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測驗題—
GGY的超克(註一)
銀幕上,引揚輪船逐漸遠離,畫面溶進凌晨的台北一0一大樓;在不到一分鐘的電影內,台灣走過了六十年、殖民者從日本軍事強權變成了跨國商業資本。音樂繼續,一個年輕男子從暗巷中牽出機車,在離開前猶疑了一下,下車拿出電吉他、猛力往路燈柱砸下,當場電吉他破裂散落,就像他滿懷挫折的心靈,同時爆出了深沉的抗議:「我操你~我操你媽的台北!」
問題一:「操你媽的~」是來自哪裡的髒話?
這個演員叫黃西田,在電影裡扮演鎮長。多年前布袋戲「史豔文」紅極一時,有次小學考試有一題「現在的民族英雄是誰?」,標準答案是空一格蔣公,卻有小學生回答「史豔文」,於是電視製作單位受到關切,只好加一個超級厲害的角色「中國強」,還在鶴佬語布袋戲裏唱北京話歌曲出場,當時就是由黃西田配音的。
阿嘉的生父早死,電影中並未說明其身分;但因為阿嘉慣用北京話,甚至罵髒話也是用北京腔的「操」(一般人罵髒話都會使用最熟悉的語言),而他教訓樂團成員的嘴臉、一如軍教片裡的外省籍教官;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阿嘉的父親是戰後移民」。當然,也可能是魏導演有意模糊阿嘉的身世,好用他來代表所有的台灣人民(包括外省第二代)。
對了!有些觀眾(尤其台北人)看完“海角七號"以後,感想是「南部台灣人怎麼那麼愛罵髒話?」在此筆者要告訴這些觀眾:電影裡面最早出現、罵得最大聲、最完整(問候對方母親)的髒話,可是來自中國文化古都「北京」喲!也有台北觀眾抱怨:「電影一開始、台北就被人操,很不舒服。」筆者也要提醒這些觀眾,侮辱台北母親、踐踏首都尊嚴的行為,不是來自南部台灣,而是來自北京。
* * *
吉他敲碎之後,男主角跨上機車,開始了歸鄉的路程。他先穿梭在台北市區,接著在紅燈前停下。
問題二:讓阿嘉停下來的紅燈,是在哪一條路上?
許多的電影、文學作品都以歸鄉或漫遊作為故事的主軸:文學作品中,以荷馬的史詩“尤里西斯"(Ulysses,或稱“奧德賽"Odyssey)為最早的代表;在電影中,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系列作品也是如此,而他更以“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s’
Gaze)向兩千多年來的眾多前輩致敬、向巴爾幹半島致哀。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觀點來看魏德聖的“海角七號",這部電影也在向台灣的土地與人民致敬,也是以歸鄉為主題,但不只是身體的歸鄉,更是心靈的歸鄉~認同自己生長的所在。與以上兩部巨作相同的是:當主角(Ulysses、A、阿嘉)回到家鄉時,他們的家園都遭逢危機。
在“海角七號"中,歸鄉才剛開始就因紅燈而暫停;當他停下時,我們看到:擋在他前面的路牌上寫著醒目的(比多數路人臉孔更清晰的)「中華」。
於是我們看到了“父之名/禁令"(註二),我們也知道了:是甚麼樣的意識型態阻礙他歸鄉、接觸養育他的父母親,是甚麼樣的政府組織,承接日本帝國、結合跨國商業資本,在台灣遂行殖民統治。
終於,電影中的紅燈變綠了(現實中的燈號變得更紅了),主角得以繼續歸鄉的旅程。然而在他回到家鄉後,我們看到:當金頭髮的攝影師要拍照,當地人都要讓開;滿載外國模特兒的麵包車橫衝直撞,使得家鄉的老郵差摔得四腳朝天;飯店經理要辦音樂祭,卻不給當地人表演的機會。
問題三:“海角七號"中,誰是“高級外省人”?
當鎮代會主席去找飯店經理、要求讓當地人參與表演時,飯店經理表現出對在地人的明顯歧視(「你們就沒這個人才嘛」),但卻又說「不要分你們我們」。其邏輯就是:好處都歸我們,但你們不可以計較;如果你們一定要計較,就是「挑撥族群」;你們分不到好處,是因為你們「台客」沒水準、登不上大雅之堂,你們怎能跟我們「高級外省人」比~這些正是典型的GGY 邏輯(參見「超克GGY」書籍內文)。可以想見:當ECFA簽訂,飯店經理可以請到來自中國的低薪勞工(註三),那時別說表演工作,就是清潔工作行政工作都不會留給在地人了。
至於阿嘉這個(有台籍母親的)外省第二代,似乎並沒有占據高級的社會位置。但他從窗縫中俯視(看低)老郵差茂伯、不屑回答交通警察勞馬的問題、對修車黑手水蛙頤指氣使;他瞧不起送信的工作,認定電話比信件現代化(「現在哪有人寫信?」、典型北部城市人心態);他在練習時對團員大呼小叫,一副長官教訓小兵的樣子;繼父養育他、替他找工作、幫助他重回舞台實現夢想,但他對繼父不知感恩,當繼父為家鄉人民辦選秀、阿嘉還去鬧場;…阿嘉是不是自認「血統比較高級」、「住過台北比較高級」、「會唱英文歌比較高級」呢?~這些都是典型的GGY complex啊!
題外題:警察勞馬被父親推開後,為什麼要再回去跟阿嘉幹架?
有觀眾認為:很多人沒戴安全帽,警察只罰阿嘉、甚至打起來,這是因為阿嘉穿綠色的衣服。然而交通警察不屬於特偵組管轄,勞馬也沒參加過1991之前的司法官考試,應該不會針對特殊顏色辦案(註四)。所以應該是阿嘉的傲慢惹火了勞馬、引發衝突,勞馬的父親把他推開、讓他回去指揮交通。然後軍用卡車經過,勞馬的哨子掉到地上、被經過的農機車壓壞,勞馬又回去找阿嘉幹架。發生甚麼事了?
台灣原住民經過最慘烈的軍隊鎮壓,大概就是日據時代的霧社事件了;之後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也都有不少原住民因軍隊鎮壓而殉難;此外,(擁有軍用卡車的)國民政府曾經強迫原住民改漢名、限制原住民居住及打獵的範圍,這些軍用卡車勾起了原住民的痛苦記憶嗎?數百年來,漢人不斷和原住民爭地,將他們打獵的森林草原變為耕地;戰後國府遷台,更將許多山區土地撥給榮民、耕種高冷蔬菜水果;原住民只好離鄉背井,到城市裡找低階的勞力工作、可能被詐欺或惡意欠薪~勞馬父子演唱「Mainu Sun」,說的就是這個故事。於是原住民的吹箭不再能為部落帶回食物、原住民的口笛也不再能演奏自由的樂章,「農機車壓壞哨子」正是這土地侵奪過程的重演;勞馬焉能不怒火中燒。
但是勞馬還是找錯對象了,壓迫原住民的並非(同樣弱勢的)榮民,也不是路人阿嘉~或許他們有些種族歧視~,而是國家機器。在許多街頭抗爭的場合,基層警察(原住民最常從事的職業之一)被指派鎮壓群眾,或許發生衝突、或許事後互相批評,雙方卻都忘了:「利用警察的統治者」(勞馬背後的軍用卡車)才是罪魁禍首。
~未完,請見「海角七號測驗題—GGY的超克(二)」連結~
註一:GGY是郭冠英(Guo Guang Ying)名字的縮寫,超克藍綠的寫手們把它發展成「了不起的概念」(郭冠英語);關於GGY的豐富內涵及相關討論、以及GGY歌曲、GGY娃娃,請見超克藍綠的新書「超克GGY:郭冠英現象之評析」,書中內容還有:郭冠英事件詳細經過、GGY與台灣政經發展/文化現象的關係、各國的相關法規、GGY現象的成因、台灣的後/殖民情境…等;此書將於各大通路及五一七遊行現場販賣。
註二: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認為:當孩子兩歲左右、正要開始發展自我意識和語言能力時,父親的名字/禁令(no/nom
du père)―相對於母性的名字、小名或領洗名―出現了,前伊底帕斯的原始兩人世界(母嬰關係)被破壞了。語言與父親的出現讓孩子認知到一個現實,就是孩子必須調適他對世界的原始經驗――感官印象併入客體/客觀世界中,並且被社會權力(以語言和父親形象為代表)所命名和歸類。以上所提到的語言(能指)、父之名、與一部分的潛意識共同構成了象徵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的主要部分,而這又與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政治權力…密切相關,或說這些都是象徵界的一部分。必須注意的是:此處的“父親”並不是真實的血肉的父親,而是象徵意義的“父親”或“父親的位置/功能”。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與教育下,「中華」成為多數人的「父之名」,相關的一切(“國語"、國號、中華文化、秋海棠、忠君思想…)成為象徵界占據統治地位的成分。
註三:記錄顯示:考選部曾准許中國衛校畢業生參加專技高考。ECFA簽訂後,勢必有更多的產業外移、更多的中國貨傾銷來台、更多的中國人來台搶工作;雖然馬英九曾說:「不開放中國勞工;不開放中國學歷考證照。」但他跳票已不只一次,也總是找得到理由跳票。
註四:1991之前,報考司法人員特考需填寫“省籍”、“黨籍”兩項,同時規定國文(公文寫作、無客觀評分標準)需達六十分以上才能錄取,所以非國民黨員者幾乎無法考取司法官;請見「黨籍的故事」(黃守禮)(連結)。 在司法官訓練所結業後,台灣省籍人士常因升遷不易而轉任律師;參見:「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劉恆妏,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