗，這件事雖然知道的人不多，但因為她曾是東德人，俄國的KGB系統是很清楚的；梅克爾訪問普丁時，後者兩度都故意讓幾隻大狗進廳旁聽，以為對方就不敢來勢洶洶，但梅克爾仍在驚怕中把該譴責的話全講完。不只於此，她是第一位宣佈拒絕出席2008年北京奧運的領袖(因為圖博起義)，在以色列訪問期間，也不忘給對方的殖民行為洗臉。她已不只是歐盟共主，還是出口歐洲價值最認真的政治人物。

比如國防部長在隱形戰機的投資失敗等等，執政黨的形象在這幾年一直不佳，最近一次的地方選舉潰敗反映此民心，但就在前幾天，她本人卻可以大勝。此人與其政黨是成功地切割了，這歸功於她不吝惜於採納對手之政見。眾為皆知的是能源立場，她推翻了該黨原有的立場；另外，當反對黨譏諷地表示：德國今日的經濟表現，其實得歸功於他們執政當年所訂定的「Agenda 2010」計畫；她卻不吝惜於向對手致敬。

她說：「有家庭生活的人都知道妥協的價值，比如說星期日要一起進行什麼活動；妥協對政治上也是件好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說她是個mutti(媽媽)：媽媽對自己嚴格，對壞鄰居不假辭色，甚至對孩子們也以右派的思維在規訓著；更重要的，她有意願當一個把所有孩子聚合在一起的人，而不是先以敵友之分觀之。

本文原發表在個人fb的網誌，內含有討論：連結

除了「萌」之外：黃色小鴨身影後的港區故事 ( by 新一)

自那隻很「萌」的黃色小鴨，從香港爆紅到台灣後，大家便引頸期盼小鴨來台現身。果然，18米高的小鴨，在中秋節當天停泊在高雄港13號光榮碼頭之後，果然吸引超過20萬的賞鴨人潮，連新聞媒體也都一片鴨鴨叫。

 

圖說：黃色小鴨停靠在高雄港13號光榮碼頭，吸引了瘋狂的賞「鴨」潮。（圖片為作者翻攝自蘋果日報）

 

據說，此一和平與愛象徵的小鴨，隸屬療傷系，能透由勾起兒時回憶，掃除不快樂的陰霾以治癒人們的不開心屬實的話，那小鴨越夯，是否也就意味台灣社會不斷飆高的痛苦指數哩？！個人對此鴨，實無好惡，但看國人對黃色塑膠鴨如此有感，卻對小鴨停泊的13號碼頭無感，倒頗令人神傷。

 

旅遊模式，某種程度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內在素質。這些年，台灣充斥著太多活動式的人潮，以走馬看花、吃吃喝喝的「觀光客」（tourist）姿態，對待他們所造訪的空間場域，忘卻旅行是可攜帶一份「旅人」（traveler）心情，藉由城市微旅行與地景探索的方式，深度閱讀所在城市歷史的可能。

 

圖說：黃色小鴨的台灣行，從高雄港為首站，開始巡遊台灣（取自蘋果日報網站）

 

對城市的一份感情，就如同一份記憶倉庫，找尋那遺落的藏匿的記憶，重訪體驗書寫在城市身世紋理中的悲喜苦樂；於是，我們會愛上我們所處的城市。這是一種自然卻深層的本土認同，同時，也將據此打造出一個民主的城市公民—不讓利潤主導的發展，恣意模塑與扭曲我們置身城市的長相與記憶紋理。因此，或許我等除了尋求小鴨的慰藉之外，還可在「萌」鴨所停泊的那個空間背後，稍稍翻攬那裡曾書寫下的一頁高雄身世軸捲哩。

 

從13號碼頭到光榮碼頭

 

在被黃色塑膠小鴨撫慰完之後，或許可多花點時間，探索小鴨停泊的那個空間，以及這個空間背後攤開的一些故事。

 

13號碼頭，易名為光榮碼頭，此乃因2006年10月，高雄市政府為了慶祝取回這軍方盤據50多年的13號碼頭，便舉辦了一場協力推倒封鎖高雄港50年的「柏林圍牆」活動，象徵性地把13號碼頭的蛇龍圍牆拉倒，並根據過往「金馬獎」的歷史，重新命名為「光榮碼頭」。而所謂「金馬獎」，則是指此碼頭乃是當年抽中金門與馬祖外島數饅頭的籤王兵種的前哨站。

 

圖說：2006年10月，高雄市政府舉辦了一場協力推倒封鎖高雄港50年的「柏林圍牆」活動，象徵性地說明高雄港的軍管年代的逝去（圖為作者翻拍自市府宣傳手冊）。

 

抽中「金馬獎」的役男，會先在「壽山前送營」集結，然後便搭乘兩噸半的軍卡沿著鼓山路、五福四路、海邊路，最後抵達「十三號碼頭」，等待俗稱「開口笑」的「戰車登陸艦」（LST—Tank Landing Ship）載往前線的金門馬祖丟包駐紮。隨著軍卡的接近「十三號碼頭」，這些金馬獎的阿兵哥心情亦就更加低盪，尤其看見位於海邊路上碼頭大門架起的拒馬外送行的家人或愛人時，往往心底早已淚濕一片哩。約莫1997年，張學友的《妳愛他》跟劉德華的《因為愛》作為福特六和汽車LIATA的廣告曲，此二首讓LIATA房車大賣的歌曲，即是以前進金馬外島當兵的阿兵哥被迫須與愛人離別的意境，所譜寫而成的大賣情歌與轎車呢。

 

因此，小鴨停泊的那個斜面碼頭，即是當年的「開口笑」停泊之處，也是金馬獎阿兵哥，準備迎接「兵變」的心碎之起跑點。此外，錯落遺留在光榮碼頭地面上的「鐵支路」，也間接應證了此碼頭的軍事用途呢。

 

圖說：遺留在光榮碼頭地面上的鐵道，也間接說明了其軍事用途的前身呢！（圖為作者所攝）

 

高雄港，那段軍商混合港的歷史

 

事實上，塑膠萌小鴨停泊的「光榮碼頭」，除了是硬梆梆的軍用碼頭之外，也反應出高雄港曾經的軍商混合港歷史。1995年8月20日，前紐西蘭總理大衛․藍格（David Lange）造訪高雄港，但高雄港務局卻以未收到函文而讓朗格總理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在協調之下草率地以一名低階科長接待準備隨便打發之。就在乘坐港區遊艇參觀一圈後，藍格總理竟以大開眼界的口吻說道：「我看遍全球知名的大商港，還是第一次見到商港、漁港、軍港混合使用的國際港哩！」

 

的確，高雄港此種軍商混合港，其實戒嚴戰時體制之下，高雄港的嚴密軍管哩。例如，高雄港最有趣的軍事部署之一，莫過於「防潛網」。早年，美援除了麵粉或牛奶等援助品之外，還包括軍品援助，一到子夜宵禁時刻，高港便會在一港口拉起美援牌「防潛網」，以防敵人潛艇。笨重且過時的防潛網，是由環環相扣的鐵絲扣網而成，上頭必須繫上浮筒讓扣網攤掛海中。然後，每夜由小艇拉來拉去以為開關，有時潛網鋼絲沒有完全收攏靠岸，便常發生誤鉤高雄港進出的船隻導致「脫排」的烏龍事件，爾後，實用性與操作性不足的落伍防潛網便被取消。

 

此外，「高砲部隊」也是高雄港軍事部署的一絕。早年高雄港區不僅有碉堡，且1970年代之前凡是平頂的倉庫，也會有所謂「高砲部隊」的進駐安插，以防敵機空襲。據說，後來高雄港區碼頭邊的倉庫，就盡量不蓋平頂式以防此些麻煩砲衛藉機駐守哩。畢竟，這群樓頂砲衛，除了抓虱子互咬外，便是對進出口貨物進行「揩油」呢。

 

因此，在軍管名義之下，高雄港被從高雄市的腹地中隔離，成為跟高雄市無關的「飛地」（enclave），不僅高雄市民無法享受親水，更讓高雄市無法以港灣城市的眼光進行規劃與發展。直至，2000年之後，「白」副總統跟國民黨政權被高雄市民用選票驅離後，高雄港區的碼頭回歸市民休閒生活，才重露曙光。

 

高雄港除了軍方部署與設施之外，高雄港港務局長，幾乎是退役海軍轉任。據說，此種「慣例」乃是蔣介石希冀「以利必要之時，港口能與軍事配合」云云；然而，此種慣例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而是始於1950年代末。

 

那時，剛好美援公署不滿蔣介石軍費支出過高，希冀把軍費轉移經濟發展之用，但軍夫出身的老蔣，當然不是那麼容易順從，據說在嚴家淦的說服之下，方才點頭。但山姆大叔畢竟白人，不知道老蔣「上有對策，下有對策」，使出一招將軍人轉役文官系統，降低軍事支出，並招致台灣政府體制長期的軍文不分。因此，港務局與國營海運則屬於海軍禁臠、公路局則是陸軍大餅、華航或民航局等則成了空軍的領地。而此一軍人治港的慣例，遲至1992年才走入歷史。

 

圖說：高雄港的故事，是一頁高雄戰後城市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頁管窺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迷你篇章，值得旅人細心探索品嚐（圖為作者所攝）

 

當然，畢竟政府體系無法養起如此多軍方退役人士，於是，退休金的「優惠存款」政策便由此提出鼓勵退役，爾後公務員與教師也要求比照辦理，然後「優惠存款」便固定化成18%。此乃是至今仍然荼毒台灣國庫與公私部門不公的「18%」爭議的主要起始原因。

 

由上可見，高雄港過往的繁榮並非其治理有特出之處，畢竟高雄港曾長期處在阿里不達的軍商混用、軍人治港與管治之下，而是得利於台灣的國際加工平台之身分。

 

正當黃色塑膠萌小鴨，人潮吸睛度百分百，觀光客與市民紛紛踏進13號光榮碼頭一睹小鴨風采之時，也不要忘記探索「光榮碼頭」此一的軍事碼頭空間存在的背後，其實正是那一頁戰後高雄港軍管的歷史遺跡啊？！

本文原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270

為什麼是「台語」而非「閩南語」? ( by 佛國喬)

以下是我所認知的語言稱謂：
▇ 台灣語言(Languages of Taiwan)：「國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 福爾摩沙語(Formosan languages)：原住民語。
▇ 台灣語(Taiwanese)：台語。


我目前沒用過Taiwanese來指稱「國語」或其他語言，而且不以閩南語、河洛語稱Taiwanese，有以下幾個理由：

1.正如同每個國家都有權主張其國名、每個部落都有權主張外人對其的稱呼，每個語族已身也都有權主張其語言名稱的權利。

2.特別是，在上述命名權沒有被競爭的情況下，更沒有理由反對該使用，而這正是台語所處的狀況：除了台語族群，沒有其他語族也主張使用Taiwanese這個語言標籤。自己不想用還去干涉別人的自我稱呼，這就很奇怪了。

3.儘管因為文化殖民，台語已不是島上大部份人的母語，但為了尋求歷史正義，我主張用島名的大寫形容詞，來稱呼五十年前的主流母語。

4.主張這世界存在Taiwanese此語言標籤，可輔佐(但不能用來主打)台獨主張，不可否認，這有助益於向國際社會主張與中國的相異性。

5.上述我所認知的語言稱謂(Languages of Taiwan、Formosan languages、Taiwanese)，是目前國際學術界的習慣用詞之一。

(圖說：法國官方對於各地地方語言皆有長年的調查，台灣政府則任其自生自滅)

為作國際比較，我以下舉四個島為例：

(1)馬達加斯加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馬拉加斯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並且和其源主至今仍有九成相通，但我們並不會用其源主(瑪安延語：一種印尼方言)來稱此語言；同樣的，它只是一種主流母語，另至少尚有七種重要語族在馬達加斯加島上長期存在著。

(2)馬來西亞群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馬來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並且和其源主幾乎完全互通，但我們並不會用其源主(廖內語，現也是印尼官語)來稱此語言；同樣的，它只是一種主流母語，尚有不少重要語族在馬來西亞長期存在著，如華語。

(3)就算不是國家，科西嘉島的形容詞大寫就是科西嘉語，此語言和台語一樣，是外源的，但我們並不會用其主要源主(托斯卡納語：一種古義大利言)來稱此語言。由於併入法國，現在該島的主流母語是法語，但我們仍使用科西嘉語此標籤，來指稱「前」主流母語。

(4) 在愛爾蘭共和國，愛爾蘭語與英語同為官方語言，但鑑於過去的英國殖民史，超過六成的人口完完全全不識愛爾蘭語，會每日使用到的甚至不到12%，這比例和台 灣頗為類似。但為了歷史正義與主張有別於英國的主體性，愛爾蘭語仍是愛爾蘭國「第一」官方語言；又和台語一樣，愛爾蘭語也不是該島獨有的語言，它是屬於塞 爾特語的一支，塞爾特人源於歐洲大陸。

語言若被下地名標籤，往往不是依發源地，而是看哪個地 方的政治組織將之標準化、制式化，馬拉加斯語不被稱馬達加斯加之瑪安延語、馬來語不被稱馬來西亞之廖內語，都是因著此理由；相反地，法語、英語、葡萄牙語 等都已經歷經標準化之後，再向外傳播，傳播型式甚至是殖民的，所以我們少見魁北克語、澳州語、巴西語的使用，而會使用澳洲英語、魁北克法語、巴西葡語，或 直接稱英語、法語、葡語。台語該參考的國際案例，明顯不是澳洲英語、魁北克法語、巴西葡語這些情形。



一直有人認為使用台語(Taiwanese)一詞乃「語言既得利益」、「福佬沙文」，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人也會用同樣的負評，來指責Formosan languages、馬拉加斯語、馬來語、愛爾蘭語、科西嘉語等標籤嗎? 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質問：Chinese、French、English等標籤的使用，不也都有同樣的問題嗎?中國也不是只有中文語族、法國也不是只有法 語語族、英格蘭也不是只有英語語族，如果不曾對這些標籤有異議，只專對Taiwanese一詞特別對待，那就有落入語言歧視之嫌了。

那些主張Taiwanese應「正名」為河洛語、閩南話的人，也令人滿肚子疑惑，難道河洛語之於河洛、閩南話之於閩南，就沒有「既得利益」、「台語語族沙 文」的問題了嗎?所有的Taiwanese一詞會遇到的質疑，同樣會出現在河洛話與閩南話的標籤使用上。這讓我們得想一想，對於這些人，為什麼「台」才會 是爭議的，其他的不會?


從國際比較來看，認為其他大島的形容詞大寫可匹配特定語言：主流母語或前主流母語，只有台灣島不行，這不只是歧視台語，還是歧視台灣島。

再一次，認為這個島的A形容詞大寫(Formosans)，可匹配一些語言，B形容詞大寫(Taiwanese)就不該使用，那也是一種對名詞的歧視，讓我再喊一聲：「『台』為什麼會這麼禁忌?」

語言的既得利益只有兩種支撐型式，一是政治上的，一是市場上的，台語在1960年代之前，的確是有市場上的既得利益(從台語電影比「國語」電語賣座可得 知)，這情況和今日的馬拉加斯語、馬來語相同；但是如今，它在政治上與市場上都是弱勢的，看待的標準應和福爾摩沙語、愛爾蘭語、科西嘉語一樣，判斷此標籤 的使用，乃是一種為了去殖的身份主張，乃是一種考量歷史正義的姿態。

至於…一看到「大家學台語」主張就指為沙文，卻從未對現存的「大家學『國語』」有發表過任何異議的人，這是在為台語「造鬼」，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ppt.cc/Kiz7

(文中我舉的大島島語案例，幾乎無法從南大西洋取得適當案例，因為經歷過幾百年的人口販賣，此大洋兩岸僅能存在世界最主流語種，並進行各地風格修飾)

本文原發表在個人fb的網誌，內含有討論：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