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天堂比較近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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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讀完了《新荷蘭學：荷蘭幸福強大的16個理由》，很滿足的一個開始。

有一些朋友到荷蘭Leiden來玩，一開始可能會遇到極大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直喊無聊。因為這裡沒有她們熟悉的消費環境，沒有24小時營業的7-11，也沒有開到很晚的百貨商場，更沒有隨手可招的計程車。這樣的環境迫使她們無法進行“消費式娛樂行為”(要花錢的休閒娛樂)。但待了幾天後，她們開始喜歡Leiden，因為沒有過多繁雜又誘惑人的商家，她們開始騎著腳踏車欣賞天空及雲，偷窺路邊可愛房子裡那些慵懶又幸福的貓，坐在運河旁喝咖啡談天說地，甚至開始聊以前從未靜心想過的人生及哲學問題，也甚至開始不想回到吵雜又人際網絡複雜的台北。

很多朋友包括我，以前可能從未想過也從沒被教育過自己到底想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裡，但來到荷蘭，體驗過這裡的生活，會開始對自己想生活的社會或環境多了一些想像甚或期待。然後進一步想，荷蘭這樣的社會及生活環境到底怎麼打造來的呀？讀一下《新荷蘭學：荷蘭幸福強大的16個理由》，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我個人有一個小心得，那就是荷蘭不論在那一部分的建構(社會、建築、文化、娛樂)，一定會把“每一個成員”考慮在其中，甚或其他物種的成員，例如貓、狗也被相當程度地包括在其中。所有的體系建構都體貼地包含及容納每一個成員，相信在這樣包容力高的社會裡生活，不論肉身或心靈都可以相對感到舒服及自在。舉例來說吧，以建築而言，荷蘭建築師關注的並不是要如何花俏地設計出世界名建築，反而是更關注人類居住環境及自然環境的問題；以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關懷來面對建築設計，相信在這樣的信念下設計出來的環境及空間，一定可以讓多數成員在其中感到舒適自在又幸福(請參考第四章《從歐洲邊陲挺進世界舞台：古羅馬時期到21世紀的荷蘭建築》)。除了對人這個社會成員的關注外，貓狗也被貼心地歸納在這個社福體制裡。在荷蘭，貓狗販售的寵物店不超過10家，大部分想養貓狗的人，必須從動物庇護所領養，或向有執照的飼育動物者購買，以這樣的方法來遏止貓狗被違法繁殖。又，想養狗是要繳狗稅的喔，還要幫狗狗到居住地市府登記；如此尊重動物生命的國家，相信會更尊重生活於其中的人(請參考第十四章《狗兒不在家，就是在往咖啡廳的路上：荷蘭的動物福利制度》)。

套一句朋友常說的話：「荷蘭不是天堂，但這裡是離天堂比較近的地方。」來過這個離天堂比較近的小國，會不自覺地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住在這樣的地方(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想，但這麼想的人比例還蠻高的啦)。讀完這本書，發現要打造一個離天堂比較近的地方，雖然困難，但其實是有路徑可循的。這種找到線索的感覺，真是讓人滿足呀。

p.s. 不得不提一下，小英的“十年政綱”真的好像依循著這樣的建構路徑擬寫出來的喔。^^

給我身邊親愛的妳 (by 蘿莉塔)

在荷蘭總是比較有機會可以看到過了三十歲的(歐洲)未婚女人較從容地過生活，所謂較從容地過生活就是，從容自在地享受當下的生活，而不是動不動就憂慮自己找不到對的人結婚，或是煩心自己過了三十歲，身價就不再值錢了。我的生活周遭就蠻容易遇到一些過了三十歲但還未有固定伴侶的歐洲女人，大部分的她們仍然可以維持優雅的姿態過日子，不緊張自己過了三十歲後還未找到結婚的伴侶，不害怕身價是否有漲跌的嫌疑，我歸結出一個原因是因為她們都很知道自己的人生在追求些什麼，並懂得開心享受自己當下的生活。

這份優雅享受當下的生活除態度是怎麼被培養出來？我認為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的架構保護著。以荷蘭社會為例，荷蘭的社會擁有所謂的居住正義、公平的薪資所得賦稅制度、均衡的空間與城鄉發展、還有鼓勵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體系(順便一提，怎麼跟蔡英文提出的十年政綱那麼像呀，好巧喔 ^_^)。這樣的全面性制度配套，灌溉出一個讓人民擁有實質生活安全感的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可以相對較自在地活出自己；如果說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來到世上，那麼我想像在荷蘭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每個人」應該才有充分的機會跟運氣可以照著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來生活吧。

這些社會性制度基本上是環環相扣的，每一個環節都顧及到了，才能把一張周全的社會安全網織出，讓大部分的女人可以優雅從容地優遊其中。一個社會擁有居住正義，房子不被視為商品來對待，房子被視為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便有義務要保障每個人都有擁有這份必需品的基本權力。要如何實踐這個居住正義呢？除了社會住宅的政策施行外，如果實行均衡的空間與城鄉發展，各鄉城鎮獲得均衡的資源得以發展其各面貌，假設城鄉差距沒有那麼大，台灣的南部、中部、東部(台北以外的地區)皆有足夠的工作機會，生活環境也皆規劃得完善，那麼將不會有過多人口必須擠在台北，購買空間通常狹小、周遭生活環境不優良、又昂貴的房子，一個地域的人口密集度降低，那麼相對來說，居住正義的實踐性即可能變高。

如果台灣的每個鄉城鎮可以獲得相對均衡的資源，就其當地風土民情及地緣特色去做發展，每個城市鄉鎮有其不同的發展及肩任的角色，那麼就能相對拉近城鄉差距。如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扮演文化首都角色，海牙為政治首都，葛洛寧根為農業首都，鹿特丹為經濟首都，每個城市各司其職，有其不同發展及特色，不同的專業人才分散居住在各地，便不容易有某一個城市或鄉鎮居住人口過度膨脹的問題，「每個人」的居住基本權也容易被顧及到。

但這樣的城市規劃做到了(硬體設施做到了)，如果居住在這島國上的人對事情的看法沒有多元角度的彈性伸展(軟體)，那麼社會安全網的編織工作也還未能堪稱完成。怎麼說呢，如果台灣人對工作職業的觀念還是如往常，認為工作就是用來賺錢，所以就是要當醫生，當工程師才能賺大錢，才能有一個美好人生的話，那麼就算有再完善的硬體設施配合，還是沒辦法織出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網的編織除了硬體設施發展，也需要軟體的配合，也就是多數人對工作的某些觀念必須有一些調整，舉例來說，工作可能不一定只是用來賺錢，它可能可以是被用來實踐自己人生藍圖的一個活動。如此一來，可能不會有大部分的人都只把工作當成只是賺錢的工具，應該也不會有一定要從事某些職業的迷思，可能會有更多人選擇其職業是基於個人興趣或愛好，那麼便不會有多數人都必須要擠在某個城市從事某一個產業的工作的疑慮，那麼居住正義又相對容易被實踐了。

「每個人」看事情的多元視角要如何被培育養成呢？物質條件的調整就是友善的薪資所得稅賦制度的實施，稅制的合理化可以拉近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財富差距，便不容易有從事某些工作就可以致富，而某些工作就一定賺不到錢的過度失衡的狀態存在；有這樣的物質條件配合，相信對「工作」、「人生」相對多元的看法就容易被培養出來。再來就是教育的配合，如果有一個相對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體系存在，那麼「工作不一定只為賺錢，有可能是為了實踐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這樣的觀念就較容易被培養出來。推動小班、小校、小學區的概念，每個學區獲得均衡的資源，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每個學童在小學校、小學區被充分關照到。社區型學校的好處是學校及家庭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網絡，家長與老師可以完善配合提供「每個」學生「適性」的學習環境，提供多元視角生成的培養皿。再來若高等教育可以明確分研究型、教學型、技職型，那麼又相對提高了培育出一個多元價值的學習環境的可能性。多元價值環境產生，多元觀念及看法就容易出現並被接受。

試想一個過了三十歲的女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下，她該是可以多麼從容自在地享受生活呀。首先，她不用一直憂慮找不到對的人結婚，因為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養育下，首先，女人們可能可以因為「真正的」經濟獨立，而更有機會可以開始思考為什麼要結婚，是為了長期飯票呢？還是為了心靈成長伴陪？過去多數女人可能因為經濟不夠獨立，而需要透過婚姻型式來跟另一個男人結合，取得長期經濟保障。但試想如果女人在經濟地位上可以與男人相平等，那麼女人便不需急急切切地想望在三十歲前一定要把自己嫁掉(很多人擔心三十歲過後身價就急掉)。如果女人需要的不是經濟飯票，而是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那麼過不過三十歲應該不為一個大問題。女人的生理(生育)年齡據科學論述過了三十四歲就算高齡級別，另外過了三十歲，很多生理老化狀態也多會陸續出現，青春外表將不再，較難再以純外表吸引異性追求。但換個方向來想，難道這非嘗為一件好事？自動把那些只看重青春肉體及外表的傢伙給過濾掉，實為一件良事，替自己省去一些麻煩，減低了遇到爛人的機率，相對提高了找到了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的機率。如此一來，結不結婚便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更應該想的是，該如何遇到一個心靈相通相知相惜的伴侶。

要如何遇到心靈相通相知相惜的伴侶呢？我不會有一個正確答案，但我能分享的是一個有社會安全網照顧下的想像。生活在一個擁有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女人除了不需因為經濟緣故找長期飯票而結婚外，還可以更有機會正視自己人生的藍圖，探索及發展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如果女人可以在經濟上成為一獨立個體，不需依附他人過活，並以追求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為思考的話，那麼這正是一個最佳的機會，將人生的視角擺在自己身上，追求自我成長。充分利用這樣多元文化價值社會型構及平等分配的社會資源，發展自己的喜好跟興趣，追求個人心靈成長跟豐富，相信擁有這樣特質的女性，也較能找到跟她真有心靈相通的伴侶。一些女人總喜歡說她們怎麼樣都遇不到好對象，如果「愛情」真的如希臘神話所說，是在尋找那個在遙遠的過去與你曾合在一起的另一半，在今世妳們會互相感知來找到對方(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完整的一個人，也都該享有成為獨立個體的快樂，然後才能知道怎麼享有兩個個體再一起相知相惜並共同成長的快樂。)；那麼你有想過你自我的這一半邊長成什麼樣貌了嗎？我總是竊自認為，如果我們連自己的人生要追求些什麼，想望些什麼都不甚知道了，那麼我們如何長成一個堪稱較完整的一半，又如何讓另一個半邊能來感知得到我們呢。在一個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下生活，女人們有較高的機會可以發展出一個完整的自己，並遇到那個與自己相知相惜的對象(不過囉嗦地說一下，不管任何感情或關係都是需要經營的喔，即使遇到與自己較相知的對象，仍需要共同經營、成長、磨合，才能成為相惜的伴侶喔)。

我身邊親愛的台灣女人們，我們要怎麼從容又優雅地生活著呢？就是要著手補織一張社會安全網。要怎麼補這一張網呢？親愛的女人們，我會建議我們大家盡量試圖在忙碌的生活裡，找出時間，除了討論愛情、關心品牌折扣訊息、吃好吃的下午茶以外，還要好好關心政治喔。比如說，關心現在兩黨總統候選人提出的政綱政策，看看誰較有能力及想法織出那張安全的網。如果能花一點時間去了解政治能怎麼為我們補出這張社會安全網，我們都可以自在優雅地生活著喔。

恐怖的單一思維(by羅莉塔)

陳文茜在大眾時代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樣的民主 太可惜」，在文中她解釋了為什麼她希望開放讓陸生來台念書，並批評台灣政黨政治的可笑，認為政黨之間無法理性辯論，只有單向思維的場域。讀完她這篇文章，我才發現她的思維才是單調的可以，那就是凡事要先親中(中國)，再來就是親資(資本家)。

親中(中國)

台灣所有的政策都是親中政策，這一點真的讓人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經濟政策要親中：ECFA，健保政策要親中：不但中國籍配偶與前夫（妻）所生的子女也可納入健保，連中國專業人士來台工作投保健保的保費，也比照台灣無業民眾。教育政策也要親中，讓人覺得馬政府難道沒有其他更有建設性的政策可以推動執行嗎？

就教育問題而論，更應該著手改革的難道不是教育內容或其素質的提升嗎？例如，荷蘭(1600萬)的人口比台灣(2300萬)略少一些，相對於台灣的160幾間大學，荷蘭只有24所大學，但卻能有約略4所大學可以名列世界百大大學之列(雖然我對這種百大學校的排名基礎不是非常買單，但相信其或許有那麼一小點的參考價值)，而台灣卻沒有一間大學可以列百大名單之中，這樣的懸殊比較讓人懷疑台灣的教育內容(素質)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政府若真心關心教育問題，應該著手改造的是教育內容本身，而非一昧粗糙地想著招募陸生來台以救私校生計。

親資(資本家)

再來，陳一再在文章中提及，台灣企業嘆無人才可用，陳建議可以藉由陸生來台以從大陸招募人才。這樣的思路真的讓人覺得很單調，因為親完中國後，再來就是要親資本家了。為什麼文章中要一昧地替資本家擔心找不到人才呢？我很想反問，為什麼不替台灣人才擔心找不到更好的就業機會呢？又或者為什麼不替台灣學子們擔心要在怎樣的教育環境中才能被培育成人才呢？而台灣的教育環境已經具備有那樣的條件了嗎？

學費每年的調漲，每年約有72萬學子必須藉由助學貸款來支付學費，因為多數受僱父母的工資已經多年未經公平地調漲，但學費卻經年調漲，當然有很多學子們無法負擔逐年增加的學費。或許還有些學子可能因此喪失接受更高等教育的機會，也或許因此失去機會成為資本家口中所謂的”人才”。教育不是商品，接受教育是人民皆可享有的權利，國家若真想在教育政策上做一些改造或改進，那麼該先做的難道不是讓全民皆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跟機會嗎？怎麼會在人民還未有權利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下，還一心只想著招募陸生來台念書，或一心替資本家擔憂台灣無人才呢。

如果政府真的想在教育上有所改造，讓繳稅的台灣人民在教育上獲利，那麼應該做的事是就教育內容跟本質上做改進，而不是一昧地擬定親中政策。又如果政府可以多替廣大平民著想，而非一心想著幫助資本家多賺一些錢，那麼應該先做的是讓教育公共化，讓全民皆有享有平等教育的機會，也有機會可以多替台灣培育出更多的人才吧。在陳文茜呼籲朝野多聽台灣競爭力核心高科技業者的想法前，是否更應該先聽聽一般人民的聲音呢。

降低房價

 

以前喜歡讀陳文茜的文章(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應該是她還大力提倡”台獨”時期的事了吧)，是因為覺得她言詞犀利，並且總是可以提出相關有力證據來證明她的論述，但近來幾篇文章，都讓人感到失望，除了批評見解不再鋒利以外，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也不那麼對症下藥，讓人不禁懷疑是不是政權一換，連評論者們的思考能力都被換掉了。

就以她近期的一篇文章「庶民經濟第一件事︰降低房價」為例，文中她提到台北市的房價高居不下，尤以捷運附近的房子最為誇張，因為多數外地人移居台北，都是因為台北有比較多就業機會，而且多數人喜好集居在交通便捷處(如捷運站附近)，因此讓捷運系統附近的房價節節飆升。所以她認為中央政府應刪減軍事國防預算，將預算投注在台北市捷運系統的建設上，好讓大台北捷運網早日得到預算，讓台北抵得上亞洲其他大城的水平。



看完這篇文章，我一頭霧水，大蓋捷運可以降低房價嗎？房屋的炒作有些時候當然是與交通便捷有關，但也並不全然如此，若房屋炒作跟交通便利度絕對相關，那麼又何以解釋信義區的豪宅天價呢?(信義豪宅區目前為止還沒有捷運站直通) 還有，台灣90年代就有無殼蝸牛運動的出現，在當時台灣並沒有捷運系統，所以可見得房價的高漲乃是被刻意炒作，欲以大興捷運網來解決房價問題，實是有問題。






首先我認為要降低房價應該就事論事，房屋本來就不應該被當成商品來炒作。政府應該制定相關政策抑制房價高漲，如荷蘭提供公共房屋，透由各機關組織來釋出，其租金低，相對可運用來平衡房市。反觀台灣，在大台北地區，豪宅被包裝為LV精品包，週邊房價就要跟著無情上漲，該區域的國宅也變得特別貴。很多時候，我們並不奢求揹名牌包，只希望能揹得起一只包包，但若房市炒作沒被政府有效控制，那麼我們連揹包包的權利都沒有了。


大興捷運當然可以為市民帶來更便捷的生活，我也樂見其成，但大興捷運與降低房價之間必然關係到底是什麼，實在從「庶民經濟第一件事︰降低房價」一文中看不出端倪。

後續建議閱讀 兩種資本主義之戰在台灣

台灣人的一九四七大江大海 (蘿莉塔)

打開電視，可以看到龍應台侃侃而談她對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800萬失敗者的柔情感懷。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公車車身上大型的廣告看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在講述一個很另人動容的故事。誠品書局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可以看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熱賣中。

首先，我必須承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的一些故事的確在某些程度上感動了我，但感動之餘，該仔細思索的問題還是不能任意置放於一旁。

龍應台稱1949年台灣島上的800萬人民是失敗者，其中200萬人是國共內戰戰敗後來台的人民，600萬人是被日本殖民過後的失敗島民，他們都是國家機器碾碎下的人，但在此有一點迷思似乎是必須被澄清的 — 這800萬失敗者間其實是有層次別的，龍試圖將800萬失敗者同質化/一體化似乎是不公平的。

首先，600萬原先被日本殖民的台灣島民在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接管時就先被視為失敗者了，在1947年，這一群失敗者已經試圖想衝撞出自己的失敗身份，所以才會有228事件的發生，龍也在書中第241頁提及，對台灣人來說無法忘懷的並非一九四九反而是一九四七，那麼“一九四九”想要感念的失敗似乎並沒有把600萬人的生命歷程考慮在其中。

若說是真心地想要為失敗者做些什麼或感懷些什麼，那麼是否應該更仔細地將其中的歷史紋理整理清晰呢？一昧地將800萬失敗者混為一談，而避去談其中600萬人與200萬人的權力差異，似乎有失對600萬人的更尊重，曾聽人說「激進的歷史學家是必須站在火雞的立場之上，來進行對感恩節的描述。」那麼試問“一九四九”該是一個可以含括800萬人的失敗年代嗎？

另一個弔詭處是，失敗的國民政府來台後，一開始並未承認自己的失敗，反而是將佔立於中國的共軍視為賊，並一再指稱「漢賊不兩立」，並積極希望可以反攻大陸。但自從「大國掘起」現象發起後，失敗的國民黨開始承認其失敗者的身份，積極爭求國共合作，在政治經濟上求助，在文化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即是自白為失敗者的代表，契望對岸在慶祝建國60年的當口(最近中國有一部電影慶祝建國60年為「建國大業」)，可以緬想一下此岸的失敗者。龍企圖以這個主流的國民黨史觀來對台灣人民進行收編。試想一下，這個遊戲的框架只有勝利者(中國) v.s. 失敗者(台灣)，在失敗者承認失敗後，那麼下一步呢，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收編嗎？那麼曾經在“一九四七”年進行衝撞，不想在這個遊戲框架裡玩遊戲的600萬失敗者願意被進行編整嗎？

在龍應台契求中國在慶祝勝利之餘可以點一柱香遙想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失敗者時，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契求國民黨在對中國搖尾求饒時想想在一九四七年不願意成為失敗者的台灣人。

音樂與社會 (by 蘿莉塔)

前幾個星期到鹿特丹看棒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場休息時，球場會播放一種特殊的荷蘭歌曲 — Levenslied，播放的歌曲通常相當歡樂，全場的荷蘭觀眾們會隨之起舞，並一同歡樂地唱著，在荷蘭算是一種振奮人心的音樂。回家後稍微研究了一下Levenslide，發現這種類型歌的歌詞通常喜愛描寫簡單開心的心情及生活，歌詞的內容可以是描述美好的天氣，也可以只是簡單的愛情，其曲調也多容易上口。

反想台灣的棒球場上中場休息播放的歌，如 愛拼才會贏、天若光、再出發等，這些歌同樣可以振奮人心，但細究其歌詞會發現，歌詞內容通常帶著苦情，描述主角們歷經了一堆顛簸，但並不能因此像命運低頭，反而應該更奮發向上，不畏上天安排，努力打拼出自己的成功。
 

這樣的音樂比較，讓我想到台灣及荷蘭兩地的勞工狀況之差異，我不是勞工研究的專家，但在荷蘭生活，多少也讓我體會到這裡的勞工(上班族)生活與台灣勞工(上班族)之狀況差異相當大。

比如說曾經跟荷蘭朋友聊到過「部份工時」，正規的工時指的是如朝九晚五的工作，而部份工時則是不一定按照正規時間上班的工作。依據荷蘭統計局2006年統計資料，荷蘭婦女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占72%，其中又以每週工作20至34小時之婦女最多，約為41%，許多的荷蘭婦女因此可以兼顧家庭與工作；另外也有很多家庭是爸爸從事部份工時的工作，因此爸爸也可以有很多時間與孩子相處。我有多位荷蘭朋友都是在這樣的家庭模式下被扶養長大的，她們多表示父母這樣的工作模式，讓他們彼此相處的時間增多，也因此親子關係培養得相當穩固。

荷蘭之所以有這樣的勞工條件存在，是因為荷蘭的社會存在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溝通跟對話，透過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進行對話，層層磨合，來達到對社會或經濟等政策制定的一致看法。根據勞委會專員陳湘芬的報導指出，荷蘭社會之所以有這樣的對話模式出現，主要該從其歷史看起，1973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1979年又有第二石油危機，因此荷蘭在1980年面臨了高失業率，政府的福利支出大幅的增加，在1982年，其失業率高達高達10%，經濟成長為負1.2%，這樣的狀況促使工會、雇主代表及政府三方共同協商，試圖以薪資凍結搭配工時縮減策略，企圖達到提高就業的目的。在1982年三方協議簽署之瓦森那協定（Wassenaar Agreement），該協定成為荷蘭社會對話中重要的里程碑。這份協議最主要的條款包括工資有節制的增加（moderate wage increases），以及給予部分工時工作更多空間，以提供勞工及失業者某種程度之工作重新分配，以及更多勞動市場的彈性。

另外荷蘭政府亦針對「部份工時」勞工制定了很多配套的保護措施，例如 部份工時勞工與全時勞工享有同樣的勞工權益保障，部份工時勞工也同時受到「最低工資與最低休假津貼法案」的保護，另外部份工時勞工也與全時工作勞工一樣可領取等同年資月數的津貼及失業津貼。還有部份工時勞工也可以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在荷蘭簽訂勞動契約可以有助於維持勞工的權益，但在荷蘭，許多雇主比勞工更重視勞動契約的簽定，因為荷蘭法院在處理勞資爭議問題時，非常注重勞工權益，假設勞雇雙方未簽訂勞動契約，法院通常以勞工陳述為優先考量，並以有利勞工之假設條款來判決，因此，在保護勞工氛圍濃厚的法規與法院系統下，荷蘭雇主比勞工更注意與願意簽訂書面勞動契約，不論其員工是部分工時或全時工作者。

在這樣層層的社會制度保護下，也難怪荷蘭的勞工或上班族們可以大唱歡樂的歌曲，歌頌生命的美好，反觀台灣的狀況，勞工(上班族)之苦悶不僅沒有受到政府的幫助，還被要求要「不抱怨」！！世界上多種類型的音樂多可以反映社會，唱出人心，這樣的音樂才能真的直達人心，造成流行，如搖滾、龐克、Rap等。荷蘭的Levenslied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安樂，因此受到喜愛，但這樣的音樂類型或許還無法出現在台灣，因為台灣人的生活並未真的達到如此的安樂，反倒是台灣早期的勵志苦情歌還更能唱出目前社會的現狀。台灣的勞工(上班族)一直都還活在苦悶的生活中，勞動條件並未受到應有的保障及保護，政府卻要求人民不能出聲抱怨，甚至有流行歌手盧廣仲說出「不抱怨也是一種Rock and Roll的style」這類謬論，不知道台灣何時才能「天光」呀。

Levenslied "Laat De Zon In Je Hart" (心中的陽光)

逛街之有感 (羅莉塔)

喜歡在歐洲逛街血拼的人一定知道H&M，這個來自瑞典平價的服裝品牌。最近H&M有一個活動，那就是邀請設計師、藝術家及明星們針對『對抗愛滋』(Against AIDS)這個主題來設計一系列的主題T恤，旨在引起世人對防範愛滋的重視。

這個活動的出發立意不錯，希望透過與流行文化的結合，向年輕人宣導對愛滋病的認識及防護，宣導的內容大綱不外乎就是教導該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為等。但進一步來看，這樣的活動宣導的層次似乎稍嫌不豐富，感覺上只是教人來買件『較有想法/意義』的T恤，讓消費者認為自己進行了一次有意義的消費，也可能進一步對愛滋病的防範有基本的認識，但這樣的宣導僅止於個人層次，並無法讓所有人了解到這個疾病後面衍生的世界公衛問題。



關於『愛滋病』，除了教導安全性行為以外，似乎還有更多世界公衛問題可以去進行了解。



例如，愛滋病常伴有併發症囊球菌性腦膜炎產生，而治療這種病的藥物泰復肯(Di flucan)是輝瑞藥廠的專利藥，這種藥在肯亞，一顆要賣18美元，遠超過一般非洲人民薪資可負擔的範圍。泰國亦有合法製造的非專利泰復肯，一顆只要8角美元，但肯亞的法律卻明文規定禁止這種藥的進口…


一顆泰復肯揭發了藥廠與公衛組織之間的戰爭，1994年全球簽署智慧財產權要維護自由貿易，藥品的專利權都在此管轄範圍之內，許多大藥廠都不願釋出藥品專利權，因此即使大藥廠製造出來的藥之售價對第三世界來說過度昂貴，但為了治病，窮人也只能咬著牙買帳，但更多的貧人是根本無力負擔而只能任疾病折磨至死。



2003年，南非總統曼德拉在出席巴黎一場抗愛滋大會上，他非常坦率的說：「在近20年來，人類抗擊愛滋病的鬥爭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總的來說，人類仍然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世界上已經有2600萬的人死於愛滋病，其中有95％的人來自於發展中國家。」「希望現在抗愛滋病的藥物能夠降低到窮人都能夠使用的價格。不平等是人們無法掩蓋的事實，這是全球性的問題，窮人無法使用抗愛滋病藥物是對人權的曲解。」



與流行文化結合來進行事件宣導是出發點極佳的做法，但如何預防事件宣導到最後變成只是消費，及如何更深度地宣揚事件原委及揭露更深層的事件意義，或許是campaign執行者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原點。

為愛朗讀之前...(by 蘿莉塔)

 

Christian Boltanski "Faces"

德國人沒有權利訴說他們的悲傷，更不允許哀悼失去的歲月；德國人只能低著頭，一直低著頭，向世界、向歐洲、向猶太人低頭懺悔。德國是侵略者，德國人沒有悲傷的權利。這聽起來像扛著二二八原罪的外省人，我們一點都不陌生。德國人為何投票同意希特勒取得政權？為何參與納粹招募的國民部隊？為何隨著納粹的卍字符號侵略屠殺半個歐洲？這60年來，全地球上所有的手指皆向德國人，要他們給個答案… 《為我們的愛朗讀》陳文茜 


陳文茜在大眾時代發表一篇名為《為我們的愛朗讀》的文章，該文是她看完《為愛朗讀》(The Reader) 的觀後感想。在這篇文章的第一部份，陳文茜描述了《為愛朗讀》裡女主角的生命遭遇，一名36歲的文盲女子漢娜史密茲(Hanna Schmitz)，原本擔任電車剪票員，但因害怕升遷就此曝露她文盲的事實，因此選擇加入納粹，擔任集中營警衛軍，20年後，漢娜接受審判，因為為了再次掩蓋她文盲的事實，她承擔了所有的罪，被判終身監禁。透過這個故事的講述，陳文茜認為《為愛朗讀》為我們揭露了德國人的傷痛，那就是很多德國人並不知道戰爭為何而來？她認為答案很簡單，沒有人真正知道為什麼。戰火無情開啟，不同身分、年齡世代的人，只能想辦法當口下，給自己尋些能過去的日子。文章的第二部份，陳則將希特勒的崛起歸因於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並認為真正該受審判的是華爾街。


看完陳文茜的評論文章，又看了電影《為愛朗讀》，縱合2者觀後之感，我認為陳文茜以德國人的原罪來比擬外省人的原罪似乎還有欠恰當。《為愛朗讀》這部電影的概念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邪惡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 之概念相雷同，漢娜鄂蘭是出生在德國的尤太人，鄂蘭在1929年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但因為她是尤太人，所以無法獲得學術認證，並不能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任教。二戰爆發，鄂蘭在1941年逃往美國，在紐約成為當地尤太僑民的活躍份子。二戰結束後，鄂蘭專程到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二戰期間艾希曼負責逮捕尤太人，約有60萬尤太人因此喪命。鄂蘭在聽完審判回到美國後，出了《納粹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關於平庸無奇的罪惡的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她指出艾希曼曾經親手簽發了處死上萬名尤太人的命令但他看上去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邪惡無比的魔鬼，而是一個平淡無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他所犯下的罪行並不出於什麼深刻的邪惡動機，而在於他是一個根本拒絕思考的人，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根本未予思考，也沒有外在的聲音能喚醒他的良知。


鄂蘭的此發表並不是真的要將邪惡給平常化或合理化，透過邪惡庸常化的描述，鄂蘭希望我們可以理解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很多不願意去思考的人，身處其中便成了結構性殺人的組成之一。《為愛朗讀》也並非要將邪惡給平常化，透過《為愛朗讀》，我們看到戰爭的無情，也看到殺害尤太人的德軍並非全部都是那麼張牙五爪或是惡魔形象，他/她們背後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可能都是那麼因緣際會地就被鑲嵌在戰爭歷史中；也因此在電影裡，德 國法律 教授提出了道德與法律(morality and law)、犯錯與合法性(wrong and legal)之間的似是而非的關係，法、理、情之間似乎都仍有所爭議(這一部份礙於專業知道不足，我無法進一步談論)。但我想要提出的小論點是，面對二戰屠殺，德國之所以已經面臨了法、理、情的討論，那是因為二戰結束後，許許多多納粹、非納粹、直接殺人、間接殺人的人被押上法庭接受審判，希望還予更多受害者正義，因為歷經了這樣一連串的審判/檢視，或許才有資格進一步去論述談法、理、情的矛盾或去談論法律與正義的關係。



反過來看台灣，對於台灣歷史上發生過的屠殺悲劇/殖民威權，不論是討論、審判或檢視似乎都還是不夠的，不論是對權威、制度還是對個人的檢討也都還是不夠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結論外省人揹著二二八的原罪，似乎是過度粗糙的聯想。庸常化邪惡之前，似乎是要先證明邪惡之存在，邪惡之存在及定調都還未被澄清(例如，對過去國家機器鎮壓人民的歷史檔案重新恢復)，更遑論要去庸常化之了。





註明︰就電影來說，西方影片史上有一堆討論德國納粹/尤太人/大屠殺的電影，每一部電影就不同的角度及不同的故事內容去貼近事實真相，透過各類形式的多元討論(包括電影)，才有辦法在思辨上更跨向前一步。




以下附上討論納粹/尤太人/大屠殺的片單︰

《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 (1935)

《台爾曼傳》(Ernst Thälmann - Führer seiner Klasse )(1955)
《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 (1956)
《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 (1959)
《紐倫堡大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 (1961)
《大街上的商店》(Obchod na korze) (1966)
《浩劫》(Shoah) (1985)
《父女情》(Music Box) (1989)
《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1993)
《新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1995)
《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 (1997)
《穿梭集中營》(The Devil’s Arithmetic) (1999)
《分道不揚鑣》(Musíme si pomáhat) (2002)
《戰地琴人》(The Pianist) (2002)
《英雄教育》(NaPolA – Elite für den Führer ) (2004)
《歐洲歐洲》(Europa Europa) (2005)
《帝國大審判》(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 (2005)
《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 (2005)
《黑書》(Zwartboek) (2006)
《非關命運》(Sorstalanság) (2006) 
《穿條紋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2008)

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連結)

「中國╱『秦阿』主義」在台灣 by 髏歷塔

如果，薩依德(Edward W.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指涉的是一套西方人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並在這套刻板過程中，東方為了迎合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屢屢也不自覺地「再現」了西方刻板下的東方形象，並由這套認知與再現，合理化了西方相對東方的優位，與遂行對東方的文化和殖民宰制。

同樣的，自詡為「高級外省人」的郭冠英，抑或是台灣一群以「中國人」自居的人，他們想像並再現的「中國」，往往遠非當下如實的中國，而毋寧是一種想像中的「中國」，並透由再現的過程中，產生一種類似薩依德「東方主義」效果的「中國主義」或者稱之為「秦阿主義」(Chinaism，台語發音的『秦阿』，即是”china”╱「支那」的發音)。台灣服裝品牌夏姿以販賣「中國風」的方式，進軍巴黎服裝市場，但值得提出疑問的是，夏姿以服裝風格作為對中國的再現跟凝視，並在巴黎展秀給西方人觀看，事實上不過是一種擬似「秦阿主義」的翻版罷了，並同時在再現過程中將台灣經驗與歷史給「他者化」，甚至將多元與歧異分雜的「中國」給單一刻板化。

3月12號，夏姿在巴黎發表2009秋冬「時」裝秀，根據報導︰

「2009年秋冬的夏姿新裝，以「詩路」為主題，創辦人王陳彩霞表示，中國古代經由絲路將東方的珍貴絲綢商品輸往西方，透過絲路讓西方看見東方文化藝術，所以夏姿新一季的設計是以湛藍神秘的月牙泉與蒼茫大漠色彩為主要基調。

夏姿的時裝發表會中以琉璃藍、榴花紅、藏青、葉綠等色彩運用在箱型、倒梯形等50年代經典結構輪廓上，也以唐朝高腰筒形線條、中式交錯襟細節顛複傳統造型及簡單俐落的設計加上刺繡圖紋，表現出唐朝的高雅生活情調，以及纖細摩登的新女性形象。」

夏姿在1978年由王陳彩霞創立，一直以生產改良式「中國服」為主要設計，在1989年參加「台北國際紡織週」動態時裝發表會，以「赤字」為主題，以中國人較熟悉的事物，如西域敦煌的佛教色彩、中國邊疆民族的豪放灑脫、赤燄中再生的火鳳凰、西天取經的虔誠與求真等，表現在服裝展示上，希望能創造出中國人穿的藝術風格。1990年參加第四屆的「台北國際紡織週」的「國內設計師作品動態展」，以「地球環保」及「中國青」的流行意識來做創作。

對於夏姿歷年來服裝設計的主題，個人一直有一些疑問，那就是夏姿一直不斷闡述她們的設計理念是以中國五千年文化做為出發，希望做出「台灣獨創的中國服裝」，針對這個設計的中心理念並比對歷年來她們的設計作品，夏姿的「中國再現」，不僅讓台灣消失，更狹隘化了所謂的「中國」，進一步弔詭的是，「夏姿」希冀的「台灣獨創的中國服裝」本是企圖透由此種「台灣土地上設計誕生的中國服裝」，證成台灣不管在文化上、血緣上、地緣上、甚至未來上都與母體中國具有不可分割的延續性的努力，但此努力似乎並未成功。

以夏姿2009年的設計理念來看，其透由「詩路」的中西交往歷史，企圖勾串起中西雙方的文化親近感；然而，夏姿以服裝風格為表現的「絲路」再現，其背後的「思路」想像，卻是相當狹隘的以「中原」為中心的出發。

首先，是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西域絲路是其通往西方的路徑，也是所謂「西方」進入東方的渠道。但事實上，此種中西交往的西域經驗，在現實上根本沒有以台灣為原點，海路為渠道所輻射擴散的東西交流歷史可容身之處。撇開台灣考古學家近年從全台各地出土的種種文化圈遺址拼湊出年代久遠的台灣原住民的東西交往歷史，端就粗暴的「漢人中心」的歷史而言，台灣過去這四百年來，打從鹿皮貿易、武裝商人(海盜)在台灣的活動出沒，甚至後來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設立的貿易據點的歷史以降，「海路」這條把「台灣」給輸送到西方，把西方帶進東方的「航道絲路」，為何沒有成為夏姿的「思路」，並以服裝風格再現於巴黎呢？

在「詩路」的設計理念裡看不到「台灣」歷史的影子，看不到台灣東西交往的過往，雖說夏姿希望做出台灣獨創精神，但台灣卻不見容於夏姿的設計理念裡，在這條「詩路」的設計概念上，台灣幾乎是邊陲不存在的。以台灣作為東亞貿易中心，鄭成功的海商貿易集團、荷蘭東印度公司及其攤開的在東南亞貿易路線的空白不存，是故，當這些設計師們再現東方或中國之時，總是很自然地跳過台灣，她們所謂的「中國」，其實剛好是不包括台灣的。

退一步而言，夏姿於巴黎的中國再現，其實也僅止於「內地中原」和「大陸本位」的想像。不可諱言，中國所謂漢唐盛世中，「西域」乃是中國跟西方的重要交流渠道；同時，中國南北朝之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儘管隨著南北朝的歷史序幕拉啟，經濟重心南移，或許基於所謂中國的外患以北方居多，故行政中心仍舊座落於中原。但是，13世紀福建泉州(莿桐)成為世界第一大港的實情，以及明成祖發動的靖難之役之後，或許是基於搜捕外逃南洋的明惠帝，但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篇章也於1405年開始啟程。於是，福建、廣東作為「僑鄉」的歷史也逐漸地被認識。

職是之故，中國非中原地區東西貿易的活絡，乃來自於海路，端看全世「茶」的發音以粵語的”cha”跟閩南語的”thee”即知，這條不亞於「西域絲路」的東西海路渠道，根本也不存在於夏姿以服裝作為再現的「中國」視野之內。

夏姿一貫地以絲路的想像，作為在世界服裝中心巴黎的「中國再現」，其「思路」有著高度的壓抑—不僅排除了邊陲的中國南方的海路東西交往歷史和文化，同時，更讓台灣在此種中國再現中，根本無見容之機會。

如此看來，夏姿長期所謂「台灣獨創的中國服裝」，不過是一種「秦阿主義」(chinaism)，另外夏姿的「中國」，遠非對岸中國人的中國，只是夏姿狹隘想像中的中國。誠如，一生最大夢想即是生活在「中國台灣省」的郭冠英，只能將其夢想實現的基礎寄望於那其筆下嘴中的鬼島「台灣省」中，而不是在那地大物博的「對岸中國」時，郭冠英想像中的中國早已遠離他而去。果若如此，郭冠英的中國想像，不過像是穿著夏姿「秦阿主義」(chinaism)的服裝在街頭叫賣，並只能賣給「非中國人」罷了？！

謝謝Shinichi的修正編輯.  

精英/Eslite by 蘿莉塔

我有一位好友阿金抱怨，她跟男友在半夜12點想約會卻找不到地方混，沒錢到Motel(男友被迫放無薪假，薪水減了大半)，又不想到大安森林公園餵蚊子，於是就到台北24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閒晃，發現整間書店都是人，這應該不算是什麼稀奇古怪的現象，怪的是，她發現書店裡有很大半的人都穿得很「漂亮」，對的，是漂亮，讓她對自己的素顏自形慚愧，於是大抱怨什麼時候穿著光鮮亮麗成為上書局店前必要的準備呀。

我想到另一則也是因誠品而起的抱怨，來自於我的另一位好友妮妮，她曾經拒絕過一個男生K的追求，就是因為K說他沒去過誠品書店，妮妮覺得K很不可思議，活像山頂洞人，但我心想「什麼時候逛誠品變成現代人的必修功課了」。

「誠品」，有一個法文名字eslite，精英的意思，我開始有一點想像，難怪「誠品」與「漂亮」似乎畫上了等號，又難怪「誠品」跟「現代」有掛勾，這樣的等號跟掛勾表面上好像讓某些人的生活變得更有品味及更精英化，但卻也同步地將某些人區隔開來，並讓她們被歸類為「山頂洞人」或「不漂亮的」甚至是沒有文化品味的，套一句法國大師Pierre Bourdieu(布赫迪厄)的話，上誠品變成了一種文化財貨的消費象徵，而這樣的消費反映了區別策略的運作，也就是文化領域裡的階級鬥爭。

為什麼要用文化資本的擁有來區別他者呢，我想是因為當經濟資本無法區別出社會階級高低的時候，階級鬥爭就進入文化場域裡了，在歐洲，當大家平均所得已經差異較小的狀況下，經濟資本無法完全成為炫耀的類項，這時候文化資本遞了上位，成為資本家用以維持其階級高度的所有，於是有錢人開始吃生產在法國西南部Perigord最好的松露(標示出特殊出產地可視為是一種文化資本的加持)，吃Malossol(馬羅索)魚子醬配伏特加(還特別註明不能使用銀湯匙，因為銀湯匙會讓魚子醬染上金屬味，吃的方式及工具被儀式化及專業化)，抽古巴Puro(普洛)的雪茄，喝蘇格蘭Islay(艾雷島) Laphroaig的單一純麥威士忌，將品味這些美好的東西形塑為高尚文化，在品味上大做文章，成了雄厚的文化資本象徵，進一步區隔出高尚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的差別。

回來看台灣，首先，我們的經濟資本差異已經不大了嗎? 社會分化戰場已經由經濟場域轉戰到文化地域了嗎? 3冊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誠品要價1900元，在秋水堂只要1200元，這700元的鴻溝你我已經跨過了嗎? 大放無薪價的勞工們一個月平均最低薪資17280元，倘若是從南部北上求職的勞工，必須每月支付房租7000元，基本生活開銷5000元，可能還要寄錢回老家，剩下的錢夠她踏入誠品一步嗎？先不論是否能在裡面消費好了，在經濟資本還未進行把關前，文化資本的差異區隔化恐怕已經把人給隔離了(穿著不體面或不熟悉誠品精英氛圍還不敢進誠品)，在台灣，經濟與文化場域同時承載著不斷的階級鬥爭，傷痕累累的台灣人，你累了嗎。

中天的228泯恩愁?? by 髏歷塔

中時影音之《228泯恩仇》





昨天看電視不小心看到中天電視台製播的《228泯恩愁》，一開始還想說中天都願意製播228特輯，還強調和解愛台灣，那麼中天有可能不是像大家所批評的那般是報導立場非常偏頗的媒體才對，一開始看到許多台籍老兵(他們多是加入國民黨軍行列飄揚過海到對岸與共軍做戰)受訪的片段，我原本還想說這個特輯會不會在替這群老兵發聲，控訴政府對他們的忽略或不平等對待等等，後來越看越覺不對勁，到最後一段落，該訪談記錄的結論居然是，當時在上海的七十軍與六十二軍台灣兵因為聽說在二二八時期鎮壓台灣民眾的二十一師也同在上海，於是前去消滅該二十一師，因此二二八之仇恨應該就此了結，看到這裡我差一點沒把電視給砸了，這樣的歷史胡亂規結真的讓我說不出話來，把所有過錯推到二十一師身上，然後再胡謅得說因為台灣兵消滅了二十一師，所以228的仇恨應該一筆勾消，這樣說法也未免極度外粗糙了吧，試問當時指使二十一師鎮壓台灣人民的人的是誰呢？該替228仇恨負責任的難道不是該指使人嗎？我還真替二十一師的家屬感到悲哀呀，被指使去殺人，而後再被殺，指使者還跳出來大讚被殺得好呀，這是什麼泯恩仇呢?

更覺可悲的是，我身邊的人大多數對228事件的始末或歷史意義是什麼根本不了解(因為沒在歷史課本讀過)，甚至多數對228都沒有任何感覺，好像這就只是一件遙遠的歷史事件罷了，我聽到最難過的是我一位朋友居然說：「228事件到底是真是假，誰知道。」(我知道很扯，但真的就是那麼扯)，如果中天再製播更多相關於228的荒謬特輯，更扯的言論應該會絡繹不絕吧，請問轉型正義有成功過嗎？

一個流行文化包裝的城市計劃 - 安特衛普 by蘿莉塔

安特衛普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努力把自己塑造為一個獨特的流行文化城市，揚遍國際的知名度讓安特衛普成為一個所有愛好美的事物跟生活的人必須造訪的國度。在塑造流行文化城市的project中，安特衛普的中心被劃分為5個區域，這5個區域各自擁有它們的流行漫走路徑(fashion walk)，重點著重在這座城市的近期歷史，以時間軸線來看這座城市的轉變，這些建築物跟商家在過去50年來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們目睹經歷了安特衛普成為一個流行首都的歷程，還有安特衛普建築古蹟的轉變。

今天來稍微介紹一下第一條流行漫走路徑(fashion walk 1)：

這一條路徑從ModeNatie出發，ModeNatie是一棟建築物，裡面有安特衛普的流行博物館(MoMu)、法藍德斯流行協會(FFI)和皇家藝術學院服裝設計系部門，在這個部份，你可以了解到安特衛普的流行歷史，這條路徑從Nationalestraat到Kammenstraat，沿途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從設計師精品店到販賣街頭風格服裝的潮流店。

100年前Nationalestraat還是一條大道，當時人們喜歡沿著大道散步，在70和80年代，Nationalestraat變成了比較沉寂的區域，許多商家都空屋了很多年，這個區域的復興從80年代中期開始，那時因為名設計師Dries Van Noten買下了Het Modepaleis，他把這間古老又有格調的店家重新裝修，保留了原本的名字，把它用來做為Dries Van Noten的旗鑑店，另外還有ModeNatie的加入，讓這個區域又再度復興了起來。ModeNatie建蓋於1880年，當時被稱為新英格蘭(New England)，販賣男裝跟童裝，到了1920年代被一間瓦斯跟電力公司佔據，到1970年又變成一間小作坊，後來小作坊結束後這裡就又空了好多年。ModeNatie的重新整修由比利時建築師Marie-Jose Van Hee操刀，她對ModeNatie做出最大的貢獻在於，她改造了ModeNatie的一樓，讓這棟建築物的能見度變高，只有一二樓是開放給一般觀光客，一樓有小餐廳Brasserie National和書店Copyright(由Vincent Van Duysen建築師設計)。二樓是流行博物館(MoMu)，MoMu管理辦公室、圖書館和FFI辦公室都設立在三樓，四樓是給服裝設計部門的學生使用。流行博物館(MoMu)在2002年9月開張，從那時到現在，總共有超過450.000位參觀者參觀過MoMu的展覽，MoMu擁有差不多25.000件收藏品，包括服裝、鞋子、手仗、飾品、還有蕾絲等，還有歷史性傳統服裝，最古老的物件出產於16世紀，還有當代服裝設計師的作品。




ModeNatie





Dries Van Noten的旗鑑店 Het Modepaleis

在MoNatie裡除了安特衛普的流行博物館(MoMu)還有法蘭德斯流行協會(FFI)和皇家藝術學院服裝設計系部門，法蘭德斯流行協會(FFI)在1998年由法蘭德斯政府創立，這個組織創立有2個目標，第一、為比利時增加服裝產業的工作機會，第二、推廣法蘭德斯流行，FFI的第一個project在1998年舉辦，名為Vitrine，這是個10天的活動，在該年9月舉辦，活動內容是在安特衛普城內展出服裝設計師跟服裝設計系學生的作品。最近FFI設立了一個線上的職訊辦公室，讓服裝設計系的畢業生可以直接與服裝產業對話，這樣的創立讓FFI成為業界跟設計師之間的溝通橋樑。皇家藝術學院則是繼巴黎及羅馬的藝術學校之後，成為全世界最古老的藝術學校，由畫家David Teniers the Younger設立於1663年，他是St Luke公會的成員之一，這個公會裡的成員有印刷者、雕塑家、雕刻師、書本印刷商等，在當時他寫信給西班牙國王Philip IV. Herein，告訴國王他希望可以創設一間開放的公眾的學院，來培育並維持藝術的精髓，並希望可以在國王的領土範圍裡傳播藝術。在1960年代，很多應用藝術部門在皇家藝術學院裡增設，包括平面設計、攝影、珠寶設計、陶藝，當然還有服裝設計，服裝設計部門由Mary Prijot領導，在80年代初期，名聲享譽的安特衛普6君子畢業於此，有Dirk Bikkembers, Ann Demeulemeester, Walter Van Beirendonck, Dries Van Noten, Dirk Van Saene, Marina Yee，因此這個服裝設計部門成為培育服裝設計師人才最好的學院之地。





流行博物館 MoMu

喜愛比利時6君子的人絕對不能錯過Walter Van Beirendonck和Dirk Van Saene 專門店，這間店

以前是車庫，後來請B-Architecten來改造它，店裡的櫃台是一特殊流線型的檯子，由奧地利設計師Marc Newson設計，店裡專賣Van Beirendonck和Van Saene的collections，還有其他特選的國內及國際流行品牌，還有Piet Hein Eek設計的傢俱，這家店在2005重新改裝過。(地址: St. Antoniusstraat12 • 2000 Antwerp • Belgium )

 



Walter的店




部份資料參考自<<Fashion Walk>>

(我知道超克藍綠裡有很多居住比利時的狠角色，如果我有不足的地方，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