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省思 (by Shinichi)

330，超過50萬的台灣年輕人跟民眾湧上凱道，向馬邦伯政權力推的服貿說不。雖然，這場台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會，不僅在20分鐘內秩序井然的散去，更 神奇的是，揮一揮衣袖便快閃的群眾，竟沒留下一片垃圾，因而在媒體報導中博得「史上最棒、最成功學運」的美名，連帶也洗刷掉先前媒體刻意貼上的「暴民」標 籤。從否定到肯定的媒體，形象的翻轉，真得多虧現場糾察的紀律維持。

圖說：這份文宣《我控訴》(J'accuse...!)戰報，是由「超克藍綠」與「基進側翼」共同署名出版的反服貿運動的論述刊物（圖取自Jalo）。

然而，垃圾撿得再乾淨、人潮散速率一級棒，卻不能掩蓋一件令人憂傷跟難過的事件—「我控訴」戰報的禁發與回收。這份由「基進側翼」與「超克藍綠」聯合署名 出版小冊子的名稱，借用19世紀末法國一樁政治冤案「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中，著名作家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以回擊保守派。不知基於何種判斷或原因，此份在台南連 夜趕工印製完成，並隨著台南鄉親凌晨北上的遊覽車抵達台北的戰報，在台南鄉親志工抵達現場發放時，被以「非主辦單位文宣」為名，禁止發放、沒收、回收，甚 至搶走。筆者作為戰報寫手之一，在當天早上近11點之際，也在中山南路與濟南路口親遇兩位正在回收群眾手中戰報的「志工」，趨前詢問之際，竟回以「這不是 主辦單位文宣，不能發」，於是筆者以憑甚麼加以質疑時，志工以主辦單位跟某位主事者早已下令為由，遂逕行回收。氣憤的筆者，即刻以「你們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嗎？」，為何可以進行「思想審查跟言論控管」，遂將志工手中戰報搶回。

圖說：此圖是是左拉在報紙發表一封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的原文（圖取自維基百科）。

不論此一戰報禁發回收事件的指令為何出現、現場志工執行此一刊物回收過程是否過於粗暴，令人詫異的是，此種比擬國民黨威權思想言論審查與書籍刊物的查扣， 為何在一個號稱進步運動的場合中出現？為何執行此文宣禁發與回收的志工，卻執行得如此正義凜然與自然，毫不遲疑？為何幫忙發放的志工或者已經拿到刊物的群 眾，在糾察志工要求回收時，竟主動配合便把手中文宣刊物繳還給志工呢？

圖說：這些是整疊被阻截沒收的刊物，是「基進側翼」朋友夜晚意外從現場清潔工手中搶救回來的戰報（圖取自Joyce）。

如果，「聽命行事」、「執行上級交代的任務」是艾希曼所表現出的平庸性邪惡，那麼，「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中，卻讓人驚覺，其實威權慣習的邪惡並不在我們 之外，反倒可能在我們之內，潛藏在思維的某處，並外化成某些視之理所當然的行為慣性。同時，民主或基本人權的價值，並不在我們之內被內化與化作行為表現， 而只是在我們之外，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口號。

我們身上都有「威權」的殘餘因子？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脫離為奴之地時，首先在曠野飄流四十年；換言之，世代為奴的慣習，並無法隨著過了紅海便自動消失成為自由的人。同樣的，中國國民黨 政權在台灣的一甲子威權實踐所累積在人民身心靈的殘餘慣行，並不會隨著解嚴與選舉鬆綁自由化所帶來的民主化過程中自動滌清乾淨。

因此，民主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以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與賠償為表現的轉型正義，對過去威權政權的違法和不義行為進行矯正與彌補，而此一政治工程最主 要的目的，除了是給受害者一個遲來的正義之外，其實也是透由此過程進行新政治價值的確立，並藉由價值確立的展演過程，進行一場全台的「政治超拔」，卸除遺 留在人民身心靈中的威權殘餘。

由於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欠缺一場「政治超拔」大會，於是，威權的殘餘常在不自覺中支配著我們，並讓我等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按照慣性思維的支配行 事。因此，當我等常驚駭於台灣社會理當民主，但常有些匪夷所思的言論與行為之時，我等以為那是源自於儒家文化或鄉愿「河蟹」心態作祟，但其實更可能是來自 於威權殘餘的遺留。因此，本就不該出現的思想審查或言論控管的禁發指令，竟被不加質疑的接受跟執行，同時，發放文宣志工或者已經拿到文宣閱讀者，只在志工 的要求下便自動繳回手中刊物，而不覺有何不妥，此些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乖順行為，像極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筆下：「不去進行思考與判斷，只以元首的命令是從」的艾西曼。

政治超拔欠缺下的道德或正義魔人？

事實上，由於台灣社會在威權邁向民主的轉型過程中欠缺「政治超拔」，並藉此豎立新的政治價值，成為公共事務的內建準則與範行，甚且許多過去威權的共犯幫 兇，還搖身一變繼續穿梭於民主政治的各領域。例如，威權喉舌變身言論自由媒體人，威權幫兇抓耙仔成為候選人，威權意識型態化妝師以教授或專家化身為各項權 威…等等。

於是，在進步政治價值欠缺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選舉所帶來的政治世俗化、綜藝化、算計交換…，在百花齊放的媒體市場之下，威權言論與思想便躲在眾生喧嘩所偽 裝成的多元屋簷下，進一步淘空台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已略顯稀薄的政治價值而呈現價值真空的狀態。因此，當台灣的政治或公共領域欠缺共同認可的價值規約時， 個人道德的私想像與自我要求，便會被挪用跟擴散為公共領域的他律規約，終於，可怕的道德或正義魔人就此蛻變而出。

圖說：媒體稱讚說這場運動都沒遺留垃圾，但還是必須指出，仍有不完美之處，例如沒有分類，讓夜晚清潔員必須將垃圾全數倒出重新分類，徒增上了年紀清潔員的工作量，同時也沒有進行隨袋徵收，造成社會成本浪費，希望下次台北公運可以精益求精（作者攝）！

正義魔人的正義，是他個人武斷認可的，凡是不符其正義尺度，便成了討伐的對象；道德魔人的道德潔癖，本該自我要求，卻成了套在他人身上的量尺規矩。因此， 正義魔人跟道德魔人充斥的台灣社會，常會以倫理生活意義上的弱者視角，權充為政治公共意義上的弱者視角，遂常會演變成對Makiyo酒醉踹司機的事件憤怒 異常，但卻對官虎陳肇敏慘害江國慶冤死案無動於衷的情緒反差。

是故，容或，原本330凱道反服貿活動的決策高層內部決策指令只是柔性勸導發放，但現場執行志工卻加碼，便成禁發、回收甚至粗暴地把民眾手中的文宣搶回， 因為這份刊物跟文宣早已被道德或正義魔人心態者理解成「企圖破壞『偉光正』般的太陽花學運」的毒草了。這也是為何，立院外圍的太陽花糾察隊或媒體，竟然在 意地上垃圾乾淨度、人潮秩序與散場速率，多於這場學運的成果、服貿這個馬邦伯製造的大垃圾如何處理…等等問題。

圖說：此份「我控訴」戰報解禁後，現場人手一張的情形（圖取自Joyce）。

330當天的「我控訴」戰報禁發事件，意外地揭露「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威權遺留，不只表現在中國國民黨與馬邦伯個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殘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靈之中啊？！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網址：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