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olf
Hyduk, 1835~1923
(前承連結)
Antonín Dvořák: Songs My Mother
Taught Me
Violin: Itzhak Perlman, Tenor: Richard
Crooks
Adolf Hyduk 還能同時以捷克語和德語寫詩,筆者卻不曾有機會學習書寫母語。再看看呂雪鳳女士,她在受訪時提到:「上了小學一年級,學校禁止說台語,
但我們戲班出身的哪裡會講國語, 就被老師拿木板打,打完叫我去走廊罰站, 掛一塊牌子在身上:『我說台語,我是小狗』。」而這不是呂小姐一個人的遭遇,卻是一整代台灣人民的遭遇――包括筆者,但筆者卻在受罰兩次後、開始賤斥母親的語言。對照前述的捷克人/語言和羅姆人/語言,讀者想必可以理解:為何之前幾十年來的台灣文化界藝術界,都少有本土創作者(包括原住民)的影子、更少有本土語言的作品――另一個原因是許多菁英都死於屠殺,包括筆者的外祖父。
當我們讀到呂小姐講台語被霸凌時,我們不能以為事情都過去了;因為母親的語言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尊重,未被承認為官方語言、教學時數也被縮減。當我們看到呂小姐因為社會不公而貧窮、而被迫中輟學業,辛苦工作卻被歧視,我們也不能只是同情、更要關心和行動;因為社會不義仍舊存在、歧視現象依然普遍、低薪過勞更成為常態。
讓我們再看兩段 Adolf Hyduk 的吉普賽之歌:
我的歌高唱渴望
我的足徘徊異地
我的家在遠方的荒原-
我的國族在風雨中飄搖
我的心澎湃激盪
我的足徘徊異地
我的家在遠方的荒原-
我的國族在風雨中飄搖
我的心澎湃激盪
給他一個純金作的籠子
吉普賽人會用它換回自由的破屋
就像野馬會擺脫鞍轡、疾馳進曠野
羅姆人也永遠愛好自由
吉普賽人會用它換回自由的破屋
就像野馬會擺脫鞍轡、疾馳進曠野
羅姆人也永遠愛好自由
所以,我們知道:Adolf Hyduk雖然以「吉普賽之歌」為題,心裡所想的卻也是「波西米亞之歌」;他以羅姆人的命運(失去語言、失去國家、失去自由)隱喻捷克人的命運,而德佛札克使用了德文詩作,心思卻像是寫「我的祖國」的史麥塔納(Bedřich
Smetana, 1824~1884)。
Bedřich Smetana: Má Vlast Moldau (Vltava)
City of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如果 Adolf Hyduk寫吉普賽之歌時,心裡想的是捷克國族的命運;那我們聽「媽媽教我的歌」、「我的祖國」時,心裡也應該想到台灣,想到捷克給了台灣甚麼啟示:
波西米亞長期被外人統治,好不容易在 1918獨立建國,卻在二戰時再度被納粹德國併吞;戰後雖有形式上的獨立,但受到同屬斯拉夫語系的蘇聯控制,國家主權不被尊重、人民生活依舊悲慘。直至1989年發生天鵝絨革命,捷克終於獲得真正的獨立。捷克獨立以後,在人民的努力下,國民所得、生活水準、文化建設…早已超越了台灣。比這些更重要且基本的是:台灣一旦亡於中國(同屬漢藏語系?),詩歌中羅姆人的悲慘命運將不再遙遠,卻可能真實地發生在我們身上,就像一九四七。
蕭泰然:一九四七序曲
高雄市立交響樂團,高雄市立合唱團
為了台灣的母親,為了不讓她們繼續流著上一代上上一代的眼淚,請支持基進側翼,打造一個「不受強權控制」「友善對待各族群母語」「人能活得更像人、因而母親可以安心生養下一代」的新國家。
媽媽教我的歌(老皮蛋)
當我幼年的時候,母親教我歌唱,
在她慈愛的眼睛裏,隱約閃著淚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們,唱這難忘的歌;
禁不住滄桑的淚水,滴滴在我這憔悴的臉上。
而我知道:
在我出生以前、母親還是小女孩的時候
她的母親教她唱歌,臉上也閃著淚光
英挺的丈夫自卡車摔落
跌落草莽
所謂祖國的軍人在背後開槍
孤女在荒野中哭喊阿爸
孤女在荒野中哭喊阿爸
新寡的少婦噤聲 倉皇
多年以後,孤女也成為母親
乖巧的長子鮮少哭鬧
卻有著像外公的眼眉與聰慧
唱著古早的兒歌
她流下古早的淚水
當長子背起新書包
縫上新舌頭
口音像當年兇手一樣尖銳
但比口音更尖銳的是辭藻
竟厭棄母親唱過的
現在也正唱給弟弟聽的
採茶的桃太郎遠征魔鬼島(註三)
母親給的舌頭早已失落
我唱的搖籃曲來自黑森林
有仙女野狼卻沒有黑熊和矮靈
但淚水卻是一樣的滄桑
不!這不是滄桑而是憂心
心憂樂土淪為天朝的邊疆
哀傷將攫獲更多的母親
註三:關於「縫上新舌頭」,請參見
關於「桃太郎遠征魔鬼島」,請參見:
楊牧 有人 (連結) 及
禁忌與猜疑 楊牧寫來唏噓(連結)
延伸閱讀:
媽咪!你為什麼要拉皮條?(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