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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KMT操作了道德論事，孫運璿因此上神壇； 也是KMT操作了道德論事，林益世成為過街老鼠，遮掩了作為貪腐溫床的ROC政經結構 |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壹，道德論事之弊
孫運璿被拱上神壇的過程中，少不了「兩袖清風」的美譽；林益世成為過街老鼠後，亦不乏「貪得無厭」的警語。孫運璿與林益世的典範化（前者景從後者為戒），道德的盈虧是重要依據。
Morality是指有關行為的所有規則或戒律，這些規則立基於區別正義與不正義的基本價值，所以道德本不限於人格修養。但儒家文化圈的道德論事，則偏愛以人格修養的角度對公共場域之人事物進行評價、針砭，甚至以之為改革關鍵。於是，被「清廉與否」夾帶著，已破功的「孫運璿電力神話」可以重新上市，政經結構的貪腐溫床可以個人化為林益世操守有虧。
當道德論事主宰公共輿論，或成為國人最普遍且理所當然的論政方式後，社會的苦難，原因將被指向為官不正、為富不仁；「公民」諷刺地變成道德重整會員，對政治的介入，淪為對政治進行道德糾察，不論公德（如清廉與否）與私德（如孝順與否）。至於對制度、法案進行考察與批判，並以政策立場評價人事物，將淹沒於洋洋盈耳的道德訓誡中，以致制度之惡不被看見、政黨立場不重要、仰望人治、疏離政治，甚至請鬼拿藥單地將「加強品格教育」視為根本治國之道。
現代化社會需要的，不是人格者從政，而是周延的權責監督機制、是介入政治空間的管道多元而通暢；不是富人博施濟眾，而是以稅制實現財富重配、以社福滿足人道需求、以保障無力者的制度完善勞資契約。公民若冀望政治與社會的提升於道德典範，則是公民性（citoyenneté）的失格。
貳，公民性的失格
公民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廣義的政治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指共同體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意味各種權力的實踐。在形式上，公民參與選舉、被選舉，或以各種運動與組織介入公共事物，似乎就是公民性的展現。但如何抉擇投票？如何進行選民說服？如何對公共事物發聲？若普遍認為政治的進退來自政客甚至是全民道德的升降，例如視政商勾結、賄選橫行的原因不在制度缺陷而在道德沈淪，等於將公眾事物交付人治，這種公民，實無進入公民性的脈絡中。
道德論事的特色，就是不重視政客與政黨對重大公共議題的表態與之間的差異，而認為只有道德君子才可能為民謀福（「選人不選黨」實脈絡於此）。一方面以道德期待政治，一方面對政客的道德普遍不信任，造成一種與現代化社會格格不入的公民態度，詭異地招搖於台灣：既厭惡政治又期待人治。這不只患了「藍綠一樣爛」的色盲，同時褻瀆了公民的身份——因為他們只想開一張空白支票給有道德的政治人物。
道德論事與保守威權的社會互為因果。前者寄社會未來於個人品德，後者訴諸個人品德以正當化權力。國人偏愛道德論事，實是台灣在看似民主化的今天，仍不時閃現懷念威權（例如緬懷蔣經國的肅貪）的原因之一。這種將公眾事物泛道德化的積習，既來自國民黨的宣傳與教育，亦根源於文化土壤中的儒家元素。
公民指「持有權利的政治主體」，廣義的政治涵蓋社會一切事物，次狹義的政治指共同體的建構與運作，最狹義的政治意味各種權力的實踐。在形式上，公民參與選舉、被選舉，或以各種運動與組織介入公共事物，似乎就是公民性的展現。但如何抉擇投票？如何進行選民說服？如何對公共事物發聲？若普遍認為政治的進退來自政客甚至是全民道德的升降，例如視政商勾結、賄選橫行的原因不在制度缺陷而在道德沈淪，等於將公眾事物交付人治，這種公民，實無進入公民性的脈絡中。
道德論事的特色，就是不重視政客與政黨對重大公共議題的表態與之間的差異，而認為只有道德君子才可能為民謀福（「選人不選黨」實脈絡於此）。一方面以道德期待政治，一方面對政客的道德普遍不信任，造成一種與現代化社會格格不入的公民態度，詭異地招搖於台灣：既厭惡政治又期待人治。這不只患了「藍綠一樣爛」的色盲，同時褻瀆了公民的身份——因為他們只想開一張空白支票給有道德的政治人物。
道德論事與保守威權的社會互為因果。前者寄社會未來於個人品德，後者訴諸個人品德以正當化權力。國人偏愛道德論事，實是台灣在看似民主化的今天，仍不時閃現懷念威權（例如緬懷蔣經國的肅貪）的原因之一。這種將公眾事物泛道德化的積習，既來自國民黨的宣傳與教育，亦根源於文化土壤中的儒家元素。
參，泛道德化的儒家
中國兩千年來的政論史論，統治階級（皇權與士大夫）優位只是形式，儒式的道德論事才是鞏固階級利益的傳家心法。台灣陷於儒家文化圈，其價值在日用呼吸之間內化為國人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造成台灣的現代化之途，不只負重蹣跚，還屢屢橘逾淮為枳。
儒家將政治泛道德化可由兩方面理解：第一，《大學》的「修身為本」
；第二，《論語》揭櫫的「德治」。
1.修身為本
《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是以修身為根本。格致誠正是修身的方法，為「內聖」之道；齊治平是修身的目的，為「外王」之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若不講究修身，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若不修，則家必不齊、國必不治、天下必不平。
2.德治
儒家重德化、輕法制，可見諸《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德化之可能，先決於統治者的修身功夫，故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亦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修身為本」，強調修己而後能安百姓；「德治」，強調了以人格修養的角度評價人事物。此二者非各自為事，德治標誌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修身是達成此理想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儒家不只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亦將政治進退的責任歸因於道德進退，尤其是政治人物的道德進退。
將治亂興衰歸因於道德因素，絡繹不絕於儒式書寫：天下治，因君王有道，君子居廟堂，故民風醇厚；天下亂，因君王失道，小人佔社稷，故民風澆漓。但事實上，中國自漢以來各式的「貴族與儒生保障條款」所特許的土地兼併與賦稅不公，以致國庫空虛民無存糧成為所有王朝可預見的宿命，這類制度面的缺陷，往往被昏君、貪官甚至刁民的形象遮掩。道德取代制度成為治亂的主因後，制度之惡不動如山，特權階級亦不動如山。
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的政治主張，不只隱匿了制度之惡與標舉人治，亦規訓了百姓必須克己復禮，因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美其名曰「教化」。儒家禮教，不外父權脈絡的階級與五倫份際，以之修身克己，即使只作為口號，也將助成儒式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弱化對政治的批判力、信仰人治——，知識科學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現代性難以產生。
肆，結語
在西方，morality是對正義的追求；本文並非否定道德的存在價值，而是反對以修身優位的角度，反啟蒙地將廣泛而複雜的倫理（ethics）問題簡化為修養的投射。
身處儒家文化圈，再加上國民黨的強化，台灣社會以道德論政事的習氣根深蒂固。公民習於道德論事，會放縱制度之惡；統治者擅於道德論事，則是在培養不具反抗能力的順民。國民黨深得儒家三昧，不只操作了道德神話，還編織了人治的美好年代，更食髓知味地推動以儒學為核心的品德教育。江宜樺在2013年新任閣揆時揭櫫了施政願景：「建立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的社會」，不思檢討制度所助長的貧富差距，反而在意無力者是否安貧樂道，亦即要受迫者自省是否德之不修，果然是儒者之憂也。
儒式的道德論事，造成公民不從制度面思考公共事物，將政治交付人治，這是強人政治的溫床，也是民主政治的逆流。台灣要步入真正的現代社會，必須揚棄儒家以修身為根本的德治主張，「練習運用理性，以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經濟、社會、文化、倫理各面向的挑戰與取捨，並投身必要的公共辯論與政治抉擇、積極參與各種型態的民主生活」（註一）；有真正的公民，才有深化的民主。
【延伸閱讀】
◎〈儒學是毒品，別碰！——我在讀經班的日子〉（格瓦推）（連結）
◎〈儒禍——論四書成為高中必修〉（格瓦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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