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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6日 星期四

淺談法國報紙的新聞專業自主 (by 佛國喬)

我在法國平日所看的報紙,主要是《世界報》(Le Monde)、《解放報》(Libération)、與《Mediapart》這三份,目前還是其中二者的訂戶;這三份報紙都不是由大財團所操控,並因而有一定的「新聞專業自主」,對我而言這是信任其內容的基礎。

三份報紙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均有黨派色彩,在大選時一致傾向擁護左派候選人,三者發行量相較於法國人口數分別約是0.5%、0.2%、0.1%,為首的《世界報》是法國發行量第三或第四大的全國型付費報紙,也是海外發行量第一的法語報紙。

《解放報》於1973年創辦時走深左精英路線,五位創辦人均是記者,其中的沙特後來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創辦之初,拒絕所有廣告、拒絕金主投資,他們相信:「沒有財務獨立,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獨立。」此外,當年還以去除公司階層化為特色,重要大事由報社全體員工一人一票決定。

《解放報》垂死過多次,現在不僅有廣告,也仰賴資本家入股,現下股份由一個銀行家持有四成;此人於2005年救了快破產的《解放報》,隔年,報社要求股東增資時,他提出驚人的交換條件:更換社長,此舉因違反該社傳統,一時爭議四起,不僅部份記者辭職抗議,《世界報》也以社論和該銀行家大打筆仗,因為《世界報》同樣也有該傳統:社長與總編輯應由報社員工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股東不得介入與指定。

但傳統報業式微的惡運,也在2010年降臨到《世界報》了;為了不重蹈《解放報》覆轍,《世界報》成立一個二十人的監委會來挑選金主,其中九位還是世界報的員工;當時有五組候選人,在員工方一面倒的情況下,由號稱「BNP」的這一組出線。

「B 」是 Pierre Bergé,他是時尚大師YSL生前的男友,也是法國社會黨最著名的金主之一。「N 」指的是 Xavier Niel為電信大亨,素以和當時右派總統關係惡劣聞名。「P」則是Matthieu Pigasse, 他是銀行家也是社會黨智庫的顧問。

至於Mediapart,這其實是一份付費網路報,始於2008年,一開始的訂戶來源,主要來自敗選左派總統候選人之號召,該報成立後也的確一路追打執政不佳的右派總統,不僅因而獲得聲譽,近年更為股東帶來財富。

該報的起始資金,是五位創辦記者的五千萬台幣,加上企業界七千萬台幣的外來投資,但營運完全在記者方掌握之下;該報維持獨立自主的祕訣有二,一是只靠網路發行,降低創辦門檻,二是幾乎全靠訂費支持,不拉廣告。

這樣的選擇,可以讓Mediapart沒有廣告商支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報紙定位:他們評估,免費電子報最後必走向媚俗路線,因為得依賴瀏覽量營收,相反地,Mediapart有明確政治信念,並不時進行深度分析,不可能見到川流不息的讀者。

目前該報有二、三十位記者,並有四百位支持者兼部落客在此免費提供文章,二者文章分立清楚;一月訂費九歐,約是實體報紙五分之一;2010年,因為挖出右派政府一大醜聞而聲名大噪,經營方二年即達成財務平衡,進度遠超預期,五位創辦記者均喜出望外。

看到這裏,一定會有人以天然呆的臉龐發問:這些有黨派色彩的媒體,怎還能算是獨立自主呢?

其實,法國每一份付費報紙都有其光譜定位:從深左到深右;有特定意識型態,除了有利市場定位,也是因為只要一入手分析與評論時事,必定得援引到意識型態。

可以說,在法國沒有意識型態代表膚淺,這類的「中立報」若不是那種以大發行量賺廣告利潤的免費報,就是扒糞報。至於各方報紙支持意識型態相彷的政黨,只要未違反新聞倫理,會被理解為理念的結合,而非喪失獨立自主,因為特定意識型態不是特定政黨的禁臠,它終究是人民的。

原發表處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172

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台灣媒體裏的中國幽魂 (by 佛國喬)

戰後以來,除了少許敢與中國國民黨對立的媒體之外,中國民族認同一直是台灣媒體界最核心的工作宗旨,余紀忠、蔡衍明都不諱言對於台灣被中國併吞的期待,王效蘭則直說「別叫我台灣人」、「你們台灣人真可惡」(後者指尖閣諸島爭議);認同本身無可厚非,但支撐該認同的權力機制如何運作,就值得大大檢討了。

  《戒嚴遺產》

 在兩蔣時期,這類媒體一直與國民教育洗腦工程互相支援,並且憑著「戒嚴經濟體制」,大發民主國難財。解嚴後媒體市場自由化漸完成,它們不僅沒有遭到清算,反能憑借之前文化殖民成果與既有品牌優勢,繼續稱霸媒體圈,相關人員擴散至各電子媒體。

 當中國民族認同漸失擁護後,則改以言論傾銷來守住市場佔有率,立場不妥協、賠錢不在惜,因為它們已經另有金主或另有回報管道,無需單獨面對台灣民意市場的考驗。

 理論上,媒體們的政治傾向分佈,會反映著民意分佈,但在電子媒體裏,中國民族認同媒體的市佔率,卻遠遠超過支持該立場的民意比例,這起因於政府對頻道此罕有資源的分配不當,明顯偏頗特定認同;民進黨曾經弱勢執政,無力進行矯正,國民黨班師回朝後,更不可能更動此不公不義狀態。

 《中國幽魂的質變》 

 約莫2006年左右,中國國民黨開始高張「聯共制台獨」旗幟,親近該黨的台灣媒體也產生質變,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原本的中國民族認同立場,跳進擁護中國極權-民族主義的洪流裏,即從本來對中國之身份歸屬與相關符號的堅持,轉變為對中國國力的稱頌與擁戴,從精神性的「親中(反共)」變成利益導向的「親中共」。

 現在看來,儘管蔡衍明所說的「中國許多地方都很民主」,以及對中國置入性行銷的辯護,並沒有出現在余紀忠的口中過,但我們很難保證他若活到現在,會如何看待所謂的「中國崛起」?畢竟,這類媒體在二十世紀時觀黨國而後行,跟在二十一世紀觀中共而後動,其服從最高威權的本質是前後相連貫的。

 財務危機的中時之所以會變成旺旺中時,其實都可以視作上述質變的結果,其無法避免的副作用,就是中國傳媒市場規順利向台灣擴張:最支持中共政權、最可受中共政權使弄的有錢人,就是合作對象。

 《民主的內建式危機》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相濡以沫的關係,早就是公開的:前者靠著後者的勝選,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後者靠著前者對台壓力,取得政權;而體現該壓力者,又以親中媒體的聯手恐嚇最具效率。

 2004年惟覺的「連宋沒當選、台灣會血流成河」,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2012年張榮發的「沒有九二共識、台灣經濟會很慘」…都獲得親中媒體以誇張的頻率、毫無平衡的手法強力放送。

 另外,當我們對中國市場是無條件地擁抱,對於民主防衛機制無所意識時,言論自由必定會降服於進軍中國市場的誘惑,三立電視台換掉鄭鴻儀節目就是例子;請注意,從2012年開始,中國傳媒市場規則的向外擴張,已經轉變成中國言論規則的向外擴張,中共有權力決定台灣人應看到什麼樣的政論節目。

 媒體生態的惡化,對於有識之士而言,當然是台灣民主一大威脅,但很諷刺地,國人是無法聯手對付之,因為此民主危機,恰恰好也是中國國民黨未來可不斷打贏選戰的利基。講白一點,我們的民主的勝選遊戲規則,帶來我們民主的危機,所謂「民主的內建式危機」是也。 

如今所見,中共所支持的在台政權執政後,台灣人權與新聞自由之國際評比皆倒退,這本是早可預見的。

 《中國因素不只是認同也是民主與否》 

 當中國認同變質成中國極權-國族主義後,檢討台灣媒體圈的「中國因素」,已經不一定要鑲進統獨或認同原則裏去思考,光是「全世界最大獨裁政權的在台喉舌」這一點就夠了。

 但是,若連這一點,都要被中國國民黨支持者視作為統獨激化,那我們的確該想想:是不是台灣的統獨分野,已經同時是支持獨裁與支持民主的分野了?其實,回首看看台灣的媒體史,作用於權力場域中,那不散的中國幽魂,不就是一直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嗎?

原發表處: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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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連結 文如下,討論見連結

我一直認為旺旺作為食品工業可以賺這麼多錢是很誇張,果不其然,原來是中共在背後塞錢。
http://ppt.cc/wHiE

恩庇侍從主義(clientelism)一直是台灣政治學裏研究地方派系最重要的關鍵字,當年由此概念所串起來的「國民黨-地方派系-地方」關係,已經改由「共產黨-大台商-其台籍員工」所取代,大台商及知名藝人(文化商品台商)都懂得這套「統戰經濟學」,競相向國共二黨政治效忠以大賺其political rent。

因為違反民主原則、有礙共和精神,政治改革均需思量如何抑制clientelism,我們可以透過政治透明化及自由市場化來對付前者(地方派系型的clientelism),但對於後者(台商型的clientelism),我們束手無策,也就是說,台灣長了一種民主之病,是不存在葯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