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測驗題—GGY的超克（一）（by 老皮蛋）

海角七號測驗題—

GGY的超克（註一）

　　銀幕上，引揚輪船逐漸遠離，畫面溶進凌晨的台北一０一大樓；在不到一分鐘的電影內，台灣走過了六十年、殖民者從日本軍事強權變成了跨國商業資本。音樂繼續，一個年輕男子從暗巷中牽出機車，在離開前猶疑了一下，下車拿出電吉他、猛力往路燈柱砸下，當場電吉他破裂散落，就像他滿懷挫折的心靈，同時爆出了深沉的抗議：「我操你～我操你媽的台北！」

問題一：「操你媽的～」是來自哪裡的髒話？

　　這個演員叫黃西田，在電影裡扮演鎮長。多年前布袋戲「史豔文」紅極一時，有次小學考試有一題「現在的民族英雄是誰？」，標準答案是空一格蔣公，卻有小學生回答「史豔文」，於是電視製作單位受到關切，只好加一個超級厲害的角色「中國強」，還在鶴佬語布袋戲裏唱北京話歌曲出場，當時就是由黃西田配音的。

　　阿嘉的生父早死，電影中並未說明其身分；但因為阿嘉慣用北京話，甚至罵髒話也是用北京腔的「操」（一般人罵髒話都會使用最熟悉的語言），而他教訓樂團成員的嘴臉、一如軍教片裡的外省籍教官；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阿嘉的父親是戰後移民」。當然，也可能是魏導演有意模糊阿嘉的身世，好用他來代表所有的台灣人民（包括外省第二代）。

　　對了！有些觀眾（尤其台北人）看完“海角七號＂以後，感想是「南部台灣人怎麼那麼愛罵髒話？」在此筆者要告訴這些觀眾：電影裡面最早出現、罵得最大聲、最完整（問候對方母親）的髒話，可是來自中國文化古都「北京」喲！也有台北觀眾抱怨：「電影一開始、台北就被人操，很不舒服。」筆者也要提醒這些觀眾，侮辱台北母親、踐踏首都尊嚴的行為，不是來自南部台灣，而是來自北京。

＊　　　　　　　　＊　　　　　　　　＊

　　吉他敲碎之後，男主角跨上機車，開始了歸鄉的路程。他先穿梭在台北市區，接著在紅燈前停下。

問題二：讓阿嘉停下來的紅燈，是在哪一條路上？

　　許多的電影、文學作品都以歸鄉或漫遊作為故事的主軸：文學作品中，以荷馬的史詩“尤里西斯＂（Ulysses，或稱“奧德賽＂Odyssey）為最早的代表；在電影中，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系列作品也是如此，而他更以“尤里西斯生命之旅＂（Ulysses’ Gaze）向兩千多年來的眾多前輩致敬、向巴爾幹半島致哀。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觀點來看魏德聖的“海角七號＂，這部電影也在向台灣的土地與人民致敬，也是以歸鄉為主題，但不只是身體的歸鄉，更是心靈的歸鄉～認同自己生長的所在。與以上兩部巨作相同的是：當主角（Ulysses、A、阿嘉）回到家鄉時，他們的家園都遭逢危機。

　　在“海角七號＂中，歸鄉才剛開始就因紅燈而暫停；當他停下時，我們看到：擋在他前面的路牌上寫著醒目的（比多數路人臉孔更清晰的）「中華」。

　　於是我們看到了“父之名／禁令＂（註二），我們也知道了：是甚麼樣的意識型態阻礙他歸鄉、接觸養育他的父母親，是甚麼樣的政府組織，承接日本帝國、結合跨國商業資本，在台灣遂行殖民統治。

　　終於，電影中的紅燈變綠了（現實中的燈號變得更紅了），主角得以繼續歸鄉的旅程。然而在他回到家鄉後，我們看到：當金頭髮的攝影師要拍照，當地人都要讓開；滿載外國模特兒的麵包車橫衝直撞，使得家鄉的老郵差摔得四腳朝天；飯店經理要辦音樂祭，卻不給當地人表演的機會。

問題三：“海角七號＂中，誰是“高級外省人”？

　　當鎮代會主席去找飯店經理、要求讓當地人參與表演時，飯店經理表現出對在地人的明顯歧視（「你們就沒這個人才嘛」），但卻又說「不要分你們我們」。其邏輯就是：好處都歸我們，但你們不可以計較；如果你們一定要計較，就是「挑撥族群」；你們分不到好處，是因為你們「台客」沒水準、登不上大雅之堂，你們怎能跟我們「高級外省人」比～這些正是典型的GGY 邏輯（參見「超克GGY」書籍內文）。可以想見：當ECFA簽訂，飯店經理可以請到來自中國的低薪勞工（註三），那時別說表演工作，就是清潔工作行政工作都不會留給在地人了。

　　至於阿嘉這個（有台籍母親的）外省第二代，似乎並沒有占據高級的社會位置。但他從窗縫中俯視（看低）老郵差茂伯、不屑回答交通警察勞馬的問題、對修車黑手水蛙頤指氣使；他瞧不起送信的工作，認定電話比信件現代化（「現在哪有人寫信？」、典型北部城市人心態）；他在練習時對團員大呼小叫，一副長官教訓小兵的樣子；繼父養育他、替他找工作、幫助他重回舞台實現夢想，但他對繼父不知感恩，當繼父為家鄉人民辦選秀、阿嘉還去鬧場；…阿嘉是不是自認「血統比較高級」、「住過台北比較高級」、「會唱英文歌比較高級」呢？～這些都是典型的GGY complex啊！

題外題：警察勞馬被父親推開後，為什麼要再回去跟阿嘉幹架？

　　有觀眾認為：很多人沒戴安全帽，警察只罰阿嘉、甚至打起來，這是因為阿嘉穿綠色的衣服。然而交通警察不屬於特偵組管轄，勞馬也沒參加過1991之前的司法官考試，應該不會針對特殊顏色辦案（註四）。所以應該是阿嘉的傲慢惹火了勞馬、引發衝突，勞馬的父親把他推開、讓他回去指揮交通。然後軍用卡車經過，勞馬的哨子掉到地上、被經過的農機車壓壞，勞馬又回去找阿嘉幹架。發生甚麼事了？

　　台灣原住民經過最慘烈的軍隊鎮壓，大概就是日據時代的霧社事件了；之後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也都有不少原住民因軍隊鎮壓而殉難；此外，（擁有軍用卡車的）國民政府曾經強迫原住民改漢名、限制原住民居住及打獵的範圍，這些軍用卡車勾起了原住民的痛苦記憶嗎？數百年來，漢人不斷和原住民爭地，將他們打獵的森林草原變為耕地；戰後國府遷台，更將許多山區土地撥給榮民、耕種高冷蔬菜水果；原住民只好離鄉背井，到城市裡找低階的勞力工作、可能被詐欺或惡意欠薪～勞馬父子演唱「Mainu Sun」，說的就是這個故事。於是原住民的吹箭不再能為部落帶回食物、原住民的口笛也不再能演奏自由的樂章，「農機車壓壞哨子」正是這土地侵奪過程的重演；勞馬焉能不怒火中燒。

　　但是勞馬還是找錯對象了，壓迫原住民的並非（同樣弱勢的）榮民，也不是路人阿嘉～或許他們有些種族歧視～，而是國家機器。在許多街頭抗爭的場合，基層警察（原住民最常從事的職業之一）被指派鎮壓群眾，或許發生衝突、或許事後互相批評，雙方卻都忘了：「利用警察的統治者」（勞馬背後的軍用卡車）才是罪魁禍首。

 ～未完，請見「海角七號測驗題—GGY的超克（二）」連結～

註一：GGY是郭冠英（Guo Guang Ying）名字的縮寫，超克藍綠的寫手們把它發展成「了不起的概念」（郭冠英語）；關於GGY的豐富內涵及相關討論、以及GGY歌曲、GGY娃娃，請見超克藍綠的新書「超克GGY：郭冠英現象之評析」，書中內容還有：郭冠英事件詳細經過、GGY與台灣政經發展／文化現象的關係、各國的相關法規、GGY現象的成因、台灣的後／殖民情境…等；此書將於各大通路及五一七遊行現場販賣。

註二：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認為：當孩子兩歲左右、正要開始發展自我意識和語言能力時，父親的名字／禁令（no/nom du père）―相對於母性的名字、小名或領洗名―出現了，前伊底帕斯的原始兩人世界（母嬰關係）被破壞了。語言與父親的出現讓孩子認知到一個現實，就是孩子必須調適他對世界的原始經驗――感官印象併入客體／客觀世界中，並且被社會權力（以語言和父親形象為代表）所命名和歸類。以上所提到的語言（能指）、父之名、與一部分的潛意識共同構成了象徵界／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的主要部分，而這又與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政治權力…密切相關，或說這些都是象徵界的一部分。必須注意的是：此處的“父親”並不是真實的血肉的父親，而是象徵意義的“父親”或“父親的位置／功能”。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與教育下，「中華」成為多數人的「父之名」，相關的一切（“國語＂、國號、中華文化、秋海棠、忠君思想…）成為象徵界占據統治地位的成分。

註三：記錄顯示：考選部曾准許中國衛校畢業生參加專技高考。ECFA簽訂後，勢必有更多的產業外移、更多的中國貨傾銷來台、更多的中國人來台搶工作；雖然馬英九曾說：「不開放中國勞工；不開放中國學歷考證照。」但他跳票已不只一次，也總是找得到理由跳票。

註四：1991之前，報考司法人員特考需填寫“省籍”、“黨籍”兩項，同時規定國文（公文寫作、無客觀評分標準）需達六十分以上才能錄取，所以非國民黨員者幾乎無法考取司法官；請見「黨籍的故事」（黃守禮）（連結）。　在司法官訓練所結業後，台灣省籍人士常因升遷不易而轉任律師；參見：「戰後台灣司法人之研究」（劉恆妏，2002）。

～未完，請見「海角七號測驗題—GGY的超克（二）」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