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皮膚、華面具（二）（by 老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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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皮膚、華面具

　　法農（Fran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被視為是後／殖民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之作。這本書討論的是法屬西印度群島的情形，卻與台灣的情況有驚人的相似性；這本書談的是黑人與白人殖民者的關係，但閱讀時卻令人冷汗直流：仿佛在描述台灣人與中國殖民者的關係。

　　本書導論中提到：「…黑人不是人。…黑人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白。」且容筆者改寫如下：「…在殖民者的眼裡、以及在其他GGY的潛意識裡，台灣人不是人。…在殖民體制／文化規訓下，台灣人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成為中國人。」

　　在中國殖民者的評論中：如果台灣人表現出日本風情，就是「前殖民文化陰影」「媚日」；如果台灣人受西方藝文薰陶、或擁有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則是「商業資本帝國的內在殖民」「後／殖民的表現」「崇洋」；如果都沒有呢？就是「沒有國際觀」。總而言之，台灣人只能「學做中國人」（註六），可是怎麼學都會差一點點，於是就會被視為「次等中國人」。

　　該書第六章「黑人的精神病理學」寫道：「白人（及其他非黑人）把自己（不能接受）的願望投射到黑人身上，表現得如同黑人真有這些願望一樣。…黑人被遮蓋了。他變成了器官，他就是陰莖。」在中國殖民者的投射中，台灣人並沒有榮幸成為陰莖，卻成為「俗」「台客」「一高二低」「沒文化」「愛講髒話」「被殖民慾望」「法西斯」「賤斥／歧視中國人」，殊不知這些正是中國殖民者本身的特質／慾望，只是被否認、投射到他者（台灣人）身上罷了（註七）。

　　如果只是殖民者這樣看台灣人也就罷了；可悲的是：有些被殖民者也內化了這價值觀，形成難解的自卑心結，同時透過「認同加害者」的防衛機轉（參見G-2），表現出對其他被殖民者（同族或不同族）的輕蔑，這就是典型的台灣人GGY（註八）。

 

很多正港中國人都不想再當中國人了；卻還有許多台灣人民想要「學做中國人」，或是像馬英九：自己和家人都不想做中國人了，卻還是硬要台巴子做中國人。

 

失去殖民母國的殖民官員

　　Fanon提到：這樣的自卑感不只存在於被殖民者中，殖民地官員也有類似的現象。他們常有過客心態，一心想回到殖民母國；可能深以流落殖民地為恥、或是將殖民地官職作為「返回母國晉升的跳板」。如果沒有母國可以回去呢？只好另外找一個「先進國家」（常為美國）權充殖民母國，這些殖民地買辦／官員，或許結合跨國資本榨取殖民地資源、或許在退休後立即移民「繼-母國」（註九）、或許早在退休前就讓家人先移民（如馬英九）…。

　　以上所述，很可能是「台灣許多中國殖民者／高級外省人移民美國」、「許多官員持有綠卡、甚至雙重國籍」的原因之一；因為對殖民者而言，母國的國籍不算是雙重國籍。現在中國（「原生-母國」）對這些流亡／殖民官員重開大門，於是許多官員爭相朝貢或置產、退休後就在中國養老，以後的殖民官員、可能就會有另一種雙重國籍…。這個特殊的自內／外壓殖民主義（internal／external colonialism）糾結狀況，應該很值得台灣的後／殖民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可能會有獨步全球的成果。

全家都有綠卡或美國籍的馬英九，他挑選的閣員、大法官候選人…，許多也有綠卡楓葉卡或雙重國籍。

     

語言及文化殖民

　　Fanon在書中說到：因為在地文化的原初性（或者原來的在地文化）被埋葬，被殖民者產生了自卑情結，他們被迫面對／學習「開化者」（？註十）的語言、母國的文化；當他拒絕他的黑（台），它會變得更加的白（華）。…法屬安地列斯人自認比較開化，會因被視同塞內加爾人而生氣。…當他有幸一遊殖民母國，回鄉後就會自認為高人一等，即使只在馬賽的港口停留兩天、他也會向鄉親吹噓「羅浮宮的藝術品多美、巴黎聖母院多令人感動。」

　　在台灣，所有的文化被說成來自中國（沒有原初性）～我為我的原住民先祖哭泣、為唱日文兒歌給我聽的外祖母流淚～，在地的語言文化被壓迫、被否認；許多的台灣人（包括過去的我）產生了自卑心理，被迫學習「國語」而歧視／不能說自己的母語，嚮往長江黃河而忘記濁水溪秀姑巒溪，熟讀李白杜甫卻不知道賴和楊逵是誰。

　　因為我說國語沒有客家／台灣口音（卻有奇怪的似香港口音）、會背唐詩宋詞元曲、記得中國歷代皇朝的順序，於是被老師（不自覺的殖民者代理）選為班長；之後更加輕蔑我的同學和鄉親、在家中更不肯說母語、並與原住民（註十一）保持距離，以身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其實只是次等的殖民者代理）自豪。高中在台北中國城念書，我更自以為高尚、見過世面，更自以為和鄉下台灣人是不同的人種～～這是我恥辱的GGY個人史，也是眾多台灣人共同的成長經驗。時至今日，則有許多GGY以遊歷祖國自豪、或以居住祖國為榮，也正是Fanon所言「有幸一遊殖民母國、就會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例證。

　　另一位後／殖民理論家Aimé Césaire，曾被法國作家André Breton稱讚「這是位能夠駕馭法文的黑人，當今沒有一個白人能像他那樣駕馭法文。」然而Fanon認為：對個人的稱讚、背後是對族群的歧視；而筆者中學時也聽過老師（戰後移民）類似的「稱讚」。無妨，且看筆者～客家＆原住民的「雜種」（郭冠英語）～如何繼續駕馭中文吧！

戮力於語言解殖民運動的蔣為文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婚配

　　在「黑皮膚、白面具」中， Fanon也描述了黑女白男和白女黑男的性／愛與婚姻。他提到：黑人女子常希望可以和白人男子結婚，期待下一代變白；混血女子更以和黑人結婚為恥。黑男白女的愛情常沒有結果，可能是因為男方的自卑、或是女方家人的偏見。

　　在台灣似乎沒有如此明顯的族群偏見，門當戶對或攀龍附鳳，主要是講究財富、而非血統。過去常有「原住民女子與中國來台軍人結婚、藉聘金改善家庭經濟」，這大概是經濟動機而非身分提升。然而就筆者所知：這樣的結合，婚後妻子常被限制回娘家，孩子成長後也常以母親的血統為恥；這也是殖民教育（吳鳳神話…）的結果 。

　　然而台灣曾有一種特殊的「家庭」現象：在過去高普考「分區錄取」的時代，某些省籍移民的錄取率高達百分之百、而台籍考生的錄取率卻在百分之一以下，導致有些台灣人為了通過考試，就認外省人為養父以求通過考試；甚至有「與外省人假結婚、取得外省籍」的情形。這與前面所描述的「黑女透過與白男結婚來漂白基因」雖有不同，但都源自於殖民地的不公義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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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84年的電影，對弱勢中國移民和原住民都具有相當的善意和同理心。但是，敘事觀點仍是以中國移民為主體，以原住民為被描述的他者；而且導演選用中國移民飾演中國移民，卻選擇非原住民飾演原住民。電影中兩位退伍老兵都善待他們的原住民妻子；相反的，筆者接觸過約十位嫁給中國移民老兵的原住民、或是與原住民結婚的退伍老兵，這些中國移民都對原住民有明顯的歧視，甚至連子女都歧視母親的血統與文化。

註六：2008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的編委趙剛寫了篇

「從學習方法論意義下的中國人開始」（連結），以學院的語言、為中華帝國的意識型態建構作出貢獻。同屬於台社的陳光興，也有一本著作「去帝國：亞洲做為方法」，也以同樣的意識形態作為前提，雖然是以不明說的方式。

註七：關於投射的機制，可參見「GGY 如何練成I」（連結）的理論介紹。關於「台客」「沒文化」「愛講髒話」「被殖民慾望」，可參見「海角七號測驗題」（連結）中的問題一和註三；關於「法西斯」，請參見G-2的後記。關於到底是誰「有被殖民慾望」「歧視中國人」，只要比較「哪一個族群有最多人拿綠卡、或移民海外」就可以了解；請參見「超克GGY」：一個「中級外省人」的GGYY（by ratiomodus）。

註八：這幾年占領派（統派）政客媒體對阿扁窮追猛打，綠營政客紛紛與之切割；或許也可以視為「殖民者投射其貪腐的慾望／特質、被殖民者認同加害者」的表現。

註九：繼-母國（step-metropole）及原生-母國（original metropole），筆者自創名詞，尚待深化發展。相較於新殖民主義的其他內部殖民國家，台灣的官員或買辦資本家、有更高比例會在退休後移民；這是否與「失去母國的殖民地」的特殊狀況、以及「殖民地官員回返母國」的心態有關，值得未來續作探究。

註十：以流行的白人中心主義而言，法國的確比殖民地開化。但是筆者想不出來：中國殖民者哪一點比台灣人民開化？或許只在殖民者自己的想像中吧！

註十一：因為台灣的GGY文化，我直到二十幾歲才被告知「有原住民血統」；我痛苦的GGY療癒過程得以展開，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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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皮膚、華面具（一）（by 老皮蛋）

台皮膚、華面具～

以舊作回應電影「光榮時刻」和蔣為文事件

前言與說明

　　坎城影展競賽片「光榮時刻」（Outside the Law）正在台北上映，這部電影也曾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更特別的是：這部電影在坎城參展時，許多法國右派人士抗議「這部電影的史觀不正確」，然而抗議者大多沒看過這部電影、對影片牽涉到的殖民地歷史也所知有限。這就像在台灣，只要有人提到二二八、提到族群不平等的待遇，就會有另一些人指責其「挑撥族群」；殊不知：「製造不平等待遇的政府」才是挑撥族群的元兇，「拒絕面對歷史真相的群眾」則是挑撥族群的幫兇。

　　「光榮時刻」的主題與阿爾及利亞的去殖民運動有關，以流落在巴黎的三兄弟的故事呈現，除了嚴肅的歷史，電影情節更涉及感人的家庭親情、懸疑的諜報鬥智、刺激的黑幫火併（近似「教父」）；但因後者是商業電影常見的題材，請容筆者略而不提。

　　導演雷契鮑查瑞（Rachid Bouchareb）的前一部電影是「光榮歲月」（Indigenes; Days of Glory），這部電影則是描寫：二次世界大戰時，來自北非法屬殖民地的志願軍，他們由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指揮、對抗納粹德國；在這些志願軍中，有些人是為謀溫飽而從軍、也有人是為理想而投身反法西斯戰爭；然而，無論是何種動機，他們都受到明顯的歧視和不公待遇。

　　出身法屬馬提尼克的法農（Frantz Fanon），他的人生經歷正印證了這兩部電影。他基於人道理想，投身抗德戰爭，卻在軍旅生涯中飽受歧視；二戰過後，他投身阿爾及利亞解放戰爭、居功厥偉，更在這期間完成了後／殖民理論的奠基之作「黑皮膚、白面具」。在二次大戰中，也曾有台灣先進協助中國對抗日本帝國（鍾浩東、蔣碧玉等）； 但如果有人根據這些事例，就主張台灣不應獨立、並批評反抗中華帝國壓迫的台灣人民，那顯然是缺乏國際觀、對世界反殖民歷史無知，才會有此謬論。

　　就筆者閱讀所及，Tzara對「光榮時刻」的評論是最精采的，但是他提到的「台灣的被殖民狀況」卻屢遭網友質疑。再加上數星期前的世衛組織密函事件、蔣為文嗆黃春明事件，更說明了台灣持續受到內在殖民（如蔣黃事件）和外在殖民（如世衛事件）的雙重壓迫，但許多人民卻對殖民地狀況視而不見。因此，雖然許多先進和本站寫手已經作出評論，在六月三日晚上，筆者和好友仍然要借Café Philo的場地，舉辦一場座談會「從海角七號、阿凡達到光榮時刻～談電影裡的殖民與去殖民」。

　　關於法農、關於台灣的殖民情境，筆者兩年前曾寫了一篇「台皮膚、華面具」（未在網路發表），收錄於「超克GGY」中。現在，為了協助網友和座談會聽眾更了解電影和台灣、也為了向全世界獻身解殖民運動的先進致意，筆者在此野人獻曝，將舊文拿出來重貼，再請網友與聽眾指教。

　　如果各位想看些更貼近電影內容的評論，可以參考「光榮時刻：速寫阿爾及利亞獨立建國史」、「海角七號測驗題」、「細說阿凡達」。

 

GGY如何練成III—

台皮膚、華面具

　　前文「GGY 如何練成I」（以下簡稱G-1）以及「GGY如何練成II」（以下簡稱G-2）（未貼上網），都是針對外省人作討論（註一）。根據過去四大族群的分類，還有鶴佬人、本省客家人、原住民尚未論及，他們的GGY complex/ phenomena又是如何呢？本文試圖對這問題作初步的解答。因為這種分法其實是統治者用以挑撥族群的建構，所以我將討論重點放在其共性～被殖民者，而不多著墨於各自族群的差異（註二）。同樣的，疏漏或以偏概全在所難免，但筆者將盡可能誠懇地貼近他們的狀況。

台灣的島內殖民

　　日本帝國在1945年結束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註三），台灣並未獲得解放，而是成為另一個國家的殖民地。當時「大小貪污互相搶奪接收敵產者到處有之，弄文舞法者或倚藉武力以欺壓人民者比比皆是。人權不能得到保障，言論出版失去自由，財政破產，物價繼續騰貴，廠礦倒閉，農村日益衰微，失業者成群，無法營生者不可勝算，全省人民不堪其苦，敢怒不敢言。」（王添燈）情形比日據末期惡劣許多。而陳儀政府以台灣人「多未參與行政工作」、「不熟悉中國話」（怎麼不說中國殖民者不熟悉台灣話）、「受日本完全奴化」、「是次等領土上的次等國民」（註四）為由，排擠政府機關內之台灣人、大量安插殖民者官員；當時行政長官公署內之台籍官員只有二十分之一，一般政府機關內台籍官員也少於十分之一；少部分外來者統治多數當地人，加之以種族歧視的心態，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

　　1949之後，國民黨政府持續地執行族群差別待遇，在政治及人事制度上：在公務員考試時「依省籍分配名額」、另設許多特種考試（只有殖民者有機會參加），給予軍公教（戰後移民居多）許多特權（免稅、住宿水電補助、子女教育補助～），中國來台國會議員不需改選、死後由同鄉遞補…（註五）；在語言文化上：推行華語、限制台灣語言使用，埋沒或竄改台灣歷史、更改地名路名，在教育中忽略本土材料（歷史地理文學皆然），並由殖民者壟斷傳播媒體、學術藝文各界的重要位置…。

　　可能會有讀者認為：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何必提它？事實上，很多事並未過去：高普考雖不再依省籍分配，但仍有許多只有少數人能參加、甚至因人設考的特種考試。軍公教特權依舊、而這也會影響下一代競爭力。即使是已經取消的不公平待遇，仍然必須檢視它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只有理解「過去」，才可以理解「現在」。

　　就以最近（2009）的經濟不景氣為例，許多家庭財務大受影響（無薪假、失業），甚至子女失學～某私立大學有近半學生沒在新學期報到。此時軍公教人員仍領取高額福利補助（July2011加薪）、退休人員繼續坐領高額退休金，他們的子女還享有教育補助；這讓失業的家庭、失學的學生情何以堪？馬克思（Karl Marx）曾論述「社會關係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上述狀況不就是「殖民關係再生產」（reproduction of colonialist relations）嗎？

 

  

沒有殖民母國的殖民地

　　在1949年的台灣，新的殖民者失去對母國土地的統治權，更強化其被害焦慮、更不信任他者／台灣人、更不願意放棄特權（參見G-1），於是沒能擺脫其殖民性格，乃至使台灣成為：沒有殖民母國的殖民地。

　　時至今日，有一部分的殖民者特權已被取消，但非全部；而過去的特權也讓殖民者占據有利的位置（政治、經濟、文化、媒體宣傳、教育學術…），可以繼續掌控權力並奪取資源，也可以藉此培植後繼者、延續此集團的優勢地位。用後／殖民理論的語言來說，戰後的台灣正是典型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國境內的殖民壓迫）。

　　除此之外，殖民統治對被殖民者的心靈產生深刻的影響，讓他們相信「殖民者比被殖民者優越」，這是殖民者強加的「被殖民情結」；這種「內心的殖民」與「政治經濟的殖民」互為表裡，前者較隱微、但影響更深遠；即使未來殖民者的所有政經特權都被取消，「內心的殖民」仍可能發生影響，導致人性的扭曲。Ashis Nandy則將「政治經濟的殖民」稱為external colonization，將「內心的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不同於前述的「內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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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前文使用「高級外省人」、「弱勢外省人」是沿用極品

GGY郭冠英的用詞。本文中將使用「（中國）殖民者」指稱高級外省人，使用「中國移民」或「戰後移民」指稱所謂的外省人。GGY是郭冠英（Guo Guang Ying）名字的縮寫，超克藍綠的寫手們把它發展成「了不起的概念」（郭冠英語）；關於GGY的豐富內涵及相關討論、以及GGY歌曲、GGY娃娃，請見超克藍綠的新書「超克GGY：郭冠英現象之評析」。

註二：本文中出現的「台灣人」，原則上包括鶴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筆者並非否定這些族群的差異或矛盾，但比起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差異／矛盾，台灣人的族群間矛盾都顯得不那麼有急迫性；對我想討論的主題「GGY 如何練成」而言，更是意義不大～GGY主要與「殖民者vs.被殖民者」有關。

註三：在「內地延長政策」之下，日據後期台灣的地位與命運、不像其他的帝國主義殖民地一般悲慘；相對於一般殖民者對待被殖民者的態度，在台日人對待台灣人民也比較友善；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海角七號」的原因。

註四：王添燈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在事件中被捕殉難；引文出自他所擬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大綱」。其下引文散見於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次等領土上的次等國民」是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所言；請參見：「二二八回顧與檢討」

註五：參見「GGY 如何練成I」註四、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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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藍綠pH值是多少 ? (by佛國喬)

台灣為什麼會存在或需要藍綠二黨競爭？他們在什麼議題上是有辨識度的？主要答案莫過於國家認同，但以下主題也有所作用：(1)環境(2)人權(3)社會弱勢照顧(4)司法與軍隊國家化(5)歷史正義(如對二蔣的評價等)…(6)兩岸關係；過去還有(7)清廉(8)拼經濟，但最近這二任總統讓此二點失效；不過，本文暫只處理國家認同部份。

另一個必需說明的：並非所有國民都被國家認同議題捲入，可能存在5%~10%的台灣人，對這個議題是完全冷感的，這些人同時也是出門投票可能性最低的。以下的討論都先把這類人給排除。

國家認同莫不以台灣為最複雜的例子，在台灣，這牽涉了我是誰(身份認同)？我的國家叫什麼(國號認同)？我的國家在哪裏(國土範圍認同)？我是支持台灣走向統一或獨立(國家前途見解)？我國文化是指什麼(國族文化認同)？我如何看待中國？

於是，台獨其實有很多種，不同台獨有不同的支持度：認為國土僅及台澎金馬者，就是「國土台獨」，佔人口約八成；不能接受被稱為中國人的，就是「身份台獨」，這在台灣有七成；認為台灣與中國應永遠主權互不隸屬，這在台灣有五成；討厭使用中華民國為國號者，是謂「國號台獨」，這佔三成，和前者所相減而出的那二成，就是「維持現狀台獨」；認為我國文化不(應)是中國文化，即「文化台獨」，約佔二成；而台灣有約一成的人是逢中必反派，可謂之為「仇中台獨」。

所謂的「台派」，至少要是位「維持現狀台獨」；傳統定義的「獨派」，至少要到「國號台獨」的程度，而唯有那些「文化台獨」，才有資格自稱是深綠人士。

相對地，中華民國派也有很多種：第一種，希望立即統一或未來邁向統一者，名為「統派」，其實是被併吞派，如馬英九之流，這佔人口一成；第二種，認為國土為秋海棠狀者，所謂「守憲派」，佔人口二成，把二者相減，即表示有一成台灣人不期待二岸統一，但又心底把中國領土視為其(被竊佔)國土(豈不愚哉？)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之雙身份認同佔台灣人口二成，他們亦隸屬於中華民國派，但可能同時也是「國土台獨」；能接受中華民國為國號者至少尚有一半人口，但不到七成，就是有二成到四成的國人，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但又接受自己是中國共和國(Republic of China)的國民。(豈不愚哉？)

試作表如下：

比如出國門旅行，被誤認是中國人，pH<3者會接受(=佔人口三成)，pH=3~7可能會答：「不，我是台灣人。」也可能不置可否；pH>7一定會辯駁；pH>9的甚至會覺得是被污辱到。

我們來舉一些例子好了：「拒絕招待中國人」的高雄餐廳老闆劉明松無疑pH>9； pH>8的人反對將中國文化視為台灣國家文化，也會主動去區別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並把二者視為對等實體看待；會把護照的「中華民國」字樣貼起來的至少有pH>7， 1991年民進黨的台獨黨綱pH>7；彭明敏曾說過只要能公投制憲，甚至國名又是「中華民國」亦可接受，如此pH=7，那些主張「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也是在此分類；1999年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不再主張變更國號，pH降為>5及<7；阿扁的「一邊一國」，pH>5足矣，不過是小綠(可別誤把「阿扁們」視為深綠)；李登輝當年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pH>2及<5，現在看算藍的。蔡英文向馬英九嗆聲：「投票給你的人在哪裏，你的國家就在哪裏。」這使用的概念是「國土台獨」，她又提出「『不是指現狀』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說」，所以她的pH是在>2及<7。提出「憲法各表」、「一國二市」的謝長廷的pH可能頂多只有3。至於「不可稱呼中國為中國」的馬英九，其pH無疑<2。亦即，目前台灣的當權者，在統獨光譜中乃偏激派，雖然在二十年前，他這種立場是主流。

國號變更牽涉與美中的互動，有人認為這難比上青天，pH>7全是不切實際，但其實這個pH分佈無涉實現性，只是政治意願與傾向，比如反攻大陸無望，但馬英九仍言必稱那部無實現性的中華民國憲法，而且這樣也能選得上總統。更何況，外界的限制如何，並不妨礙我們在內政操作上的全面台獨化，比如，義務教育確立台灣國土範圍，這並不踩到任何人的紅線，喔，馬英九之類的是例外。

 

小弟作的上面這個表格如果為真實情況，那什麼象徵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呢：「台灣人」？台灣作為國家地圖？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以上分別是九成、八成、七成、七成以下、二成，答案很清楚了，中華民國不論是什麼型式，都無法用來團結最多的台灣人。

台灣人的認同表現，在國土範圍、身份、國號、國族文化上的分佈比例差異會如此大，實屬世界孤例，正常而言，這些認同傾向會叢結式地出現，不是全為A派的，就是全為B派的，但因為台灣人正處於認同變遷期，很多概念我們自己都還想不清楚，甚至沒想過，比如我文中就提出過二次「豈不愚哉」的質疑；當我們思考愈多，就愈容易從左跳至右。

民進黨中，好的政治人物，會從這些落差中找出矛盾，然後提醒民眾去思考，幫助「國土台獨」走向「身份台獨」，幫助「身份台獨」走向「傳統獨派」，也替自己贏得選票；而不好的政治人物，則不敢碰這個議題，因為怕統媒會稱之為「意識型態」，不過，因為演化方向是確定的，只要披綠旗，就算不碰觸之仍能從中獲利。

我們常聽到政治人物說：因為統獨立場是如何如何分佈，所以我們要贏得選戰，立場就該涵括多少多少。看似有理，其實無理，理由有二：一、獨統立場分佈是年年在變化、月月在變化，變化有賴政治頭人的參與，若綠營方面先棄守立場，往敵營位移，必挫我方原有之立場，而降低演化的速率。二、我們處在一個認同大移轉的混亂時代，混亂至各項認同不能齊步，而矛盾重重，而去點破其中矛盾，比去表態支持他們矛盾的立場，其實更能拿到對方的選票。

最後，我們必然要問，既然大家的pH值和馬總統差距如此大(多少台灣人還會認為有必要禁稱中國為中國?)，為什麼馬英九仍然有如此大的政治魅力呢?這多出來的30%選票，即所謂「支持政治人物而不支持其獨統政治立場」，其來源如下：

1. 對其他議題的在意，甚過於國家認同，比如，雖然認為台灣該是主權獨立國家，但認為為了「二岸和平」，可以犧牲少許主權。

2. 本身是台獨立場，但高度厭惡民進黨或台獨標簽，故改投立場差異較大的馬英九。這種人會說：「我的國家叫台灣，不是中國，但絕不要叫我『台獨』，因為我反對操弄族群。」這是統媒長期對台獨及民進黨污名化的收成。

3. 個人國家認同過於隱約，立場在一個尺度間徘徊，偶然遇到馬英九較偏獨的言論時(特別是選舉時)，產生共鳴，而誤以為雙方立場差異不大。

4.從頭到尾誤解馬英九的立場，政治理解能力有問題。

5. 不在乎國家認同議題者，不過這部份人很少，因為他們通常也沒動力投票，除非他們是吱吱叫馬迷。

2至4項的人能夠形成勢力，部份是因為民進黨本身也放棄在此議題的經營，他們其中甚至有人認為愈不講台獨，愈能夠台獨。

至於1項，則是民進黨無能為力的，該黨永遠在二岸關係上會敗給國民黨，僅僅因為這一項的主控權不在島內。遇到這類困境，一般幕僚的反應會是：「那我們就不眠不休，致力於提出一個好的中國政策吧，看看如何來與中國政府也能和諧相處。」但知道這無濟於事的幕僚會說：「這一點我們只能當守方，在其他點攻城掠地。」能力更佳的幕僚則會說：「那就讓我們來說服台灣人，二岸關係變好，對我們，其實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我們要付的代價是OOO以及XXX；而關係不好，也不會有危機或傷害，因為我們有OOO以及XXX的策略…」

（本文只能算是拋磚，提出一個概念或研究方向而已，小弟並無真實進行國土範圍、身份、國號、國族文化認同上的調查，甚至很多項目學界也從未做過，文中數據都是按近年民調結果來推測。）

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 (by佛國喬)

(才華與社會聲望都極高的黃春明)

這個事件可提供的觀看角度相當豐富，我們可以從二造支持者譴責對方「得不得體、有沒有禮貌」，討論規訓社會對人類的dressage(訓駕)：在日常生活裏所進行self-policing(自我管戒)，是如何於無所不在對deviance(偏差)的反制中建立起來，比如可以從演講場上群眾的反應談起。當然，我們也可以來談國家認同，僅就最簡單的統獨光譜來論，就小弟之前所作的量表(連結)，蔣為文的統獨猜測是pH=8.8，而黃春明的pH=1~2之間，皆屬光譜二端之小眾；不過，以統獨立場入罪是難以深入討論此事件的，應該討論的反是事件所引起的統獨立場式攻擊，射向黃的箭來自pH=8.8~10，射向蔣的卻是pH=0~8.8，大家注意這區別了沒有 ?這種選擇性地定義deviance是如何產生? (連結)其中最令人「目不暇給」的，是台文系所師生的self-policing反應，特別是該單位許多pH>8的老師，也紛紛跳下場演出。

但是，因為個人時間不多、文章無法盡述，底下的討論將放棄上面二個有趣的題目，讓我們先把禮教眼界、統獨立場放空吧，對於後者，本文要堅守統獨立場去罪化，我必需站在黃春明的統獨立場去思考他的話語，對蔣也是一樣。

《linguicide》

二十一世紀後，台灣在來語言(以與台灣外來語言之華語區別)的創作開始茁壯，令人頗為欣慰，但其實語言的成長與萎縮，不能只看創作的多寡，就法國布列塔尼語保存組織的做法，乃長期針對15至19歲進行統計，裏面再分該語言使用的主動者(主動會講)與被動者(不再主動講)，視該人口比例上昇或下降，我相信台灣若從事一樣的長年調查，結果將會很令人觸目驚心，誠如鄭正煜所言：「筆者一位朋友刻意在全國第一高中名校建中校門口站一小時，全程未見任何放學步出校門口的學生講一句台灣母語。」(連結)就算會講，只要是被動者，也不會進行母語傳承的，這是目前學童家長的普遍情況。

(法國的布列塔尼「國旗」)

2001年，法國語言學家Claude Hagège在一本著作提出「linguicide(語言滅絕)」一詞定義：此行為可以是個人層次，也可是國家層次，後者表現在下列四種可能：1. 促使某語族不傳承其語言與子嗣。2. 不在教育系統傳承。3. 不許公眾使用。4. 大力鼓吹另一相近語言以使之消失。這些作法三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並不會陌生，依序可能體現為：推行在家說華語、學校並沒有台灣在來語言的課程、國會上說方言會是件醜聞、國語推行委員會。但是，linguicide是世界性現象，從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中襲捲全球各地非官語，原因有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義務教育的建立(「我不說方言」狗牌)、義務兵役的徵召，最致命的是：寧靜版極權技術(即電視，依Jean-Léon Beauvois用語)的施展，布列塔尼語、奧克語、Scottish Gaeli語、阿拉貢語…全都重挫。然而，台灣在之間仍有其獨特性。

首先，就一個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而言，linguicide的威脅只會發生在少數人講的語言，但台灣卻發生在大多數人講的語言，這是全球孤例，這種孤例絕對可以比別人多掬一把淚；在戰後初期，具台語與客語能力的人口比例皆高於華語者，當時，甚多「外省人」並沒有華語溝通能力，比如，華語語族就沒人聽得懂蔣介石的華語。

再者，外國的經驗是passive linguicide，而台灣的則是active linguicide。前者是抽去教育資源與公共支持，建立落差明顯的文化階序，去反說服私人傳承，在暴力上，至多是在學校打小孩手心與掛狗牌；但後者則是鎮壓式的，介入私部門禁止讀寫流通，比如二戰時日本政府禁止台語報的發行，比如二戰後國民黨政府禁止教會使用台語聖經，甚至採恐怖手段，讓台語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危險；以台語小說創作為例，二戰開始之前，至少洋洋灑灑累積有數百頁，但1955-1986之間，卻沒有任何一個字的台語小說問世(連結)；如果，連1977年用華語寫的鄉土文學都差點讓人去坐政治牢，誰敢碰台語寫作啊?

(鄉土文學論戰「狼」沒有來，更可怕的「郎」卻來了)


《語言與統治》

韓戰之後，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美國的支持，但國民黨本身也是有三兩下子，並非均靠暴力與恐怖蠻幹，比如，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撼動台灣傳統農業社會的垂直連結，瓦解了地方仕紳號召鄉民反叛的可能；救國團則吸納了可觀的「本省籍」子弟，孤立見證過二二八而強烈仇視國民黨的父執世代；此外，受到政治學者最多關注的是「二重侍從主義」，講的是地方派系。其實，有一個題目更該去做，但因為過於敏感，學術界自我迴避了，那就是國民黨如何從linguicide中，鞏固外來統治菁英的文化優越性，從中建立統治的合法性。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以台語為例，假如它跟華語一起享有類似的國力培植過程，該語族群將會擁有相匹配的文化資本，而進入官僚、文學、傳媒、學術，與「外省人」競爭，加上語言現代化所形成的強烈族群內聚，國民黨的少數外省菁英統治必早早倒台。如果您唸到這裏，突然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原來是福佬人要奪權，太危險了。那筆者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腦子讓您覺得某語族大權在握是正常的，而另一語族有此念頭則是危險的，這不是種族歧視是什麼 ?

台灣有幾個圈子至今仍有強烈「外省人」主宰色彩，這些圈子常常會剛好就是文化資本展現的最主要領域，如下三個：一、影視傳媒，二、文學界，三、高級官僚體系；在當年，母語非華語者，有幸進入影視傳媒圈，也會因口音而邊陲化、丑角化；文學方面，寫作品味由華語母語者長期掌控，母語非華語者難以競爭；公務考試上，母語非華語者被制度性排擠，其他非高普考錄用之口試、以及內部昇遷，評價常常受口音左右。目前這些圈子的重要人物都是華語正統性的直接受益者，亦即linguicide的間接受益者，甚至，其中部份人就是第一線的打手。

(義務教育與電視台是linguicide最有力的工具，中國強解說)

電視台在台灣發展的當年，若台語不曾被政治打壓，依市場原理，廣告將扶持台語節目茁壯(精彩連結)，今日的電視台高層將多是台語語族，景像將完全相反，自然，也不會有現在的偉忠幫。再舉一例，若台語文不曾被打壓，寫作園地與評審機制不為「外省人」進行品味把持，台語語族又從義務教育中習得書寫能力，那因著民主原則，台語的語法與用詞必定會大量混入華語使用，再加上從日文習得的現代寫作技法，戰後初期台灣的華語書寫風景將大為不同，爾後，只有一邊文化資本的張大春，能跟有三邊文化資本所形成的主流競爭嗎 ?

為什麼偉忠幫總是要在節目裏進行台語語族的種族歧視 ?為什麼張大春會在蔣黃事件中表現得這麼激昂 ?甚至不逼走蔣為文不快呢 ? (連結)這可以被理解成：不過是一種不知反省的機械式知恩圖報罷了。

(最懂得「知恩圖報」的張大春)

《anti- linguicide》

但並非所有linguicide的直接、間接受益者皆無反省能力，在蔣為文上《2100全民開講》(連結)的節目中，我其實有個小感動：李濤及其他藍色來賓願意去承認過去linguicide的事實，以及此乃錯事一件。這一點，他們業已比國民黨、張大春進步了。但是，真正的進步不是停留在承認錯誤，而是要鼓吹政府補正。我整理一下外國經驗，將補正工作分為幾個層次，我們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步步前進，該工作當然適用於存在台灣各種該保護的語言，只要人口比例夠多，不限於在來語言、外來語言，都可靠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完成。

在教育方面：(1)於小學提供聽說讀寫課程。(2)允許私人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的媒介語言之一，即不只是在鄉土語言課學客語，且是用客語教數學，但仍有華語課可學習到華語，可參考1951年法國的Deixonne法案。(3)建立特定公立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媒介語言，可參考法國1975年的Haby法案。(4)建立上述原則的中學。(5) 建立上述原則的大學，這個可參考弗拉芒區的語言復興運動(連結)，這一篇是小弟一年半前寫的，請大家有空務必一看。

在公共生活方面：(1)公部門提供該語言服務保證。(2)公部門所有公告文書提供該語言版本，雙語路標...。(3)建立確定該語言的法定地位如同華語的檢查機制，可參考蘇格蘭2005年的Gaelic 語言法案。(4)甚至強迫特定公司商家也必需另提供該語言服務，可參考2010年英國威爾斯國會關於威爾斯語的法案。

見到英法如此大費周章，也許會讓人誤以為這些語族在該地勢力龐大，此乃大錯特錯， 以上只是在表現：進行linguicide歷史補正是要嚴肅以待；比如，十九世紀時，布列塔尼語是該區通行無阻的語言，但根據人口中15-19歲中調查，1997年僅僅剩有0.2%(=500人)會講該語，經一番努力，2007年上昇到4%，仍然十足微不足道，情況慘過一些台灣在來語言。不過，依去年統計，以布列塔尼語授課的Diwan學校(創於1976年，目前發展成從小學到高中一體化)計達3361名學生註冊。

(因為巴黎有不少布列塔尼後裔，所以Diwan學校也在巴黎立校)

上述這些西歐所進行的補正工作，台灣只做到鄉土語課程的部份能力教學，更可憐的是，這個課程還倍受質疑。本論戰中，甚至還有人敢提出反對多元文化的主張，真不知恐龍怎麼會跑到二十一世紀，如陳芳明就說：「台灣如果要用各自的語言寫文學的話，台灣就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了。」(連結)語言是一種文化表現，不再以某種語言書寫，代表該語言將在競爭中漸漸死去，多語寫作的問題，經由翻譯即可解決溝通，正如同瑞士國文學一樣。


(陳芳明)

《爭議的黃春明 ?》

一個國家文不文明，端看它如何與「過去」相處，不文明者，習於自然化過去的不義所累積而成的現狀，任由過往的受害者去風中殘燭，甚至如陳芳明視之為「亂七八糟」之源；而文明者，則需要面對過去的不義進行補正。當年的linguicide雖可恥，更可恥的是我們繼續對這些在來語言採取蔑視的態度，並拒絕跟上西歐世界的補正潮流。

黃春明說(連結 p.8)：「奶奶爺爺，他們的方言、他們的客家話，他們的閩南話，他們的民族語言，自己的語言，是到學校去學習的嗎？不是。是在生活裡面學習，生活裡面學習。」又說：「一個叫洪惟仁，還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我的媽呀（輕蔑態度）。鄭良偉還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漢羅、拼在一起的文字，把它翻譯做閩南語。我一看不倫不類。我並不是被翻譯就高興。」

若西歐之名作家，對一個曾經經歷過linguicide威脅的語言，說出「不倫不類」的用詞，百分之百會上報紙，並且旁邊會打個scandale大字；如果您仔細聽錄音，還會發現黃春明該談話不是引起抗議聲，而是一陣訕笑，這就可以知道台灣社會問題有多大了。試問，黃春明會覺得作品被翻譯成法文是「不倫不類」嗎 ?英文呢 ?甚至布列塔尼語呢 ?那為何台文就是不倫不類? 這個問題可能還待黃春明親自給個交代，他的演講被打斷了，我們不知他最後將導出什麼結論，但就言談至此，已經足以引起蔣為文發作了。

另外，若把台灣在來語言當作一群人，那這一群人無異於白色恐怖受難者，在《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演講中表態：台語文傳承只是家庭的事(假如沒有誤會黃春明的意思的話，有誤會我願意道歉)，將無異於在《白色恐怖博物館建立的商榷》演講中，要受難家屬自行承擔受難的過往，博物館請自己出錢蓋，任何一位有血性的人聽到這種話，能不震怒嗎 ? 更何況，依蔣為文的專業與其自許使命，他的身份絕對可以類比為受難者家屬。

同理，張大春說：「『台語文』提倡者若誠心誠意想要本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搞革命，應聽聽下面這個真革命的故事。(註：之後舉了一個恐怖攻擊事件為例。)」(連結)這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向受難者嗆聲：「不然有膽你去搞革命來挑戰我!」陳芳明則對著受難者家屬喊話：「不要把心態停留在受難者或受害者意識。那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連結)這是要受難者自閹人性。

(根本不用待黃春明發言，光是將台灣文學定義為獨尊華文寫作，就可以去會場坑議了)

《有瘸子被稱沙文的八卦嗎 ?跛豪?》

儘管蔣為文上電視節目時，表現得對台語信心滿滿，但請蔣為文不要再假勇了，台語的書寫小眾性就是受難的不折不扣鐵證；很不幸，這一點又成為泛藍人士霸凌的目標，比如唐湘龍以極不屑的嘴臉說：「這樣的創作方式根本沒有幾個人會用。」(連結 3’37’’)部落客汪仁玠也說：「別說是陳芳明，全台灣除了蔣為文那幫子人，沒幾個看得懂他的文章。」(連結) 陳若曦女士對台語報的評價是：「問題是，又沒人看！」(連結)

有趣的是，這些人會迅速地擺盪在二個極端，前一秒才表達完該勢力不值一哂的表情，下一秒又恐嚇大家來了個恐怖份子，比如，唐湘龍又說：「這裏面已經有閩南沙文主義在裏面。」(連結 8’17’’) 中央日報也說：「有人已經點燃了台灣文化大革命的引線，此時應該立即將之平息，以免釀成台灣的文化災難。」(連結)」聯合報：「台語搖身變成天之驕子，所有『台』字號產品一律神聖不可侵犯。連馬總統都不時要露幾句台語。」(連結) 郝譽翔：「教育更多更多的孩子們，他們散播的文學種子，恐將包涵了狹獈的仇恨。」(連結，原文作者自刪，目前只剩他人轉貼：連結)

什麼叫作沙文/仇恨 ?認為他者有資格跟我平起平坐這件事乃是一種沙文/仇恨，這種指控本身才叫作沙文/仇恨。如果，客家大老羅肇錦今日出來鼓吹客語應成為「國語」、成為第一官語，華語語族(不是血統，是語言能力)的人也沒有資格跳出來指之為客家沙文，因為這只會坐實：現狀正是華語沙文，自己可以沙文，別人不可沙文，這又是什麼心態 ?甚至，台語語族也沒有資格出來指控羅沙文，如果您過去不曾指責現狀是沙文。

引用網友蔣化仁的比喻，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 ?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

(郝譽翔)

《爭議的蔣為文?》

誠然，關於後半部的批評，全是集中在蔣為文的紙牌上的字樣，「台灣作家用殖民語言寫作無恥」「Tai-oan chok-ka ai iong Tai-oan-gi chhong-chok！」、「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這些標語看來是他一貫的論調，方耀乾表示：「蔣的『台灣語文』是包含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在台灣鼓吹用台灣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寫作，何來窄化，何來沙文？(連結)」

我稱蔣為文的pH=8.8，是因為他並沒有逢中必反，蔣稱他和中國學者有學術往來，但他又是堅定的文化台獨者(認為我國文化不是中國文化)，成大台文所有許多這樣的學者在內，不同的是，蔣在《2100全民開講》表示華語文學只是「過渡性」的台灣文學，之前又表示華語寫作是可恥的，因為那是殖民者語言，鼓吹大家使用母語寫作，相反地，蔣的同事則無條件接受華語文學為台灣文學。



如果我們不能以統獨入罪，那至少可以描述蔣的統獨視野：他每天去殖民大學上班，上課時往下一看，底下學生有一部份是殖民者後代，有一部份是「可恥」的台灣人，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學者，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反殖旗手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連結)；最後，就在黃春明來台南公開說台語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如果這道風景令您驚訝不已，甚至忍不住發笑，那我要問：以下這一道風景又如何呢 ?

達悟族Nabing每天去殖民政府鄉公所上班，往窗外一看，不是殖民者後代來觀光，就是「可恥」的達悟人靠著講殖民者語言賺他們的錢，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推廣達悟語，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公務員，彼此不講達悟語了，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達悟人代表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最後，就在一知名達悟作家來島上公開說達悟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

如果您對於第二道風景完全可以體諒，那請不要把第一道風景當作笑話；如果您覺得第二道風景，遠非郝譽翔所言的「散播狹獈的仇恨」，遠非其他人所言的「達悟沙文主義」、「點燃蘭嶼文化大革命的引線」，那第一道風景自然也不是；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來檢視成大台文系公開批評蔣為文的那篇聲明(連結)(連結)。

如果蔣為文因此丟了教職，真正原因只會有二個：禮教不對、統獨不對，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出其他道理。桑品載問：「蔣為文稱中國文化在台灣是『殖民文化』，要請教，這殖民的力量從何而來？是中華民國嗎？」(連結)對蔣為文而言，對在來語言進行linguicide的力量，就是殖民力量，只是他沒想到，這個殖民力量不僅對語言下手，現在也要對他的飯碗下手。



《黃春明動怒的真相》

楊照：「今天的台灣最值得肯定、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正就是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非得寫什麼、怎麼寫，也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一定不能寫什麼，不能怎麼寫。」(連結)桑品載指蔣為文是警總(連結)，我不知他們為何會冒出這些無厘頭的字，蔣為文根本不會有權力去規定、強迫黃春明怎麼寫，他也沒有此意圖，我甚至要說，蔣為文並沒有對黃春明這個人進行評價，只是對於黃春明的行為進行評價。如果黃春明認為這項行為不可恥，那根本無需覺得受到人身攻擊；舉個例子，如果有人舉牌對我嗆聲：「中國人不支持中國政府，可恥」我會動怒嗎 ?我會要求他把牌子拿下來嗎?我一定讓他自己去手酸。

會動怒，正是因為黃春明那心底對本土文化的堅持(請繼續擺脫統獨框架)，被蔣為文給強行拖了出來，並指出瑕疵，這個拖的過程太過暴力了，黃春明不得不捉狂，進而失控；台語作家長松說：「對我而言，在台語作家面前談自己的北京語創作彷彿有種難言的羞愧感，這是寫了台語創作之後的真體驗。」(連結)如果語言「只是」溝通工具，沒有認同面向，那就不會出現上述「難言的羞愧感」。黃春明啊，蔣為文啊，您們兩人內心深處，其實閃爍著一模一樣的星光。

搞錯方向的正義感、及其背後（二）（by 老皮蛋）

{###_cliquer/26/1170398725.jpg_###}這地圖說明了世界上198國死刑存廢的狀況。說明如下：藍色是廢除一切死刑的國家～94國；綠色是廢除非特殊時期（如戰爭）死刑的國家～10國；橙色是實際上（非法律上）已廢除死刑的國家～35國；紅色則是法律上／實務上都還有死刑的國家～58國。

～前承上篇（連結）～

　　為什麼這樣的轉移與投射會發生呢？又為什麼會在聽到性暴力案件時會更強烈呢？那是因為在重大的壓力下，當人面對強大的慾望、恐懼、或憤怒時，人的高階理性能力會暫時失去功能，因此思考會變得簡化而邏輯錯亂。如果用神經科學的語言描述，會是：杏仁核（amygdala）太過亢進，於是抑制了前額葉（pre-frontal lobe）的功能。

　　對前述的簡化思考，精神分析理論提供了另一種解釋。Melanie Klein指出：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有一些壞經驗（挫折、恐懼、憤怒…），這些壞經驗在其心智世界中造成了壞的部分；在重大壓力下（如聽聞性犯罪案件），這個壞的部分會變得更強大，人們將更無法忍受，於是會把這一部分自體向外投射，藉以維持自身的好（假象）。前述的壞部分自體，會被投射到讓人們恐懼憤怒的客體（壞人？）身上、以及被認為是替壞人講話的人（廢死聯盟）身上；這時人們就像戴上深色偏光眼鏡，會把這些客體看成極度邪惡且一無是處的、甚至會否認這些客體的人性與人權；有些人可能心智空間更狹隘、涵容能力更薄弱，則會主張毀滅這些被投射壞形象的客體，因為這樣才能維持「完美乾淨的世界」和「純潔無瑕的自己」，但這都是假象。以上描述的心智歷程，是妄想－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depressive position）的特色，比較原始、接近於初生嬰兒。

　　S. Freud和 W. R. Bion則指稱：初生嬰兒的心智作用會遵循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無視於複雜的外在現實、只專注於自身的需求、可能用最簡單的方式（甚至幻想）來滿足這需求，是極為簡化的、最原始的思考模式，或稱「初級歷程」（primary process）。隨著嬰兒的逐漸成長，她／他會發展出較成熟的心智運作模式―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開始能認知世界的真實狀況、而非專注於自身需求、也比較作複雜的思考，或稱為「次級歷程」（secondary process）。然而在某些狀況下（譬如作夢），成人的心智也會退化、再次採用初級歷程的運作模式。

{###_cliquer/26/1170348772.jpg_###} {###_cliquer/26/1170348775.jpg_###}多麼明顯乾淨的對比，可惜這只存在於嬰兒的想像世界中。某些成人不能忘情於這樣的純潔無瑕，於是把一切的邪惡都歸諸於某些罪犯，再一次在想像中建立這樣黑白分明的世界。
 

　　藉由 Freud 和 Bion關於「初級歷程」的理論，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反廢死者堅信「死刑可以解決問題、也是唯一的選擇」？那是因為：「殺人者死」是最簡化的命題、也是反廢死者所熟悉習慣的命題。萬一殺人者不一定死、或是死刑不能解決問題，他會很不適應，而且他就被迫從事（他所不喜歡的）更複雜的思考「到底怎樣才能解決問題？」「如何改善治安或司法？」「如何補償受害者與家屬？」…；更甚者，萬一問題根本無法徹底解決、只能部分改善，更會讓他失去熟悉的安全感、讓他的完美秩序崩潰。

　　正因為前述的心理現象，一旦面對與原來堅信的「殺人者死」矛盾的事實，反廢死者都會忽略或否認，包括：死刑有違社會契約論精神、先進國家大多廢除死刑、死刑並沒有比長期監禁省錢、沒有死刑並不表示原諒犯罪者、沒有死刑也可以阻絕再犯、廢死後治安不會變差、緩死刑反而讓台灣治安改善、死刑可能有負面示範效果、死刑並不能安慰或補償被害人家屬、許多被害人家屬主張廢除死刑、廢死聯盟長期關注受害者保護和補償制度…。然而，反廢死者並不是特例，類似的狀況還有：天龍人看不到花博的經費不合理，核工幫看不到核電廠的危險，馬迷們看不到馬政府的無能與踐踏人權，藍丁丁看不到民主與人權的重要性，大中國主義者看不到「圖博（西藏）自古獨立於中國之外、台灣也自古不屬於中國」…。

　　在此必須再一次重複說明：在面臨恐懼與憤怒時，思考變得簡化、心智運作遵循嬰兒期的原始運作模式，這都是人之常情；但如果社會要再進步，「人之常情」也需要被檢討。也就是這樣的原始心智模式，會讓人們期待某種淨化的儀式―用槍彈代替煙火的儀式，但這必然無法解決問題，更會不必要地犧牲人命、並進一步破壞台灣的國際形象。

　　在「作家日記」中，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寫道：「人們不能藉著禁錮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為了表達對這位人道主義作家的敬意，筆者將之改寫作為結語：人們不能藉著毀滅鄰人來確認自己的道德高尚，即使這個鄰人確實曾犯過錯。

十六、十七世紀時，歐洲以「獵殺女巫」之名，燒死了約十萬名女性；影片中的「獵殺女巫」則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肯亞。從基督徒殉教者開始，到痲瘋病患、到（所謂的）女巫、到異教徒，到猶太人、吉普賽人、黑人、到同性戀者、政治上的異議分子、精神病患、死刑犯，這些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都是某種意義的代罪羔羊。

 

 

延伸閱讀與參考資料

對於各種反廢死言論的回應～「反對死刑FAQ」（連結）

關於廢死聯盟的主張與台灣暫停執行死刑的經驗～「台灣廢死Q & A」（連結）；「我們反對死刑」（連結）

關於死刑的人權理論與刑法哲學～「國家的權力限度—論死刑存廢」（連結）；「Cesare Beccaria」（連結）

基督教義與死刑～「從基督信仰論死刑存廢問題」（連結）

死刑的心理學～「壞人一定得死―童話裡的死刑」（連結）；「都是因為恐懼」（連結）

關於死刑的執行者～「棒球場集體殺人事件」（連結）

參考資料中有基督徒對死刑的探討，這個影片則是佛教高僧對死刑的看法。

 

廢死聯盟與被害人保護～「被害人保護與廢死刑、並不相斥」（連結）；「落實被害人保護、打破惡性循環」（連結）

被害人家屬看死刑～「伊利諾州謀殺案遇難者家屬聯名支持廢除死刑」（連結）；「死刑、偷工減料的社會制度」（連結）

誰在傷害被害人家屬～「馬政府大砍被害人保護預算」（連結）

關於死刑的成本～「經濟差處決太燒錢、美國部分州考慮廢死刑」（連結）

 

關於梅根法案～「連續性暴力犯社區監控啟動」（連結）

關於司法改革與法官法～「近期《法官法》立法爭議之相關評議與新聞彙集」（連結）

某些反廢死者內心的暴力～「謝謝你的對不起―邁向修復式正義」（連結）

關於死囚的深度報導～「該死的一群―敲開死囚之門」（連結）

柏格曼的經典名作「處女之泉」：純潔的少女被派去奉獻蠟燭讚美上帝，卻在途中被牧羊人性侵殺害。傍晚兇手恰好到少女家中借宿，還拿出少女留下的華服、想賣給少女的家人。悲憤的父親殺了兇手，連兇手無辜的幼弟也不放過（就像死刑不只懲罰犯人、更懲罰了他的家人）；但父親在復仇後，心情並未得到平靜。次日父親見到了女兒的屍體，他開始面對自身的憤怒、疑惑、與犯下的罪，並承諾在女兒陳屍處建造教堂（修復式的正義）；就在此時，處女陳屍處湧出了清泉，滌淨了眾人的心靈。

壞人一定得死—童話裡的死刑（二）（by 老皮蛋）

　　 ～前承「壞人一定得死」（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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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和七隻小羊

巫婆死了，大野狼呢？

　　看到前面的書籍介紹，可能會有讀者想到這個問題：「怎麼沒講到大野狼？」可能的原因是：有巫婆的童話比較多、比較精彩，大野狼性格單調、缺少深度；這當然是人與動物的差別，卻也是女人（母親）和男人（父親）的差別、或是心智發展階段的差別（註四）。但無論是巫婆或大野狼，Cashdan的詮釋（分裂與投射）都同樣有效。

　　「巫婆一定得死」的作者有言：巫婆的慘死讓它很難復活；然而書中也提到：「童話故事的結局是短暫的，因女巫死亡而沉寂的感覺與慾望一定會再出現，…所以孩子常需要重溫這些故事。每次看到女巫死掉，孩子就可以重燃信心，相信自己能夠克服自我懷疑與這些不好的念頭。」也就是說，即使死狀極慘（燒死、刀萬剮、摔成肉泥），巫婆還是會在孩子的心中復活。

　　為什麼心中的巫婆會一再復活呢？主要是因為人性弱點無法根除，「將壞東西投射於外在客體並（在幻想中）加以毀滅」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發恐懼，而相同的念頭仍會反覆出現。

　　如果巫婆死了還會復活，那該如何避免這樣的無盡輪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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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巫婆的，可能是同樣邪惡野蠻的大野狼；反之亦然。

    嬰兒剛出生時，對於外在人物只能具有局部零碎的了解，例如乳房或手臂，或是「好的」、「壞的」，即是所謂的「部分客體」（part object）；此時，前述的「分裂與投射性認同」成為主要的防衛機制。這樣的狀況（部分客體關係與防衛機制）稱為「妄想－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而這時根本沒能把人當人，所以不可能對他人有同理心（empathy）。如果先天後天條件夠好，嬰兒會隨著年齡的成長（四～六個月大），逐漸認知到完整的有生命的客體（whole object）、也克服上述的「嫉羨」「被迫害焦慮」，於是可以放棄上述的防衛機轉，乃至超克了「妄想－分裂心理位置」，進入到「憂鬱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然而，只要遭逢重大心理壓力，個體就可能退行（regression）、回到妄想－分裂心理位置；而人終生都在這兩個位置間游移。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重大心理壓力，對不同個體就有不同的標準。對心智發展較成熟穩定的個體，喪親都不見得會造成重大的退化；對某些心智發展不夠成熟穩定的個體，「想到殺人犯的存在」就可能造成重大的退化。

　　在進入憂鬱心理位置時，嬰兒發現：過去他曾痛恨並（在幻想中）破壞的壞客體、其實就是他摯愛的好客體；這會帶來罪惡感(guilt)、讓嬰兒感到哀愁，也意味著嬰兒開始關心客體、會怕她受傷害～此之謂「憂鬱性焦慮」（depressive anxiety），也因此有「憂鬱心理位置」之稱。此時嬰兒也了解到客體是獨立分離的、不受嬰兒控制（註五），而且有其自身的特質（與嬰兒的投射、想像不同）～這又是另一個失落。然而，要能夠承受上述的憂鬱與失落，個體才真正具有愛的能力。在這裏，愛的能力與「修復」（reparation）息息相關，「修復」源自於罪惡感與對他者的關心，是成熟個體面對失落與焦慮（包括自身與世界的不完美）的方式，也代表了希望～在失落／創傷／災難中存活、並能予以補救的希望。

{###_cliquer/26/1170348780.jpg_###} {###_cliquer/26/1170348781.jpg_###} 克魯泡特金和他的著作
　　關於如何面對人性弱點，相對於Melanie Klein強調的「修復」，佛洛依德父女（Sigmund & Anna Freud）可能會更強調昇華（sublimation），但筆者認為修復有更動人的內涵。「昇華」接近一般用語的「創造性轉化」，例如：愛開快車的人去開賽車，嗜血的人去當外科醫師，或是將特異體質的感受／驅力發揮在藝術創作上（如梵谷、芥川龍之介、杜斯妥也夫斯基）（註六）。而「修復」則像是：傲慢者反省自己的傲慢後、投入民權運動，或是貴族為民主革命或社會主義運動獻身（如拉法葉和克魯泡特金）（註七）。

　　最重要的是：無論修復或昇華，主體都必須承認「壞東西就在自己內心」，並在此領悟下努力改善自體與外在世界；而不是「將壞東西投射至他者身上、就以為自己很好」，更不能「藉由毀滅（被投射邪惡特質的）他者、來滿足自己對安全（名聲、財富、完美世界）的渴望」。

　　是「修復與昇華」而非「分裂與投射」，才是面對人性弱點的健康方式。雖然可能有更多人採行後者～比較廉價。

 

「彼得與狼」芭蕾舞劇

修復的童話和兒童案例（兼置入性行銷）

　　許多的童話在巫婆／野狼死後，都有結婚或家人團聚的情節，像是糖果屋、白雪公主、小紅帽等等，這也可以視為某種形式的「修復」；但「巫婆一定得死」書中對此著墨不多。此外，故事中的「分裂與投射」防衛機制不夠成熟、「巫婆／野狼的慘死」也太殘酷，這些都使得修復似乎不夠完整。幸好，還有令人驚喜的例外。

　　「彼得與狼」是普羅高菲夫（Prokofiev）根據俄羅斯民間故事改編的管絃樂曲，每一角色都用一種樂器代表。故事內容簡述如下：因為彼得的疏忽，鴨子跑出庭院，被大野狼吃了。彼得運用機智、並和小鳥和貓合作，終於活捉大野狼。此時獵人出現，彼得阻止獵人射殺野狼，眾人／動物合力把大野狼送到動物園，途中野狼嘔吐、把還活著的鴨子吐了出來。

　　在這個故事中，主要的人性弱點是貪玩和疏忽，這都表現在主角身上、並未被分裂投射。釀成禍端後，主角憑藉機智和團隊合作、制伏了野狼（控制了貪婪與口慾）。最重要的是：主角保留了野狼性命，也因此鴨子才有機會復活。這故事所呈現的，正是「憂鬱心理位置」的特質，包括「自知犯錯的罪惡感」「關懷與尊重他者」「忍受失落」「節制攻擊衝動」與「修復」（註八）。

{###_cliquer/26/1170348771.jpg_###}未來的台灣之光二號～大皮蛋，還有他的城堡槍。
　　筆者的兒子名喚大皮蛋，現年兩歲半，近一年多在托兒所接觸了許多同齡的孩子，在家中學校都聽了不少童話故事（包括小紅帽、白雪公主…），但只看過一次「彼得與狼」芭蕾舞劇。大約半年前開始，他經常用樂高做成P 型，然後說：「XXX（小明、爸爸、姐姐…）是壞人，城堡槍可以ㄅ一ㄤˋ壞人。」筆者性好和平，於是向他解釋：「小明不一定是壞人，壞人也可以變好人，再不然關起來就好。」但他聽得似懂非懂；於是筆者又再向他解釋「Pen is stronger than Sword/Rifle」，沒想到他竟然接著說：「XXX是壞人，城堡筆可以ㄅ一ㄤˋ壞人。」～～呃！筆者不得不承認：筆者自己在網站上也經常「拿城堡筆ㄅ一ㄤˋ壞人。」～～幸好大皮蛋近兩個月已經不玩城堡槍了，否則筆者就要常常頭痛了。

　　小女名喚小皮蛋，現年四歲半，在看「白雪公主」之前，已經看了四次「彼得與狼」芭蕾舞劇。這一年多來，她越來越懂得分享、懂得照顧別人，她不會打人，別人打她也不還手、但是會保護自己、也會要求對方道歉。她很少說誰是壞人，最嚴厲的不過是「馬XX是壞人，要把他趕回去。」。關於藝術創作（積木、繪畫、黏土…），小皮蛋最有興趣的題材是醫院和救護車～正是「修復」的代表。

　　兩姐弟的差別當然不會只是童話造成的影響，主要還是年紀、心智發展、性格、甚至性別的影響；但在頻率和時間順序上，筆者還是發現童話造成了部分影響。總之，兩人代表的是不同的心智狀態。

～未完待續，下篇將討論真實世界裏的巫婆和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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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台灣之光一號～小皮蛋，還有她的作品：手上的是救護車，地板上的是醫院。

註四：我們可以合理的假設：「巫婆形象／對母親投射負面特質」與前伊底帕斯（pre-Oedipal）的心智狀態較有關，「大野狼形象／對父親投射負面特質」與伊底帕斯期的心智狀態較有關；前者更原始、更模糊，也因此更強烈、更能容納豐富的投射。

註五：從中國對待台灣、圖博（西藏）、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人）的態度可知：中國尚未進入「憂鬱心理位置」，其心智狀態還停留在「妄想－分裂心理位置」，像是未滿四個月大的嬰兒。

註六：有學者認為：梵谷晚期作品中會出現特殊的漩渦狀筆觸，可能與眩暈症有關（連結）；芥川龍之介某些作品中有奇特詭譎的場景氣氛，可能與偏頭痛或癲癇伴隨的幻覺有關（連結）；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特殊的主題與文體，可能與顳葉癲癇的症狀有關（連結，連結）。
註七：拉法葉身為侯爵，曾參與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晚年以高齡參加法國七月革命，後者即本部落格刊頭畫作「自由領導人民」、和音樂劇「悲慘世界」所描寫的革命（連結，連結）。克魯泡特金是世襲親王，他卻放棄頭銜，成為重要的社會主義學者和運動家（連結）。

註八：「不殺死野狼」和「鴨子的復活」有重大的心理學意義，筆者將在「死刑能給受害者／家屬甚麼？」進一步討論，敬請期待（如果能寫完）。

～未完待續，下篇將討論真實世界裏的巫婆和野狼～

以下是“Les Misérables”的尾聲。主角Valjean 為了偷麵包給外甥吃而坐牢十九年。他出獄後改頭換面，對Fantine（貧病交迫的單親媽媽）伸出援手，並在Fantine死前答應將其女 Cosette 撫養長大。這一段是Valjean臨死前的回顧，他的後半段人生可說是「修復」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