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個檔次：人家「空屋佔領」，我們當「屋奴」…(by shinichi).

無能馬鷹狗，是地球人的負擔，嘴巴總是吐出一些落後保守反動的話語，只因為斯文娘砲的語氣帶點無辜可愛的假仙外表，就讓對手的各種抨擊即刻消弭於無形。馬鷹狗此種師奶少女通殺招，果真獲得七百多萬藍丁丁的支持。至今，藍丁丁都無法給予一個說服人投馬的理由，令人相當氣餒。

馬鷹狗的政策翻開，保守得要命，姑不論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拼經濟六三三芭樂票，馬鷹狗的台灣願景以及給台灣人有業可就的未來，說穿了不過是要給台灣人一個「當牛」的機會，結果，M型社會貧富差距、自殺率、民生凋蔽…在馬師奶殺手上台後，不僅沒有改善，反倒是更加嚴峻，許多人連「當牛」的機會也沒有。牛當不成，吃狂牛也不錯。藍丁丁實在丁到很好騙。

最近，台灣房市泡沫化問題成為討論的對象。或許一方面是因為香港前些日子無殼蝸牛上街抗議，中國富豪湧入炒樓，導致於醫生跟律師的中產階級夫妻檔也買不起房子(按新聞連結)，因此，馬鷹狗政府叫那個經建會在上周召集專家學者共商大計，準備出手抑制泡沫化的台灣房價(按新聞連結)。當然，另一方面或許可能是，馬鷹狗政府財政見底，或許以壓抑房價之名可以進行抬高不動產稅率，讓熱絡的房市挹注日益乾凅的政府財政哩。





(香港無殼蝸牛於10月25日上街抗議)

姑不論，馬鷹狗政府抑制房價泡沫是否只是打嘴泡，現實上，台灣人民勞動大半輩子，說到底根本只是為銀行打工的屋奴，讓台灣人民一輩子除了只能當順民(房貸順民請看這篇)，只為了貪圖一個豬圈般的生活(豬圈幸福是這篇)。

題外話，台灣房價跟國民所得比不合理的嚇人，再加上台灣低檔物價壓抑低工資以出口的政策，在在讓一般台灣人民無法承受能源稅、碳稅的加諸或其他原物料的價格上升壓力，畢竟，工資長期低檔、以及高房貸的壓力，根本讓台灣人民普遍過勞，因此，那些專家學者說啥台灣油價能源比起其他國家更低，因此有加價空間的說法，根本是不成立的。畢竟，單獨將能源價格比較，而不比較整體的生活負擔，是相當偏頗的統計說謊手法。除非，能源稅加了之後，物價上漲，但工資也必須要上漲才行。但由於台灣沒有工會，遑論工會運動，因此缺乏勞工集體性力量可以跟資方和政府逼迫工資提升，可想而知馬鷹狗政府的能源稅各種加稅措施勢必落在受薪大眾身上；基於此，台灣剛好有調薪運動，尤其國民黨以前最喜歡在選舉前進行公部門調薪或者選前開出調薪支票選後兌現，出現那時候甚麼李子春或者楊大智這些史上最有正義感之指控阿扁「政策期約賄選」的情形。

以前，台灣公部門調薪，私部門也會隨著跟進，儘管調薪幅度比較低，但調薪運動至少讓缺少工會運動的台灣及其勞苦大眾生活標準還是有隨著經濟發展而上調的機會。但因為公部門米蟲已經太多，因此，吾人要從歷史學到教訓但提出修正版本，要提升能源稅，那馬鷹狗就必須要將最低工資標準提升以促進提高私部門薪資，同時也必須廢除各種非正式的勞動樣態，例如勞動派遣，以免各種非正式的勞動成了開後門的狀況。只有主動集體性地調高私部門受薪者的工資，跟避免各種可能下壓的勞動樣態而讓工資變相下跌，如此提高能源稅才有辦法真的將稅率轉嫁到真正的使用者—資本家身上。這樣才能真正符合歐洲式的高能源價格、帶來高物價以及高工資的經濟體模式。否則馬鷹狗這種逐漸跟高能源價格國家看齊的高能源價格，推動高物價以及躺平的工資，就是剝削台灣勞苦大眾的最可惡手段。

言歸正傳，當台灣的尋常百姓在高房價的社會中當牛一般地辛勤一輩子時，還要受到馬狗開放中資到台灣炒樓，讓台灣人民普遍過勞像畜生一樣地活著之時，地球一端的北海低地紅毛國荷蘭，卻正發生一些台灣社會看來相當吃味的抗議事件—空屋佔領者(squatters)抗議。





(被砸的柏林荷蘭大使館)

11月1日，德國的荷蘭大使館被一群德國空屋佔領運動者攻擊，窗戶被石頭砸破，並受到橙色跟藍色的漆彈攻擊。這新聞相當奇異也相當有趣。事實上，荷蘭下議院十月中旬在基督教民主黨跟自由黨等保守右派議員的修法提案，通過了佔領空屋者未來將面臨最重一年的有期徒刑，若以暴力或恐嚇手段，甚至糾眾佔屋的行為，則刑期可能高達三年。此一法案將在2010年1月1日開始實行。





(荷蘭空屋佔住運動者的街頭抗議)

事實上，此一修正案是修正1970年代通過的「空屋佔領法」(The Squatting Act)，此一法案允許荷蘭空了一年以上的房屋且屋主提不出正當合理理由有急用者，一旦被空屋佔領者發現並將大門換鎖、搬床桌椅入住之後，佔住者便會把警察叫來以便確認他們乃是根據「空屋佔領法」佔住此一空屋。1970年代通過的「空屋佔領法」，是因為當時社會空屋一堆，同時又有很多人沒有房住的實情之下，帶有相當理想色彩的、甚至是激進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僭越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概念，並主張：佔住者讓有助於公屋制度(social housing)的維持、對抗房地產商利用空房進行投機炒作詐取不義之財，以及刺激鼓勵文化創作和保護歷史建物。當中，刺激鼓勵文化創作主要是因為許多帶有理想性格的佔屋者中有許多乃是前衛藝術創作者(參考請看連結)。

當然，反對空屋佔住運動者則宣稱，空屋佔住者大多是從外地而來根本缺乏原初此種高尚的理想，同時警方也指出現在空屋佔住者的暴力時有所聞，讓人有更強烈的理由反對空屋佔住運動。

因此，整個十月，荷蘭的空屋佔住運動者在荷蘭各城市發起了各種遊行和激烈抗議。由於，空屋佔住運動的理想色彩充滿著國際主義，因此，德國的空屋佔住者才會發起同情性的抗議以攻擊柏林的荷蘭大使館作為聲援。除了德國之外，西班牙、愛沙尼亞、捷克和奧地利等地，最近也都出現聲援荷蘭空屋佔住者的抗議活動。許多空屋佔住的樓房，也都會有公共空間進行一些無政府的交換活動，例如各取所需的免費店—一般人把多餘的東西跟衣物捐出，讓有需要的人免費索取。以前，荷蘭萊頓小鎮的無政府免費店即是此種理念的實踐(參考請按連結)。

儘管，此一空屋佔住修正案將在明年 一月一日 生效實施，但由於這條法案並沒有強制每個地方政府必須跟進實行，讓各地方政府有權決定是否落實此一修正法案，畢竟地方政府也害怕，此一修正案通過後可能會導致市區空屋增加呢。

有趣的是，空屋佔住的是私人名下但閒置的房產，這違反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至上的信條，同時，政府或人民也會認為空屋本身的閒置是不義之事，實是相當有趣。反觀台灣，這廂閒置空房一堆，那廂無殼蝸牛也一堆，揹殼的房貸蝸牛卻被沉甸甸的房貸壓得喘不過氣，馬鷹狗還在香港腳走香港路，希冀引進中資炒樓，真是畜生加三級，真該下十八層地獄的地下室。





(反叛性格強烈的空屋佔住運動者)

對照荷蘭的空屋佔住運動者最近的抗議，再對照上個禮拜經建會故作姿態的說啥抑制可能泡沫化的房市，而擺出一種：「一邊要推動庶民經濟，讓人人都買得起房子，另一頭又怕產業受創，影響經濟發展」的左右兩難，真是讓人想痛幹，按照紅毛荷蘭這種利用空屋投機炒作房地產是不義之舉的標準看來，人間道跟畜生道真得有檔次的差別啊！

保守反動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 by 佛國喬)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核心人物，中坐者為張曉風）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宣言的第一句話：「語文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族群文化最具體的表徵與傳承的憑藉。」因此，把某一群人的語言視為「國家語文」，就是把該群人之文化視為國家文化，至於非該族類的閩南、客家、原住民、越裔…等文化，從而稱不上是國家文化的一部份；不然，為何我們在「國文課本」學不到一首台語詩？學不到一個原住民字？（喔，那僅能是鄉土教材）從現行語文教育的內容，早已彰顯「『國語』族群」意圖永遠霸佔國家文化神主牌之乖戾，而從「國語」二字之命名，更可說是囂張到自目。 

「國文老師」群起維護「國文教育」，重點只是想提高文言文比例，並以學童的文字能力太糟為托詞，但白痴都知道，二者根本無關，現在誰還用文言文作日常書寫呢？反而，我們才要懷疑那是肇因於白話文課文比例太低呢！因為我們幾乎無法從文言文裏，學得白話文寫作方式，比如，有人在練英文寫作，是參考古英文的嗎？

　

這群人第二個盲點是：他們認為文言文方能傳承中華文明，白話文是不行的。這簡直在暗示：中華文明在五四之際就告終了。

其實也沒錯，五四企圖敲下哀鐘的，絕不是只有某類文體，而且是整個中國舊社會的意識型態，比如對人權的鄙視、滿口仁義道德而了無法治思想、對威權的仰望…，這些特徵居然都浮現在張曉風的新作：《燈下，那人端坐讀大學》(連結)裏。真相是：如同張曉風所言的「一堂國文課抵得上三堂品格課」，這群人是希望能透過封建時代的作品，對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學童，灌輸那五四運動早就批判過的意識型態，亦即，讓台灣社會走向反現代化的路。

  (張曉風：「一堂國文課抵得上三堂品格課！」，連結)

另一些支持聯盟的老師，他們維護之，可能只是為了令其「落伍的能力」仍得以有個飯碗，因為這些人所會的技藝，就是以中世紀的方法教文學（文言文）；咎於專業訓練之現代化不足，他們一直欠缺帶領學生欣賞現代文學的能力，這是上過台灣國文課的人，或多或少有所體會的。追根究底，台灣所謂的「國文系」裏，至少有三分之二師資是必需砍掉重練。

不過，「文言文」的比例戰爭必需先破除二個迷思：一、文言文與白話文之別無法一刀劃清，二者是有漸進關係的；再來，就文言文本身，也不該自限從中國經史子集挑選，因為我們又不是中國人。

（漢字文化圈的位置/ 綠色：完全使用漢字的地區  淺綠色：位於圈內但仍然主要或同時使用其他文字的地區　深綠色：古代使用漢字、現在部分使用或廢止漢字的地區　黃色：過去漢字文化圈曾涉及到的地區）

作為有別於中國人的另一個傳承漢文的國家，「漢語課本」（不是「國語課本」）裏的文言文選材，應該把目前的中國作品量折半，而產生於我們這塊土地之上的，則必需從目前的個位數篇，提高到佔有二成五比例。除非我們不認同這塊土地，否則我們絕不可不閱讀這塊土地所滋養出來的文學作品，況且，這更是同一土地之上，不同世代的歷史性對話；另外，以古音韻吟唱台語詩與客語詩的能力，本來就應該是所有台灣人都該略具一二的。

最後的二成五比例，則應該放入第三國的古典漢文作品，採自如日本的《古今和歌集》、琉球的《松鳳集》、朝鮮的《梅窗集》、越南的《大越史記全書》等等…歷史上很長的時間，古典漢文一直是東亞知識圈的溝通文字，優異的創作者遍佈四海，沒有必要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還目光如豆，僅看到中國的作品；這樣的限制，不只培養了錯誤的國家認同，也埋沒了漢文本身的國際性，而這個國際性正是培養台灣人國際觀的天生利器。

我相信到了今日，這些不再使用漢語的東亞國家，仍會在教科書內收錄當年文人的作品，儘管已改為當地語言呈現，我們可以將之回復為漢文，收錄於台灣課本裏，讓它們成為台灣人與這些東亞人共享的文化底蘊。

想像一下，台灣商人在競爭國際訂單時，於酒酣耳熱之際，可以跟韓國大客戶聊起該國教科書裏的詩人作品，能不一下子拉近雙方感情嗎?從而擺脫那些只看中國作品的中國商人。(我承認，這例子很糟啦)

　

 

再者，台灣有愈來愈多的越南移民，我相信台灣教科書若存在阮廌的《國音詩集》、胡春香的《妾婦吟》、甚至胡志明《獄中日記》等等的越人漢文作品，會讓這些移民與混血後代感受到其血統被尊重，更不用說其他台灣人將從這些作品窺見越南的歷史與文明，而認識這件事，永遠是平等且和睦相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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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入白話文的討論，那我們將會有更大的資料庫可供應，從台灣文人（本土與渡海）的作品到中國與南洋文人的作品，從原文是漢文作品到翻譯自其他語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需採納一定比例的台灣原住民作品。

（在我看來，目前原住民文學的「原」味，都還沒「野」到足以對傳統漢文形式進行挑戰）

原住民語言的語法與漢文不同，這造成許多原住民小朋友的學習，在起步上就輸給了漢語族群，這自是漢人霸權所造成的文化資本缺陷，我們必需思考彌補之道；我曾經在媒體上，看過一位小學老師抱怨他的原住民學童會把一句原本是如何如何的句子，「顛三倒四」成另一個句子說出來，我想這和我小時候講的「你給我打」（你打我）、香港人講的「我要走先」（我要先走）是相去不遠的情況。

解決的方案是：我們必需有策略地將原住民的語法收納入正式漢語寫作內，從而創造新時代台灣白話文風格；原住民的語法不應再被論定為錯誤、需要被矯正，相反地，我們應視之為豐富白話文面貌的機會；要達到此地步，就必需在教科書放入一定量的原住民作品，而這些作品形式是富含著其母語的語法，不僅僅只是因為內容呈現了原住民神話或精神。

也就是說，在不干擾理解功能的前提下（「我要走先」沒有干擾，但「你給我打」就有干擾），漢人式漢文作文，與原住民式漢文作文，其評量不該有先天差別，我們甚至要有策略地讓原住民式漢文大量出現在大眾媒體，以影響較強勢的漢人，擴大其文字美感的感受能力（「殺很大」這種漢語是如何被接受的？）。

語言如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宣言所述，是文化最具體的表徵與傳承的憑藉，我們討論「國文教育」，自不該停留於「白話文寫作能力」，或等而次之：文言文的比例；吾人還必需面對以下問題：全體國民願意以國家資源，來保護哪一種文化？來培養什麼內容的國民文化能力？問題是，台灣學童們所真正需要的，如果如同本文所言的，那目前的「國文老師」有能力站上講台嗎？

最後，在此分享越南女詩人胡春香(1772-1822)的一首詩，名為「請檳榔」：

檳榔蔞葉一抹灰，

此物春香表牽懷。

有緣就請相挨近，

莫青如葉白如灰。

怎麼樣?比中國文學作品更能引起台灣人的共鳴吧。

誰是「僑」？大家來喬一喬？？ ( by Shinichi)

話說前頭

誰是「僑」？「僑」是誰？是本部落格的「佛國喬」，還是《湯姆歷險記》中的「印度安喬」呢？僑要怎麼喬，還望大家來喬一喬，整椎復脊一下，不然，生活在海外的台灣人，我們頭就都大了啊。

日前，在一則「僑務休兵自食惡果 中國逼我僑社撤國旗」的新聞報導中指出(按連結)：「在馬政府「僑務」休兵之下，中國 十月一日 國慶將屆，民進黨立委蔡煌瑯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質詢時說，中國正在海外大肆招攬僑社參加國慶，但中國國慶是具有主權宣示意涵的活動，如有接受我方補助的僑社參加，僑委會就應停止補助。…..」

說到這個「僑」，在孫大砲中 山 先生提出「華僑是革命的媽媽」開始，就亂了套。迨至，先總統空一格蔣 公介石 先生把中華民國搬到台灣之後，為了跟對岸的中國爭正統、競道統，海外廣大所謂「華僑」的民心歸屬就有著證成誰才到「中國」唯一合法總代理的象徵意味。

由於，先總統空一格蔣 公介石 先生尚有聯合國寶座加持和美國山姆大叔的靠山下，這個中華民國已經搬家的事實就還可以佯稱說家暫時被小偷入侵，詎料，一旦這些國際加持跟靠山失去之後，中華民國已經暫時遷移的事實就逼迫著眾人得承認。於是，台灣某種精神分裂者增加，並成為七百多萬藍丁丁的先祖。

記得，蒙古共和國幾年前提出一個相當感人的口號：「像祖先一樣的活著」，後來才發現藍丁丁也是活在祖先的想像之中，只是人家的口號是希望蒙古國人民像祖先一樣的驕傲，以及反省對生活與所謂文明發展的問題，但咱藍丁丁卻是幻想跟實際兩難分。

那不幸的事實是，台灣社會在變，海外所謂的「華僑」無法跟上，隨著中國的崛起，「華僑」以為期待一個強大的母國，便可保障提高他們在僑居地的權益跟地位。於是，有一種「僑」其實已經加入人加國籍之中，但心理感覺上仍停留在母國想像中，這種扭曲就存在著。其實，這種「僑」的病，就是不要在當僑，要當人，亦即把自己從「華僑」定位為當地國「華人」，即可矯治。

然後又有一種「僑」，他們可能拿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抑或是中華民國國籍，那麼他們就各自歸隊吧。麻煩的是，台灣這種有一種歷史遺留的化石部會—「僑委會」，一直再從中作祟著。

「僑委會」是那種從先總統空一格蔣 公介石 先生爭正統時期遺留下來的化石。如果是化石，進入博物館展示即可，但是這些化石還時常要跑出來嚇人，宣稱要像化石般的活著。

因為，自我感覺良好的「中華民國」，其實已經搬移到蕃薯島這麼像是「鼻屎」(pea-size)大的國家，但總還以為自己是大秋海棠。真是精神分裂得厲害。底下就以「中華民國在荷蘭」為例，來看看「僑」要怎麼喬？

「中華民國」在荷蘭….

當前，在荷蘭遇見的台灣人，應該有四種類型，分別是：經商或公司外派的台商與台幹，異性與同性的婚姻移民、荷蘭台灣留學生，以及官方派駐人員。事實上，相較起日本與美國，台灣人在歐洲各國的現身算是晚近之事。1960年代，台灣留歐學生逐漸增加，尤其在法、比、德、奧等各國的名大學有20~30名台灣留學生。後來，1971年台灣蔣介石政府的聯合國席次被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歐洲國家除了梵諦岡之外，一一地與台灣解除交交關係，於是，關心台灣前途的歐洲台灣留學生紛紛成立「台灣同鄉會」，關心起台灣的前途。不幸的是，國民黨政府在保釣運動之後，以海外「職業學生」加緊力度控制海外留學生，參與「台灣同鄉會」的留學生便陸續成為黑名單份子而無法回到母國台灣，並進一步從短暫歐洲留學的身份變成被迫長期移民歐洲。

然而，由於當時荷蘭鮮少台灣留學生，遑論台灣同鄉會之類的學生組織，因此，荷蘭的台灣長期移民中，就沒有法、比、德…此種從黑名單留學生轉變成長期移民的狀況產生。煞是有趣的是，拜此種歷史機緣之賜，據說從海外各類台灣人組織的取名方式，即可潛在地區分出其政治色彩，亦即，取名為「同鄉會」或「台灣協會」者，政治立場會比較明確地「挺台灣」(pro-Taiwan)；至於以「鄉親會」為名者，對台灣國內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相較冷感，並在政治立場上以親藍為主。果若如此，海外台灣人組織的命名政治學，真是值得細究哩。

其實，除了留學生之外，1960到1980年代，歐洲各國亦分別有著不同理由零星地吸納著一些台灣人的轉進，例如，受聘至與瑞士跟德國的女性護士、以廚師名義進入瑞典或奧地利的台灣人…等等，荷蘭在這方面似乎也比較少見。因此，總的來說，相較其它西歐國家，台灣人在荷蘭的出現，算是相對晚近之事。

1973年，根據有限的荷蘭官方資料，荷蘭的華人中，手持中華民國國籍者有男205名，女85名，總共290名。到了1975年，中華民國國籍者在荷蘭總數有325名。此外，從1995年起到2006年為止，台灣淨移入荷蘭的總人數已達2341名，當中男子有986名，女士則有1355名之譜。同時，2006年之時，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居留在荷蘭的人數則有1220人，當中男女分別有510人與710人。

從這些統計數字可解讀出一些相當有趣的訊息。由於，在1972台荷斷交之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及其國民黨政府以「自由中國」(free China)作為合法唯一的「中國」政府，更是海外所有「華僑」的唯一與合法代理母國。因此，1970年代以前，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在荷蘭者，可能是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印尼或者世界其它地方的華人，而非出身台灣的台灣人(Formosan)。

怎麼說呢？因為，在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戰敗的背景下流離搬遷至台灣，然而，手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卻未必尾隨抵台。再者，當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以「自由中國」自居之時，在孫中山的「華僑乃是革命媽媽」的認識前提下，海外的華人只要對國民黨一路情義相挺，甚至加入國民黨成為黨員，則申請並擁有「中華民國護照」則成為相對容易之事。全世界獨創的「中華民國僑委會」，長期即是肩負此種跟中共爭取「海外華僑」民心與支持的工作。由此可斷定，在當年出國困難的年代中，1973年的中華民國國籍留居荷蘭者，未必是出身台灣的台灣人。當然，這一切得拜中華民國政府敗戰搬遷至台灣島上的歷史機緣所招致。

由此可推定，1970年代在荷蘭手持中華民國國籍者是男高於女的原因，主要跟1970年代荷蘭華人移民黃金潮有關。1970年代，荷蘭華人移民黃金潮主要的一支乃是來自於香港新界。當時，港人手持有英籍香港護照，出入境容易，所以他們大多是以旅遊身份在法國或比利時入境之後輾轉來到荷蘭，當時在荷蘭工作相對容易，廚房新丁每月薪金高達600荷盾，包吃包住，比香港收入高出數倍之譜。1970年代的打工移民，是當時在荷蘭手持中華民國國籍者男高於女的可能主因。

反觀，1995至2006年，台灣淨移入居留荷蘭的總人數，抑或是手持「中華民國護照」者的數字當中，女性比例皆高於男性，則合理的斷定乃是，台灣女性與荷蘭男子的婚姻移民居留，已成為台灣人在荷蘭的主要型態社群。

此外，儘管2000年至2008年意外地由民進黨奪得執政權，但由於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執政，因此，海外華人、手持中華民國國籍的「華僑」與台灣人的身份界定與認同一直處於混淆和混亂狀態之中。於是，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軍眷或第一代外省老兵，相較有能力與關係在台灣戒嚴時期便有機會移居海外。這一群人在台灣生活的日子相較起在中國、或者荷蘭都更為短暫。這群從中國轉抵台灣並移居荷蘭的「中華民國老華僑」，成了旅荷「台灣人」中的特殊族群。

據說，這些出身浙江軍中老兵的「中華民國老華僑」，乃是陳誠部屬和派系，後來由於長官陳誠失勢且沒多久便亡故，同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號召在年復一年的空等下，反攻大陸成了無望夢囈，於是，失去前景的他們，便在中華民國仍是「合法中國」唯一代理前夕，便透由關係到歐洲邦交國家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擔任廚師工作。隨著，歐洲邦交國一一離棄中華民國而去，此些大使館廚師便一一留在荷蘭經營餐館之類的工作。

此些所謂「中華民國」老僑領，或是基於「思鄉情切」，抑或是基於大一統的觀念，在2009年2月初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台灣第四屆全球僑務會議後續說明會」中，曾提出建議指出，「中華民國」僑團與「大陸」僑團應該走在一起合辦活動，以營造「兩岸僑團合流」云云。由於，這些荷蘭「中華民國老僑領」大多出身浙江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來自浙江溫州、青田中國人大量湧進荷蘭打工和開設餐館，並成為中國荷蘭大使館在荷蘭當地的重要領袖，因此，就形成了一種「中華民國老僑領」以「浙江人」身份嫁接至中國的國族想像，出席中國大使館活動的特殊現象。或許，這些老僑領所廝守的記憶夢境，儘管是「中華民國」，但卻是「曾在中國」的中華民國，而非「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吧！

小結

看了以上荷蘭華人調研的例子，問題清楚不過，所謂「僑社」的問題，乃是來自於中華民國籍那段亂發的歷史事實。至於，後來從中國出來的是中國人不論有無拿當地國護照，他們在實際上或者心理上是中國人殆無疑義，他們參加他們母國的國慶，誰管得著。

比較麻煩的是，那種拿中華民國國籍者的心理以及實際情形。如果，這些人已經拿了當地國國籍，那就把他們視為當地人，如果沒有拿，他們拿台灣國籍，但卻要去參加中國國慶，那就跟台灣立委、大官、商賈去參加中國國慶一般，不要較真，但鼓勵他們放棄台灣國籍，去拿中國國籍，這不僅對他們心理健康有益，不會整天活在歷史跟現實之中，同時，也可以讓他們在中國崛起成大國中讓他們滿足作為大國子民成就感。

因此，重點是，「僑委會」就廢了吧。問題要考慮的是，「僑委會」廢了之後，台灣外交如何開展的問題，亦即沒了當地「老僑」牽線，儘管外交施展少了管道，但是這也是好事：首先，他們之所以一直成為「老僑」，就是永遠沒法融入當地，所以基本上也不用期待他們介紹當地的線；第二：少了「老僑」這權宜之門，也會逼迫台灣各代表處認真打入當地並跟當地混，而不是花時間跟華人打混，這不是外交，是一群人關起門開轟趴自High罷了。

最後，馬鷹狗政府都外交休兵了，連外交都不搞了，還搞啥「僑務」。廢了吧，省省台灣的經費。有拿台灣國籍的，就屬於台灣各外交代表單位負責，然後鼓勵歷史遺留的化石，為了心理健康著想，各自歸隊或者就融入當地，成為當地的少數族裔，西方人會把你們當人看，好好教育你們，既然你們到了人家國家，就按照他們的邏輯來辦事吧。如果覺得人家粗暴，你們就組織自己的自救會或權益組織，介入當地政治尋求改善跟保護吧。

因此，裁撤「僑委會」，改設心理輔導室，輔導那些活在國民黨建構的虛幻歷史中的「老僑」，如果那麼想回去，那就回去吧，如果想落葉歸根就回去吧，不然就落地生根囉。這對大家都好。報告完畢！！

台灣人的一九四七大江大海 (蘿莉塔)

打開電視，可以看到龍應台侃侃而談她對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800萬失敗者的柔情感懷。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公車車身上大型的廣告看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在講述一個很另人動容的故事。誠品書局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可以看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熱賣中。

首先，我必須承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的一些故事的確在某些程度上感動了我，但感動之餘，該仔細思索的問題還是不能任意置放於一旁。

龍應台稱1949年台灣島上的800萬人民是失敗者，其中200萬人是國共內戰戰敗後來台的人民，600萬人是被日本殖民過後的失敗島民，他們都是國家機器碾碎下的人，但在此有一點迷思似乎是必須被澄清的 — 這800萬失敗者間其實是有層次別的，龍試圖將800萬失敗者同質化/一體化似乎是不公平的。

首先，600萬原先被日本殖民的台灣島民在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接管時就先被視為失敗者了，在1947年，這一群失敗者已經試圖想衝撞出自己的失敗身份，所以才會有228事件的發生，龍也在書中第241頁提及，對台灣人來說無法忘懷的並非一九四九反而是一九四七，那麼“一九四九”想要感念的失敗似乎並沒有把600萬人的生命歷程考慮在其中。

若說是真心地想要為失敗者做些什麼或感懷些什麼，那麼是否應該更仔細地將其中的歷史紋理整理清晰呢？一昧地將800萬失敗者混為一談，而避去談其中600萬人與200萬人的權力差異，似乎有失對600萬人的更尊重，曾聽人說「激進的歷史學家是必須站在火雞的立場之上，來進行對感恩節的描述。」那麼試問“一九四九”該是一個可以含括800萬人的失敗年代嗎？

另一個弔詭處是，失敗的國民政府來台後，一開始並未承認自己的失敗，反而是將佔立於中國的共軍視為賊，並一再指稱「漢賊不兩立」，並積極希望可以反攻大陸。但自從「大國掘起」現象發起後，失敗的國民黨開始承認其失敗者的身份，積極爭求國共合作，在政治經濟上求助，在文化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即是自白為失敗者的代表，契望對岸在慶祝建國60年的當口(最近中國有一部電影慶祝建國60年為「建國大業」)，可以緬想一下此岸的失敗者。龍企圖以這個主流的國民黨史觀來對台灣人民進行收編。試想一下，這個遊戲的框架只有勝利者(中國) v.s. 失敗者(台灣)，在失敗者承認失敗後，那麼下一步呢，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收編嗎？那麼曾經在“一九四七”年進行衝撞，不想在這個遊戲框架裡玩遊戲的600萬失敗者願意被進行編整嗎？

在龍應台契求中國在慶祝勝利之餘可以點一柱香遙想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失敗者時，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契求國民黨在對中國搖尾求饒時想想在一九四七年不願意成為失敗者的台灣人。

寒心莫拉克（by月出）

        

     

     

看到至今仍然陷落在風災之中尚未脫困的南台灣，我們不僅心痛，恐怕更加心寒。中央政府面對這場災難的種種推諉與荒誕行徑，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當政府運作可以如此無視弱勢與災難，我們又何須交付部分權力以形成這個國家機器與公權力？

        

 整個事件至今已有太多令人憤怒之處，執政者倨傲的心態可以從一些勘災新聞的微小舉動中表露無遺。

        

先前責怪氣象不準的馬統終於願意下鄉勘災。在台東，家人失蹤、幾近崩潰的災民，聽聞馬英九的到來，只能反反覆覆哭喊一句：「我們一家都投給你，為什麼見你一面這麼難？」。才說要苦民所苦的馬統，面對災苦焦急的民眾竟駁以不食人間煙火的：「你不是見到我了嗎？」

      

「你不是見到我了嗎？」好像是理性而切題的回應，但在那個崩潰慌亂的場景中，卻是再粗暴不過的回應；它瞬時豎起一堵高牆，使馬統免於人民悲苦的洪流所及。

      

 其實只要我們有同理心，不用什麼專業知識也可以了解：面對家人命懸一夕的災民來說，「見你一面」根本不是他們真正的欲求（他們真正希望的是見家人一面呀！），那不過是他們在絕境中無助至極的寄託。馬統理性地「你不是見到我了嗎？」，非但沒有對應上災民心中的悲苦，反而硬生生將其苦痛推拒千里之外。當時的尷尬，對災民不啻是另一股刺骨寒風！幸而鄺麗貞隨後的擁抱稍稍化解了馬統的尷尬，或者也比較正面地回應了災民的無助，雖然沒有實質上的意義。

       

或者，我們身在廟堂的馬統從未體會過民情，甚或害怕面對這種不理智的悲苦，故而以極其理智的言語回應災民的慌亂失序。而這樣的場景，不啻是他被自己的「苦民所苦」打了一大耳光。先不論「苦民所苦」這句話背後強烈的階級意識，（將民官上下分之，官員以上位者之姿下體庶民之苦）。即便不以民主體制的角度，而降以君王的標準來看，馬統菁英式的「苦民所苦」不過是他流於字面、束於高閣的口號，不需要實踐，也不需要真實地體現於民眾，尤其是人民災苦時！

        

或許，對於馬統的倨傲民眾心有所感，於是當馬統到旗山國中，民眾必須小心翼翼地強調：「我們不是沒有風度，只是我們真的很急。」為什麼是遭逢劇變的災民要心平氣和地跟政府哀求：「我們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為什麼道歉認錯低聲下氣的，不是握有國家資源的政府？如果我們的國家不能有這樣一點點小小的公義，我們何以須要有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政府？

《莫拉克颱風後，八八馬禍之相關文章列表》（連結）

我是台灣君主立憲派 ( by 佛國喬)

(這會是我們台灣國的公主嗎?相片出處)

一個隱密好幾年的小心聲，今天要與大家出櫃了：其實我是君主立憲派。我知道目前台灣或台派裏，少有人與我持同樣政治意見，但為了不讓有一天醒來，連自己都忘了這麼棒的想法，還是得在此披露一下。（這不是kuso文，馬「騜」的支持者請勿亂入給我加油，而且除了最後一段是幻想文外，全部都是以很嚴肅認 真的心情在寫的，請相信我。）

君主立憲又稱虛君共和，這種國家多是民主國家，至少比目前的台灣民主，日本、英國、比利時、荷蘭、瑞典、西班牙…皆是例子，這些君主之未廢，是有其歷史傳承，但現實上也具相當功能：皇室可作為一國象徵，是一面活著的國旗。

(採君主立憲的國家們)

以下是我的「建國方略」，恭請大家繼續閱讀下去：

在君主立憲的前一年，我們要先進行徵求國王的工作：依現在存活的語族而分，每語族皆可依其血緣考據，以傳統方式，選派出一位大頭目，作為台灣的君主 「之一」，至於漢語系的就別來亂了，這世界上有聽過移民者來承擔「道統」的嗎？不過，那些流著純正頭目血液，卻不會說該族語的人，也別來亂了，因為失語已經代表他放棄其身份可賦予的任何資格了。

假設一年後，有二十個語族經其傳統方式選擇出大頭目，那台灣將存在二十個皇室，每個皇室都可以將其部落的傳統領域畫為「皇家獵場」，各立皇家法案管理；皇家們還可依日治時代的調查結果為基礎，在其部落內，各自建立台灣皇宮，富麗堂皇是一定要的；他們也可以依其傳統，由世襲或推選方式產生繼承者；台灣於是會有一小部份人是流著皇家的血，至少流著與皇家相近的血，走路都有風，各語族內部的認同，當然會大大加強，種族歧視的情況亦會大大降低。

(台灣的綜藝節目充滿對原住民歧視的言論，如該影片，或如王偉忠叫原住民唱歌參賽者學熊叫，小心，這些行為以後都可能會因污辱皇族而被處罰)

二十個皇家當然不是各管各的，作為一國之王，他們必需輪流「在位」來作為台澎金馬的共主。他們在位的那一年，其部落皇室即升格為國家宮殿，皇室成員接受皇家禮遇(見下說明)；在那一年，其語族的傳統節慶，就是國家節慶，必需以舉國之力投入舉辦；也就是說，每年的「國慶日」會出現在不同的日期，二十年一 個循環；至於那一年的國服，就是由該族的傳統服飾所發展出來的服裝，除了皇室成員外，首相及相關官員在晉見國王時，也必需穿著；而那一年的國歌，就是由該 語族的詞所填，通過台灣的義務教育，每位台灣人至少都要會以二十種原住民語言唱國歌 (放心，小朋友「人唱亦唱」能力是很強的)。

一年屆滿後，原皇室就傳位與另一語族的皇室，不再受有皇家禮遇，各自士農工商而去。這種輪流當國家元首的制度，不是我發明的，馬來西亞目前就是。

所謂皇家禮遇，除了擁有比首相更高的薪水外，在食衣住行上都由一群固定的皇僕所照顧著，比如全台灣最好的陶瓷藝師，將受雇於「官窯」工作，全台灣最好的小米釀酒師，也會在皇家酒坊工作；我們於是需要各式各樣的皇家工坊，作為台灣精益傳統工藝的場所；有些工坊可能是因應單一語族需要而生。消極而言，君主立憲會是一個活化保存台灣傳統文化的重要設計，至少，各語族的語言都會有一家庭堅持用下去，不然就會被除名；積極而言，這些工坊將建構出所謂的「國族品味」。

(皇家工坊不限於原住民文化範圍，所謂的本土文化、中華文化，都可以被納入)

不過，既然國王是虛位元首，自是對國家政事難有直接插手的可能，但這些皇室仍有下列幾個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一、確立台灣道統，象徵著台灣自古就是該島之人所擁有的。二、外交上的功能，以台灣君主的身份出訪他國。三、重建文化政治上階序關係，讓原住民文化從邊緣回到核心處。

台灣每年都要供養二個家庭作為皇室(另一個是皇儲，次年要上任的)，看似多了一筆額外支出，但是，因皇室的建築、儀式與節慶活動，而賺回來的觀光財，一定會大過於之；此外，皇家工坊師父們的產品，除了提供皇室之用外，也可以以高價賣給國內外文化消費者，有了Royal一詞加持的物件，能不貴一點 嗎？

當然，台灣需要君主立憲最重要的二個理由，是還給原住民一個公道，以及對外宣示「台灣本質上的非中國性」。

 (故宮在君主立憲之後，可以正名為東亞文明皇家博物館)

有人可能會持以下理由反對我的君主立憲制，我一一回答如下：

一、這不就是帝制嗎?這不是走人類文明的回頭路嗎?

答：廢除皇室，並非人類文明前進的必經之道，上面已列舉太多更文明的國家，他們皆保存了皇室；相反地，不尊重一土地上原有的倫理秩序，移民者以武力或經濟力任意瓦解之，才是人類文明的逆行，君主立憲只是對此逆行的補償，來恢復原有的皇室之名，略補償經濟之利；此外，君主立憲並非帝制，其君主並無實權。

二、這不是建立原住民版的老國代嗎?

答：老國代有實權，人數眾多，坐擁巨薪，對台灣又無觀光發展與文化保存價值，徒敗壞台灣的國際形象，當然不可和我所倡導的君主立憲等同視之；其實，二者都是旨在維繫「道統」，只是一個是武力移民的道統，一個是在地道統。

三、這是建立原住民沙文主義，非原住民將成為次等公民。

答：即使我很想把非原住民變成台灣島上的次等公民，但這也是不可能的，台灣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權力，一定都還會是在漢人手上，君主立憲制無法倒轉之，只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償。

四、人家的君主立憲，君主都是有傳統的，不像我提的這個，是被發明出來的。

答：我所提的不是發明，原住民本來就有大小頭目制度，只是我們百年來忽視了他們的傳統；不過，就算是我發明的，那又如何?比利時等國的國王，不也是為了彰顯其新國家的身份，而選擇一個人出來當國王的?

五、目前台灣原住民的地位不高，大部份的人無法接受他們成為優於我們的皇室。

答：正是因為他們的弱勢，而此弱勢又可歸咎於移民者，才需進行此制度。

六、這只是另一種將原住民觀光化的方式，成為眾人消費的對象。

答：不論有無君主立憲制，原住民成為觀光客體的現象都會持續，如果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那就原住民抬到最尊貴的地位，來進行這場遊戲。

七、台灣連建國都很難了，何況是君主立憲?

答：在我的君主立憲版本裏，台灣內部二大政治勢力都被排除於道統之外，適足打開僵局；就像是二個相鄰大國之間，常常會妥協出一個小國卡在中間，原住民在此土地的正當性，加上對二者不具威脅可能，成為最佳的協調者、緩衝者：對統派而言，就算台灣獨立，也不是把道統交給長久仇視它的一方。在文化競爭上， 中華文化與非原住民的本土文化，將可各自自由發展，不必互搶國家神主牌了。

最後，整個建國過程，也將成為一場「尋找聖杯(們)」的遊戲，讓一件原本帶有悲壯色彩的行動，得以被重新包裝，多了娛樂性，甚至發展出以此主題的小 說、電玩、cosplay…等等，不僅吸引國際注意，也讓更多人一起間接加入我們的建國；他們也將從這些新皇室的身份被教育，而了解到：台灣自古不是中國 的一部份；二者加成，台灣的獨立建國，將更具說服力、更易取得國際支持。

如果建國後，國際仍不承認，這時舉國之民就必需仰賴國王血液發揮功能了，蓋台灣原住民作為南島語族源起，和其他南島語族的小國進行合併，拉親帶故的，自是方便許多；經此合併，我們自然就會加入聯合國，只是台灣那時可能就要改名為「台灣與某某某聯合王國」，二國各自有首相，各管各的，但共同朝拜一位南島語族血緣的虛位元首。

其實我寫這一篇是有陰謀的，在下所屬的西拉雅族，其語言已經失傳了，但我卻在法國某檔案室找到一本尚未見世、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所寫的「解析西拉雅語」，這是二十一世紀版的《武穆遺書》啊！看來只要我肯閉關苦學，以後就可當台灣的國家元首了，所以，最後就由我來帶領大家練習呼口號好了：玉山高、愛河美（註：首相府址），台灣王國千秋萬世，萬歲，萬萬歲。

話說豬圈裡的幸福…..(by shinichi)

當詢問豬，住哪裡最幸福之時，豬圈肯定雀屏中選。當台灣的房屋仲介業公佈「住在台灣最幸福」，當中並以台北市為最幸福的居住地之時，讓人想到豬圈作為豬的幸福首選居住地的諷刺。

台灣的房屋仲介業做得出此種調查結果，除了證明極度商品化跟市場化的房地產乃是這些房屋仲介業利棲(niche)所寄乃預期中之事外，即是說明了台灣人與豬的距離並非想像中得如此遙遠。台灣被炒高的住房，往往得花上班族一輩子的勞動時間方能供養，並為了這一遮風避雨的蝸居之所，一輩子得當龜孫子忍受職場上的一切過勞與剝削、忍受利用親中剷除一切橫阻於兩岸間的各種市場障礙以遂行圖利資本家的無能馬鷹狗政府，及其利用廉價的「拼經濟」為包裝的一切政策作為(關於台灣的房地產商品化的社會批判，請按〈兩種資本主義之戰〉連結)。

因此，當馬鷹狗政府提出中資來台炒樓此種讓台灣受僱大眾、上班族處於更加不利處境的政策時，渾然不知問題嚴重性的豬腦袋人民與媒體，依舊是肯定馬鷹狗政府此種「拼經濟」的用心。台灣人民從不過問廉價的「拼經濟」政策背後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給人還是給牛或豬的，因此，似乎只要有就業機會即可，儘管那可能是一份惡劣到如牛一般的工作機會。於是，「一哥發嫂」(ㄟ擱花—ECFA)這種剷除兩岸資本家剝削的一切障礙達致兩岸市場一體化 (level the playing fields)的圖利資本家之舉會被大剌剌地提出，甚且還廣獲七百多萬藍丁丁的拍手叫好。

再者，丁丁支持下的馬鷹狗廉價且去政治化的「拼經濟」政策，更進一步讓人民不用去過問「經濟」大餅如何分配的問題—政治問題。台北市會成為台灣最幸福的城市之一，說明了「形象豬圈」對於豬依舊是有吸引力的，只要繼續給予就業機會，而不論此種就業機會是給人抑或是給畜生的就業機會。話說，中國政府最愛各種形象工程，每每當黨官下鄉考察農民生活甘苦之時，下級幹部為了讓中央黨官龍心大悅，每每會在黨官車隊行經路徑旁蓋起經過刻意美化的豬圈並獲得「形象豬圈」之美名。

台北市基礎建設睥睨台灣各地、工作機會最多，皆是不爭的事實，也因為如此，台北市的住房商品化最為誇張、人口密度令人乍舌…於是乎，台北市是居住最惡劣的城市。地狹人稠、多蓋幾條哈比人捷運也敢不上人口集中速率...台北按照歐洲的居住標準而言，根本是個醜陋地獄。但台北市依舊被包裝成台灣的形象豬圈。台北市就是以經濟發展、交通便利等因素榮膺台灣最幸福城市的榜首。由此可知，台北作為「形象豬圈」對豬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然而，吾人也必須指出，「豬圈」依舊是豬圈！

台北集中了台灣大多數的各種資源，搶奪了其它縣市的資源和發展，並據此帶來最多的就業機會與發展。基於此，其它縣市之人就紛紛湧入大台北地區，讓大台北地區像是惡性腫瘤一般不斷增生肥大，各項基礎建設也就遠遠趕不及人口集中後帶來的各種難題。因此，如果台北的幸福是經濟發展、就業機會與交通便利堆砌起來的，那麼，這種幸福不過是以豬的幸福標準作為衡量而得的。

台灣社會有一種現象，即是把檔次給搞混。歐洲說的幸福，是指人的標準，台灣房仲業者雖也用「幸福」兩字，但卻是隱含指涉「豬」的幸福。豬的檔次跟人的檔次絕對不可混為一談，雖都是「幸福」，但檔次不同，境界層次亦就不同。自私的台北囊括搶奪大部分的資源以擴張發展自己，但失去資源挹注以發展的全台各地，也就用人口湧入分潤搶奪就業的方式，讓台北頂多只能成為「形象豬圈」罷了，而不能像一個真正自在、從容與有品質的城市—從把上班族、受僱者壓得喘不過氣的房價、從把乍舌的勞動時間與壓力、從難以從容自在與緩慢漫步的街頭即可知。

自私的台北、目光如荳的台北、井底之蛙的台北、語言能力最差的台北(只會講狗語跟破破的英語)、缺乏他者關懷的台北、台北看天下的台北、蔽帚自珍的台北、醜陋的台北、到處都是人的台北…丁丁集中大本營的台北，這樣的台北，幸福嗎？！如果，以豬的幸福而言，或許是的，但以人的幸福來說，卻非如此。台北的那種幸福，我們下港不要，也承受不起。

如果，台北的幸福城市是因為「形象豬圈」而得，那台北的名產之一是丁丁；那麼，咦，難道說丁丁是豬….就把本篇當成洩憤文吧….儘管本格盡量避免洩憤文，但此洩憤非彼洩憤，還望明察啊~~~以本篇當成某種滯台心得報告~~~ ╮(﹀_﹀")╭

日本動漫祭，在巴黎 （by 佛國喬）

2004年，我們笑法國人還在看「小天使」(一部我小學時的日本卡通)，幾年光陰過去，法國已不是吳下阿蒙。既使台灣曾作為日本殖民地、有地理優勢、日語人口可觀，如今，已經敗給地球另一半的法國，將日本娛樂文化的世界第一大粉絲拱手讓出，至少，在市場價值上是如此顯示的。

法國人鄙視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又以自傲於本身文化遺產著稱，但對大和文明，卻可以表現得孺慕不已，這樣的情況令人不得不對日本另眼相看。

看過野田妹的「交響情人夢」的朋友，應該不會忘記在某一集裏，野田妹參加了巴黎的動漫祭，Japan Expo(連結) 今年才辦到第十屆，每屆的參觀量都以可怕的成長率成長，今年較去年成長22%、去年較前年成長67%、前年較大前年成長44%、大前年又較大大前年成長 37%，隨隨便便都是中國經濟成長率的好幾倍；今年初夏的某四天之內，該展覽擠入16萬4千人，這數字可能是台灣開拓動漫祭的二倍。

(最右的今年預估值，實際較高)

二十幾歲時，自從有一次在某校園裏辦公，窗外冒出一具全人尺寸且會動的史豔文，我就成了cosplay迷，帶著Jenny東征西討，巴黎這一場我們更不想放過。

我們那天和哈利波特一起上地鐵，然後轉車時，一位火影忍者陪我們等車，而往會場的地鐵，每個車廂都可找到幾個cosplayer；活動的那幾天，巴黎陷入濃濃的日本娛樂文化風，其實，既使出了巴黎到鄉下，都還可看到一些年輕人盛裝而回的景象。

看吧，這才叫作人潮，還好我們有先買票，不能就得跟另一堆人等到快暴動了。以下是進入現場所拍的幾位cosplayer。

這是位北非裔的cosplayer，本人就長得很好看，眼睛戴成藍色的。

她其實是來顧攤位的。

這對小情侶很紅。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對。

這二位蘿莉並不認識彼此，她們只是因為風格相近，便自行相約合影。

水手服出現了…

這些是瑞士人，坐高鐵而來。

斃了我吧。

  她其實在忙著找廁所。

和台灣的動漫祭不同，這裏除了有耀眼的cosplayer、同人誌與服飾賣店、作者簽書會、日本卡通歌卡拉OK大會外，其實還蠻符合Japan Expo之名的：它是一個介紹「日本」的展覽；所以，有日語補習班來這邊拉人(老師還得cosplay喔)，有日本觀光協會來擺攤位，有日本車的車展，也 有Jenny最愛的日本食物展。

卡拉 OK大會，但是，不像台灣都唱日文原版的，這裏只能唱法文版的。

泡麵現場試吃，這不用聞，光看臉就知道好吃得不得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法國人都會玩日本象棋？雖然才剛起步，呵呵，看來有人已經是信心滿滿。

 

還有穿和服的示範的表演，但很遺憾，法國人就算再盛裝，還是穿不出和服的味道，問題不在身材（都包成這樣了…），問題在於使用身体的習慣，東西方站 立的姿勢就是不同，老師花了好多時間在教學與矯正「穿好後如何站立與走路」，這一段看得我這東方人目瞪口呆，不禁悲嘆起他們身為西方人的身世啊。（夠了， 夠了，我知道你們很努力要學好的，有這個心就夠了…嗚～）

Nana不僅是漫畫，還是化粧風格，付點錢，這裏有個攤位幫您畫個Nana粧，以前是西方人教東方人何謂美，此刻是東方人反過來教西方人了。

可想而知，來此地的法國人大半是「日本控」，現場的日本人於是奇貨可居，這位日本蘿莉原本是遠渡重洋來顧攤位的，但不斷地被要求出來拍照。

這一位也是，商家變model。法國雖然如此孺慕日本文化，但法國的女孩即便穿起全套的蘿莉系衣服，還是擺不出這個姿勢，也不會用臉部肌肉擠出這樣 的笑容(先去給我練練和服站立法吧！)。從上下這二張相片看來，「日本式的可愛」真是日本女人的一項獨道的資產，不過，不少台灣的女生也掌握了十之八九。

可以說，台灣學日本文化是學到精髓，法國還仍在(披)皮毛(cosplay)階段，等到崇日的法國小女孩會自然運用起「日本式的可愛」時，我們台灣才需開始擔心繼「日本文化第一粉絲」被搶走後，「日本文化第一副牌」的寶座也被搶走。

出發前不久才看完《神之雫》，到現場就看到作者本人，這是一部講述法國紅酒有多神(多扯)的漫畫；和《小天使》相同，不少台灣人是通過這些日本著 作，深入接觸了歐洲事物，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不少歐洲人也是透過日本，接觸了東方元素，這還包括了中國的部份，如三國志、春麗這些作品；也就是 說，面對歐洲人，日本人也代理起中國文明，因為現階段中國無法如此成功地外銷自屬文化，其「文化載具」尚未發展成熟，這指的是漫畫、電視電影、電玩、流行 （化粧、服裝…）、設計性商品、遊戲、出版、展覽…，沒有這些文化載具，文化傳播只能在漢學界、藝術電影圈、美術界這些小眾間繞。

簡言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杻，日本扮演一個決定性「管道」角色，但也是她站穩了這個位置，才能一直維持為文化強國，只賣自己的家產不能成為強者。

由亞洲人的眼光看，這個Japan Expo活脫就是日本在二戰未竟的事業：大東亞共榮圈；雖然武力上無法征服大東亞，但在文化上她是不折不扣的盟主啊，日本對內影響我們，也對外代理我們； 從中國、台灣到越南，甚至印度，原本大東亞共榮圈所構想的彊域版圖，都靠著這個Japan Expo，得以向歐洲人說哈囉。

(越武道)

看了越武道的表演，作為外行人，我很難區分「越劍術」與「中國劍術」有何不同，也許根本沒有不同，但還好，越南沒有「文化統派」，不然直稱這個為 「越武道」，可能會惹惱一堆大中國主義；反之，就算是某種拳術，在台灣早已發展至和中國有所不同，大家仍會說那是中國功夫，而不會稱之為台灣功夫，甚至潛 意識地認為所謂的「台灣功夫」一定不比所謂的「中國功夫」厲害。作為擁有一個完整國家觀念與事實的越南，並不會在這種問題上有所羈絆；台灣人之文化自信心，仍遠不如越南人的。

  印度的舞蹈表演，其實是和越武道相同，他們都是在巴黎的補習班。

若不是有Japan Expo，法國人會有機會與興緻了解台灣的娛樂文化嗎？上圖是台灣演藝人員的海報，但很可惜，只有一攤，老闆還是日本人。台灣作為「日本文化的第一副 牌」，很可惜，卻沒有好好利用這個場合搭便車；從日本文化粉絲圈裏去開拓台灣文化粉絲，絕對是最有效率的。

想想看，電音三太子（這也是cosplay嗎？）若出現在這個場合，法國人能不瘋掉嗎？我真想請台灣的觀光局給我空運一副過來，我一定會從搭地鐵就穿在身上，而且一直跳台客舞跳到會場。（沒錯，我就是操台灣國語、抱持老二哲學而且最愛講大話的南部人）

如果觀光局無意補助我，那霹靂公司應該也要考慮贊助我去cosplay素還真，保證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就將台灣的金光布袋戲打入歐洲市場。也許，我還會因為如此，而在台灣布袋戲擴展史上，留下一個小小的名聲呢！那一定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

散場了，門關了，退到地鐵站的人們，仍忍不住地持續展現其cosplay。「小姐，這裏不是台北捷運柵湖線，不會外面下雨、裏面也下雨…」連結

月台上等車，這一位是英國來的。

日本文化是亞洲唯一有成功現代化的案例，並且可稱是東亞唯一的文化帝國，台灣作為此勢力圈中最忠誠的一員，這幾十年來，雖然盜版不少，但終究消費了可觀的日本文化商品；幸運的是，台灣人不是只有付出，我們從消費中學習，從「主牌日本」的樣貌發展「第一副牌的台灣」，想想看，多少台灣的綜藝節目、藝人 團體、衣服品牌、漫畫…都是從仿效日本產品中茁壯；今日，當主牌將要大舉攻入亞洲外的市場時，第一副牌可要緊緊跟隨一起去淘金，過去交出的學費才會開始回收。

現階段，不要妄想在巴黎出現一個Taiwan Expo，那會是在積極參與Japan Expo十幾二十年後，從中漸漸培養出我們的消費圈，才有可能獨立的；若在這過程中，我們尊重越南外籍新娘的文化權，那彼時的台灣，作為台灣本土文化、日本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支那文化的完美交集，掌有如此廣大的文化腹地，這才有可能取得資格扮演著東亞文明代理者的角色，如同今日日本面對歐美；跟隨亞洲第一品牌的腳步，先附隨直至獨立，這其實就是同人誌精神，台灣文化可以是下一個CLAMP (連結)。

而這也才是我們國家文化發展之路。

(若仇日者看了這一篇文章很生氣，我會跟他說：「嘻嘻，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

音樂與社會 (by 蘿莉塔)

前幾個星期到鹿特丹看棒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場休息時，球場會播放一種特殊的荷蘭歌曲 — Levenslied，播放的歌曲通常相當歡樂，全場的荷蘭觀眾們會隨之起舞，並一同歡樂地唱著，在荷蘭算是一種振奮人心的音樂。回家後稍微研究了一下Levenslide，發現這種類型歌的歌詞通常喜愛描寫簡單開心的心情及生活，歌詞的內容可以是描述美好的天氣，也可以只是簡單的愛情，其曲調也多容易上口。

反想台灣的棒球場上中場休息播放的歌，如 愛拼才會贏、天若光、再出發等，這些歌同樣可以振奮人心，但細究其歌詞會發現，歌詞內容通常帶著苦情，描述主角們歷經了一堆顛簸，但並不能因此像命運低頭，反而應該更奮發向上，不畏上天安排，努力打拼出自己的成功。
 

這樣的音樂比較，讓我想到台灣及荷蘭兩地的勞工狀況之差異，我不是勞工研究的專家，但在荷蘭生活，多少也讓我體會到這裡的勞工(上班族)生活與台灣勞工(上班族)之狀況差異相當大。

比如說曾經跟荷蘭朋友聊到過「部份工時」，正規的工時指的是如朝九晚五的工作，而部份工時則是不一定按照正規時間上班的工作。依據荷蘭統計局2006年統計資料，荷蘭婦女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占72%，其中又以每週工作20至34小時之婦女最多，約為41%，許多的荷蘭婦女因此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另外也有很多家庭是爸爸從事部份工時的工作，因此爸爸也可以有很多時間與孩子相處。我有多位荷蘭朋友都是在這樣的家庭模式下被扶養長大的，她們多表示父母這樣的工作模式，讓他們彼此相處的時間增多，也因此親子關係培養得相當穩固。

荷蘭之所以有這樣的勞工條件存在，是因為荷蘭的社會存在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溝通跟對話，透過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進行對話，層層磨合，來達到對社會或經濟等政策制定的一致看法。根據勞委會專員陳湘芬的報導指出，荷蘭社會之所以有這樣的對話模式出現，主要該從其歷史看起，1973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1979年又有第二石油危機，因此荷蘭在1980年面臨了高失業率，政府的福利支出大幅的增加，在1982年，其失業率高達高達10%，經濟成長為負1.2%，這樣的狀況促使工會、雇主代表及政府三方共同協商，試圖以薪資凍結搭配工時縮減策略，企圖達到提高就業的目的。在1982年三方協議簽署之瓦森那協定（Wassenaar Agreement），該協定成為荷蘭社會對話中重要的里程碑。這份協議最主要的條款包括工資有節制的增加（moderate wage increases），以及給予部分工時工作更多空間，以提供勞工及失業者某種程度之工作重新分配，以及更多勞動市場的彈性。

另外荷蘭政府亦針對「部份工時」勞工制定了很多配套的保護措施，例如 部份工時勞工與全時勞工享有同樣的勞工權益保障，部份工時勞工也同時受到「最低工資與最低休假津貼法案」的保護，另外部份工時勞工也與全時工作勞工一樣可領取等同年資月數的津貼及失業津貼。還有部份工時勞工也可以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在荷蘭簽訂勞動契約可以有助於維持勞工的權益，但在荷蘭，許多雇主比勞工更重視勞動契約的簽定，因為荷蘭法院在處理勞資爭議問題時，非常注重勞工權益，假設勞雇雙方未簽訂勞動契約，法院通常以勞工陳述為優先考量，並以有利勞工之假設條款來判決，因此，在保護勞工氛圍濃厚的法規與法院系統下，荷蘭雇主比勞工更注意與願意簽訂書面勞動契約，不論其員工是部分工時或全時工作者。

在這樣層層的社會制度保護下，也難怪荷蘭的勞工或上班族們可以大唱歡樂的歌曲，歌頌生命的美好，反觀台灣的狀況，勞工(上班族)之苦悶不僅沒有受到政府的幫助，還被要求要「不抱怨」！！世界上多種類型的音樂多可以反映社會，唱出人心，這樣的音樂才能真的直達人心，造成流行，如搖滾、龐克、Rap等。荷蘭的Levenslied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安樂，因此受到喜愛，但這樣的音樂類型或許還無法出現在台灣，因為台灣人的生活並未真的達到如此的安樂，反倒是台灣早期的勵志苦情歌還更能唱出目前社會的現狀。台灣的勞工(上班族)一直都還活在苦悶的生活中，勞動條件並未受到應有的保障及保護，政府卻要求人民不能出聲抱怨，甚至有流行歌手盧廣仲說出「不抱怨也是一種Rock and Roll的style」這類謬論，不知道台灣何時才能「天光」呀。

Levenslied "Laat De Zon In Je Hart" (心中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