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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0日 星期五

從「天然呆」到「讓我們以分手為前提交往」 (by 佛國喬)

(天然呆們的高人一等傲氣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了)

有一種自命清流之人,他們不投票,並非源於對公共議題冷感,相反地,正是因為認識到藍綠兩黨的各項大小缺點,才使得他們卻步。這些人有的反核、有的以環保鬥士自居、有的滿口左派經、有的甚至出席《總統文化政策辯論》提問、有的做社會弱勢照顧;若問他們:「若強要比較,二黨中誰比較反核、誰比較重視環保、誰比較左派、誰比較重視文化發展、誰比較照顧社會弱勢?」答案有綠、有藍、有都一樣;基本上,就上述這些議題而言,會答一樣或藍色的,可歸類於「判斷能力不足」(要辯這個請底下留言),若不丁丁,也是「類丁丁」;會答綠的卻不投票,雖然腦袋比較清楚,但仍不足清楚到認識投票是什麼東西。

既使在法國這樣的資深民主國家,在第二輪投票時,大部份的人都清楚自己是從二個爛蘋果中挑一個較不爛的,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早知道席哈克在市長任內挪用公款,但他還是能取得法國史上最高的總統得票數;由於台灣是新興民主國家,自然會有很多子民誤把這種「挑較不爛」的常態,當作是變態看。



那些清楚民進黨是較不爛的蘋果,卻仍拒絕用投票抵制國民黨的人,儘管其中不少人擅長使用進步言語唬人,但分析一下骨子裏的動機,其中有一很大的部份,是和國民黨威權教育遺產脫離不了關係的,各種可能性分述如下:

一、選賢與能:這些人因為小學時太聽老師的話,長大後,在面對無人及格的局面,自不願讓手中「神聖的一票」沾染了凡間的塵埃。這種心態其實與「等待聖君」無異:投票只能為聖君投,其餘免談。在民主時代等待聖君自然是個笑話,因為完美的人、完美的政黨本來就是威權時代才能造出來的神,但「天然呆」的他們就是決定這麼堅持地等下去。

二、選舉萬歲:這些人最討厭政黨在「選舉萬歲」,但自己卻是比誰都還「選舉萬歲」:他們認為選舉理應達「畢其功於一役」的功效,否則幹嘛出門投票?舉例來說,國民黨擁核、民進黨承諾停建核四卻未竟其功,既然當年投票完成不了反核,那就再也沒投票必要。如果選舉能這麼萬歲的話,那何必有第三部門、遊說團體的存在呢?這種換總統就該解決所有問題的認知,其意識型態,無異於威權時代仰仗於執政者意志。

三、超脫藍綠:這種人信仰統媒所言的「中間選民」較高級論,認為維持中立者較為超然,換一句說,即是:「有政治理念的人較沒水準、沒政治理念的人較有水準。」這句話明顯說不通,但在威權體制下卻得以完全理解:因為對獨裁者而言,他們已經支配了「和諧」、「中間」的定義,人民因此最好不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另外,由歷史來看,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中間派貢獻了什麼?沒貢獻的人何來能自認比有貢獻的人更高級呢?

四、政治好髒:國民黨政治人物應曉薇在面對「向街友身上噴水」風波時,自辯(連結):「我不懂政治,我堅持做我自己。」這種笑話,其實也可以在我們所討論的人身上發現,他們要嘛(驚人地)否定社會議題屬於政治,比如錯以為環保事務非屬政治;要嘛(驚人地)否定政黨政治,比如錯以為環保事務要做得好,最好政黨不要插手。這種對民主運作認識之膚淺,正是威權教育遺產作用之功。

奉君山(連結)曾為這群人下個絕妙標籤:「進步姿態作為保守勢力的止血帶。」其實如上推敲,他們跟保守勢力本來就是系出同源,比如其中精神領袖鄭村棋就當過馬英九市長的局長。有一個祕密,除了「天然呆」不知以外,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很多善用「清流」色彩帶頭喊藍綠一樣爛、不要去投票的「社會賢達」,其實是一直與國民黨眉來眼去。


在1977至1981兩次縣市長選舉之間,台灣發生了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由常識判斷,國民黨支持度會下降,而且投票率會增加,很可惜,事與願違,投票率甚至從80.39%大降為74.94%。這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真使人不得不罵一聲:那真是一個不知公義為何物的世代啊;或許當年不再去投票是因為畏懼、是因為資訊封閉,但當下對於現實的抽退,卻只是為了賺取一時的「自我感覺良好」(如上所述四種),這絕對更會留下歷史罵名。

要求進步,至少要有行動,而不是抽退與靜觀,而且這個行動不是為了達到「自我感覺良好」,是必須能達到淘汰較爛蘋果的效果,因此,投無效票與「無望票」跟沒投是一樣的。勇敢地把票投給蔡英文,然後心裏想著:「讓我們以分手為前提交往(投下票)吧。」這才是真的進步。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政治戰略的俯瞰:如果愛小英,請務必讓台聯過5趴!!(by 空深彼方)



5%的得票率,是34席不分區立委席次分配的最低門檻票數,也是一個政黨是否泡沫化的衡量基準。事實上,作為一個關心台灣社會前途的人,作為一個沒有其它國籍護照或他國永久居留的台灣人民,作為一個只能選擇在台灣社會安身立命的人而言,請務必不能讓台聯泡沫化。這並非單純的道德呼籲,而是在政治光譜政略上的一個必然且理性的選擇。



事實上,觀諸台灣民主化的發展進程,台灣選擇的是一條西方學界所謂「寧靜革命」的和平轉型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之所以在過去可行,某種程度上乃是李登輝聰敏地利用國民黨戰後在台灣建構的二元統治基礎為切線,而以政治光譜上統獨(本土vs.外省)的對壘兩造,找到所謂中間的改革空間方為可能。



攤開世界地圖,以及世界近代民主化和反剝削鬥爭的歷史,儼然是一卷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人類發展的道路光譜兩端上的鬥爭。在20世紀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蘇東波」風潮向世界襲來之前,冷戰集團的美國跟蘇聯,分別盤踞在社會發展道路光譜的兩端,並在拉扯之間,產生了西歐社會等改良主義的社會福利式資本主義國家此一「第三條路」或「中間路線」。迨至,共產集團瓦解之後,佔據光譜一端的蘇聯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及其社會發展道路就此隕落,光譜兩端瞬時變成:美國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以及西歐的市場管制式的社會福利國家;抑或稱之為,「盎格魯薩克遜式vs.斯堪地納維亞式」的兩種資本主義。



基於此,英國工黨布萊爾好不容易從保守黨手中搶下政權之後,開始倚賴國師安東尼紀登斯提出的「第三條道路」,亦即,重新執政之後的「新工黨」,要帶領英國民眾走的不是過去工黨的社會福利老路子,而是要一種比社會福利更市場化,但卻又不是完全徹底市場化跟自由化的路子要言之,要走一條在社會福利跟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兩端之間的道路。職是之故,在此背景之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去管制風潮遂在全球大行其道。從冷戰對峙下,西歐社會福利國家作為中道,到布萊爾的提出第三條路此一新中道,全球左右意識型態的光譜座標軸,也就集體往右挪移靠攏(註一:粗糙且帶點粗暴簡單劃分,左右座標軸,可以看成是天平上「資本vs.勞動大眾」兩端,座標軸的集體右靠,亦即整個往資本那方傾斜而去。因此,全球化圖利的基本上是資本,而在世界範圍內,全球化愈加普及與深化,勞工基本上其日子就愈加難過。)



拉回到台灣,1980年代初台灣黨外運動,即有著所謂「街頭」(群眾)跟「議會」兩條路線之爭。民進黨新潮流,即是以不滿並批判「議會路線」的黨工群為主要幹部的集結而起家。此外,台灣社會的特殊歷史情境,人類社會主要的左右分歧和矛盾(粗暴和粗糙地講,是資本家跟勞工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國民黨建構的「國家領軍型發展」模式下,「一手出口,一手進口」,出口的中小企業部門的小民在超級競爭的出口市場中載浮載沈,進口保護部門,如「官營事業」(以前國營並非國家,而是國民黨的黨官僚,故稱官營),則在壟斷或寡斷性市場下成為避免競爭而來的勞動條件下殺,國民黨也樂於用「恩給養豬」邏輯來絭養這票人。當然,軍公教部門更是「恩給養豬制」下的肥滋滋的滴油豬。



但因為,國民黨作為外勞難民少數政權,其統治台灣社會的手法,基本上是由各種「兩手併一套」的治理模式:本土台灣人頂多到省議會,外省則是以法統道統盤據國家層級,出口導向中小企業部門則採取放任,進口替代特權企業或官營事業甚至公部門則進行養豬恩給式保護。再加上,這兩組「兩手一併一套」的邏輯中,族群身份似乎是一條不避諱的線,切割了「地方政治到省議會是本省人vs.中央則是外省權貴」、「出口中小企業台灣勞工 vs. 進口保護與軍公教部門外省」,因此,台灣人vs. 來台中國各省難民,或者後來的「統 vs. 獨」就有被操作的空間。很多人認為刻意操作族群很不應該,但小的不才必須指出,並非族群的分界線並非在民主化被民進黨或黨外或台灣人操作出來,而是國民黨本就以省籍界線為切割來進行台灣統治。這只是一個事實性的描述罷了。



不去談族群,以族群為本衍伸至當下的種種政治紛擾,並不會因為避談而消失。台灣一些號稱進步的學者,說啥「省籍路徑民主化」來道德性攻擊台灣的本土化運動。然而,身為一個嚴謹的社會科學者,手執的並非道德大旗,而是科學的探究態度,而應該要反問,那這條「路徑」為何可以成為民主化動力的「依賴路徑」呢?那還不是因為為早在國民黨作為難民少數政權在台灣之時,即以此路徑進行台灣統治。作為學者,儘管出於自己的價值堅持而不同意,但請務必記得一件事情,先把箇中「道理」闡述釐清,最後才能以自己的價值來作為評判。換言之,社會科學學者必須盡量跳脫本質化的道德性批判,而先採取「探理」的推究方式,貼近每一個事件本身的「道理」、理解箇中道理,然後,帶有個人價值判斷的評判在最後才毫不隱藏地落下,成就你學者在規範性視野下的「批判性道德」。舉例而言,吾人或許對於家中養家活口的「頭家」(breadwinner)可能因失去工作並遭受社會否定與排除而心生「鬱卒」,並一舉引發「家暴」行為可資理解,但吾人卻未必能諒解跟贊同此種家庭暴力的發生。但如果你不去探究家暴發生的成因,只是輕易地歸諸這些爛男人沒水準,難道下一步就是要求每個男人婚前都必須接受男性公民品格教育嗎??「有理,但未必合理」的規矩量尺,必須如此,才不失科學研究的態度吧?!



不論如何,從省籍到統獨主宰台灣政治,卻是台灣一路走來必須面對的事實,儘管吾人覺得不堪,但這卻是現實。如同台灣那票進步的學者,又會呼喊啥「區域左派」企圖超克台灣內部的狹隘統獨或藍綠對立,但「區域左派」(其實就是兩岸左派先統啦)就像台灣浸信會推廣的「真愛運動」以超克婚前性行為的氾濫,咱除了表示仰之彌堅望之彌高的道德景仰之外,餘下的就是放你他馬的狗屁了。畢竟,我那主張「太陽系左派」都被「銀河系左派」打槍了,「區域左派」還出來混個頭啦。



不論如何,在台灣特殊歷史情境下,所謂「激進」的意思,也就是指「草根」(即人民),以及「台灣主體」(或中共說的台獨)。是故,不用訝異,早年統派跟獨派在「本土」反國民黨這事取得合作,例如,統派夏潮的本土或鄉土是向基層草根人民貼近,以及當時黨外那種帶有反國民黨的模糊素樸的台灣意識的本土。於是,激進遂成了二者的交接草根人民與台灣。基於此,激進的道路即是擎起「台灣人民」(Taiwanese People)的大纛,而非血緣主義式的「台灣人」(Taiwanese)的概念。然而,隨著蔣經國駕鶴西歸,國民黨內部展開「非主流與主流」的鬥爭,民進黨勢力成了李登輝鞏固黨內權力的激進側翼,架構出李登輝作為民進黨以及以外省權貴作為光譜兩端的中道,或中間路線。因此,當時那時候民進黨最困擾的則是,「李登輝情結」的歷史幽靈。



隨著那時的政治明星阿扁,在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阿扁作為偽善之區的台北市市長,急忙跟街頭暴力的「全民計程車」司機劃清界線,不斷地往所謂中產階級靠攏。此時,作為李登輝的側翼而讓暴力標籤以及負面形象如影隨形的民進黨,讓高滿意度的阿扁在1998年與史上最虛偽假道學的馬區長競爭下敗下陣來,阿扁遂開拔至英國潛心苦思。英國苦思行讓一輩子可能只讀過丹諾傳一本「課外讀物」的阿扁,回到台灣之後遂提出「新中間路線」(史稱「糯米飯糰路線」,因為那時阿扁的「新中間路線」的丁丁手勢,高度雷同於7-11的飯糰廣告中,兩手比一個三角形的造型,個人深覺此乃背後嗜吃糯米飯糰幕僚的點子,故史家稱之為「糯米飯糰路線」。)



話說回來,此時阿扁對於阿吉仔的「比別人卡認真,卻比別人卡歹命」感同身受,對於其被偽善之區的台北市民,「做到流汗卻被嫌到流涎」,並大敗於馬區長手下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內容空洞的「新中間路線」的背後用意,乃是企圖擺脫「統獨」兩個極端標籤,此一討好式口號遂如此出台。然而,2000年選舉,處於缺少激進側翼的阿扁依舊是光譜位置上激進的一夥,同時身為超穩定結構的台灣社會,選民不是被綁在既有的地方政客派系等的動員幅射半徑中,就是一群不知所云的「中間選民」。到後來,阿扁依舊耐不住「新中間路線」的溫和,以及選舉熱度的不足對民進黨的投票率不利的制約,而按倷不住再度親上火線,添薪加材炒熱選舉,「新中間路線」在選舉中宣告破功。幸運的阿扁,在連宋分裂後,「宋盼仔 vs. 阿扁」的光譜兩端讓整個連阿斗戰在選舉中整個low掉、遜卡掉,成了宋扁對決,阿扁最終在連戰扯宋的後腿下當選了2000年總統。此時,泛藍泛綠構成台灣政治立場光譜的實情,隱然成形。



2004年,「連宋合流」之際,跟阿扁的對決,阿扁最後險勝。險勝不在於兩顆子彈,在於如果政治光譜上是對決態勢之際,中道或中間必須被迫表態情形下,社會的藍綠兩造對立沒有嘗試不表態的空間,逼迫選民必須選邊站,藍綠的鴻溝對立更行穩固。然而,選輸後的連宋,開始親赴北京拜見主子討救兵;此時,在連宋等國民黨一干高官絡繹不絕於北京中南海之途,台灣的政治光譜結構遂發生一些根本的變化。亦即,中共與民進黨分據整個影響台灣政治光譜的兩端,馬區長遂成為主要的中道力量,因此台灣社會才會有丁丁般的說法即:選台獨的民進黨可能有立即的危險vs 選親中共但卻不是中共的馬區長,卻只有潛在危險。丁丁選民們的心理依據來自於,中共在台灣代言的國民黨的宣傳,以及跟相關藍統媒的刻意炒作,加上民進黨八年執政經濟不景據說乃起於對中國挑釁,造成兩岸關係惡化,導致鎖國的腦殘邏輯跟言論。



不論如何,當中共被國民黨高官開門迎進台灣,成了影響台灣政治光譜上的側翼時,民進黨跟中共是政治光譜上的一組對立,都是偏鋒危險的,跟中共討好卑躬屈膝的馬區長即成為可以忍受的中道跟相對安全的選擇。此外,除了政治光譜上的組成結構,讓馬區長在光譜政治勢力分佈上佔據了「中間和中道」的有利位置之外,出身偽善之區的馬區長,外在斯文有理,在外顯形象上,亦相當符合中間和中道的需求,更是鄉愿文化下的最佳選擇選民不用被迫選邊表態,是安全無虞的政治選項。害怕衝突對立,以及明明白白地在是非做出判斷選舉的鄉愿文化,是台灣社會超穩定的文化因子。尤其,父權文化在台灣的展現,讓女性輕易地且自然地選擇並親近於避免衝突、溫和、陰柔….等等特質喜好,讓馬英九在女性選票上足足大贏謝長廷200多萬票。因此,謝長廷狂輸的現實,表面上是輸在女性選票,進一步言之,即是輸在坊間所謂的「中間選票」,再進一步言之,則是在馬區長在政治光譜上穩佔「中間」位置時,即已經注定謝長廷的大輸特輸。



民進黨長期想討好卻每每不得要領的所謂中間選民,是空氣、是屁,是根本難以確鑿捕捉定位的東西。因此,為了討好,所以政策上就開始將「中間選民」想像等中產階級,儘管中產階級也是個不知所云的東西。說穿了,「中間選民」就是鄉愿選民、跟風選民、最安全無虞不用表態、不會產生各種衝突的選民。但是,討好中間選民,或整天中間選民掛在嘴邊,其實反應的就是民進黨,希冀自身能夠站在政治光譜中間,但屢屢卻不可得。這也是為何蔡英文在1106陳雲林衝突事件中,只能急忙撇清以及裝腔作勢罷了,畢竟國民黨一直要扣上他就是暴力小英,她身後都是阿扁(指涉貪污加台獨鎖國造成台灣成為四小龍最後一名。)



分析至此,清晰不過。當中共成了台灣政治側翼時,「想被統」派馬區長頂多只是中共同路人但依舊不是中共,成了中間、中道與中庸;如今之際,唯有徹底放棄告別民進黨作為同路人,在台灣政治光譜上往「台灣人民」方向挺進並拉開台灣政治光譜的分佈,撐出一個激進有力的側翼,揮舞著「台灣人民」(台灣 + 草根人民)的大旗,在政治立場上站穩激進的立場,在街頭抗爭上表現出激越化與組織性的決絕,並據此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性暴力,此時台灣人民的未來跟前途,才可以獲得確保!!



事實上,對於中共而言,媽宗痛馬狗先生跟中共的九二共事的堅持一事看來,媽宗痛馬狗是中共的「人民內部矛盾」,但台灣堅持台灣主體性的人民則是中共眼中一小撮的「敵我矛盾」,這也可以看出為何同樣是國民黨,中共對李登輝喊殺喊打,對媽宗痛馬狗相對溫柔,因為媽宗痛堅持中國的屋頂,迨至終極之時,免不了被統一統,但李登輝卻兩手策略地讓台灣逐漸拋棄中國這個屋頂。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缺乏激進的側翼如港獨,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空間一直撐持不開,直選一拖再拖,讓中共擁有充分時間跟空間替香港逐步換血!



基於此,在草根人民被三餐溫飽折磨到不成人形而政治冷漠之際,姑不論台聯的社會發展的主張是否進步,但台聯目前的政治任務,便是用激進側翼的方式,力主台灣主體性,把這個在連阿斗戰訪中之後引進的中共這匹虎視眈眈的狼,造成台灣整個政治光譜往被統的方向挪移的政治光譜,往台灣這個方向回拉。真的,台聯絕對不能泡沫化,絕對要過5%,它的存在是決定台灣政治屋頂大小跟位置指向的一根最重要的側翼基柱!!



台聯五趴的意義,不只是台聯可否產生立委,而是台灣政治光譜的大小,只有光譜越大,小英未來可迴旋的政治空間愈大!!愛台灣,愛小英,請務必讓台聯過五趴!!!!真正的愛,來自於冷靜的政治戰略的分析啊!



Ps. 主要內容來自於三年前舊文重新組裝。本人不是台聯!!

2011年9月27日 星期二

儒學是毒品,別碰!——我在讀經班的日子 (by 格瓦推)






國民黨在孔丘冥誕前夕推出一部養奴性、反啟蒙的競選短片——讀經篇,使我憶起長達十年的讀經班歲月。二十八年前,小學時代的我,參加了某儒教團體所組織的讀經活動。在那種宗教氛圍中,童稚的心靈毫無防備地浸潤於希聖希賢的美好響往,某些滿足感與優越感油然而生,鼓動了每天背誦儒家典籍半小時至一小時的吸毒人生。

經過現代化的學術訓練,我開始戒毒、排毒的療程。回首來時路,儒學有「缺乏知識性」與「泛道德化」二大弊,前者決定了儒學的反啟蒙性格,後者讓儒學成為統治階級奴化人民的利器。



缺乏知識性


儒家的原貌是「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在其意識型態中,東周諸子,唯儒家典籍可稱「經」。經有「常理、典範」之義,號稱聖人所作,故可垂範古今四海。童蒙需默而識之,毋妄論經義。縱似有不合時宜者,非儒經之不足,而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故需學而時習、善加體會。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近乎宗教的權威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





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字字珠璣;今人何德何能?故宜述而不作,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即使在事實上,儒學歷經佛教的輸血、理學的建構、新儒家的現代化,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但「後後豈能勝於前前」?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今人並無超越。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此意識型態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至今仍是「思想」而不足以成「哲學」的原因之一。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在吸收佛教教義之前,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於優勢階級的、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卻弔詭地拙於實用。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小道」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下,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自然科學」。

即使是儒家高倡的「修己安人」大道,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神學、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例如: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關係」而發展出形上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治國之道。散列在儒家諸經的,多屬教條式的要求,所以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人人可投機選用,以致淪為口號。唯一稍具雛形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缺乏可成系統的理論予以後繼。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經理學與當代儒學而稍有改善(註一),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原典」,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格局。正如巴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中國缺少自然科學的問題無需詳談,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






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中國的文明(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共通利益,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而後儒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儒家」延伸到「中國文化」(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

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諸如:「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此說與「中體西用」異曲同工。在這群狂信徒眼中,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學、文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美學……等理論系統,他們會說:「西方是分析、技術之學,多為世智辯聰,往往見樹不見林;中國是體悟之學,乃大智慧,對人、事、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落後而不自知,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方。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佛學的吸納上。儒學借鏡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理學),面對異域知識的衝擊,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因儒學的奠基,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這與主張「法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一樣可笑。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西不如中,今不如古,中國古代最好!



泛道德化


在社會層面,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無法從制度面為群己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德問題。對統治階級而言,有「內聖外王」之說,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才能風行草偃,使天下治。此即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對被統治階級而言,則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人人克己復禮(階級之禮),天下自然安定。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天下治,因君王有道,任用群賢(儒生),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寵溺奸小(宦官、後宮),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儒家門徒無視制度面的重大缺陷,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更令人髮指的,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而奴化人性的手段。生命的際遇,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安於階級,有餘力則博施濟眾;而不是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

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並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期待人治)、對公眾事物冷漠(註二)。儒學的反現代化、反民主特質,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國民黨及其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大談敬重別人,大講公平互利,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至於普通百姓,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儒定倫理的精髓,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世界,而個人的權利、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則完全不見了。」




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讀經教育之禍,不只在教學方式;溯其源頭,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養奴性的毒品。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是:儒學是毒品,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不如直說真相:「這是毒,別碰!」



(註一)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由於先天不良,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其知識性勉強走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

(註二)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並始終在「人治」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公義平等」為理想的法治社會。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社會的構成是以「關係」而非「人」為基本元素。由於不是從「人」發展出「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儒學所規範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上下主從尊卑」,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對法律的不信賴、對人際網絡的偏重,可以為證。



【後記】

以二千餘言寫就這篇對儒家性格進行整體式描述的文章,諸君絕對可從典籍與案例中找到可能的反證。請包涵本文僅能對儒學進行總綱式的批判,無法逐步細論,也不克將例外一一排除。



【延伸閱讀】

◎保守反動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佛國喬)(連結

◎從法國高中哲學課綱反觀當今台灣教育政策(慕容理深) (連結

◎法國聯考與讀笛卡兒的美眉(慕容理深)(連結

◎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格瓦推,想想論壇)(連結

2011年9月5日 星期一

您所不知道的鉅型文明衝突在台灣 (by 佛國喬)




有一個小島,住著二種人,一個叫「天之子」,一個叫「地之子」,天之子只看到大家頂著同一片天空,不能理解天空這麼大,地之子卻只想固守腳下的家園;地之子看到大家腳踏同一土地,也不能理解天之子為何對它的認同度如此低;這二種文明的衝突,目前以藍綠政爭的方式來體現。

天之子的「我國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布袋戲是「具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馬英九語,連結),地之子的「我國文化」是台灣文化,布袋戲是「具中華特色的台灣文化」;就文化認同而言,一個認同的投射點在天外另一邊,一個則是腳下的土地。

很多天之子有較好的移動能力,並不是因為他們一直面向著天所以長了翅膀,而是他們(或自以為)政經地位較高,或者說,當我們政經條件(或自以為)變好時,就會有轉變為天之子的傾向;他們全力擁護全球化、支持兩岸更密切的經貿交流,因為事實已證明:這樣的發展讓台灣的貧富差距變大,對他們而言,這恰恰好成了天之子向地之子炫耀其文明較優越的鐵證:你們果然是失敗者。

地之子堅持土地倫理、支持農業的存續,但天之子認為土地徵收「只是」涉及價格合不合理的問題,這些天之子同時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八八馬禍後(連結),有人還堅持窩在山中「危險的」土地裏。因為,不論站在哪裏,只往上看,那天空都一樣的,地於是沒有了個性,構不成其情感所託的對象,而且,他們也不想去理解地之子對之的情感,最後,土地對他們的意義不過是商品的其中一種。

地之子一想到核能、核廢問題,就會痛及心扉,認為那是土地身上的一把兇刀,但在天之子的眼中,核能問題只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計算,但這個「理性」卻建築在下列條件之上:天之子更願意冒這個險,因為一旦這把刀讓土地肚破腸流,他們有更好的移動能力,而且他們對土地本來認同感就低,惡果終將不是由他們承擔。



地之子常講「本土」、「本土」,就是以土為本,對他們而言,所謂的「我們的歷史」建構於彊界上之;舉例來說,那五千年前的台灣居民可能與自己無任何血緣關係、無文化傳承,但仍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天之子則常講「民國」、「民國」,即以政權為繫,所謂「我們的歷史」即建構在這個政權以及其所傳承的政權的歷史,就算這個政權流亡到南極,他們還是有辦法從鄭和下西洋開始扯,將企鵝詮釋成「具南極特色的中華生物」;再者,因為這種思維方式是以權力為核心來展開,讓他們總是習慣為掌權的人說話:之前為兩蔣說話,現在為中國政權說話,誰強就替誰講話,反正他們從來不是暴政下的犧牲者,面對犧牲者的質疑,他們會說:「那是有特定的時空因素。」但內心則認為你們這些人是白目(學我不就好了?)

只有地上可以劃上國界圖,天空是沒有所謂的界限,主權對二者的意義於是是截然不同的。地之子認為主權是進行自我集體保護的手段,天之子則認為那是保守、自我封閉、不開放的象徵;其實二方說法都沒錯,國界就像大部份的家庭都需要牆一樣,牆是自我封閉也是自我保護,不過,除了對少數的強者外,一旦把牆拆了,那就是任人魚肉。天之子想要拆這個牆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希望能稱斤論兩地拿主權去交換些經濟利益,因為他們不僅原本即不重視之,而且總是能從這種拼經濟的遊戲中拿走大部份的好處,如同這幾年一樣。

當主權下降時,上街抗議中國官員會被警察打得半死,當主權下降時,中國的帝國之眼成了媒體人下筆的小警總,當主權降低時,勞動者更加被要求與全世界最便宜的人力競爭。主權下降直接左右地之子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但天之子是無動於衷的,因為中國經驗告訴他們:中國人權不彰絕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那是中國草民才要擔心的),反而還會更加有利於其剝削作為,這讓他們深信威權等於效率;地之子的主權主張,在他們眼中自然形成「拼經濟」的障礙。

天之子為何不本土化呢?這是個歷史命題,在中國皇制時期,這片廣大土地的管理得以協調運作,有賴管理者們共享一種很均質的文化,即所謂的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從不紮根於任何一塊土地,就像國民黨教我們的國語,其實並不屬於中國任何一地方的語言是相同的道理;此外,為了該文化的存續,其內部還得裝置上蔑視地方文化的基因,這樣才能避免各自的地方化,造成成員從這個集體均質文化所脫離。天之子其實就是中國士大夫文化的繼承人,他們輕視本土可是埋在基因裏的,怎有可能走向本土化?(idée empruntée de Jenny)

和中國士大夫文化相對的是日本文明,日本一直到十九世紀仍是大名們據地為王的時期,不存在單一而均質的視野;這是為什麼在日本時代,日本人會在台灣建築這麼多的地方博物館,而這些地方博物館卻被後來的國民黨給一一毀掉,台灣的地方特色博物館消失幾十年才得以復生。

這個中國士夫夫文化流亡到台灣後,首先成功地結合上資本主義,然後這幾年再勾搭上中國專制體制,於是,右派的文化理念、右派的經濟理念、右派的政治理念完美結合,形成了當下的天之子文明:拉遠貧富、輕視主權、堅守道統、緬懷蔣公、支持核能、討好天朝(甚至只是其觀光客)…,這些正是馬政府的特徵,所以該政府有台灣史上最輕視農業的農委會、史上最站在資方立場著想的勞委會、史上最會加害環境的環保署。

馬政權所執行的意志不是馬英九一人的,也絕非少數人,該政權是群天之子文明信仰者所擁立的。雙英的民調結果難分上下,其實是代表著這二個對立的文明實力相當。

天之子最大的罩門在於他們誤以為自己所視的天是全世界的天,但其實只是在中國一角的天,以致於看久了,雙腳是紥了根而不自知;這些人到頭來不過是中國的地之子,所以絕不會自許為世界人,或反國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對台灣地之子的狠毒攻擊:如封閉、種族主義、排外…,只要照亮中國彊界在他們內心深處之堅定存在,就會反擊到他們自己。

就算拆穿他們,他們還是會洋洋得意,認為畢竟中國的地之子還是比台灣的地之子有更廣大的彊界,這種以量論質、數大便是美的判斷方式,其實也是很中國的。比如,日本人就不會因為彊界小於中國就自認矮人一截。



其實,天之子與地之子形成絕對性衝突並非普世的,這是台灣才有的,在其他國度可能有很好的協調與分工,甚至同一人必需在不同時間扮演著二種角色:他們成功地把必需紥根於彊界之內的產業(講究terroir的)給國際化了,用身體將天與地相連,例子有法國的紅酒(換了國家種的葡萄就是不同款味道)及美食(餐廳皆強調發揮當地食材特色)、歐洲各國的觀光業、佛朗明哥舞蹈(不是西班人跳的在觀光價值上就自然遜了一截)、法國的人工晒鹽業、北海道牛奶、比利時啤酒(連結)、西班牙火腿、捷克的玻璃藝術…。

與這種講究terroir(風土)的產業所相對的,就是那些整條生產線可以東移西去的產業,台灣過去所投入的產業扶植資源,幾乎全全部部加碼在後者,原因不過是這些國家經濟設計師乃清一色的天之子,他們瞧不起土地,不相信terroir的力量,而諷刺的是,今日天之子膽敢如此踐踏地之子所珍視的土地,正是基於此政策偏頗所逐年累積的結果:在它之上的產業早被邊緣化了;這同時也造成在中國經濟磁吸效應下,台灣會如此難以招架,因為台灣過去不懂得培養「橘越淮而枳」的產業。

總之,不要單單把藍綠之爭看作是統獨之爭,不要單單把投票看作是支持廢核四與否的動作,不要單單把2012詮釋為國家將向右走或向左走,這還是一場文化之戰、一場文明衝突的宣判,而產業、環境、核能、農業、勞動…很多問題居然都是圍繞著「本土」這個老調牙的文化字彙而生的。

(為避免無謂的筆戰,特此聲明:該兩文明陣營的分野目前與血緣、「省籍」無關)


2011年8月28日 星期日

給我身邊親愛的妳 (by 蘿莉塔)





在荷蘭總是比較有機會可以看到過了三十歲的
(歐洲)未婚女人較從容地過生活,所謂較從容地過生活就是,從容自在地享受當下的生活,而不是動不動就憂慮自己找不到對的人結婚,或是煩心自己過了三十歲,身價就不再值錢了。我的生活周遭就蠻容易遇到一些過了三十歲但還未有固定伴侶的歐洲女人,大部分的她們仍然可以維持優雅的姿態過日子,不緊張自己過了三十歲後還未找到結婚的伴侶,不害怕身價是否有漲跌的嫌疑,我歸結出一個原因是因為她們都很知道自己的人生在追求些什麼,並懂得開心享受自己當下的生活。



這份優雅享受當下的生活除態度是怎麼被培養出來?我認為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的架構保護著。以荷蘭社會為例,荷蘭的社會擁有所謂的居住正義、公平的薪資所得賦稅制度、均衡的空間與城鄉發展、還有鼓勵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體系(順便一提,怎麼跟蔡英文提出的十年政綱那麼像呀,好巧喔 ^_^)。這樣的全面性制度配套,灌溉出一個讓人民擁有實質生活安全感的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可以相對較自在地活出自己;如果說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來到世上,那麼我想像在荷蘭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每個人」應該才有充分的機會跟運氣可以照著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來生活吧。



這些社會性制度基本上是環環相扣的,每一個環節都顧及到了,才能把一張周全的社會安全網織出,讓大部分的女人可以優雅從容地優遊其中。一個社會擁有居住正義,房子不被視為商品來對待,房子被視為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便有義務要保障每個人都有擁有這份必需品的基本權力。要如何實踐這個居住正義呢?除了社會住宅的政策施行外,如果實行均衡的空間與城鄉發展,各鄉城鎮獲得均衡的資源得以發展其各面貌,假設城鄉差距沒有那麼大,台灣的南部、中部、東部(台北以外的地區)皆有足夠的工作機會,生活環境也皆規劃得完善,那麼將不會有過多人口必須擠在台北,購買空間通常狹小、周遭生活環境不優良、又昂貴的房子,一個地域的人口密集度降低,那麼相對來說,居住正義的實踐性即可能變高。



如果台灣的每個鄉城鎮可以獲得相對均衡的資源,就其當地風土民情及地緣特色去做發展,每個城市鄉鎮有其不同的發展及肩任的角色,那麼就能相對拉近城鄉差距。如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扮演文化首都角色,海牙為政治首都,葛洛寧根為農業首都,鹿特丹為經濟首都,每個城市各司其職,有其不同發展及特色,不同的專業人才分散居住在各地,便不容易有某一個城市或鄉鎮居住人口過度膨脹的問題,「每個人」的居住基本權也容易被顧及到。



但這樣的城市規劃做到了(硬體設施做到了),如果居住在這島國上的人對事情的看法沒有多元角度的彈性伸展(軟體),那麼社會安全網的編織工作也還未能堪稱完成。怎麼說呢,如果台灣人對工作職業的觀念還是如往常,認為工作就是用來賺錢,所以就是要當醫生,當工程師才能賺大錢,才能有一個美好人生的話,那麼就算有再完善的硬體設施配合,還是沒辦法織出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網的編織除了硬體設施發展,也需要軟體的配合,也就是多數人對工作的某些觀念必須有一些調整,舉例來說,工作可能不一定只是用來賺錢,它可能可以是被用來實踐自己人生藍圖的一個活動。如此一來,可能不會有大部分的人都只把工作當成只是賺錢的工具,應該也不會有一定要從事某些職業的迷思,可能會有更多人選擇其職業是基於個人興趣或愛好,那麼便不會有多數人都必須要擠在某個城市從事某一個產業的工作的疑慮,那麼居住正義又相對容易被實踐了。



「每個人」看事情的多元視角要如何被培育養成呢?物質條件的調整就是友善的薪資所得稅賦制度的實施,稅制的合理化可以拉近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財富差距,便不容易有從事某些工作就可以致富,而某些工作就一定賺不到錢的過度失衡的狀態存在;有這樣的物質條件配合,相信對「工作」、「人生」相對多元的看法就容易被培養出來。再來就是教育的配合,如果有一個相對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教育體系存在,那麼「工作不一定只為賺錢,有可能是為了實踐自己獨特的人生藍圖」這樣的觀念就較容易被培養出來。推動小班、小校、小學區的概念,每個學區獲得均衡的資源,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每個學童在小學校、小學區被充分關照到。社區型學校的好處是學校及家庭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網絡,家長與老師可以完善配合提供「每個」學生「適性」的學習環境,提供多元視角生成的培養皿。再來若高等教育可以明確分研究型、教學型、技職型,那麼又相對提高了培育出一個多元價值的學習環境的可能性。多元價值環境產生,多元觀念及看法就容易出現並被接受。



試想一個過了三十歲的女人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安全網下,她該是可以多麼從容自在地享受生活呀。首先,她不用一直憂慮找不到對的人結婚,因為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養育下,首先,女人們可能可以因為「真正的」經濟獨立,而更有機會可以開始思考為什麼要結婚,是為了長期飯票呢?還是為了心靈成長伴陪?過去多數女人可能因為經濟不夠獨立,而需要透過婚姻型式來跟另一個男人結合,取得長期經濟保障。但試想如果女人在經濟地位上可以與男人相平等,那麼女人便不需急急切切地想望在三十歲前一定要把自己嫁掉(很多人擔心三十歲過後身價就急掉)。如果女人需要的不是經濟飯票,而是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那麼過不過三十歲應該不為一個大問題。女人的生理(生育)年齡據科學論述過了三十四歲就算高齡級別,另外過了三十歲,很多生理老化狀態也多會陸續出現,青春外表將不再,較難再以純外表吸引異性追求。但換個方向來想,難道這非嘗為一件好事?自動把那些只看重青春肉體及外表的傢伙給過濾掉,實為一件良事,替自己省去一些麻煩,減低了遇到爛人的機率,相對提高了找到了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的機率。如此一來,結不結婚便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更應該想的是,該如何遇到一個心靈相通相知相惜的伴侶。



要如何遇到心靈相通相知相惜的伴侶呢?我不會有一個正確答案,但我能分享的是一個有社會安全網照顧下的想像。生活在一個擁有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女人除了不需因為經濟緣故找長期飯票而結婚外,還可以更有機會正視自己人生的藍圖,探索及發展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如果女人可以在經濟上成為一獨立個體,不需依附他人過活,並以追求一段有歸屬感的心靈成長伴陪的親密關係為思考的話,那麼這正是一個最佳的機會,將人生的視角擺在自己身上,追求自我成長。充分利用這樣多元文化價值社會型構及平等分配的社會資源,發展自己的喜好跟興趣,追求個人心靈成長跟豐富,相信擁有這樣特質的女性,也較能找到跟她真有心靈相通的伴侶。一些女人總喜歡說她們怎麼樣都遇不到好對象,如果「愛情」真的如希臘神話所說,是在尋找那個在遙遠的過去與你曾合在一起的另一半,在今世妳們會互相感知來找到對方(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完整的一個人,也都該享有成為獨立個體的快樂,然後才能知道怎麼享有兩個個體再一起相知相惜並共同成長的快樂。);那麼你有想過你自我的這一半邊長成什麼樣貌了嗎?我總是竊自認為,如果我們連自己的人生要追求些什麼,想望些什麼都不甚知道了,那麼我們如何長成一個堪稱較完整的一半,又如何讓另一個半邊能來感知得到我們呢。在一個多元文化價值及社會資源分配平等的社會下生活,女人們有較高的機會可以發展出一個完整的自己,並遇到那個與自己相知相惜的對象(不過囉嗦地說一下,不管任何感情或關係都是需要經營的喔,即使遇到與自己較相知的對象,仍需要共同經營、成長、磨合,才能成為相惜的伴侶喔)



我身邊親愛的台灣女人們,我們要怎麼從容又優雅地生活著呢?就是要著手補織一張社會安全網。要怎麼補這一張網呢?親愛的女人們,我會建議我們大家盡量試圖在忙碌的生活裡,找出時間,除了討論愛情、關心品牌折扣訊息、吃好吃的下午茶以外,還要好好關心政治喔。比如說,關心現在兩黨總統候選人提出的政綱政策,看看誰較有能力及想法織出那張安全的網。如果能花一點時間去了解政治能怎麼為我們補出這張社會安全網,我們都可以自在優雅地生活著喔。


2011年8月9日 星期二

向星雲致敬(一) ——評星雲反對廢除死刑的理由 (By 格瓦推)


閱讀本文前,請務必觀賞片頭曲。


有感於部分星雲教徒對拙作〈失儀的僧寶—評佛光山歌舞相迎陳雲林〉(連結)的熱愛,及其護教(星雲教)精神,本部落格決定發起「向星雲致敬」專輯,以一系列文章向一代名僧致敬,並祝星雲及其教徒法喜充滿。

星雲在313日於聯合報發表了一篇媚俗歪論——〈造因不受果報,不合天理〉(連結),錯說因果,扭曲佛教教義為死刑的存在背書,極易發生以盲引盲的悲劇。本文只是要澄清星雲對因果理論的錯誤理解,至於依照教義,佛教對死刑的立場如何,本文不作討論。

星雲在〈造因不受果報,不合天理〉一文中先扭捏作態地表現出一個出家人該有的慈悲:不輕言判死!但隨即以因果概念為死刑的正當性背書:「但廢除死刑,在佛教的因果法則上,也是無法成立的,因為『如是因,招感如是果』,造因不受果報,也是於理不合。」或許又覺得此語有失出家人慈悲形象,故於後文立刻補上:這是對惡性重大者而言的。撥開星雲「惡性重大」的障眼法(這是既要慈悲形象、又要媚俗討好的花招),我們就著星雲的立論基礎——因果——進行討論:廢除死刑會導致「造因不受果」的「於理不合」?

佛學的因果概念錯綜複雜,但不離「緣起」的基本法則。「緣起」是指事物因其條件(複數)而暫時存在,一切事物唯是因緣生滅而不可得其自性。因果論奠基於緣起論,以「能生」與「所生」的邏輯說明行為的力量與事物的存在。但是因果論只揭示「果必由因」、「因必招果」的抽象原則,事物的具體因果關係,則不適合妄加論斷。對於一件快樂(或痛苦)之事,我們只能說此果必有善(或惡)因,不能斷言它的親因緣(註一)是某某善因(或惡因)。同樣的,對於某種善(或惡)行,我們可說此因必招樂(或苦)果,而不能斷言必招某某樂(或苦)果。眾生的行為(業)必定熏習種子,引生異時因果,因果律自會由「行為的力量感招果報」而滿足,不勞星雲憂慮「造因不受果報,不合天理」;至於報償某因的果報會在何時、以何種形式成熟?還請神棍們切莫消費因果、鐵口直斷。

因果律是說明業行與果報關係的客觀法則,一切境遇都在因果中,不論環境如何變化,從來沒有「造因不受果報」的問題:一個謀殺者處於有死刑的國度而被處決,不違因果;一個謀殺者處於無死刑的國度而毋須被處決,亦不違因果。當星雲憂慮因人為的改變(從死刑國家到無死刑國家)而導致因果無法相符時,是對佛教因果律的錯解;這種「以人為的力量保證因果運行」的想法,不啻是在因果之外安立一個仲裁的角色——上帝,不只扭曲教義,並助長了法西斯的風險。佛教的因果論說明行為與果報的邏輯關係,其積極面能引導人正業正行,進行「因投資」;但消極面則可能使人「安於果」,成為社會改革的阻力。欲避免後者的流弊,則要鼓勵人勇敢地「在果中創造新因」,如緬甸僧侶的蕃紅花革命;而不是「視任何改變為果報的改變」,如星雲的「廢死將導致因果斷裂」。

「假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在佛教觀點,事物自有其因果,死刑的存在與廢止,都不會破壞因果,毋須杞人憂天,更毋須扮演上帝。

我主張廢除死刑(連結),但不願以因果論為其背書(註二),更反對星雲以錯誤的因果論為「反廢死」背書。死刑存廢是一場涉及多種學門的精彩論戰,援引宗教觀點參與世俗價值的討論時,若封閉在教義體系中,而無法進入世俗價值的脈絡與各方言論對話,就永遠是個「不在對話脈絡中的他者」,甚至是「粗暴的他者」。綜觀星雲〈造因不受果報,不合天理〉一文所述,他對死刑的認知只停留在「殺人償命的膚淺因果」中,一方面錯解佛教的因果論,一方面完全跟不上論戰的知識高度。星雲拿著錯誤的佛學見解,以宗教家的高姿態指導其尚未了解的世俗正義,落在佛學研究者與參與死刑討論的各界賢達眼中,簡直是一場羞辱佛門的鬧劇。



(註一)《俱舍論》將因緣分為四類:親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親因緣指(對果而言的)直接、主要原因,猶如種子。

(註二)以佛教的因果論作為反對死刑的理由,可參考溫金柯〈評星雲法師的死刑論「造因不受果報不合天理」〉(連結)。該文亦批判星雲對因果論的錯解。至於以因果論的角度促使國家廢除死刑——救死是大功德,死刑的判決者與執行者皆造「殺生業」——,我認為這屬於信仰者的內在價值,不宜付諸宗教外部。



超克藍綠「向星雲致敬」系列文章:

◎〈佛法下的星雲〉(格瓦推)(連結

◎〈失儀的僧寶——評佛光山歌舞相迎陳雲林〉(格瓦推)(連結









2011年6月14日 星期二

布達佩斯遊記 (by 佛國喬)

最近有一些朋友在規劃東歐之旅,於是把三篇遊記舊作從關掉的個人網誌貼過來,希望對於不只是走馬看花式的遊客有所幫助。三篇文章連貼,所以文章有點長,無誠勿試。

Jul 24 Thu 2008 20:29



冷戰年代,有如鐵板一塊的「鐵幕」在1956年突然出現裂縫,該年的布達佩斯起義事件,不僅震驚蘇維埃高層,也讓非共產世界國家目瞪口呆;它是共產集團解體史的「第一槍」,它也是一重要歷史資產,確保之後的數十年,匈牙利得以維持為共產集團最自由國家,當然,作為「轉型正義」工作的世界領導國,這事件早透露了匈牙利人在政治上的先知。這一篇文章除了介紹這歷史事件,也將帶您重回現場。

1956年,赫魯雪夫對史達林進行全面批判,加上波蘭的民主化動作,晃動了匈牙利內史達林信徒的政治合法性,共產時代新大學知識份子帶頭上了街,他們原本是共產黨所處心積慮培養的對象,用以對抗前朝的仕紳型知識分子。

這些學生集結至史達林雕像廣場,從腳踝處鋸倒雕像,再把它斷頭,然後敲破洩忿。


原本的和平抗議,因為祕密警察開火,造成上百人死亡而劇烈化,群眾取得武器,火攻祕密警察總部,將蘇維埃大樓上的大紅星推倒。存亡之際,Imre Nagy從匈奧邊際放走二十一萬國民,讓他們躲過後續的清算,自己則堅持不離開匈牙利的土地,躲入布達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館,獲得政治庇護,使館人員與圍軍激烈槍戰三星期,還造成多名使館人員傷亡。



在1956年十月的政府裏,擔任Imre Nagy文化部長的人,是著有《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知名學者盧卡奇,他是西方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導師,也是Imre Nagy的長期重要參謀;如果這個政府沒有被軍事推翻,我們也許可以在獨裁政體外,看到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國家的可能。

這些抗議不僅是反史達林、反對專制的民主運動,也是反對蘇軍壓制的民族主義運動;匈牙利國旗被挖空,中間的共產黨標誌 (鐵槌與鎌刀) 不見了,人民就拿著這種空心國旗包圍住國會,大聲齊呼前總理Imre Nagy之名。挾人民之聲,這位共產黨內的改革派領袖重新掌權,而其盟友János Kádár則任黨書記;後者曾被二人共同的史達林派政敵判處無期徒刑,Imre Nagy在第一次擔任總理時,將之釋放。  (Imre Nagy) Imre Nagy上台一星期內,就要求蘇聯軍隊撤軍、宣布匈牙利為中立國、退出華沙公約,並在聯合國正式請求協助,特別是大國的干預,但美國對這一位馬克思信徒,完全沒有信任感,且與蘇俄有各自不侵犯彼此勢力範圍的默契,選擇坐視事件的惡化演變。蘇聯則無法接受這場劇變,在取得匈牙利叛徒János Kádár的內應後,大量坦克順利壓境,布達佩斯血流成河(約三千人民戰死,一半以上均少於25歲),革命宣佈慘敗。

事件鎮壓後,János Kádár成為檯面上的領導者,他簽署同意函,保證Imre Nagy的人身安全,但「X叛仔」果然就是「X叛仔」,Imre Nagy一踏出大使館門就被KGB逮補;被判死刑時,Imre Nagy堅定地回應:「我堅信國際工人運動與匈牙利人民將為我平反,我是司法大錯的受害者,我不要求特赦。」1958年他被吊死,所有審判與死刑都在他死亡後才公開,這位革命家的罪名是「反革命」。

在「恐怖之屋博物館」裏,有撥出事後新聞報導:在一個法院的場景內,Imre Nagy的講話斷斷續續地被主播的評論給消音掉。至此,1956年起義與Imre Nagy成為該國的政治禁忌,沒有人敢公開討論。

János Kádár尚在事件後,清算參與者,二百多人死刑,二萬二千人入獄,開除所有公開支持該事變的學生,還列入個人紀錄跟隨一輩子,他成為該國的「蔣總統」,權力至病重方休:從1956至1989長達三十三年;在他死的那一刻,匈牙利最高法院隆重宣佈給Imre Nagy及其同志平反;次年,該國舉行了久違的民主選舉,結果Imre Nagy傳人打敗János Kádár傳人。

 (János Kádár)

在東歐各國的領導者裏,János Kádár是一位「蔣經國式」的人物,他生性檢樸、不重排場、厭惡貪污,但利用情治人員對付政敵從不手軟,是所謂的「彩色的黑白電視機」、「開明的獨裁者」。

不可諱言,相較於共產世界的其他國家,匈牙利人民是相對最自由的,他們自嘲是生活在「最快樂的軍營」內;但這端看您是以如何解讀,您可以將之歸功於1956年人民的硬頸,讓蘇共及國內的獨裁者不敢毫無戒心地軟土深堀,而贊嘆流血沒有白費;也可以歸功於獨裁者的個人良心,而將桂冠放在獨裁者頭上。

因為「彩色的黑白電視機」還是一堆人搶著買,前共產黨在選舉時,總會搬出這位「蔣經國」,要大家懷念那個獨裁年代,和台灣一樣不可思議地,這居然常常奏了效,目前就是他們在執政;在2006年的一項民調中,65%的匈牙利人認為János Kádár的歷史角色是正面的。
2007年5月,János Kádár的墳墓被挖開,大部份的骨頭不翼而飛,怪客留下紙條:「謀殺者與背叛者,不得在聖土上安息,1956-2006。」

2006指的是一場演變成暴動的抗議事件,起因原本是左派的總理私下談話被錄音且公開,內有鄙視人民的言,後延續到十月紀念1956年的起義,人民還搶了軍方的大砲;見下圖,四十年後,既使國旗中央的共產黨標誌已拿除,人民仍是把國旗挖空的。

 (2006年,挖空的國旗)

好了,寫到這裏,終於要交代可以去哪裏見證這些歷史事件了:



1. 國會:作為內閣制的國家,這裏是匈牙利的最高權力機構,也是當年人民呼喊Imre Nagy名字的地方;但不要只知道進去看看富麗堂皇內部,外面才是重點:

1.1. Imre Nagy的紀念雕像,常常有民眾在此獻花。



1.2. 1956年起義受難者之墓:注意其上所立的國旗。

 
1.3. 1956年事件的紀念碑。



2. 恐佈之屋博物館,當年的祕密警察總部,事件中被憤怒的民眾攻擊,展覽中有一展廳專門講1956年事變,其餘詳見下。

  


3. 前南斯拉夫大使館:現在的塞維亞大使館,當年Imre Nagy藏身的地方,有一解說牌說明此地的歷史意義。

    

4. 前史達林雕像廣場:事件中,史達林被鋸到剩一雙腳的地方。

5.二個廣場:因為二位歷史人物具有連結意義,1956事變中,民眾總是集結在這二個廣場。 班(Bem)將軍廣場: 十九世紀,波蘭人班將軍幫匈牙利人打抗暴的戰爭而亡,1956年事件,也源自波蘭民主化的影響,二國再次相挺抗暴。


5.2 裴多菲廣場:1849年,愛國詩人裴多菲在抗暴作戰中犧牲,年僅26歲,留下最有名的詩作,就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


6. 獨裁記憶公園(詳見下):這裏重建當年被鋸斷腳的史達林雕像。

為大家方便參觀,這裏整理一張1956年事件景點地圖。


(屋外排隊參觀的各國人士。本文之相片均來自官網。)

如果您的旅行社,並沒有在布達佩斯之旅中排入「恐怖之屋」,毫無疑問地,您已經可以換一家旅行社了,這跟來巴黎不逛一下鐵塔、去埃及不瞧一眼金字塔一樣不可思議。不過請放心,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您的膽一定應付得了這個「恐怖之屋」,即使它談的不是鬼,而是比鬼更恐怖的東西。

沒有人因為「民雄鬼屋」而亡,但國民黨一手織造的白色恐怖,以無數人的折磨、牢獄之災、死亡,讓台灣人驚悚度日;2002年,匈牙利以「恐怖之屋博物館」(wiki官網)交出他們「轉型正義」的成績,約莫與東歐同期民主化的台灣,至今仍無知於此。

如果參觀過歐美近二百家博物館的資歷能有什麼信用的話,那我也要鄭重地說:撇開政治立場不談,就歷史類博物館,此乃世界第一名,它的展示手法與創意已讓美國華盛頓的大屠殺博物館相形見拙,無需再論二者預算有雲泥之別。

這位第一名的(單位面積)展示工程預算與籌設準備期(才一、二年!),甚至都比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連結)來得少與急迫。

「恐怖之屋」是現址博物館,戰前的匈牙利納粹黨黨部所在,也是共產時代的祕密警察總部,它的地址不只人盡皆知,而且大人小孩都聞之色變;其內的首長室、蘇聯顧問室、地牢、檔案室,都是現成的展示品;故事線講述該國二個階段的獨裁體制:先是納粹(法西斯)、後是蘇維埃(共產),但明顯著重於後者:主題有如流放西伯利亞、政治謀殺、審訊與迫害、領導者神格化…

(一場背叛匈牙利人的晚餐:二戰間,匈牙利的納粹黨靠著德國的支持,取得政權,採白色恐怖治國,並且殘殺猶太人。)

(匈牙利人的更衣室,大戰前後不斷地換主子,人民也不停地換衣服…輔以一黑白影片,自嘲自己的命運。)

(某個粗糙的三合板隔間是這些監聽器材,另一面卻是富麗的講台,懸掛了獨裁者的玉照;其權力如何而來不花一個文字就講完了。圖中懸掛的耳機是口述歷史。)


在這裏,您可以看到所有將政治異議者判決死刑的法官名單(大多還在世),您也可以看到高階祕密警察名單與圖像(其中至少一位是目前執政黨的高層),看完樓上的展覽,有一個電梯直通地下室,下墜時播放起一段影片:一個當年在此工作的獄卒,平靜的坦述他們是如何虐待這些政治犯的,電梯到達影片也剛好結束,門打開就是當年的地牢。

(地牢貌,其中還有一間禁閉室,小到人入內只能站著。)

(地牢的吊刑場,羅列二排刑具,判決書打光,環境充斥血腥紅光,背景音樂是以一毫無表情的女聲,不斷地宣告罪行、不斷宣唱名…)

遠離了那個只能歌功頌德(連結)的年代,「我們需要一個與那段過去的『正常關係』,我們需要跟我們自己『感覺舒服點』。」館員曾向媒體表示。相對於該國,台灣連找一位獄卒出來悔恨那段過去都找不到,我們如何跟那段過去建立正常關係?我們如何能和自己感覺舒服?

匈牙利是共產歐洲第一個提出異議的國家,第一個實行民主改革的國家,也成了推倒柏林圍牆助力,1989年國會釋出組黨自由,次年舉行首度自由選舉,右派(獨裁時代異議人士)執政,1994年換左派(前獨裁政黨改組而來)執政,1998年右派重新執政,2002年左派又取得政權,2006年左派維持政權。亦即,匈牙利目前執政黨的大老,大多是前獨裁政黨黨員,甚至曾是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加害者。

「以前街上是沒有乞丐。」我們的房東Josef表示:「所以大家都說右派把國家的經濟搞壞了,所以又三次重新支持以前的共產黨。但以前,其實不是沒有乞丐,是不能當乞丐,馬上會有警察把你捉走去工作。」

「那現在呢?」我想到當下的國際經濟問題。

「如果現在有選舉,他們一定被馬上換掉。」

最新的政治動態,是連「自由民主聯盟 (SZDSZ)」也決定脫離執政聯盟,SZDSZ原本也是反共政黨,當年很令人意外地背叛盟友,和社會黨(前獨裁政黨)合組聯合政府,後者以此宣告與當年的獨裁政黨畫清界線,前者則以此取得多席內閣閣員。

(建物的天井被生硬硬地從天而降了一台蘇聯的戰車,其上全是犧牲者的相片。)


這個博物館可想而知是政治口水的靶標,其實也沒有一個政治光譜的人能完全接受它,有人覺得這是打擊政敵的低劣招數,有人覺得展覽內容太過於歸咎外部政權,而沒有好好正視匈牙利獨裁者的罪行。但這些都影響不了這個博物館的吸引力,每天都有上千的人來此參觀,每位觀眾都聚精會神地觀看每件作品,更重要的,它新穎的展示手法成功吸引了年輕世代的目光。

即使這裏不是博物館、不對外開放,它仍是人們到匈牙利觀光的一個重要景點,畢竟有許許多多民主運動者在這棟建築物內被折磨與殺害;建物不著一字,也是人類重要紀念碑。

今天,它能改成博物館並對外開放,只是說明了一點:這些被折磨與被殺害的人,他們為民主與自由的犧牲,並沒有白費啊。

出入該館,都會在大廳看到一個受害者與歷史學者的對話影片,裏面有一段受害者先說:「他們說,這段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忘記…」他自己想了很久,然後抬頭哭著問那位歷史學者:「但是,這種事,怎麼可以被原諒呢?」

正是殺人可以被原諒的想法,讓殺人得以一再重演,不只是殺人不能被原諒,台灣若要創立一座如此清楚交待的博物館,任何反對之、阻擾之的言行,也都不能被原諒。




兩蔣僵屍當然可以拿來拼經濟,中正廟當然也可以仍是台灣重要觀光點,問題是:我們要如何詮釋這些人物給外國人?一眼望去的名稱是什麼?

小弟寫過一篇「堅決反對中正廟更名為『民主紀念園區』」(連結),主張將之更名為「冷戰紀念園區」,該文頗能突出小弟溫良恭儉讓的個性:因為,如果是匈牙利版的Joe,一定會主張將之更名「獨裁記憶館」(注意:不是紀念,是記憶),還會把裏面「阿強一號」的頭割下來,放在廣場上展示。

 (1956年的布達佩斯起義,專文連結)


坐著車離開布達市區,上了高速公路後,感覺自己往桃園大溪而去,約莫三、四十分鐘的車程,公車停在一片荒地中,我們與一群觀光客下了車,這種地皮不論是開發成草莓園、土雞城、熊貓館或者馬奮館,甚至是馬奮與女粉絲表演種草莓,旁邊有熊貓在餵土雞,都不會有今日的點子這麼好賺:他們把獨裁時代的雕像集中起來,成立「獨裁記憶公園,Memento Park(Remains of Communist Dictatorship)」(連結)。

在共黨專政一結束黨禁,過去的黨外馬上贏得政權,初次執政時,他們交出了這個公園,第二次執政則交出「恐怖之屋博物館」(連結),儘管舊勢力與殘存的意識型態反撲仍很激烈,儘管過去的黨外無法因這些動作而持續執政,但是,這些都是必完成的歷史功課。

至少,放在國際眼光來看,這些動作是受到肯定的,國際旅人來往如織,就是最好的證明。不過…如果命名為「獨裁紀念公園」而不是「獨裁記憶公園」,國際旅人還是一樣來往如織,但是是以看笑話的心態而來,會對匈牙利人打從心底完全無法尊敬。



想想看,任何一位稍微了解東亞情勢的國際人士,會如何看待台灣人在供奉慈湖二具僵屍?這就像我們看見中國人在供奉毛澤東一樣又可悲又可笑。


如果身為西歐與美加觀光客,來這裏也許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但對台灣人而言,感想只有二個字:「退票!」所有來自台灣的觀光客,都可以扯著顧門大嬸的衣領說:「看清楚,我是台灣人,來自獨裁者雕像密度全世界第一名的國家(咦?您不知道這個「台灣的驕傲」嗎?),你們要在這一行混,先懂得拜碼頭吧;趕快送上貴賓證來吧。」

匈牙利人東拼西湊,才找到四十來件雕像,再花一個社區公園的工程款,就可以語重心長地說:「這個公園是有關於獨裁的;而在此同時,因為它可以被談論、被描述、被建構,所以這個公園也是有關於民主的。畢竟,只有民主才能讓我們自由思考有關獨裁的種種。」拜託,台灣人先隨便贊助個四百五十台蔣介石,把場面撐起來,再來說這些話好嗎?

什麼?您說四百五十台太多了,捨不得?那不過佔全國蔣介石雕像的1%,像匈牙利的做法,我們至少可蓋一千座「獨裁記憶公園」;如果把一千座「獨裁記憶公園」蓋在一起,聯合國UNESCO一定把馬上跑來呼天搶地:「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跟您講,連人身獅面都會自己低下頭靠邊站。

(量體之大,讓歐美旅人紛紛露出驚訝之情)


在數量上遠遠不及台灣,就是在量體上也比不上;前陣子被陳菊拆解了的蔣介石雕像,連坐著的身高都好幾層樓,站起來還得了,當然足以傲視現場所有作品:真的是「共產黨再大,也沒有我老蔣的大。」

可惜的是,陳菊市長把它拆到有點難以回覆了,所幸,國民黨又辛辛苦苦把它重組回來;這個重組動作,比起當初的建造、比起後來的拆解,都更具有政治意義,它將是未來台灣「獨裁記憶世界文化遺產公園」最「不可錯過」的一件作品,創作年代是2008年,真正的作者該由馬英九落款。



結論就是:匈牙利的「獨裁記憶公園」今日能有國際號召力,讓一波又一波國際旅人不辭千里而來,完全是因為我們台灣人手下留情,只要台灣的「獨裁記憶世界文化遺產公園」一落成;布達佩斯此公園一定馬上不再門庭若市,大家都改買機票衝到台灣。所以說,他們能跟台灣人收門票嗎?


不過,要用雕像跟台灣比專制、比獨裁,匈牙利也不是沒有一塊好,至少他們在作品的變化與美感上,絕不是蔣光頭各種姿勢足以相較量的;認為「蔣公銅像」也是藝術的人,不是眼睛瞎了,就是良心瞎了。

(匈牙利作品)


 (台灣作品)


「轉型正義」是可以拿來拼經濟、拼觀光的,匈牙利抬頭挺胸地辦到了,台灣人也趕快有尊嚴地加入這個國際市場撈錢吧。

延伸閱讀:Come fly with me的介紹

2011年6月9日 星期四

台皮膚、華面具(三)(by 老皮蛋)

~前承http://www.wretch.cc/blog/cliquer/17980952
漢族所稱的百越族,與台灣多數居民有最接近的血緣。但在台灣人民的世界觀中,百越族並非認知或行動的主體,反而是被研究、甚至被征服的他者。上圖的油畫出自某中文百科全書網站的「南平百越」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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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殖民者的GGY心理動力


  Fanon在該書第六章「黑人的精神病理學」寫道:「我們在有色人種身上發現(與白人)相反的情形:在正常家庭裡長大的正常黑人孩子,只要跟白人世界接觸就不正常起來。」這在台灣也適用,回顧筆者的成長經驗(見前述),小學前很願意講母語、不會歧視任何人,可是上了小學、開始接觸殖民者(代理)、加上講「方言」要被罰錢,筆者就成為
GGY了;其後到台北中國城居住,症狀又更嚴重。筆者也在許多其他人身上發現類似的情形。



  Fanon引用Sigmund Freud「被潛抑創傷的重返」理論說明這狀況:在黑人/台灣人小時,看的童書(電視)都說「白人/中國人是好人,有色人種/匈奴吐蕃百越(註十二)是壞人」,小朋友都以為自己是好人(白人/中國人);直到接觸真正的白人/中國殖民者,被殖民者才發現「好人」是別人、自己不是真正的「好人」(因為膚色、習俗、語言不同)~那是多麼可怕的混亂啊!所有被潛抑的兒時創傷經驗都重返了,於是當事人退化、使用原始的防衛機轉(註十三):因為自身被否定,所以認同殖民者、想要成為其中之一,緊抓殖民者的文化價值、當作理想目標,同時投射自卑感至外界他者(其他鄉親、原住民、客家人或福佬人、東南亞移民,罕有弱勢中國移民、但不會是殖民統治者)、開始會歧視他人;以上種種,都是典型的GGY complex



  因為媒體的推波助瀾,許多被殖民者努力地學習殖民者,包括學習「歧視其他被殖民者」(尤其是原住民)、以證明「自己和殖民者一樣高級」。像「康熙來了」「全民最大黨」等節目,都常以嘲笑台客形象為笑點,一些缺乏自信的群眾(台灣人或戰後移民都有),也跟著嘲笑台客,這就使GGY成為一種流行了。



  為何在被潛抑創傷重返的時候,(大部分)被殖民者會選擇認同殖民者的價值,因而自卑、而GGY;卻不是擁抱本土、擁抱被殖民者、進而反抗殖民者呢?一方面我們可以從自體心理學(註十三)來理解,另外也可以從拉岡Jacques Lacan)關於「父之名」(註十四)和語言的理論來理解。


王偉忠除了會幹中田英壽捐出義賣的球鞋,也是惡質的種族歧視者。他身為殖民統治集團的一份子,藉由不公平競爭而能進入無線電視台、占據發言位置,卻毫無反省,經常在節目中醜化他者、表現出大剌剌的歧視態度,包括「中國殖民者對台灣人的歧視」、以及「既得利益者對弱勢者的歧視」,甚至要原住民歌手學熊叫。相對的,地下電台只能在後戒嚴體制鎮壓下掙扎求生,但常能堅持庶民發聲的理想(G. C. Spivak (1988) : Can the Subaltern Speak?。還有一個問題:民間自製藥物(假藥?)會比國光疫苗危險嗎?這種對庶民發聲的賤斥,最近也出現在一位「副教授」(?)的胡言亂語中(連結)。



再談語言的殖民



  Fanon在書中提到:掌握某種語言,也就掌握了這語言所表述指涉的世界。然而根據拉岡的理論:我們不太可能掌握語言,反而更可能被語言所掌握。當我們學習中文,同時也在學習(並內化)中文的思考模式、以及教中文的人(殖民者)的意識型態。殖民者意識型態也因此佔據了「父之名」的位置,決定了被殖民者的理想、慾望與認同。



  當我們說「西藏」「新疆」而不說「圖博」「東土耳其斯坦」,就會以為她們屬於中國,忽略過去她們的獨立地位、以及現在人民的獨立意願;當我們說「奮起湖」而不說「畚箕湖」,就會以為蔣介石開發了這個地方,忘記鐵路是日據時代建的,此前早有原住民住在這裡;當我們說「仁愛鄉」和「信義鄉」,就會以為中國人發現這個地方,忘記泰雅族和布農族早在這裡住了幾千年。就像美洲原住民住了幾千年的島嶼,西班牙殖民前鋒哥倫布初來乍到,就以國王的名義宣布占領、並命名為薩爾瓦多,而我們也真以為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



  當我們說「台灣光復」而不說「國府領台」,就不會知道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台灣歸屬;當我們說「外省人」而不說「中國殖民者」、「戰後移民」,就會忽略國民黨政權的殖民本質;當我們說「蓬萊仙島」而不說「Formosa」,就會以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東南疆域,忘記台灣其實是西太平洋、美麗而獨立的島嶼;當我們說「大陸」「內地」而不說「中國」,就會以為那是國內的一個地區、忘記長年以來都是不同的國家;當我們說「中國統一」而不說「中國侵台」、「武力占領」,就會忽略中國霸權的帝國主義本質。



  所以,如果不得不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我們必須小心排除其中的殖民者意識型態,並重新創造(或還原)屬於被壓迫者的語詞,賦予這語言去殖民/反壓迫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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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落格寫手翻譯的經典書籍「遮蔽的圖伯特」。在「圖博、圖伯特、西藏」這幾個詞中,要使用哪個詞來稱呼這土地和人民,一直是文字工作者爭論的話題,甚至在圖伯特流亡政府內部也有爭論。
 


不同族群的被殖民者



  Aimé Césaire曾提到:殖民者常分化被殖民者、製造其內部矛盾,藉以癱瘓反殖民力量、遂行殖民統治。這正是台灣的情況,國民黨政權透過媒體或耳語宣傳,不斷強化福佬客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原住民對反對派的不信任(註十五),甚至虛構出「福佬沙文主義」;藉由這種「挑撥族群」的技倆,殖民者的特權被默認,統治者的殖民本質被遺忘,最嚴重的不義被忽視,於是被殖民者的團結成為(幾乎)不可能。



  那麼福佬人裡面有沒有GGY?有沒有人歧視弱勢?當然有,最近(2009)就有兩個明顯的例子:一是郭素春、一是盧嘉辰。盧嘉辰的名言是「陳菊中風是拆蔣銅像的現世報」(註十六);郭素春則是說過:「高水準~不想生小孩,反而是那些知識水準較低的、做工的人,~那些人反而生的孩子越多!」一是對病人、一是對弱勢勞工,兩人都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簡稱「沒人性」)。然而這兩個歧視者是福佬沙文主義者」嗎?當然不是,他們可是如同上文描述:以殖民者為認同對象、甚至參與殖民統治的附庸。福佬血統/文化非但不是他們傲慢的根據,還可能是鄙夷/亟欲擺脫的對象。



  「福佬沙文主義」這個詞的出現,一是誤會、一是統治者的虛構。在殖民體制下,殖民者最可能歧視他者,其次就是認同殖民者的他人:例如前文所述的台灣人GGY,或是Fanon書中「歧視塞內加爾人的安地列斯人」;而他們認同的都不是自己的族群、反而是殖民者族群。因為GGY的成因就是缺乏自信,他們不太可能以被殖民/賤斥的群體作為認同對象、那樣撐不起他的自我價值感。



  一般而言,原住民較少有GGY phenomenon,但有一個特例:馬英九接見原住民頭目時,有頭目向馬嗆聲,原住民立委孔文吉就質詢原民會主委:「是哪一個頭目?頭目怎麼挑的?」孔文吉認同殖民者、輕賤自己出身的被壓迫族群,這就是典型的GGY了!



{###_cliquer/26/1170408590.jpg_###} {###_cliquer/26/1170408588.jpg_###}郭素春和孔文吉,都是歧視鄉親、賤斥自己族群的「民意代表」。



註十二:中華帝國在擴張領土時,史家為合理化侵略/殖民行動,都會強調漢族中心主義、醜化周邊少數民族,將其描寫成野蠻落後陰狠、無端侵擾邊疆,卻忽略漢族本身的侵略或野蠻行為。吐蕃國土即今之圖博,過去中華帝國醜化吐蕃,現在中國也繼續醜化達賴喇嘛;百越是中國古代史中、活動範圍(閩浙之間)最接近台灣的少數民族,也曾被某些電視劇醜化~當然最被醜化的還是匈奴女真等遊牧民族。台灣小孩在童書電視上常看到「非中原民族的負面形象」,在接觸到「真正」的「中原人/文化」(戰後移民、較晚離開中原)之後,才會意識到自己是「非中原人」(海島居民、可能有百越或台灣原住民血統)。



註十三:關於創傷經驗、退化至原始防衛機轉,可參見「GGY 如何練成I」(連結)的介紹。Fanon係根據S. Freud的理論描述創傷經驗,筆者認為稍嫌模糊;如果根據M. Klein的理論,我們可以推論:「發現自己不是好人」活化了嬰兒期的被害焦慮(攻擊/害怕懲罰)。亦可參照GGY如何練成II」介紹的自體心理學理論,更可以理解「自身(grandiose self)被否定時,更加緊擁殖民者形象/文化(ideal self)」的心理動力。



註十四:參見GGY的超克」連結註一。



註十五:筆者自小生長在客家庄,每到大型選舉就會聽到耳語:「某某是鶴佬人,不會對客家人好。」而這種耳語常來自於國民黨機構。大學時認識一些原住民朋友,他們也談到類似現象:常有耳語醜化反對派政治人物,稱其必然會壓迫原住民、取消原住民福利等等。然而我們看到:正是在鶴佬人執政時,台灣有了客委會、原民會,有了客家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還有了桐花祭。參見「從郭冠英事件看『本省人原罪』」(連結)及「誰在挑撥『族群』?誰在消費『階級』?」(by Shinichi



註十六:請參見:郭冠英+盧嘉辰:政治鬼打牆在台灣?! 連結);從郭冠英事件看『本省人原罪』(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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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cliquer/26/1170408587.jpg_###}

漢武帝和匈奴單于。教育和媒體一直告訴我們:漢族文明高尚、異族(?)野蠻陰狠。真的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