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的少數權利——以台北市文林苑都更案為例 （by 格瓦推）

北市文林苑都更案引發一個長久存在政治學中的討論：「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否可犧牲少數權利？」這個問題必須被修正，它不應是多數與少數的取捨問題，而是「為何而犧牲」的抉擇——其中有一條人權紅線，不容跨越。

民主政治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不是促使政府做了多少興利便民之事，而是阻止政府做了多少迫害壓榨百姓之事。以社會契約論審視，全民交付出部分個人自由以形成法律，與其說是為了促進全民福祉，不如說是為了避免各種人權危機——可能的兇手包括個人與政府。國家只能是維護人權的功能性存在，民主制度正是節制政府權力的工具。民主國家的納稅人餵養了一堆公僕（公務員、政客），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以公權力為全民排除各種生存危機與人權傷害；一切「增進利益」的舉措都必須以此為前提。

拙作〈越位的法治概念：論人權、民主與法治〉（連結）曾論及：「民主制度的限度，在於人權的優位性，也就是不能以多數暴力侵害個人的基本人權。」在政治學上一直存在這麼一個問題：「是否可以為了多數人利益而犧牲少數人權益？」這個問題必須被修正，它不應是多數與少數的取捨問題，而是「為何而犧牲」的揀擇。在無「避免危難」這個必要條件時，為了A的利益而以國家暴力強制B犧牲其權益，如文林苑的都更案，不論兩造人數比例，北市府的暴力拆除都已跨越「保障人權」的紅線。但若是為了A的生存權而強制B犧牲個人權利，例如禁止酒後駕車、拆除危樓，這是為了避免他人傷亡而限制駕駛者的自由與危樓所有者的權利，則必須令行禁止。所以依據數人頭的民主機制，少數權益是否可被犧牲？端看此犧牲之目的是否為「避免災禍」。此原則不只適用於都更，亦可應用於農村改建條例，「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犧牲少數權利」的謬論可休矣！

北市府以公權力驅散聲援民眾，強拆王家祖厝，
促進了某些政商利益，卻侵害了王家的基本人權。
倒行逆施莫過於此。

對習於儒家傳統——個人的主體性被禁錮，群體（社會、國家）利益在個人權益之上——的華語文社會，不免會有如下疑慮：當個人權益被最大化保障時，社會的進步會被延宕。可由二層面回應這種儒家式的提問。

第一，「以保障個人權益為前提而發展群體利益」如何可能？這是社會科學永遠在進行的工作（儒家無法進行社會科學的思考，所以無法了解）（連結）。二者雖有先後，但後者不必然停滯。會視個人權益如洪水猛獸而極端重視群體利益者，不是既得利益的統治階級，就是被儒家文化薰壞腦袋的反人道份子。況且，所謂「群體利益」的真相往往是統治者與少數特權階級的禁臠，犧牲小我成就的不是大我，而是腦滿腸肥的吸血鬼。

群體利益大部分都是統治者的禁臠

第二，回到契約論的觀點定義公權力：個人為了保障自身之生存而讓渡出部分自由。保障個人是目的，公權力只能是因此目的而存在的手段。即使有個人權利的部分讓渡，亦不能混淆二者的本末關係。在無生存危機的狀況下，視群體先於個人，且以公權力強制個人犧牲權益以促成多數利益時，就是法律的越界。我們寧願因保障個人權益而致使群體發展緩慢（真的會這樣嗎？），也不能「以多數之名」而啟動「公權力迫害人權」的民主鬧劇。

多數決若使用在侵犯合法私產，就成為多數暴力。

台北市政府在文林苑都更案的暴力作為，徹底與民主制度的精神背道而馳。回顧本文所論，郝龍斌的決策，首先違犯了「以公權力為民眾排除危難」的法治前提，他反而成為民眾生存資源的掠奪者，積極地為民眾製造生存危機。其次，以多數利益之名而暴力迫使少數犧牲權益，是公權力的越界。第三，不願（或無能）在保障王姓住戶選擇的狀況下，改變都更規劃，其心態與能力都不足以擔任市長職。最後，民主社會的民選公務員是人民公僕，是服務者；郝龍斌卻成為專制時代的破家知府，僭越為管理者。面對這種失職、僭越的公僕，台北市民若還想作為城市的主人、若還自認是關心公眾事物的公民、若不希望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不得保全，務必要表態，不論是走上街頭、寄信抗議、投書媒體、參與連署、發動罷免，一定要表達憤怒，否定郝龍斌！

連署平台：「支持廢除都市更新法第25-1條、36條，以及36條補充規定」（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