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我唯一認同者為：關於國土的破壞與搶救，必須究責於政府與資本家的聯盟，而不能泛道德化。
我若是郭力昕，行文至此，必然會點出「破壞臺灣國土者為黨國體制下的政商結構」。郭力昕雖非左統，但其去脈絡的心法極其相似——在臺灣，邪惡的資本主義與黨國殖民體制無關——，雖見政商勾結之惡，卻不見黨國體制結構了臺灣的政商聯盟。若郭力昕只是無知或迴避真正的探源，就是自曝不足而已，不需專文批評；其可惡之處在於：筆鋒一轉，將阻礙追究真相與責任的鄉愿與濫情，歸咎於「帶悲情的臺灣認同」。圖窮匕現，郭力昕所反感者——臺灣民族主義，如其所述：「而《看見台灣》比其他影片更『超越顛峰』的，是它所強力販賣、無所不在的台灣符號，與這些符號所連結的鄉土認同。......《看見台灣》讓我們看到，台灣符號與『愛台灣』，成為台灣電影濫情文化最根深的來源或基礎。」
秉持「究責」的精神，臺灣符號之所以成為台灣電影的催票劑，不是因為在殖民體制下臺灣符號的匱乏嗎？與其批評「只會膚淺地消費臺灣符號」，不如追問為何臺灣符號如此稀缺——以致消費端趨之若鶩？捨此不為，反而對臺灣符號的濫情效果嚴厲批判，若非知識份子的傲慢，則是對臺灣認同的戒心。
不同於左統自我標籤為「（去脈絡的）反民族主義者」，郭力昕更像「理性潔癖」：以理性為優位，鄙視悲情的、感性的國族認同。徵如其文：「它（臺灣認同）的內容或內涵，是否只能停留在互拋安慰、呵護、勵志這個層次不可？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只有能力在過去靠悲情和哭調求存，今日則只會在感性與濫情中取暖？」
郭力昕不只犯了理性主義迷思——以理性貶抑感性，視感性為濫情——，更可議者，在這種價值階序中，悲情的臺灣認同被污名化為懦弱行為和自慰文化。
在充滿殖民式不義的土地上，當歷史記憶仍被扭曲與轉型正義遙遙無期之際，緣於對真相的理解與對正義的堅持，斯土斯民產生悲情的國族認同乃理所當然。若以「反黨國殖民」的觀點閱讀臺灣的歷史建構、價值取捨與政經制度，不悲情者不只無人性，亦無理性。相較之下，郭力昕高舉理性大旗而反悲情的行徑，十足諷刺。
我們都知道徒有悲情不足成事，必須驅動為積極的戰鬥。但郭力昕並非為悲情作積極建議，而是全盤否定，所以他主張：較少歷史情緒包袱的年輕世代應揮別悲情，以理性分析的方式建立臺灣認同。其言外之意就是：遺忘歷史、鄉愿正義，以建構新國族認同。原來他的理性就是對歷史與現況的遺忘與鄉愿！對照其文章的起手勢：追究問題、追究原因，不啻自搧耳光。這種斷裂，肇因於他對「悲情的國族認同」的錯解與敵意。在臺灣的脈絡下，悲情的民族主義，與要溯源、要真相、要究責、要解殖的理性呼籲，不是相生相伴嗎？
悲情與理性並非不相容，悲情作為政治驅力亦可與理性分析無悖（所以我們雖然背負著認同的悲情，但不應為所有操弄臺灣意象的演出——如國民黨的競選廣告——埋單）。理性的臺灣認同，不能建立在去脈絡、去歷史、去現況的鄉愿上。悲情之存在有其原因，郭力昕不去追問：「為何在（看似）民主化的今日，悲情仍未消解？」反而直接否定悲情，並將之與濫情、反理性連結，未免粗暴。
【後記】
感性與濫情不同，郭力昕卻冶二者為一爐。評這種文理不清的文章很累。
【延伸閱讀】
以下文字摘自佛國喬於其臉書討論串的發言：
其實，郭文我不覺得是多好的文章，就呼籲究責自有其重要性（但也太多人就此寫過了，如林木材），其他新意實在不多，暗中倒打台灣國族認同一把是他的創見，但這一點倒令人覺得莫明其妙。
台灣國族認同同其他國族認同一樣，是一種集體感情的表現，但這種情感目前仍處於被中國文化認同所混淆與壓迫的狀況中（包括時時被暗中倒打一把），它的存在必需時時進行反抗，於是，這種情感從來不是一種懦弱或長不大的表現。
郭文有一個很糟糕的基本假設：感性必是幼稚的、軟弱的，由此出發來批評該片究責不足，很容易走偏鋒。
本文原發表於個人fb網誌（連結），內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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