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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台灣「國家失敗」的探問與求解[新一]

本文於2013/10/15首刊《極光電子報》(連結

馬邦伯(Ma the bumbler)敗壞台灣的速度,令人乍舌。政治上,威權復辟;經濟上,薪資倒退、發展遲滯、炒作房產虛業、放任實業凋零萎靡。再加上,馬邦伯令人驚懼的國家認同錯亂,與「一中市場」經濟政策,實是讓人心驚馬邦伯的「拼經濟」,其實是在「拼政治」,可能讓台灣主權一舉葬送於中國虎口。

台灣全面性的崩壞現象,不免讓人懷疑「國家失敗」(failed state)、或者「國家崩壞」(collapsed state)在台灣,已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國際學界對「國家失敗」的定義,過於莫衷一是,且台灣離那些陷入內戰、族群衝突廝殺、恐怖主義滋生、跨國犯罪、抑或國內安全受到生態大崩壞、或如愛滋病蔓延侵襲等等破敗狀態,仍有相當距離,但台灣遇到的政經與社會發展瓶頸與僵局,或許也可從此類「國家失敗」的文獻中,找尋到一些新鮮的理解空氣。


國家打造 vs. 國族打造

事實上,「國家失敗」某種程度也就意味著「國家打造╱形成」(state-building or state-making)工程的失敗。尤其,冷戰瓦解之後,共產與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集團的意識型態對抗得到緩解,進一步也讓聯合國更方便以「維和」(peacekeeping)行動,介入許多地區或國家的內戰中,而不會陷入先前那種兩造間壁壘分明的意識型態對抗。然而,當「維和」行動介入此些內戰國家調停衝突後,所謂「後衝突國家」的「國家再造」(state-building),往往會變成聯合國必須考量與善後之任務。

在現實上,許多後衝突國家的再造過程中,縱使在聯合國或美國的幫忙下進行「國家治理機構與制度」的完備建構(即所謂『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其國家依舊陷入各種僵局紛爭之中,而無法有效治理與運作。是故,國際政治的學者便發現,有種可稱之為「欠缺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狀態,竟是此些後衝突國家陷入治理僵局與泥沼的主因之一。

儘管,有些國際上學者會將「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跟「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混用,但為了分析「國家失敗」的問題癥結時,嘗試將「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以理念型的方式分殊對待,或許可提供更為深入的問題視野。

如同在英國從事後衝突國家再造的年輕法籍學者Nicolas Lemay-Hebert的區分,「國家打造」或許可以指涉為「政府治理機器」的有效運作,亦即用制度性的觀點而言,將國家打造與形成的核心放在提供「公共財的制度與能力」(institutional provider for public goods )重構。至於,「國族打造」則是著重於社會團結與政治凝結(social cohesion)、以及凝聚社會集體基礎的「正當性」等等面向上頭。如果前一種是「國家」的制度與功能之維度,後一種則是代表國家體現的象徵、文化與團結認同等層面。

事實上,一個完善的「國家打造」,常常會隨著提供公共財的制度完備與能力,帶出社會的「團結」與「共識認同」,並為國家機器帶來「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端就此類觀點而言,其通常將統治「正當性」化約為技術性層面,而把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區分成兩種渠道:1. 實質性來源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向型正當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2. 程序性管道透由民主程序取得民意認可(內向型正當性╱oriented legitimacy)

第一種即是國家透由秀異的經濟表現,取得人民滿意認可;第二種則意味著,經由民主參與的程序性機制,收納與回應民意需求。於是,據說,要嘛國家經濟發展好,不然民主參與形式的建構落實,則正當性將不虞匱乏的狀態,鮮少會導致國家失敗之局面。好似,國家搞好經濟、民主性的選舉管道以收束回應民意,則「國家打造」工程即可竣工。舉例而言,美國國際政治研究學者Marina Ottaway便主張:只要「組織一個可以管理他們的領土,以及允許不同認同的人民住在一塊兒的國家」,則是國家打造的專注要務。

然而,誠如法國「新史學」大師Pierre Nora在《記憶所繫之處》:「民主的原則與價值,不足以確保集體性的凝聚,這只能形成一個骨架,至於肉身,必需靠著有歷史意義的象徵與地方所傳遞的情感來承載。」(1) 這也是為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理論」大師陳雲教授力主,如果把民主當普世價值凌駕本土,將令國家破亡,因為「民主就必須是本土」(democracy is local)。因此,陳雲教授會認為,民主不足以捍衛香港城邦,只有倚靠「本土」為根基,方有可能保衛所生所長之認同所繫之處。

換言之,上述把統治正當性當成「技術性」問題看待時,忽略了歷史的、記憶的、情感的、文化等等「感性」面向,其實也常決定一部功能運作良好的「國家機器」(亦即,已臻完備的「國家打造」),是否可獲得不同群體的認同與支持,並被當成眾人之代表。以現實經驗而言,著眼於制度性、功能性與技術性面向的「國家打造」工程抵定完備後,許多後衝突國家依舊陷入治理失序與紛擾所帶來的「國家失敗」狀態,而主要原因卻是來自於上述所言之歷史、記憶與認同等等感性層面的問題。


台灣的狀態: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基於上述,目前台灣的崩壞狀態,似乎也飄散著一種類似“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況味。首先,中國國民黨政權逃難來台之後,在冷戰結構下幸獲美國援助而得到喘息,同時台灣海峽的阻絕,讓國共兩黨之間的戰事狀態,從內戰演變成「準國境間的戰爭」。

事實上,根據政治社會學的研究,戰爭過程中為了備戰,亟需一個領域空間內的丁錢糧盤剝,同時為了有效盤剝此三項戰爭資源,國家便據此逐步完成打造與建構工程。「準國境戰爭」讓國民黨脫離內戰泥沼,且開始有「國家建構」(國家機器的制度性治理與能力)之可能;畢竟,國民黨若陷在同一國空間領地之內,為了備戰勢必進行丁錢糧之搜刮,然若盤剝愈是劇烈,則受剝削之人將更輕易成為內戰中敵軍的應援粉絲團。因此,國共戰事中,農工大舉靠向中共,並攜手趕跑國民黨,正是此一現實難題所致。

然而,當國民黨政權落跑台灣之後,台海戰事演變成「準國境戰爭」的規格,給了讓國民黨政權一個透由戰爭進行「國家打造」的機會。因此,國民黨政權遂逐步在台灣完成國民黨政權歷史上首次有效統治的機器,這也是國民黨政權成立以來,統治制度與能力最完備第一次。但是,隨著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在聯合國席次被中國取代,並現出山寨版中國原形,踵接其後的台美斷交帶來的國際孤立,終讓國民黨有效統治的國家打造範圍只侷限在「台灣身體」的現實,錯裝秋海棠為想像的「中國靈魂」之尷尬現出原形亦即,「國族打造建構失敗」的問題,正式表面化。

此後,「有台灣國家打造,而無台灣國族打造」(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雖被盡量壓抑,但至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衝擊,甚至帶來1992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走入歷史後,宛如正式宣告確認「(國共)內戰衝突」的終止,於是,“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的問題,變成無所迴避。畢竟,「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後,經由制度機構的剪裁可將「台灣省」虛化,一舉讓在台灣所建構的「國家」尺度,符合現實的有效治理範圍;然而,「國族打造」的問題,卻在中國國民黨繼續乞靈於那個「山寨中國靈魂」,而讓錯位的「國家打造與國族打造」,持續產生嚴重扞挌衝突。若此問題不解,馬邦伯的兩岸自由市場經濟,便永遠擺脫不了「拼兩岸一中」的政治嫌疑。

馬邦伯五年來的「一中市場」政策,到底是「左右問題」(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化的問題),還是「統獨問題」(賣台經濟傷害主權的問題),而此問題之所以會在某些社運團體與本土社團之間看法各異,某種程度即是「國家與國族」打造建構的落差所致。畢竟,原本可就「經濟」後果討論的政策、或就「文化交流」討論的政策,若無法避免瓜田李下的「認同因素所帶來的政治難題」時,則此類政策將注定引來失敗,而這正是台灣陷入「國家失敗」狀態的主因之一。


社會學式的「台獨」視角:從 ”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 的角度出發

怎麼對待與看待「中華民國」,不只是想問鼎總統大位的政客之難題,也是台灣人民人云亦云的問題。因此,有些以「中華民國」為宗的人,其實是把「中華民國」當成一部「治理制度機關╱統治機器」看待,即上述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的角度。再者,有些覺得台灣尚未獨立或者否定「中華民國」存在者,其實著眼的是從「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角度切入。換言之,國家與國族脫鉤的尷尬,讓「中華民國」支持者有說嘴的餘地,同時,此情形也讓「台灣是否已獨立」的問題,竟招徠眾說紛紜。

再者,儘管「台灣人認同大勝中國人認同」(2) ,但投票行為上卻沒有據此有利高舉台灣人認同的民進黨(3) ;此弔詭情形,某種程度上反應出國民黨身扛的「中華民國」雖側重於「國家打造」的面向,但由於台灣已達某種經濟發展成果,以及選舉式民主的形式,讓「中華民國」也據此獲得某種外部與內部正當性,產生某種素樸與淺層的集體認同效果。

但是,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持續加深,隨時牽動著記憶的、歷史的、文化的、自主的等感性層面的神經,上述淺碟式集體認同所表現出的正當性,也將逐步失效。馬邦伯進行中台經濟交融時,是否有以台灣利益為優先、是否以台灣人民為念,將越來越難以取得進一步的社會公約與信任,並導致馬邦伯的市場開放之經濟政策,因不可免得沾染政治疑慮而失效。於是,馬邦伯政權愈是透過溝通協商不斷增加與中共之間的政治互信,則台灣社會對馬邦伯政權的疑慮猜忌便不斷加深。

一言以蔽之,大多數國人跟國民黨,以為經由選舉之後的國民黨已經在地化的假象,將隨著中台關係進入深水區而逐步失效,除非國民黨經過真正的裂解,並由在地重生並以台灣前途利益為優先,方有可能。若不經此途,縱使馬邦伯權力跛腳或下台,並由中國國民黨任何一位政客取代上台,依舊無法解決本質性的「離地」問題(符合國家統治範圍的國族打造),仍然不可免的會陷入當前的「國家失敗」的僵局中。

此外,由於「台獨」已經被媒體與政治操作成高度的「政治性」,導致「台獨」的討論不利於吸引所謂「中間選民」的選票。例如,今年五月底蘇貞昌面對台獨問題時,便指出:「台灣是主權國家,早已獨立,由於已經走過這條路,何必再回頭講獨立?」,並進一步認為現階段必須「要努力建設國家,做成『國像國』。」

事實上,過去「台獨」的論述,通常是取徑國際法的論述為基礎,但蘇貞昌的講法其實點出一種社會學式的理解可能。換言之,如果我們用上述的社會學式的胃納來消化「台獨」的爭議,則可以清楚地發現,台灣就如同許多後衝突國家重建一樣,「國家打造」(治理制度與統治機器)已經完備,但「國族打造」(國家認同)尚未完成。

如果「台獨」問題採取此種方式理解時,便可把「國族建構」當成某些獨派大老推動的「國家正常化」的首要核心目標。因此,對內而言,國家認同爭議的處理已完成國族打造,是不可迴避之事,也必須謹慎處理。同時,「國族建構」除了對內的認同象徵之外,也有對外的(國際場域)的代表性面向;換言之,來自於「國際承認╱認可」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由以上可知,某種具備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的路向,或許便是該直視跟面對「國家認同」的爭議,以及持續推動參與國際社會甚至入聯,變成為台灣此種“State-building without nation-building”狀態的必要途徑,也是所謂「國家正常化」運動的核心內涵與目標,達致「肉」(國家打造)與「靈」(國族打造)合一。

職是之故,具有社會學況味的「台獨」運動,對內著眼的將是未竟之功的「國族打造」問題,對外則是戮力尋求國際認可。於是,透由上述台灣「國家失敗」之探討途徑,不僅可尋訪新形式「台獨」論述,並讓「台獨」具備炫目的社會科學理論意義,更可進一步藉由政治社會學式的問題意識,勾勒出當前問題以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註解

(註1)感謝好友佛國喬告知Pierre Nora書中這個論點。

(註2)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的國族/國家認同變化》(連結

(註3)Mattel,《【週一想想】數字台灣:台灣人民的投票行為》(連結


2013年10月11日 星期五

當被壓迫者被視為壓迫者時——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by 格瓦推)


我們應如何評價甘地所帶領的民族主義運動?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


依據葛爾納(Ernest Gellner)的觀點,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項政治原則: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註一)

民族主義情操有兩種:違背上述原則而激起的憤怒感,以及實現該原則而得到的滿足感。民族主義運動便是透過這類情操所動員。

臺灣被中國政權在政體與文化雙重殖民。前者指ROC體制強行統治臺灣;後者指透過架接偽史觀、邊陲化母語、貶抑本土文化等手段,讓這塊土地及其人民失憶失語、亂認血親,並在自認鄙下之餘,對高等級的中國文化無限嚮往,竭力同化。在殖民與反殖的衝突中,有兩種民族主義存在:其一為中國民族主義,這是中國認同者的政治情操,多數的狀況下,此情操來自認同的滿足;其二為臺灣民族主義,這是臺灣認同者的政治情操,此情操來自對政體與民族(文化)乖違的憤怒。

兩種民族主義的特色簡述如下:

1)中國民族主義

除了以中華民族(含血緣與文化)為共同想像,更外顯於「華夷之辨」,也就是天朝心態,諸如仇韓的喧囂與對東南亞國家的歧視。

2)臺灣民族主義


臺灣民族主義起源於對殖民政權(日本與中國)的反彈,意在擺脫被殖民的地位,建立以臺灣為主體性的政體與文化。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我們應如何評價?


二,臧否原則——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


放眼國際,雖然民族主義影響了部分民主運動,更與絕大多數的解殖運動息息相關,但這種凝聚認同的訴求,也可能發展出沙文、排外甚至戰爭、殖民的狂熱,所以西方學界對於民族主義多為戒慎與反思。

若以「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作為現代化的條件,無疑地,亞洲的現代化工程不只啟蒙自歐洲,並持續取經於西方。當台灣與歐洲的文明遭遇時,必須考察雙重脈絡:「歐洲的知識如何可能」與「歐洲的知識在臺灣如何可能」。前者必須深入歐洲的文史社會,探究其創造過程,以免知識流於無根的術語堆疊;後者必須立足於前述基礎,並考察臺灣的土壤,以免知識的移植淪為廉價買辦。

歐洲對於民族主義的批判多來自左派陣營,臧否原則不外「限制有力者的擴張、保障無力者的生存」。何者應被保障?何者應被限制?必須在具體脈絡下考察其相對位置,而非僵化地將某種現象或概念定性。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批判?傾向集體主義者、與軍國主義結合者、演變為種族主義者;何種民族主義必須被肯定?反抗殖民者、爭取民族自決者。以此原則,我們視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為人道災難,對甘地為了讓印度脫離英國殖民而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寄予同情。若不考察批判的脈絡,而將各種民族主義一體非議,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皆有輕率之過。

在台灣的脈絡下,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何者性質為沙文、霸權、甚至曾有種族主義罪行?所以應被批評與限制。何者性質為被迫、抗暴、追求自決?所以應被肯定與保護。昭然若揭。


三,名實不符


1)隱顯之間

兩種民族主義在臺灣,但弔詭的是,佔據多數、居統治地位(註二)的中國民族主義卻得以避開民族主義之名及其檢視;而臺灣民族主義,只發生在少數解殖意識與運動中(就如正名制憲與文化台獨,這並非普遍綠營選民的政治主張),卻無所遁形於民族主義之名,並被放大批判。

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前者為有力者、壓迫者,後者為無力者、受迫者。但前者隱,後者顯,皆因黨國體制讓多數國人在日用呼吸間被灌輸中國認同而不自覺,所以許多發自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行被去政治化而無色無味(只有具備解殖意識者可察覺);而肇因於臺灣民族主義的任何主張,不論對贊同與反對陣營而言,都具有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


2)張冠李戴

兩種民族主義皆存於臺灣,不過一旦發生排外情緒時,如仇韓或仇菲,學界與媒體的「理性省思」,多著墨於批評臺灣民族主義之惡。其失察有二:

1. 為何只見臺灣民族主義卻不見中國民族主義?

2. 在殖民現況下,臺灣民族主義是為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而生,目前處於受迫者捍衛或建構主體性的階段;中國民族主義不只認同中國,並以天朝道統自居。是故,對中國以外國家進行仇恨動員,雖然不能宣稱臺灣民族主義必然無涉,但中國民族主義之作為首惡,豈不更符應其天朝心態?怎能視而不見?


3)壓迫與被壓迫之間

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核心,黨國體制同時在政體與文化殖民臺灣。在政體方面,以ROC為工具的中國意識是壓迫者,無法自決國號憲法的臺灣意識是受迫者;在文化方面,以國家暴力獨尊華語並邊陲化臺灣各族母語、架接偽史觀使住民認同錯亂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壓迫者,被迫縫上新舌頭、在歷史記憶中悲歌的臺灣民族主義是受迫者。

壓迫者與被迫者的相對地位本應無可置疑,但或因捍衛既得利益,或因為奴而不自覺,當被迫者起身反抗之際(諸如批判華語獨尊、爭取台語文以國力培植,或去中國史觀、建構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教材),「臺灣民族主義沙文」的指控立即撲天蓋地,尤其以知識界與藝文界為甚。為何?除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到被挑釁之外,為數頗多的既得利益者都獲利於嫻熟殖民體制所制訂的規則。但是正如法蘭德斯的去法語化、加泰隆尼亞的去西班牙語化、韓國與越南的語言脫漢,皆不應被視為沙文主義。若將國民黨的禁止台語文與解殖派的去華語獨尊,均以霸權視之,即使是發自反沙文的關懷,卻會成為「反反沙文」的助力。

當霸權的壓迫仍重如須彌,弱者求生的抵抗未成比例之際,兩造形象卻已諷刺地易位:壓迫者被視為被迫者而引發同情、被迫者被視為壓迫者而招致訶責,這是對「抗暴」一詞最大的曲解。




被迫縫上新舌頭的壓迫者?
拒絕在原生地成為移民的壓迫者?
抵抗殖民霸權的壓迫者?



四,結語


臺灣民族主義是一種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抵抗:抵抗認同的錯亂、抵抗主體的消亡、抵抗在原生地成為移民。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許多從反帝反殖出發的民族主義也可能發展成壓迫弱者的種族主義,但這是階段性問題。「不幸的是,台灣很多『左派』,其態度便是,在反帝反殖尚未成功之際,就開始把民族主義拋棄,然後卻間接地產生肯證現狀——殖民跟帝國的處境。用台灣的脈絡即是,批判台灣國族主義的壓迫性,然後一舉揚棄,因此就間接肯證了中國國族主義。」(註三)

文末,為視臺灣民族主義如洪水猛獸者舉二喻:

1)跛豪喻

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註四)


2)家暴喻

一位男童長年處於家暴中,知情者不制止家暴者,亦不協助男童脫離家暴,反而自以為睿智地向世人宣告:「莫救之,被家暴者以後也會是家暴者」。




(註一)詳見Ernest Gellner《國族與國族主義》第一章與第四章。

(註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是中國認同。根據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雖然在臺灣自認為是中國人與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者只佔39.7%,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者佔57.5%,但這種統計無法反應出文化認同的比例,甚至連TaiwanROC的區別亦被隱匿。

依據前述定義,民族主義的原則是要求政體、民族與文化的一致。承認國號與憲法都是China、追隨殖民者文化品味、無視母語被迫至邊陲者,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操(中國民族主義)來自於上述原則的實現。這種認同不須外顯於政治熱情,早已透過國家之力無所不用其極地滲透於日常而成為習慣。觀諸台灣社會對政治與民族節慶所傳遞意識型態的接受度、對中國史觀的習以為常、視失衡的語言政策資源分配為理所當然,中國民族主義所宰制的版圖超乎想像。同理,若那57.5%屬於臺灣民族主義者,代表有過半民意質疑ROC體制與中國文化殖民,民進黨還需往中間靠嗎?

政大關於身分認同趨勢的長期民調


















(註三)〈迴響與回想:算是回應簡道虔之紅姨民萃主義操作事件〉(by Shinichi )(連結)

(註四)〈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by 佛國喬 )(連結



【延伸閱讀】

◎〈統派究竟是民族主義還是帝國主義?〉(by 佛國喬)(連結

◎〈當窮人被敵視時〉(by 佛國喬)(連結

◎〈從仇韓看披著臺灣外衣的中國民族主義〉(by 格瓦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