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前頭〉
中國台商鴻海集團富士康跳樓事件，引發全球各國關注與議論，更引起中國社會產官學和網路鄉民界的討論。5月18日，中國學界有九位教授共同署名發表一封「聯名信：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杜絕富士康悲劇」。這九位學者中，個人曾經互動認識的有三位，他們是長期關注中國民工問題的專家，也算是中國社會少數較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由於，個人對中國勞工問題已鮮少關注而多所生疏，但是，此次「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樓事件中，大部分的討論依舊花拳繡腿無法直指核心，於是，個人便斗膽嘗試由過去參與中國勞工問題調查和反血汗工廠運動的認識經驗中進行重新滌清耙梳，希冀能從眾多檯面上眼花撩亂的討論煙幕中，看到根本的問題—中國政治的威權與不民主，才是「富士康跳樓接力賽」事件最該被譴責的核心與根本。
“Race to the Bottom”
隨著1980年代「蘇東波」浪潮(蘇聯、東歐和波蘭等前共產國家的解體轉型)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冷戰瓦解後的新國際政經秩序便被一股所謂「全球化」的風潮討論給席捲。當中，資本的全球化意味著資本無國界的竄流，同時，冷戰之下地球被切割成共產與資本主義集團的兩個世界重新鎔接，造成原先在「鐵幕」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史無前例地大規模釋放而出，讓見獵心喜的資本利潤嗅覺宛如「樓頂招樓下，阿公尋阿嬤，厝邊邀隔壁」，瘋狂聯袂地撲向此些秀色可餐的廉價勞力處女地寄生剝削。
以台灣的情形來看，台灣的資本從1980年代末期便陸續「西進」中國搶灘，尋求豐沛的廉價勞力。當時的政府唯恐資本大量西進而可能招致台灣產業空洞化以及引起國安問題，便體貼地告訴資本家說，您老毋須外移到中國剝削利用廉價勞力，政府將引進東南亞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工到台灣給您就地剝削。「資就勞」或者「勞就資」成了全球化帶給台灣社會的一抹新興風景。然而，中國廣大的勞力實是誘人，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政府依舊阻擋不了資本西進潮，於是，索性在1994年提出「南向」，用鼓勵的方式希冀資本若要出走，寧取南向而捨西進云云。據說，此乃是因為「全球化」之下，一旦世界上有廉價勞工被釋放出來之時，吾人若不利用，則那些使用廉價勞工的進補外國廠商，也將在出口競爭上把本國廠商打垮，頗有「天予不取，反招其咎」之況味。於是，「要嘛資本外移尋找俗又大碗的勞力剝削、要嘛引進廉價外勞就地剝削，不然，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利用廉價勞力進補的國外廠商的廉價產品湧進台灣市場，一舉把國內工廠打敗的就地等死」的進退維谷的三難困局。職是之故，貿易與勞工這一體兩面的事實本質，伴隨著資本全球化下而帶給台灣產業和勞工新的難題。
據說，全球化之下，國界在資本穿透力下逐漸淡出消失，於是，資本的利潤嗅覺得以進行全球為經緯尺度的廉價勞工大搜捕。因此，全球化下的貿易帶來各國勞工間的競爭激烈化，尤其，勞動力成本乃是貿易理論中的生產要素(factors)之一，隨著貿易的往來，「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帶來了全球勞動力價格的「往下看齊或競相貶值」(race to the bottom)。因此，全球化下「勞工價格跳樓大拍賣」的現象，亦就成為各國工運和工會人士反全球化的主要擔憂。
相當諷刺的是，競相貶值的極端即是「勞動力肉體」趨近於無價的狀態。因此，在「富士康」事件中，亦就恍如以「肉體化」(embodiment)的表現展演了一齣撼動人心的「勞工跳樓自殺接力賽」(race to the bottom)。簡言之，「勞工價格跳樓大拍賣」到「勞工競相跳樓自殺」，根本不過是理論預期中最完美具體的展現；但唯一的差別只在於，「富士康」的「競相跳樓」事件中，有著高度的「中國特色」罷了。
中國的易經哲學中有「否極泰來，物極必反」的卦爻，亦即否終之時，泰象現出，而所謂「跳樓大拍賣」的削價最極端，即是此些命如草芥螻蟻之無價勞動肉體以跳樓墜地的方式化為地上逐漸暈開的一灘血，一舉讓這十幾、二十出頭年紀輕輕的打工仔女宛如剛開始的生命在出社會的瞬間即告結束，並換取「否終泰及」的到來。因此，不意外的，外界對於「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的眾多流言誹語中即有：「一跳即可換全家吃穿」的傳言流出。2009年7月的富士康第一跳孫丹勇因為遺失iPhone樣機，而在受到非難之後跳樓自殺，事後孫丹勇父母獲得36萬人民幣的「撫卹金」，同時每年由富士康支付三萬人民幣的雙親「贍養費」。
「否極泰來」的哲學是相當生活化的。例如，香港黃大仙的一百支籤詩，就是以「否極」與「泰來」作為開始與結束的循環。最後第一百號的籤詩：「古人占驗：唐明皇擊鼓催花」，即是作「唐明皇賞花：太平盛世，百花爭妍鬥麗，慶賀新春，萬物從此又送舊迎新。別以為開得最尾、賞得最尾的那朵花就最差，應該明白，凡事到了盡頭，就是新的開始了，這就是周而復始、否極泰來的道理了。」於是，「富士康」遂戲謔地轉譯成「赴死康」(赴死有『好康』)了。
此些過於早夭的年輕生命，在選擇縱身往下一躍的同時，也就離奇地展演了龔自珍那首闕詞「落紅本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淒美詩意。而劃過那不捨的旁人雙頰的淚，似乎只能用上世紀末的歌手鄭智化那首〈別哭！我最愛的人〉中的歌詞旋律「別哭！我最愛的人。今夜我如曇花綻放，在最美的一剎那凋落，妳的淚也挽不回的枯萎。別哭！我最愛的人，可知我將不會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閃亮的星光。是否記得我驕傲地說，這世界我曾經來過，不要告訴我永恆是甚麼，我在最燦爛的瞬間毀滅！」，以作為對這些用肉身向「體制」吶喊告別的身影的最後憑弔。
〈那「體制」又是甚麼？！〉
富士康的「跳樓自殺接力賽」中，自殺者的年輕生命所要吶喊告別的「體制」究竟是甚麼呢？是「富士康」的擬似「軍事化」的生產管理體制、是中國台商的「血汗工廠」般的制度、或者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扣邊和拓邊(spread and grow)下把生命給無情碾過的巨輪、抑或是中國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種種社會壓迫和不義呢？
故事就從筆者過往參與的「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經驗，以及對這些經驗的反省告別開始說起吧。
台灣作為四小龍國家的起家方式，乃是以提供美、日等工廠的廉價勞工基地開始。1960年的「19點財經改革」，乃是台灣宣告戰後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改革措施，並為台灣加工出口的經濟體打下第一根也是最重要的一根基樁。時任經濟官僚的王作榮時常對外宣稱，「19點財經改革」乃是其草擬，但只消看閱讀過往檔案或者對於在韓戰爆發之後，台灣在美國援助下的發展歷史有所理解，即可知王作榮對外宣稱的「19點財經改革」方案，乃是時任美援公署署長郝樂遜(Wesley C. Haroldson1958.2.16-1963.8.20)下的一個條子：「八點財經建議」為骨幹下所具體擬出成形的。此外，技術官僚可以勇於任事並不受各種政治撤肘，某種程度也是因為美國透由「美援」(U.S. Aid)而進駐台灣的一群美國主子對於這些台灣技術官僚的背書後盾所得。
在「十九點財經改革」方針之下，《獎勵投資條例》於1960年9月10日開始公佈實施，正式展開向外資與僑資的來台設廠的作業。1964年美國通用器材公司進駐台北縣新店設立裝配廠，無異是拉啟了大型外資進駐台灣利用廉價勞工設廠的歷史序幕。緊接著高雄加工出口區、潭子加工出口區和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更讓台灣以國際加工平台的姿態，鑲嵌入國際分工地圖之中。
後來，隨著加工出口的暢旺，外資抵台設立裝配廠的加工出口，更進一步轉變成本地公司接單代工出口，台灣本地企業跟經濟亦就在「接單代工」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壯大。這當中的轉變，乃是西方跨國公司進行了「抓兩頭，放中間」的企業結構重整措施，一舉將公司的製造部門跟業務直接用訂單委外的方式給台灣等國家製造生產。跨國公司則專注於商品鍊上的「品牌」跟「市場」這兩個最有價值利潤端點，並把利潤相對微薄的代工製造委交給製造生產能力強勁的台灣等地的企業工廠。此種分工方式，也將產品製造過程中的工人運用跟管理的職責一併委交給代工廠。
然而，隨著前述提及的前共產世界釋放出來的廣大廉價勞力，以及台灣經濟的持續發展，讓台灣的工資價格相對高昂。於是，或許是基於代工製造廠本身追逐更大利潤的驅力所致，抑或是西方品牌跨國公司逼迫台灣製造廠西進以搜捕更為廉價的中國農民工以提高跨國公司利潤的考量，台灣的代工廠商遂於1980年代末大規模地往西挺進，搜捕更為廉價的中國農民工，讓「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圖像生態產生新的變化：西方品牌跨國公司掌握品牌與市場行銷、中間則由台灣工廠企業把持製造生產，至於末端的中國農民工則直接肩負生產線上的勞動生產。
此時，歐美國家或許是基於大量創造就業機會的製造性工作早已轉移東方而長期深受失業問題所苦、又或許基於西方品牌跨國公司企業再造所呼應的是一種後福特主義式(post-fordism)的品牌消費時代的來臨，使得西方先進國家公民是以消費實踐作為「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s.)的政治培力和認同實踐的表現，而讓訴諸消費者的運動有了可資依據和動員的土壤。不論如何，上個世紀末的西方「消費者」運動，開始關注其日常消費品牌背後生產中的剝削問題。
於是，一方面NIKE在西方世界行銷宣傳的”Just Do It”的形象，炫惑了多少希冀穿著air-Jordan而讓夢想起飛的第一世界消費者，然而，背後不堪的事實卻是：NIKE一雙雙酷炫形象的鞋子乃是立基於第三世界「血汗工廠」和童工所製造生產。此種反差，捲惹起上個世紀末的「反血汗工廠運動」(anti-sweatshop campaign)的風潮，而NIKE則以那波消費者運動浪潮中的主角示人。
然而，當第一世界的非政府組織(NGOs)在「反血汗工廠」運動中揭露跟抨擊跨國品牌公司的同時，跨國品牌公司卻常常以「謝謝告知，為了負責跟維持品牌形象，公司會終止血汗工廠的訂單」(cut and run)方式因應，導致最終倒楣的依舊是因訂單終止而失業的工人本身。
此外，血汗工廠所在國，通常是人權不彰，更有甚者，是缺乏民主的威權國家，於是，一方面為了避免讓反血汗工廠的運動不至於因為染上「政治色彩」而模糊掉「勞動人權」此一初衷用意；另一方面，反血汗工廠運動者又為了維持透由訴諸第一世界消費者進行品牌抵制的運動邏輯，並據此希冀達致改善血汗工廠勞動人權，從第一世界的品牌到第三世界代工所串連起的「商品鍊」，便一直是「反血汗工廠」運動著力施為的力矩所在。
因此，為了避免西方品牌跨國公司以取消訂單方式的不負責回應，西方的消費者運動團體往往會要求品牌公司必須提出公司自身的「企業生產守則」(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並據此要求旗下供應商必須在生產過程中符合此套生產規約以確保生產線上的勞工較為像樣與人道的勞動條件。「企業生產守則」的出現是來自於1991年，國際知名牛仔服飾公司Levi Strauss被揭露其個性化與「潮爆」(香港流行語)牛仔服飾背後，乃是難堪的強制勞動(forced labor)條件下所生產，為了彌補受損的公司形象，以及杜絕外界悠悠之眾口，Levi’s公司馬上草擬一份「生產守則」，作為自身企業對外徵信的社會責任。此後，各個品牌公司紛紛推出自身的「生產守則」，而第一世界關心勞動人權的NGOs也屢屢利用此一「生產守則」，作為介入第三世界勞動權益保護的工具。
事實上，「生產守則」對生產線上工人勞動權益的保護效果，依舊相當有限。首先，西方品牌公司跟旗下的台灣或香港等代工供應廠之間處於不平等的關係之中，品牌公司若不提昇製造採購的價格，單方面要求旗下供應商符合「生產守則」中的勞動條件，也只是單方面地將勞動條件改善的成本跟責任加諸供應代工廠，而為了彌補勞動條件改善後的成本虧損，最終旗下供應商還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在生產過程中將壓力轉嫁至第一線的勞工，導致工人勞動待遇名目上是提昇了，但經由管理而來的勞動強度卻同時也增加了。再者，商品鍊上攫取最大利潤的品牌公司，並沒有調整商品鍊上的利潤分配，但其卻利用「生產守則」作為社會責任的形象介面，而繼續遂行其「一手摸乳，一手念經」的品牌生意經。最後，因為品牌公司並未實質性地擔負起「生產守則」落實的成本，讓底下供應商可能經不起利潤的壓縮而放棄訂單導致工人失業，抑或輕易地被品牌公司逐步減少訂單而更加難以改善其勞動條件。
幾年前，香港利豐集團(Li & Fung)此一對外貿易出口商的越南港資供應商，曾被非政府組織揭露其工廠使用童工的情形，而事實上此來自貧困家庭的童工乃是使用假身份證進入工廠工作賺錢。使用童工的工廠說：「很抱歉，我們真的不知道他們用假身份證謊報年齡。謝謝你們的告知，我明日即可將這些童工遣散，但必須告訴你們，離開工廠之後，為了生活，明天他們就會在街上賣淫。」從此一殘酷的例子可知，非政府組織緊盯品牌公司的「生產守則」的落實以企圖改善廠間線上工人的勞動條件，並非總可遂行所願。
〈商品採購鍊上的鬥爭〉
事實上，關心第三世界勞動人權的非政府組織也注意到「生產守則」的有效性問題，因此，商品採購鍊上也就充滿了非政府組織與跨國品牌和供應代工廠商之間鬥爭拉扯的斧鑿痕跡。首先，儘管消費者運動的戰場和發動往往是在品牌所在地的西方國家內，美國跟歐陸的非政府組織不同之處在於，歐陸的非政府組織反省性較強，並且會盡量避免西方中心主義，而讓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議程主導整個運動的開展。由於，西方的非政府組織由於膚色、語言與文化的限制，難以直接進入中國進行民工勞動條件的調查，因此，香港的勞動人權組織在當年就成了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伙伴。
基於此，香港的勞動人權組織的第一線調查報告，屢屢成了西方非政府組織展開品牌抵制運動中的重要一手材料，同時，香港的勞動人權組織也可以不斷地將問題緊扣著「採購鍊」(purchasing practice/buying practice)上西方品牌公司與香港或台灣供應製造代工廠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建議西方非政府組織必須觀照整個採購供應鍊上的不平等現實，並避免西方品牌公司將責任跟成本單方面地加諸台灣或香港等等供應代工廠商身上。
此外，香港的勞動人權非政府組織更與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合作，要求「生產守則」的逐步落實，而不能採用撤銷訂單的方式作為品牌公司的抽身策略(cut and run)，同時，必須讓非政府組織人員進入香港或台灣供應廠之內進行員工對勞動安全衛生…等等勞動條件議題的意識提昇教育和自我監察能力的訓練。事實上，非政府組織挾跨國品牌公司的令箭進入台資或港資工廠內部教育工人的策略，是明白地認識到只有工人的自我培力(empowerment)，讓線上工人學習自我監督現場與每日的勞動條件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但是，品牌跨國公司並非總是單方面的呼應配合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要求。品牌跨國公司對於其背後總有許多非政府組織，虎視眈眈地緊盯著其跨國剝削的行徑，並不斷地緊咬跨國公司不能只是唯利是圖，而必須兼顧社會責任的消費者運動與消費抵制…等等，而深感困擾。公司社會責任(CSR)的籲求，每每成了跨國公司在資本全球暢行無阻的年代下唯一的檢哨站。事實上，公司社會責任是一組二律背反(antinomy)的複合名詞，公司當然是資本以所有者姿態所建構的私領域王國，冷峻地插放在此一王國外頭的是，閒人勿進的警示牌。反觀社會責任，則是企圖將公司私領域的天地，牽拖進公共領域眾目睽睽的仲裁下，於是，企業社會責任就成了私領域與公領域的彼此較勁角力，爾鯨吞，吾蠶食的統領版圖拉扯戰。
於是，企業究竟要開放多少領域出來給社會進行公評，則是各類運動集體施壓的成果展現。2003年10月，深諳企業社會責任箇中底蘊的Levi’s公司，在由以前扮演美國中情局(CIA)爪牙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在廣東召集多個跨國公司和中國新興的NGOs齊聚的會議上，不僅大方地附和並挪用了公司社會責任鼓吹者的論述，甚至更加積極主動地提出公司社會責任，必須鑲嵌在當地的公民社會之中。此即，Levi’s算準了所謂社會責任的踐行與落實，必須有公民社會的各種結社團體的力量施壓方能為之。而在中國的脈絡下，活躍於西方公民社會裡頭的各類結社與行動，在當下動輒皆可能會觸動中國的政治敏感神經，畢竟，作為國家機器，中國早已更加符合馬克思所言的資產階級管理委員會的角色了。畢竟，在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的批判力道與牙齒，老早就自我閹割剪除了。
Levi’s公司此招高乎，不僅主動攀附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尋求合作，更要求Levi’s必須捲入參與(involve)中國的公民社會當中，Levi’s此舉將可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除掉西方NGOs的批判與監督力道。因為，當中國NGOs與Levi’s合作愉快，而西方NGOs任何糾舉Levi’s的行徑，都將成為西方NGOs介入中國NGOs的內政，並扣上西方NGOs價值硬套在中國NGOs身上的大帽子。果若如此，Levi’s此一兼顧了念經(與NGOs合作來表彰CSR)與摸乳(品牌超高利潤與工人剝削照舊)，或許將是跨國公司擺脫NGOs緊咬的最極致賤招？！
此外，當跨國品牌公司尋求中國當地沒有批判跟監督牙齒的NGOs背書時，香港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機會某種程度也被中國非政府組織給取代了。在這一場採購鍊上的鬥爭拉扯戲局中，儘管關心勞動人權的西方跟香港的NGOs盡量迴避中國威權政治的現實，但在西方品牌公司尋求中國非政府組織的背書之時，中國政府的威權不民主的現狀實情，卻成了幫忙品牌跨國公司和境內工廠阻卻擺脫真正關心勞動人權的非政府組織監督的最有力保證。
最後，品牌跨國公司的「生產守則」操作策略和消費者抵制運動的最後，往往讓中國沿海工廠的勞資關係限縮成「經濟議題」，而只能在工資、工時…等等數量化的勞動條件上的斤斤計較。於是，「富士康」這個代工巨人，除了勞動強度跟壓力這類無法量化的指標之外，從工資跟其它量化的勞動條件看來，富士康相較起其它規模較小的本土中資或台港資工廠的勞動條件可說是相對優渥，不僅提供了遠比其他工廠優厚的環境，也按照法律規定給付所有的社會保險與工資，住宿、伙食、休假、康樂中心，樣樣齊全。因此，由中國網友所組織的「富士康觀察團」，在富士康深圳廠區臥底調查之後，只能用「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廠』」來指責富士康，而不是一個具體勞動條件上的「血汗工廠」加以抨擊。
此外，南中國沿海的民工不僅沒有因為前述的以採購鍊格局內所帶動的勞動權益保障的邏輯格局中獲得培力，更有甚者，原本南中國沿海的勞資關係矛盾也就更加的私領域化了。
〈勞動執法的私有化？〉
事實上，各國官方政府本在勞資關係中扮演著的規範性角色，然而，中國官方幾乎在這一套商品鍊的跨國採購邏輯中宛如缺席般的存在。當中，南中國沿海外資廠的勞資爭議，以及工人權益的損害賠償，時常繞過官方以及勞工鬥陣的作法，而採取向跨國公司進行投訴的趨勢。尤其，跨國採購的現況裡，廠方的阿奇里斯腫(Achilles’ Heel)是客戶的抽單，而非官僚機構的刁難制裁。再加上許多民間組織的宣傳與教育擺放在跨國採購鍊上，工廠得遵守跨國品牌公司或零售公司的生產守則，導致南中國民工直接向採購商投訴受到的委屈與剝削的現象與日遽增。
因此，跨國公司遂扮演起規管工廠違反勞動法規的糾察隊與執法者。執法的必殺秘技，則是終止訂單。原本屬於國家應該介入的勞資關係領域，卻讓渡給跨國採購跨國。再者，從廠場範圍逸出的勞資關係，進一步以勞方團體和資方團體兩造分別往市場、階級與社會的三條軸線撐起一個三維向度的公共領域，使得勞動力論斤計兩的市場販賣問題、階級分殊的政治抗衡，以及社會的納入黏合(social inclusion)或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等等，都在勞資關係的兩造互動展演中變化與生成。這是勞資關係的公領域血統與系出。
如今，由跨國公司所扮演的勞動法執行者角色，讓勞資關係被徹底的收束在私有化的公司麾下，原屬於公權力的地盤，又再次淪陷為私有財產者的禁臠。尤其，當生產現場的工人從勞動法律的關係上看來，與跨國品牌採購公司似乎處於彼此無涉狀態時，跨國公司以中立的第三造形像出面介入現場勞資關係與爭議時，在形式與姿態上早已如國家的仲裁角色般。職是之故，跨國採購與品牌公司在形式上與實質上，正在取代中國政府的公權力，並逐步地將勞資關係與勞動執法給私有化。這場由南中國民工為求公平對待而尋求的交易，獲利的是神還是魔鬼，是值得細細玩味與觀察。
然而，從上述揭露的採購鍊上的鬥爭拉扯看來，中國民工事實上根本無法從這一「勞動執法私有化」的遊戲中，獲得真正的善待。再者，中國政府可說是平日縱容剝削，甚至認可參與剝削，讓勞資關係私領域化不僅可以讓勞工不滿簡單地化成對外資企業主的仇恨不滿，而不會威脅政府的統治威信。縱使，勞資關係惡化溢出廠外而有燎原之勢時，中國政府的進場，亦就再度確認中國政府乃是勞工父母官的位置。此次，富士康事件中，中央電視台等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方式達到的效果即是如此，不僅勞工不滿的矛頭不會轉向政府乃是這不公不義體制的始作俑者，同時，更可以藉由削弱外資來壯大本地資本，富士康事件中的中國對手比亞迪公司算是跳樓接力賽事件中得利最多者。尤其，自殺事件被國際報導之後，鴻海的大客戶惠普跟蘋果公司第一時間對外宣稱將介入調查，最後是否會將訂單從鴻海轉移，倒是值得觀察。
直言之，中國政府對於中國農民工勞動待遇與福祉，乃是以選擇性的缺席方式存在著。中國政府何時進場，亦就反映了其背後政治算盤的算計。螳螂跟蟬的戲局中，後頭那個沈默注視的中國政府，才是最可怕的陰險家。
〈中國台商管理體制〉
1980年代，台灣流行一個名詞叫做「夕陽產業」，並高喊著產業升級。1960年實施的〈獎勵投資條例〉於1990年底實施屆滿之後，緊接著台灣政府又於1991年正式推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鼓勵產業升級作為銜接。然而，曾經在台灣被定位為「夕陽產業」的名詞就在西進外移的過程中，以汲取廣大廉價的中國農民工而逐步壯大。郭台銘的帝國也就是在中國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力身上，從「紙頭無名，紙尾無份」的台灣企業風雲錄中，書寫下「鴻海帝國」的誕生奇蹟。另一方面，台灣的產業升級，讓台灣從低階消費性電子產品、玩具、成衣…等等的代工，升級成晶圓片等科技性產品代工。於是，代工項目轉變，就成了台灣廉價的產業升級的歷史交代。
台灣西進的產業，在中國廣大廉價農民工的汲取利用下，工廠規模膨脹數倍，脫離了原本在台灣時的中小型格局與規模。例如，以前廣東東莞的某個台商協會會長，乃是彰化製造聖誕燈飾的小廠，但在中國民工的進補之下，生產線馬上膨脹為幾倍的規模，生產線膨脹成十幾條；儘管，聖誕燈飾產業依舊是技術門檻不高的「夕陽產業」，但從勞工人數的規模看來，卻已有大企業的格局了。
勞工數不斷成長的中國台商工廠，為了有效管理這從未有過的龐大勞工，過往台灣男性的軍中服役經驗，遂成了台商唯一能夠想像與援引的管理經驗，因此，中國台商工廠通常給人一種「擬似軍事化」或「斯巴達式」的管理印象。打從工廠高層管理階層廠門，門口保安就得敬禮示意，然後，廠內得列隊吃飯、輪班洗澡….等等，都可見到台灣軍中的管理運作的影子。
此外，鴻海帝國的打造過程中，郭台銘個人所顯示出的軍人帶兵打仗的氣質與霸氣功不可沒。郭台銘的嚴苛也就在這樣以帶兵打仗的攻城掠地過程中，把其它原本屬於台商工廠代工的訂單搶食爭逐中逐漸打造而成。因此，富士康的軍事化管理氣息，絕對處處瀰漫在整個龐大工廠帝國之內。尤其，鴻海企業在中國擁有八十萬大軍，擬似軍事化管理，是可被理解的合理選擇。
復次，幾年前《天下雜誌》曾吹噓倡言「微利時代」的到來。事實上，所謂「微利時代」講述的即是代工廠的利潤在搶單的激烈化競爭過程中，代工利潤早已不斷壓縮的現實。因此，不意外的，在中國擁有龐大的八十萬民工大軍的鴻海帝國看似龐大，不斷地靠著把對手訂單搶食而壯大，但其單位獲利能力卻也就每況愈下。因此，看似風光的中國台商，其資本積累和利潤創造，根本是來自於龐大廉價勞工身上所創造的涓滴薄利所累積而成。
然而，此種紀律化程度高的管理模式，是為了能從龐大廉價勞動力身上順利把涓滴薄利的成功積累所必然，換句說話，台商在中國賺取的根本是替品牌跨國公司進行生產線上勞工管理的勞力錢而得。對比起「抓兩頭，放中間」的西方品牌跨國公司全球總數寥寥無幾的員工數而言，富士康令人乍舌的八十萬勞工大軍，其實另一方面而言，這也是尾大不掉的難堪現實。富士康的管理體制該被苛責嗎？絕對應該，可是一旦想到擁有八十萬大軍的製造帝國，要在代工微利時代中掙扎生存，就讓人深覺中國台商的可悲。
〈笨蛋，問題在中國的獨裁與不民主〉
隨著富士康「跳樓接力賽」的事件，中國傳媒、學界、網民…皆熱議紛紛，富士康成了話題中的主要箭靶。中國政府似乎也樂於袖手旁觀，似乎只消將「跳樓事件」轉移至富士康此一台商身上，或許便可以轉移中國社會當前中惡劣的勞資關係矛盾轉化成對政府統治的不滿，並用一種民族主義(台商只有在統戰時才是自己人，否則依舊是外人)的方式將矛盾給掩飾帶過。這讓人聯想1996年的「珠海三七外商罰跪事件」。
珠海的韓資瑞進電子公司，其乃是一家勞動強度與管理強硬皆相當可怕的公司。1995年3月7日下午3時，趁著休息十分鐘的時間，有的工人們匆忙地往廁所奔去意欲一解痛快，有的則因為加班過度勞累而在流水線的工作臺上打起了瞌睡。恰巧，韓國女老闆到廠間現場巡視時，驚見趴睡在生產線上的勞工此幕的韓國老闆突然發飆，立即要求所有工人下跪。現場跪下的女工驚啜一片，唯獨一名來自河南南陽的23歲打工仔孫天帥拒絕此種污辱性的下跪。當然，最後這位孫姓小伙子換來的是一份炒魷魚。就在事件鬧大之後，一股瀰漫著韓國人欺負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義憤蓋過了勞資關係的矛盾，以及用官方不執法的方式縱容惡質企業，於是，孫小伙子最後成了民族英雄一般，贏得了鄭州大學管理學院免費入學的邀請。故事最終也就以皆大歡喜的方式落幕了。
1996年11月26日，廣東省中山市一間台資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也因為三名員工偷藏幾塊皮料自製皮鞋，而被迫當眾下跪，並受到皮鞋抽打，最後更讓他們在胸前掛上『我是賊』的牌子遊街視眾的羞辱。此舉，導致工廠三百多名勞工的辭職抗議。中國沿海外資廠裡頭的人格羞辱性管理，事實上常被以外人欺負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義憤給帶過遮掩，而忘卻了外資，甚至本地資本在中國的囂張，常常是當地政府放任不作為所致。
因此，富士康的「跳樓接力賽」事件，若是再度被用潛藏的外人欺負中國人的情緒帶過，抑或是將問題單純聚焦在「富士康」本身，則更本質的中國社會勞資關係的矛盾，以及中國威權政治體制才是惡化的勞資矛盾的護航催生者此一實情，將被再度縱放掩蓋。
根據，社會學學者王宏仁提及，富士康的管理就是整體台灣社會的縮影，台商的家父長的恩庇心態無法容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並認為台灣的高科技公司，是過去台灣特殊勞動體制下的產物，他們已經習慣了兩面手法：以家父長的心態提供員工福利，但另方面則透過壓低工資、打壓勞工團結權、爭取租稅優惠，以便累積資本云云。最後，王宏仁並認為只有回到民主社會中的勞資平等對話，才是解決之道。然而，只要中國的工會無法脫離共產黨的領導介入，而獲得真正的存在，則工會將都只是花瓶作用罷了。
再者，儘管誠如王宏仁教授的正確的分析一般，台灣的企業主對工會可說是極盡打壓之能事，又同時展現出家父長的恩庇心態，但是台灣的工會弱化現實跟中國台商工廠內的花瓶工會仍舊有著不同的意義。事實上，台灣的勞資矛盾某種程度上在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被淡化轉移，儘管兩邊面臨的可能都是台灣老闆，但台灣勞工跟中國勞工面臨的處境還是不同。
首先，1980年代，台灣經過三十年的加工出口的經濟發展，勞資矛盾激化到相當的程度，勞工運動也曾以加班費和年終獎金的爭議而展開一頁風起雲湧的抗爭史。同時，當年的台灣勞工也嘗試進行工會自主化的組建鬥爭。最後，國民黨政府在各種社會力量的壓力之下被迫進行了一夕列的民主化的改革，放鬆了政府對社會人民團體的威權管制。
民主化的改革，讓台灣基層工人成了反對力量的街頭支持者，因此，當年對反對運動支持者的吃檳榔、穿拖鞋的污名化形象描繪，說明了台灣基層勞工支持者雖然沒有以工會運動的支持者面目出現並以此作為集體力量的發聲，但他們的確以成了反對運動的基層支持者現身與現聲。再者，台灣是毋庸置疑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台灣的憲法上把居住遷徙的自由列於言論、講學、和通訊與宗教與集會結社的自由之前，意味著台灣社會的勞動者是自由的勞工，可以自由到處販賣自己身上的勞動力。是故，台灣的勞工隨著就業機會而流動到城市販賣自身的勞動力，並逐步地成為新興城市中的市民。
如今，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勞工組織工會或團結權的行使已鮮少有政治干預，於是台灣工會弱化的問題，除了道德性的批判雇主違法，國家不執法之外，身為公民的勞工自己的不長進與不團結，或許才是最可被苛責的對象，畢竟當集會結社的鬥爭武器已經賦予給相同法律地位的公民—勞工—之時，工會依舊弱化無法讓台灣社會勞資關係更加平等並據此實現經濟果實的分配正義，可真讓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憤恨。姑且不論，以選舉為表現的民主化後的台灣，是否總讓勞工只能跟隨著藍綠政黨的裙擺搖動，而無法獲得真正的勞動待遇的提昇與階級翻身，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勞資矛盾與種種問題，的確連帶也被稀釋掉了。
反觀中國，故事則遠非如此。根據2010年5月18日由中國學界九名知識份子連署的「聯名信：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杜絕富士康悲劇」的信中，正委婉地提到了中國政治問題才是富士康悲劇的主要推手。事實上，中國一直宣稱其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直不願意承認其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所以過往社會主義實踐下的「戶口制度」，規範了人口的自由流動與居住遷徙的自由，讓勞動力無法自由販賣。
職是之故，拿著「暫住證」到沿海打工的中國農民工，儘管有了工作，但只能成為「工廠人」，而遲遲無法成為城市的居民和市民。於是，農民工成了二等的公民。以深圳為例，其1200多萬的人口之中，有高達一千萬之譜並無法擁有深圳市民的資格，而處處受到住房、子女教育與醫療問題的困擾。儘管，深圳市的急速發展擴張，乃是這些農民工用雙手的血汗打造出的奇蹟，但是身為主體的農民工依舊是城市中的次等存在一般。
於是，無法融入當地城市社群的農民工，就只能成為被看管在工廠內部而以工廠奴工的狀態存在著；同時，此種工廠奴工的身份姿態，也就導致了其得依賴工廠所提供的住宿、伙食、休假、康樂與社會保險和醫療，而進一步深化其必須受工廠保護和管束的狀態存在著。此種狀態，亦即是那九位中國學者聯名信中所指陳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所倚靠的「低人權優勢」。
「低人權優勢」的委婉說法，其實就是中國刻意打壓創造廣大的可受剝削(exploitable)的廉價勞工作為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吸引外資進駐，而以「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的姿態橫掃世界市場。中國台商會西進中國的歷史首部曲，其實就是中國廉價勞工作為媒合介面的緣分所書寫。
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由網路和電信發展所帶來的文化娛樂消費的高穿透性，儘管農民工是被城市給企圖排除的一群人，但農民工早就跟隨著文娛消費的同質化而帶來各種跟城市人有相同的想望跟慾望。以農民工的音樂消費為例，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中國沿海流行在農民工喜愛的歌曲大多是描繪離鄉進城打工的流浪歌曲，偶像則是流浪歌手陳星；但時至今日，農民工的偶像歌手早就變成了周杰倫與蔡依琳。從中可知，這一代的農民工內心主要懷想早與上一代民工的鄉愁點滴有所殊異，而這一代民工更多想望，或許是希冀能夠在城市中以販賣自身勞動力的方式，尋得落腳生根和實現幸福的天地。
威權的國民黨政府，在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198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讓已成為城市市民的台灣勞工開始可以發出不滿的聲音，不管是透由集體的工會、走街頭或手中那張選票，抑或是縱逸於資本主義文化的麻痺中，而不僅僅只能像威權年代中的用「高工廠流動率」來作為抗議。
反觀，中國的三十年發展，想望跟慾望已如一般城市人口一樣奔騰的中國農民工，不僅因為中國戶口政治令致他們無法在城市中找到實踐想望的角落，又得面臨中國政府刻意創造維持的「低人權優勢」，以便從國際商品生產鍊代工體制下的生產線上換取GNP的成長。因此，這套具有中國特殊性的政治制度，才是富士康「跳樓接力賽」背後意欲控訴的不義體制。
換句話說，中國的政治獨裁體制以及緩慢的政治鬆綁和改革，才是「跳樓接力賽」背後最該被譴責的對象。只有把加諸中國農民工次級身份的戶口制度取消，讓中國農民工得以成為城市居民，讓他們有用身上勞動力販賣換取在城市尋得幸福的可能而脫離只有成為工廠奴工的身份存在；同時，又得將集會結社的權力與團結的武器賦予此些農民工，讓農民工可以依據團結的武器去打造出符合他們生活標準的勞動待遇與福祉，如此，才能讓農民工看似絕望的未來注入一些可諮想像的新鮮空氣。否則，一直把農民工圈限在工廠內部，將讓不得抒發的身體慾望與壓抑的未來想望，以生命的自我終結作為尋訪來世逃逸的方法。
富士康的「跳樓自殺接力賽」只是冰山一角，倒楣的只是富士康事件被報導出來，而在沒有鎂光燈報導的許許多多角落中，早就有更多的年輕生命正在謀劃尋訪來世逃逸的可能了。
〈小結：有血汗政府，就有血汗工廠〉
是甚麼樣的「血汗政府」才會創造出「血汗工廠」，中國政府刻意創造的「低人權優勢」不僅傷害了其國內人民與勞工，更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用拉低了各國勞工勞動條件的方式，讓各國勞工深受其害。
正因為中國這個威權獨裁政府不准人民與勞工擁有集會結社和團結權，在世界範圍內開啟了資本可剝削的廉價勞工的後門，讓國際採購鍊上的勞動壓榨直接壓在中國農民工身上。
因此，對於中國台商而言，想要剝削並寄生在中國廉價勞工身上以逃脫產業升級的壓力，那就要承擔起來自於採購鍊上品牌客戶的壓力，以及中國政府隨時有為了政治算計而被祭旗的準備。至於，對於國際上勞動人權的非政府組織來說，若只有側重採購鍊的邏輯，事實上只有更強化了商品採購鍊上的不平等現實，以及這套採購鍊上的不平等分工與利潤分配的狀況。這套採購鍊邏輯只能是戰術運用，而絕無法成為一舉提昇中國勞動人權的根本戰略，畢竟，一個不民主的中國政府早就以門禁森嚴的方式把各種可能對於其境內各國資本家不利的可能阻絕境外了。
是故，若不對於中國政府的獨裁不民主政治進行抨擊，則「血汗政府」本身即是「血汗工廠」的溫床，儘管郭台銘實在令人不喜，但一味地抨擊「富士康」，其實不過是參與縱放這些自殺事件的最主要推手—中國政府的共犯罷了。
不過話說回來，冷血一點地說，「富士康跳樓接力事件」，干咱台灣人民屁事，儘管富士康是台商，但要想利用廉價勞工進補，就要有吃了消化不良的拉肚子準備。那台灣官員或民眾，跟人家嚷嚷幹啥，人家政府跟人民都不把自己農民工當人看了，我在這邊叫他們要把農民工當人看，還寫這麼一大篇，實在又夠無聊！！看戲就好了說。Orz….
By shinichi 2010.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