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華與社會聲望都極高的黃春明)
這個事件可提供的觀看角度相當豐富,我們可以從二造支持者譴責對方「得不得體、有沒有禮貌」,討論規訓社會對人類的dressage(訓駕):在日常生活裏所進行self-policing(自我管戒),是如何於無所不在對deviance(偏差)的反制中建立起來,比如可以從演講場上群眾的反應談起。當然,我們也可以來談國家認同,僅就最簡單的統獨光譜來論,就小弟之前所作的量表(連結),蔣為文的統獨猜測是pH=8.8,而黃春明的pH=1~2之間,皆屬光譜二端之小眾;不過,以統獨立場入罪是難以深入討論此事件的,應該討論的反是事件所引起的統獨立場式攻擊,射向黃的箭來自pH=8.8~10,射向蔣的卻是pH=0~8.8,大家注意這區別了沒有 ?這種選擇性地定義deviance是如何產生? (連結)其中最令人「目不暇給」的,是台文系所師生的self-policing反應,特別是該單位許多pH>8的老師,也紛紛跳下場演出。
但是,因為個人時間不多、文章無法盡述,底下的討論將放棄上面二個有趣的題目,讓我們先把禮教眼界、統獨立場放空吧,對於後者,本文要堅守統獨立場去罪化,我必需站在黃春明的統獨立場去思考他的話語,對蔣也是一樣。
《linguicide》
二十一世紀後,台灣在來語言(以與台灣外來語言之華語區別)的創作開始茁壯,令人頗為欣慰,但其實語言的成長與萎縮,不能只看創作的多寡,就法國布列塔尼語保存組織的做法,乃長期針對15至19歲進行統計,裏面再分該語言使用的主動者(主動會講)與被動者(不再主動講),視該人口比例上昇或下降,我相信台灣若從事一樣的長年調查,結果將會很令人觸目驚心,誠如鄭正煜所言:「筆者一位朋友刻意在全國第一高中名校建中校門口站一小時,全程未見任何放學步出校門口的學生講一句台灣母語。」(連結)就算會講,只要是被動者,也不會進行母語傳承的,這是目前學童家長的普遍情況。
(法國的布列塔尼「國旗」)
2001年,法國語言學家Claude Hagège在一本著作提出「linguicide(語言滅絕)」一詞定義:此行為可以是個人層次,也可是國家層次,後者表現在下列四種可能:1. 促使某語族不傳承其語言與子嗣。2. 不在教育系統傳承。3. 不許公眾使用。4. 大力鼓吹另一相近語言以使之消失。這些作法三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並不會陌生,依序可能體現為:推行在家說華語、學校並沒有台灣在來語言的課程、國會上說方言會是件醜聞、國語推行委員會。但是,linguicide是世界性現象,從十九世紀未到二十世紀中襲捲全球各地非官語,原因有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義務教育的建立(「我不說方言」狗牌)、義務兵役的徵召,最致命的是:寧靜版極權技術(即電視,依Jean-Léon Beauvois用語)的施展,布列塔尼語、奧克語、Scottish Gaeli語、阿拉貢語…全都重挫。然而,台灣在之間仍有其獨特性。
首先,就一個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而言,linguicide的威脅只會發生在少數人講的語言,但台灣卻發生在大多數人講的語言,這是全球孤例,這種孤例絕對可以比別人多掬一把淚;在戰後初期,具台語與客語能力的人口比例皆高於華語者,當時,甚多「外省人」並沒有華語溝通能力,比如,華語語族就沒人聽得懂蔣介石的華語。
再者,外國的經驗是passive linguicide,而台灣的則是active linguicide。前者是抽去教育資源與公共支持,建立落差明顯的文化階序,去反說服私人傳承,在暴力上,至多是在學校打小孩手心與掛狗牌;但後者則是鎮壓式的,介入私部門禁止讀寫流通,比如二戰時日本政府禁止台語報的發行,比如二戰後國民黨政府禁止教會使用台語聖經,甚至採恐怖手段,讓台語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危險;以台語小說創作為例,二戰開始之前,至少洋洋灑灑累積有數百頁,但1955-1986之間,卻沒有任何一個字的台語小說問世(連結);如果,連1977年用華語寫的鄉土文學都差點讓人去坐政治牢,誰敢碰台語寫作啊?
(鄉土文學論戰「狼」沒有來,更可怕的「郎」卻來了)
《語言與統治》
韓戰之後,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美國的支持,但國民黨本身也是有三兩下子,並非均靠暴力與恐怖蠻幹,比如,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撼動台灣傳統農業社會的垂直連結,瓦解了地方仕紳號召鄉民反叛的可能;救國團則吸納了可觀的「本省籍」子弟,孤立見證過二二八而強烈仇視國民黨的父執世代;此外,受到政治學者最多關注的是「二重侍從主義」,講的是地方派系。其實,有一個題目更該去做,但因為過於敏感,學術界自我迴避了,那就是國民黨如何從linguicide中,鞏固外來統治菁英的文化優越性,從中建立統治的合法性。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以台語為例,假如它跟華語一起享有類似的國力培植過程,該語族群將會擁有相匹配的文化資本,而進入官僚、文學、傳媒、學術,與「外省人」競爭,加上語言現代化所形成的強烈族群內聚,國民黨的少數外省菁英統治必早早倒台。如果您唸到這裏,突然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原來是福佬人要奪權,太危險了。那筆者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腦子讓您覺得某語族大權在握是正常的,而另一語族有此念頭則是危險的,這不是種族歧視是什麼 ?
台灣有幾個圈子至今仍有強烈「外省人」主宰色彩,這些圈子常常會剛好就是文化資本展現的最主要領域,如下三個:一、影視傳媒,二、文學界,三、高級官僚體系;在當年,母語非華語者,有幸進入影視傳媒圈,也會因口音而邊陲化、丑角化;文學方面,寫作品味由華語母語者長期掌控,母語非華語者難以競爭;公務考試上,母語非華語者被制度性排擠,其他非高普考錄用之口試、以及內部昇遷,評價常常受口音左右。目前這些圈子的重要人物都是華語正統性的直接受益者,亦即linguicide的間接受益者,甚至,其中部份人就是第一線的打手。
(義務教育與電視台是linguicide最有力的工具,中國強解說)
電視台在台灣發展的當年,若台語不曾被政治打壓,依市場原理,廣告將扶持台語節目茁壯(精彩連結),今日的電視台高層將多是台語語族,景像將完全相反,自然,也不會有現在的偉忠幫。再舉一例,若台語文不曾被打壓,寫作園地與評審機制不為「外省人」進行品味把持,台語語族又從義務教育中習得書寫能力,那因著民主原則,台語的語法與用詞必定會大量混入華語使用,再加上從日文習得的現代寫作技法,戰後初期台灣的華語書寫風景將大為不同,爾後,只有一邊文化資本的張大春,能跟有三邊文化資本所形成的主流競爭嗎 ?
為什麼偉忠幫總是要在節目裏進行台語語族的種族歧視 ?為什麼張大春會在蔣黃事件中表現得這麼激昂 ?甚至不逼走蔣為文不快呢 ? (連結)這可以被理解成:不過是一種不知反省的機械式知恩圖報罷了。
(最懂得「知恩圖報」的張大春)
《anti- linguicide》
但並非所有linguicide的直接、間接受益者皆無反省能力,在蔣為文上《2100全民開講》(連結)的節目中,我其實有個小感動:李濤及其他藍色來賓願意去承認過去linguicide的事實,以及此乃錯事一件。這一點,他們業已比國民黨、張大春進步了。但是,真正的進步不是停留在承認錯誤,而是要鼓吹政府補正。我整理一下外國經驗,將補正工作分為幾個層次,我們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步步前進,該工作當然適用於存在台灣各種該保護的語言,只要人口比例夠多,不限於在來語言、外來語言,都可靠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完成。
在教育方面:(1)於小學提供聽說讀寫課程。(2)允許私人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的媒介語言之一,即不只是在鄉土語言課學客語,且是用客語教數學,但仍有華語課可學習到華語,可參考1951年法國的Deixonne法案。(3)建立特定公立小學,將該語言作為授課媒介語言,可參考法國1975年的Haby法案。(4)建立上述原則的中學。(5) 建立上述原則的大學,這個可參考弗拉芒區的語言復興運動(連結),這一篇是小弟一年半前寫的,請大家有空務必一看。
在公共生活方面:(1)公部門提供該語言服務保證。(2)公部門所有公告文書提供該語言版本,雙語路標...。(3)建立確定該語言的法定地位如同華語的檢查機制,可參考蘇格蘭2005年的Gaelic 語言法案。(4)甚至強迫特定公司商家也必需另提供該語言服務,可參考2010年英國威爾斯國會關於威爾斯語的法案。
見到英法如此大費周章,也許會讓人誤以為這些語族在該地勢力龐大,此乃大錯特錯, 以上只是在表現:進行linguicide歷史補正是要嚴肅以待;比如,十九世紀時,布列塔尼語是該區通行無阻的語言,但根據人口中15-19歲中調查,1997年僅僅剩有0.2%(=500人)會講該語,經一番努力,2007年上昇到4%,仍然十足微不足道,情況慘過一些台灣在來語言。不過,依去年統計,以布列塔尼語授課的Diwan學校(創於1976年,目前發展成從小學到高中一體化)計達3361名學生註冊。
(因為巴黎有不少布列塔尼後裔,所以Diwan學校也在巴黎立校)
上述這些西歐所進行的補正工作,台灣只做到鄉土語課程的部份能力教學,更可憐的是,這個課程還倍受質疑。本論戰中,甚至還有人敢提出反對多元文化的主張,真不知恐龍怎麼會跑到二十一世紀,如陳芳明就說:「台灣如果要用各自的語言寫文學的話,台灣就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了。」(連結)語言是一種文化表現,不再以某種語言書寫,代表該語言將在競爭中漸漸死去,多語寫作的問題,經由翻譯即可解決溝通,正如同瑞士國文學一樣。
(陳芳明)
《爭議的黃春明 ?》
一個國家文不文明,端看它如何與「過去」相處,不文明者,習於自然化過去的不義所累積而成的現狀,任由過往的受害者去風中殘燭,甚至如陳芳明視之為「亂七八糟」之源;而文明者,則需要面對過去的不義進行補正。當年的linguicide雖可恥,更可恥的是我們繼續對這些在來語言採取蔑視的態度,並拒絕跟上西歐世界的補正潮流。
黃春明說(連結 p.8):「奶奶爺爺,他們的方言、他們的客家話,他們的閩南話,他們的民族語言,自己的語言,是到學校去學習的嗎?不是。是在生活裡面學習,生活裡面學習。」又說:「一個叫洪惟仁,還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我的媽呀(輕蔑態度)。鄭良偉還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漢羅、拼在一起的文字,把它翻譯做閩南語。我一看不倫不類。我並不是被翻譯就高興。」
若西歐之名作家,對一個曾經經歷過linguicide威脅的語言,說出「不倫不類」的用詞,百分之百會上報紙,並且旁邊會打個scandale大字;如果您仔細聽錄音,還會發現黃春明該談話不是引起抗議聲,而是一陣訕笑,這就可以知道台灣社會問題有多大了。試問,黃春明會覺得作品被翻譯成法文是「不倫不類」嗎 ?英文呢 ?甚至布列塔尼語呢 ?那為何台文就是不倫不類? 這個問題可能還待黃春明親自給個交代,他的演講被打斷了,我們不知他最後將導出什麼結論,但就言談至此,已經足以引起蔣為文發作了。
同理,張大春說:「『台語文』提倡者若誠心誠意想要本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搞革命,應聽聽下面這個真革命的故事。(註:之後舉了一個恐怖攻擊事件為例。)」(連結)這是以既得利益者身份,向受難者嗆聲:「不然有膽你去搞革命來挑戰我!」陳芳明則對著受難者家屬喊話:「不要把心態停留在受難者或受害者意識。那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連結)這是要受難者自閹人性。
(根本不用待黃春明發言,光是將台灣文學定義為獨尊華文寫作,就可以去會場坑議了)
《有瘸子被稱沙文的八卦嗎 ?跛豪?》
儘管蔣為文上電視節目時,表現得對台語信心滿滿,但請蔣為文不要再假勇了,台語的書寫小眾性就是受難的不折不扣鐵證;很不幸,這一點又成為泛藍人士霸凌的目標,比如唐湘龍以極不屑的嘴臉說:「這樣的創作方式根本沒有幾個人會用。」(連結 3’37’’)部落客汪仁玠也說:「別說是陳芳明,全台灣除了蔣為文那幫子人,沒幾個看得懂他的文章。」(連結) 陳若曦女士對台語報的評價是:「問題是,又沒人看!」(連結)
有趣的是,這些人會迅速地擺盪在二個極端,前一秒才表達完該勢力不值一哂的表情,下一秒又恐嚇大家來了個恐怖份子,比如,唐湘龍又說:「這裏面已經有閩南沙文主義在裏面。」(連結 8’17’’) 中央日報也說:「有人已經點燃了台灣文化大革命的引線,此時應該立即將之平息,以免釀成台灣的文化災難。」(連結)」聯合報:「台語搖身變成天之驕子,所有『台』字號產品一律神聖不可侵犯。連馬總統都不時要露幾句台語。」(連結) 郝譽翔:「教育更多更多的孩子們,他們散播的文學種子,恐將包涵了狹獈的仇恨。」(連結,原文作者自刪,目前只剩他人轉貼:連結)
什麼叫作沙文/仇恨 ?認為他者有資格跟我平起平坐這件事乃是一種沙文/仇恨,這種指控本身才叫作沙文/仇恨。如果,客家大老羅肇錦今日出來鼓吹客語應成為「國語」、成為第一官語,華語語族(不是血統,是語言能力)的人也沒有資格跳出來指之為客家沙文,因為這只會坐實:現狀正是華語沙文,自己可以沙文,別人不可沙文,這又是什麼心態 ?甚至,台語語族也沒有資格出來指控羅沙文,如果您過去不曾指責現狀是沙文。
引用網友蔣化仁的比喻,瘸子的腿其實是被人打斷的,當年兇手的後代,現在又圍著瘸子,其中一個展現自己的好手好腳,嘲笑說:「看看你,你這是什麼樣子 ?走路都不成樣子。」另一個則踩住瘸子的腳說:「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現在已經是天生驕子了,對我們充滿狹隘仇恨,再走下去你就會搞出文化大革命。」每次聽到這種相互矛盾的話,都覺得他們在污辱別人的智慧。
(郝譽翔)
《爭議的蔣為文?》
誠然,關於後半部的批評,全是集中在蔣為文的紙牌上的字樣,「台灣作家用殖民語言寫作無恥」「Tai-oan chok-ka ai iong Tai-oan-gi chhong-chok!」、「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這些標語看來是他一貫的論調,方耀乾表示:「蔣的『台灣語文』是包含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在台灣鼓吹用台灣原住民語、客語、Ho-lo語寫作,何來窄化,何來沙文?(連結)」
我稱蔣為文的pH=8.8,是因為他並沒有逢中必反,蔣稱他和中國學者有學術往來,但他又是堅定的文化台獨者(認為我國文化不是中國文化),成大台文所有許多這樣的學者在內,不同的是,蔣在《2100全民開講》表示華語文學只是「過渡性」的台灣文學,之前又表示華語寫作是可恥的,因為那是殖民者語言,鼓吹大家使用母語寫作,相反地,蔣的同事則無條件接受華語文學為台灣文學。
如果我們不能以統獨入罪,那至少可以描述蔣的統獨視野:他每天去殖民大學上班,上課時往下一看,底下學生有一部份是殖民者後代,有一部份是「可恥」的台灣人,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學者,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反殖旗手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連結);最後,就在黃春明來台南公開說台語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如果這道風景令您驚訝不已,甚至忍不住發笑,那我要問:以下這一道風景又如何呢 ?
達悟族Nabing每天去殖民政府鄉公所上班,往窗外一看,不是殖民者後代來觀光,就是「可恥」的達悟人靠著講殖民者語言賺他們的錢,不過這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他的工作剛好可以推動反殖,推廣達悟語,就在這慶幸之際,他又發現他錯了,因為他的同事全是「可恥」的公務員,彼此不講達悟語了,他們佔著可以推動反殖的位置,卻拿來鞏固殖民文化的正統性,還對外以達悟人代表自居,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最後,就在一知名達悟作家來島上公開說達悟書寫不倫不類,他的忍受到了極限,事件就爆發了。
如果您對於第二道風景完全可以體諒,那請不要把第一道風景當作笑話;如果您覺得第二道風景,遠非郝譽翔所言的「散播狹獈的仇恨」,遠非其他人所言的「達悟沙文主義」、「點燃蘭嶼文化大革命的引線」,那第一道風景自然也不是;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來檢視成大台文系公開批評蔣為文的那篇聲明(連結)(連結)。
如果蔣為文因此丟了教職,真正原因只會有二個:禮教不對、統獨不對,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出其他道理。桑品載問:「蔣為文稱中國文化在台灣是『殖民文化』,要請教,這殖民的力量從何而來?是中華民國嗎?」(連結)對蔣為文而言,對在來語言進行linguicide的力量,就是殖民力量,只是他沒想到,這個殖民力量不僅對語言下手,現在也要對他的飯碗下手。
《黃春明動怒的真相》
楊照:「今天的台灣最值得肯定、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正就是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非得寫什麼、怎麼寫,也沒有人規定、強迫『台灣作家』一定不能寫什麼,不能怎麼寫。」(連結)桑品載指蔣為文是警總(連結),我不知他們為何會冒出這些無厘頭的字,蔣為文根本不會有權力去規定、強迫黃春明怎麼寫,他也沒有此意圖,我甚至要說,蔣為文並沒有對黃春明這個人進行評價,只是對於黃春明的行為進行評價。如果黃春明認為這項行為不可恥,那根本無需覺得受到人身攻擊;舉個例子,如果有人舉牌對我嗆聲:「中國人不支持中國政府,可恥」我會動怒嗎 ?我會要求他把牌子拿下來嗎?我一定讓他自己去手酸。
會動怒,正是因為黃春明那心底對本土文化的堅持(請繼續擺脫統獨框架),被蔣為文給強行拖了出來,並指出瑕疵,這個拖的過程太過暴力了,黃春明不得不捉狂,進而失控;台語作家長松說:「對我而言,在台語作家面前談自己的北京語創作彷彿有種難言的羞愧感,這是寫了台語創作之後的真體驗。」(連結)如果語言「只是」溝通工具,沒有認同面向,那就不會出現上述「難言的羞愧感」。黃春明啊,蔣為文啊,您們兩人內心深處,其實閃爍著一模一樣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