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孔丘冥誕前夕推出一部養奴性、反啟蒙的競選短片——讀經篇,使我憶起長達十年的讀經班歲月。二十八年前,小學時代的我,參加了某儒教團體所組織的讀經活動。在那種宗教氛圍中,童稚的心靈毫無防備地浸潤於希聖希賢的美好響往,某些滿足感與優越感油然而生,鼓動了每天背誦儒家典籍半小時至一小時的吸毒人生。
缺乏知識性
儒家的原貌是「為統治者與貴族階級服務的應用倫理學派」,而且是倡議復古的教條主義者。在其意識型態中,東周諸子,唯儒家典籍可稱「經」。經有「常理、典範」之義,號稱聖人所作,故可垂範古今四海。童蒙需默而識之,毋妄論經義。縱似有不合時宜者,非儒經之不足,而是學者未通微言大義,故需學而時習、善加體會。當儒家的典籍成為不可顛撲的、近乎宗教的權威後,儒學教育自然無法養成具備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儒學的知識進程也無法因自我批判而開創新局。
儒生多有嚴重的返祖情結,他們認為經典是古之聖人心性所流露,字字珠璣;今人何德何能?故宜述而不作,但求觸及先聖本懷之一二足矣!即使在事實上,儒學歷經佛教的輸血、理學的建構、新儒家的現代化,其學說逐漸從教條進化為略見雛形的知識體系,但「後後豈能勝於前前」?所以一切進化皆發微於古聖,今人並無超越。這不只缺乏對歷史的批判力,也弱化了因應時代需求而提出系統性建言的能力。此意識型態限制了每個時代儒學的當代性,這也是為何雖然有中國二千年來的知識菁英窮首皓經,儒學的進化卻始終緩慢,至今仍是「思想」而不足以成「哲學」的原因之一。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在吸收佛教教義之前,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於優勢階級的、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卻弔詭地拙於實用。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小道」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下,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自然科學」。
被儒家所宰制的中國文明有一大特色,就是對各種知識都只有實用興趣而無理論興趣。因為缺乏建構抽象知識系統的能力,文明的腳步只能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緩慢地累積經驗而前進。在吸收佛教教義之前,儒家沒有成系統的知識,只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有利於優勢階級的、缺乏人文關懷的倫理要求。正因為沒有理論系統的支撐,儒學對於知識雖有實用興趣,卻弔詭地拙於實用。所以醫卜農桑工藝等「小道」在儒學的宰制與迫害下,始終無法從實務經驗發展出有系統的「自然科學」。
即使是儒家高倡的「修己安人」大道,亦無法提出可以媲美佛學、神學、歐洲哲學的知識體系(例如:因思考「人的存在」、「善」、「群己關係」而發展出形上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成系統的知識),以建構有系統的修身之道、治國之道。散列在儒家諸經的,多屬教條式的要求,所以儒教所高舉的眾多道德律令就處於雜亂無章的狀態,人人可投機選用,以致淪為口號。唯一稍具雛形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缺乏可成系統的理論予以後繼。這些反啟蒙的慘況雖經理學與當代儒學而稍有改善(註一),但兒童讀經教育所讀誦的「原典」,卻無法窺見儒家因現代化而薄具的理性格局。正如巴黎索邦大學教授Étienne Balázs所說:「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是有限的,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運用邏輯、推理和雄辯術的理性主義。中國缺少自然科學的問題無需詳談,很可能主要的受阻原因是儒家的正統觀念,它對智力活動造成的不良影響完全不利於任何形式的嘗試和實驗。」
由於儒家缺乏建構知識系統的能力,中國的文明(不論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在儒術獨尊之後就注定落後西方的命運。儒學滿足了知識階級與統治階級的共通利益,以獨尊之姿迫害諸子百家的生存空間與獨特性(如道家典籍多以儒注流傳),從而取得中國文化的代表權與發言權,而後儒教信徒無一例外地將狂熱的信仰對象從「儒家」延伸到「中國文化」(被儒家父權所禁臠的中國文化)。
當被神格化的中國文明遭受異域衝擊時,這群民族主義者會曲巧地捍衛其脆弱的自尊,諸如:「歐美的強項在物質文明,若論精神文明的高度,世界無能與中國文化比肩者」,此說與「中體西用」異曲同工。在這群狂信徒眼中,中國的精神文明必然優於四方蠻夷:面對歐洲粲然大觀的哲學、文學、社會學、史學、政治學、美學……等理論系統,他們會說:「西方是分析、技術之學,多為世智辯聰,往往見樹不見林;中國是體悟之學,乃大智慧,對人、事、物有整全和諧的理解」。落後而不自知,難怪相較於自然科學的差距,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以更驚人幅度遜於西方。這種大中國主義還反映在對佛學的吸納上。儒學借鏡佛教哲學而開啟了知識系統化的初步工程(理學),面對異域知識的衝擊,民族主義者由自卑轉自大:「因儒學的奠基,大乘佛教終於在中國開花結果」;這與主張「法國哲學的精華在台灣」一樣可笑。當大中國主義與返祖情結融合時,儒教徒的信仰內容不言而喻:西不如中,今不如古,中國古代最好!
在社會層面,儒學缺乏建構理論系統的興趣與能力,無法從制度面為群己關係的安頓提出改革之道,只能反智且粗暴地將治亂興衰歸因於人的道德問題。對統治階級而言,有「內聖外王」之說,要求統治者必須修己希聖,才能風行草偃,使天下治。此即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對被統治階級而言,則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人人克己復禮(階級之禮),天下自然安定。中國的儒生如是書寫歷史:天下治,因君王有道,任用群賢(儒生),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寵溺奸小(宦官、後宮),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歷代必然導致土地兼併、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才是王朝傾滅的主因。儒家門徒無視制度面的重大缺陷,而將治亂因素簡單地泛道德化,其過不只在無知與卸責,更令人髮指的,這是為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而奴化人性的手段。生命的際遇,被解釋為個人道德的投射,所以大家要內求諸己、安於階級,有餘力則博施濟眾;而不是思考改變制度的可能性。
這種泛道德化的主張,看似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一體要求克己修身,實則重在將被統治者奴化在自我規訓的狀態,弱化人民對政治的批判力,並使民眾對制度不信賴(期待人治)、對公眾事物冷漠(註二)。儒學的反現代化、反民主特質,極有利於統治權力的穩固。國民黨及其附庸團體對讀經教育的肯定、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復辟的期待,完全契合中國統治者的愚民之術。Étienne Balázs的批評針針見血:「官僚們採用儒家學說,大談敬重別人,大講公平互利,但這些美德只是就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關係而言;至於普通百姓,首要的美德是絕對服從。儒定倫理的精髓,造成一個家長式統治的世界,而個人的權利、首創精神和意志自由,則完全不見了。」
總結十年讀誦儒家典籍的心得:讀經教育之禍,不只在教學方式;溯其源頭,儒學本身就是反啟蒙、養奴性的毒品。所以對讀經教育的建言就是:儒學是毒品,與其費盡巧思使其無害,不如直說真相:「這是毒,別碰!」
(註一)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由於先天不良,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其知識性勉強走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
(註二)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並始終在「人治」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公義平等」為理想的法治社會。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社會的構成是以「關係」而非「人」為基本元素。由於不是從「人」發展出「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儒學所規範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上下主從尊卑」,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對法律的不信賴、對人際網絡的偏重,可以為證。
(註一)從儒學原典窺其性格,原始儒學或許有某些洞見,卻無力為其洞見進行清晰的論述,甚至有輕賤語言的傾向。雖不能否認儒學知識在經歷佛學與西方文明衝擊後的進步,如理學與新儒學在理論化的努力。但必須很殘忍地指出,由於先天不良,儒學在21世紀的今天,其知識性勉強走到當年柏拉圖的高度。
(註二)儒學將治亂興衰簡單歸因於人的道德修養,並始終在「人治」的觀點下思考社會問題。所以中國在學術方面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在實務方面不會發展出以「公義平等」為理想的法治社會。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社會的構成是以「關係」而非「人」為基本元素。由於不是從「人」發展出「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儒學所規範的「關係」只有不平等的「上下主從尊卑」,人的主體性於焉消亡,「平等公義的社會制度如何可能?」也就不可能成為儒學的關懷。觀察中國從古至今對人治的渴望、對法律的不信賴、對人際網絡的偏重,可以為證。
【後記】
以二千餘言寫就這篇對儒家性格進行整體式描述的文章,諸君絕對可從典籍與案例中找到可能的反證。請包涵本文僅能對儒學進行總綱式的批判,無法逐步細論,也不克將例外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