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中國爭取自治，並非脫離土地脈絡的、無涉民族認同的民主運動。
根據吳叡人〈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一文所述，「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因為在港英統治下，已形成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70、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註1）
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港認同的形成，這是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基礎，而新宗主國——中國——的殖民統治（註2），則刺激了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註3）
香港對中國爭取自治，必須放在被殖民地解壓迫的脈絡中理解，才能知道香港人要守護的是那包含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的記憶所繫之處。
中國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壓迫始終存在，「香港民族（註4），命運自決」的呼聲，只是讓壓迫性的中國民族主義與防衛性的香港民族主義不用再遮掩其民族主義的身份，堂堂皇皇昭告世界：民族主義的壓迫與反壓迫才是這場抗暴的本質。
若有台灣人將「民主」抽離土地，去脈絡地聲援香港的抗暴，可以說是天真，也可以說是同理心不足；更甚者，若是刻意為之——以爭民主之名，遮掩解殖的訴求，則其心可議。
某些台灣人壓抑「香港認同vs中國認同」存在的真相，其用意不只在香港，更在台灣。台灣拒絕PRC併吞，不只是民主與專制的抉擇，更是以土地為疆界的認同抉擇。而所謂土地，不僅是地圖上的概念，她還維繫了記憶、價值與共體感。若因「台灣認同vs中國認同」而拒絕中國，會讓某些將台灣置入華人範疇的「民主人士」焦慮不已——他們是拒絕專制的中國，而非拒絕中國。他們是泛中華主義（泛中華主義不一定歸宗PRC，ROC亦有此功能）。
挺香港自治，更挺香港獨立。台灣人挺香港抗暴，可以是基於民族自決、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或是因為台港面對同一個帝國壓迫的同仇敵慨，但絕不應基於「華人社會共爭民主」。香港所對抗者，是中國民族主義所加諸的殖民壓迫，台人港人都應肯定「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的民族主義。在同理香港拒絕中國同化之際，我們也拒絕別有用心者趁機將台灣陷進華人社會的殖民框架中，尤其是「台灣應以中國民主化為己任」這種內建中國認同的謬論。
（註2）如吳叡人〈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一文所述：「『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政治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
（註3）詳見吳叡人〈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註4）香港民族應以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理解，與血緣、種族無關。
本文於2014/9/28首刊於格瓦推臉書專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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