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運動意外掀開的「國家暴力」 (by Shinichi)

這場由學生擔綱先鋒隊的三月「反服貿運動」，就像天邊一道虹，劃開了那早已烏雲罩頂卻苦等不到雨停雲散的台灣社會，隱約迎進了那久違的希望曙光。然而，台 灣此種內建地球無敵霹靂平和的群眾運動，依舊使出暴民老梗企圖抹黑學生跟自發市民，不然便是操弄「寶媽」機制，指控單純的「媽寶」學生或年輕人是受到蠱禍 或利用云云。

圖說：馬邦伯跳針的回應，算準消耗學生體力，激起學生跟群眾衝佔行政院。

馬邦伯的打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事實上，各種透由傳媒塑造輿論走向與媒體形象的機制，按照20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Louis Althusser）的區分，即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功能。雖然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是通過意識型態的塑造發揮作用，但其本身也是一種軟性暴力的實踐。因此， 「暴民」、「受到蠱惑煽動或利用」的指控，即是軟性暴力的展現，並企圖以此讓媒體受眾主動遠離，甚至進一步站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前沿甘為打手。

圖說：馬邦伯殘酷鎮壓學生的畫面（取自三立電視）。

因此，臉書上湧現的各種反動言論，或指責質疑、或調侃、或酸言酸語，除了可能是國民黨網軍所為之外，其實某種程度也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軟性暴力發揮作用的 明證。例如，很多人指責學生不懂服貿如何反對，但牠們忘卻了自身根本也不懂服貿何言支持；很多人指責衝撞行政院造成流血衝突，但牠們卻從不設身處地的思考 說，一方面在馬邦伯冷血式的跳針回應下，另一方面馬邦伯企圖用「以拖代變」的方式消耗攻佔立院議場學生跟夜宿台北立院周邊學生跟民眾的體力之時，在學生與 民眾體力不支倒下前，學生與群眾的訴求跟心聲，要怎樣才能讓馬邦伯正視以對呢？

由此可知，台灣的民主轉型，根本未竟其功，尚缺獨立公正與社會公器為表現的媒體這一塊重要拼圖。當然，這也說明，眾多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幫兇慣習，並未隨 著民主化過程而自動洗淨滌清。因此，這場「反服貿，爭民主」運動，只是讓我等更加確信，台灣的民主根本不是張慶忠以神偷之技在30秒內偷走的，而是台灣從 未抵達真正的民主許諾之地。

馬邦伯的暴力左右手？

此外，馬邦伯跟江宜樺指揮的暴警鎮壓行動，按照阿杜塞的區分，則是「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暴力手段的展現。同時，根據韋伯(Max Weber)的看法，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換言之，以馬邦伯遂行的鎮壓暴力，是以國家之名所合法肯認的「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因此，群眾抗議與暴警鎮壓的賤血戲碼，這在當代民主國家中，本就相當常見。

例如，就在3月23日台北的學生與民眾衝佔行政院並引發衝突流血的同一天，遠在歐洲大陸大西洋邊的西班牙當天也有數十萬的群眾在首都馬德里示威遊行，抗議 政府緊縮政策導致民生困境，最後激憤的青年跟暴警爆發流血衝突，比起台灣激烈熱血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馬邦伯所壟斷的合法暴力，我等除了譴責其濫用之 外，並無法卸除剝奪之，除非馬邦伯引咎下台或自知理虧流亡。

但此次反服貿運動中，更值得國人非議與注意的是，馬邦伯政權除了合法暴力的右手之外，還有一支「非法暴力」的挑釁、恐嚇與騷擾。這即是非法組織犯罪集團黑 道唆使的街頭飆車俗仔。此些俗名「竹雞仔」的小混混，通常是社會邊緣人，通常是從就學伊始，便以「放牛班」的類屬，開始其受到社會排除與歧視的人生。因為 其受歧視與排除的人生進程，常會養成反社會的慣習。

小咖一點的以聚眾飆車挑釁警察或警局，以此作為尋回其被社會給看輕所導致的「陽具閹割」狀態，證明其男子氣概。大咖一點或年紀稍長，則以震懾恐嚇的邏輯規 則，在「灰色經濟」的領域天地中遊走謀生，成為正式的「組織犯罪」。從外省掛黑道大哥白狼的現身，以及飆車混混的不斷持械恐嚇與丟炮騷擾，但警察卻刻意放 任一事中，可見原本非法的私暴力集團，已經成為馬邦伯執掌的國家機器中一種特殊的「外包化鎮壓性國家機器」(outsourcing of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的型態，並間接成為馬邦伯政權的暴力左手。

紅與藍的鎮壓性國家機器在台灣

事實上，此種編制內與編制外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暴力在台灣，並非首次出現。2008年10月21日，時任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宛如至台灣視察時，在台南 遭遇台南市議員王定宇和群眾的抗議，一陣拉扯之中，張銘清在台南市孔廟踉蹌跌跤後，便傳出黑道份子黃如意脅迫王定宇並要求王定宇簽署一份道歉聲明，否則要 讓王定宇消失世上時，便可發現台灣黑道私暴力早已淪為合法壟斷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補充委外機制。

2013年6月，身兼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大哥白狼突然回台，首先介入全國關廠失業工人對馬政府抗議一事中「喬事」、介入台南湯德章公園孫大砲銅像一拉就倒事件中，並迫使台南學生的228追思掃街活動從湯德章公園轉移至湯德章故居，之後便是在此次反服貿運動中的隱約身影。

圖說：馬邦伯帶領的國家，的確正在走向瘋狂的邊緣（取自三立電視）。

從中可見，此種「外包化鎮壓性國家機器」（outsourcing of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在台灣，與其說是國民黨主動將鎮壓性國家機器暴力的委外，倒不如說是尚未完成一國兩制的台灣，導致北京的鎮壓性國家機器依舊鞭長莫 及，於是台灣籍的大哥份子跟犯罪組織團體，便主動或被動地擔綱起北京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委外職責。

因此，在面對馬邦伯政權和北京國家機器各種暴力的多管齊下，學生們依舊挺直撐著，就這點而言，這些年輕學生與群眾，早已在台灣歷史寫下不可抹滅的一頁了！那夜，暴警棍棒齊下、混混攜械滋事時，電視機邊的我們所流的是不捨的淚，更是那令人動容與敬佩的淚啊！！

圖說：以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在保護學生上的心情，令人動容，睥睨當前台灣各大學的校長(取自陳玉勳導演臉書)。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888

從「以商逼政」到「以黑脅政」：王定宇事件的後設政經分析 (by Shinichi)

台灣社會被廉價的藍綠政治想像與滿肚子鬼的政客，搞到腦殘丁丁化到無以復加之地步。張銘清在台南因受王定宇和群眾推擠導致的踉蹌跌跤事件，在黑道份子黃如意脅迫王定宇事情爆發之後，不論是政客的自導自演陰謀論之言、抑或是各種膚淺對黑道暴力的批評看法，都僅止於皮相之見，無法深究黃如意恐嚇王定宇此一事件背後凸顯出的政經與社會意義。尤其，當下台灣的幫派與角頭歷史的發展，寸步都伏貼倚著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脈動時，理應更值得吾人深究此一事件背後的各種政經意涵。

事實上，幫派乃一私人暴力團體，隨著資本主義市場拓╱扣邊過程中，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市場一體化的容器範疇時，國家被賦予了合法壟斷暴力的地位，取代私人的武裝暴力團體—幫派。中國國民黨打從興中會、同盟會伊始，便是擬似幫派結社的團體，抑或當其擎起革命大纛後，其跟洪門或青幫等幫派性格濃厚的團體的交叉結盟關係，在在說明了國民黨的幫派性格其來有自。

落跑到台灣的國民黨，豎立起威權統治。因此，循著政治與經濟兩條切線，順著外省、本省的枝藤理脈摸瓜而上，台灣外省的幫派，本省的角頭就構成了兩種所謂「黑道份子」的表現。本省掛，在地方上是收保護費、開賭場的角頭，宛如地方上經濟保護主義的守護神。直至，1970年代兩次經濟危機的衝擊，往內深掘整平島內市場，而非過往單面地服務於世界市場的出口導向發展；同時，隨著高速公路通車之後，島內市場一體化程度更加深化，「地方角頭」在此一過程中彼此糾紛碰頭機會大增，於是乎，那些先前早一步已踏出地方角頭範圍的老大，遂被以「縱貫線老大」敬稱之。

至於，眷村的幫派，則因為缺乏角頭可以盤據，利益盤剝相較困難，但由於眷村的軍方子弟，以及跟情治系統的千絲萬縷瓜葛，內聚力較強，因此形成外省掛的黑道以幫派為名諱，跟本省角頭、縱貫線老大等有著反差。外省幫派份子，在都市化過程中，因得利於國民黨的戰時體制下的威權統治，許多為了因應戰後資本主義化而生的地下舞廳、特種行業等等，在國民黨為了稅收盤剝以及統治方便之顧慮，「寓禁於徵」的高牌照稅和條條框框的規制，讓酒吧、舞廳等特種行業紛紛轉入地下化，因而讓當中寄生的利棲(niche)被創造出來—這裡頭主要是外省掛，本省角頭也有轉進搶佔成功的。

1984年，外省幫派份子由於出身背景使然，政治性格濃厚，在1984年不意外地成了「江南案」的要角，引致1984年第一波的掃黑。必須指出，1980年代的台灣，乃是台灣社會巨╱劇變期，當時政府在戰後國際分工比較利益耗盡之後，以及美國早已跟中共建交改善彼此關係後，提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治民主化」口號，台灣黑道的生態也產生變化。1980年代，陳啟禮早就在台北開設「名商俱樂部」，建立黑白兩道彼此相交的介面。同時，1980年代，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搖搖欲墜，以及中共改革開放的引發內部巨變之時，兩地槍枝控管鬆動後大量湧進台灣，進一步加深了角頭、幫派黑道間的競爭和複雜度。此外，當1984年掃黑後，本省掛的各路角頭被掃進監獄中相會，在具有經商跟現代企業經營頭腦的羅福助襄助下，本省掛在監獄相會的因緣中埋下「天道盟」的種子，並紛紛在出獄後，介入各種以現代企業為名的活動，展演一齣從黑道圍事收保護費的前現代格局活動，轉進成各項現代化的企業經商與工程活動之中。

此時，1980年代國民黨在各種壓力下，選舉成了必由之路，且在黨外和爾後反對黨競爭激烈化之下，國民黨不必然是選舉致勝保證，黑道跟民代相結合，甚至黑道開始漂白成民代，並屢屢以更佳的服務口碑得到支持當選。黑道服務比起學者或鄉紳出身民代服務品質更好，說明了黑道對地方上各種事物的熟稔，同時也指出，國民黨政經資源幾乎只挹注台北國的情形下，導致地方各種公共服務的不足，因而必須倚靠「骨力腳，好央尬」、服務品質跟效果佳的黑道民代進行填補。爾後，在李登輝引地方派系進中央跟外省統治權貴對尬的鬥爭中，所謂「黑金」政治遂進一步成熟跟明目張膽。

此外，由於國民黨長期在政治上採取威權統治，因此，經濟上除了具有戰時體制下的戰略和搜刮以及養人用途的產業收歸國有(實際是官有)，或賦予壟斷或寡斷地位而予以收編之外，在中小企業和非正式部門經濟上採取相對放任的姿態。隨著，1980年代的產業鬆綁自由化，市場競爭激烈之下，黑道作為民間營商逐利的糾紛仲裁機制，依舊在台灣社會上奏效著。職是之故，不論漂白成灰色的民代，抑或是市場過度競爭下的糾紛仲裁，都讓黑道此種擬似民間司法仲裁機制，在台灣繼續存在並且茁壯成長著。

之後，隨著台灣資本西進跟南向搜捕更廉價的勞工時，以企業之名為包裝，或者老大個人跑路的形式，紛紛在東南亞和中國露頭。中國福建省以本省掛為主，外省掛的則以廣東或者其它地區為主。

由於，中國是個人治的社會，相當適合黑道寄居其間，許多兩岸間的合法或不合法商業往來、中國在地的合法或非法生意，都有台灣黑道駐足出現的餘地。因此，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並指出王定宇讓張銘清跌跤的事件潛在導致台商在那邊利益的受損，亦就不難理解；畢竟，不僅一般台商、就連台灣黑道在中國，都必須在那種人治體制下，用培植與呵護「人的關係」，這不僅對於合法的企業但可以獲得更多法治外的利益、當地不合法的生意，抑或是跑路黑道在中國不被遣返台灣等等，都是相當具體的利益兌現。

先前，中國政府利用「以商逼政」的方式，動員資本家在台灣對中國的政經政策上一路傾斜鬆綁。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不論是為了照顧那邊關係而生的利益必須自動請纓表功，抑或是受到中國方面的指使，說明中國除了慣用的「以商逼政」之外，台灣戰後的特有政經發展脈絡下滋養並滲透進企業、政界的黑道大軍，也成了中國用來「以黑脅政」的策略。此次的「以黑脅政」出自於經濟利益之顧慮，比起落腳深圳且擁有大中國思想的白狼張安樂等外省掛幫派，以中國統一為名的對台宣傳恫嚇，層次上又有著不同意涵。畢竟，此次乃明目張膽的「利之所在，義之所在」為名，而出手挾持。

此次，王定宇受脅事件，意外地戳破了，中國對台灣社會的裹脅包抄，不只是「以商逼政」、「以政涉政」(國民黨一路大官排開都搶進北京跟主子握手，並回來干涉主導台灣兩岸政治的自主性)，到今日的「以黑脅政」。當資本、政客跟黑幫私武力都陸續為中國效犬馬之勞時，亦即，台灣的行政(以商逼政)、立法(以政涉政)，再加上「民間擬似司法仲裁」的黑道裁判，台灣人對於自己未來命運的決定權，早就一點一滴地從人民手中流失而不自知了？！王定宇受脅事件，揭露這令台灣人民難堪，但卻無可迴避的現實！！

shinichi@diaspora 2008.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