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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現代性的逆流：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 |
本文首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太陽花期間，慈濟的證嚴比丘尼站在警察的立場呼籲運動早日落幕，佛光山的星雲比丘批評學生自以為是、搞內鬥，甚至嗆聲「等將來把書讀好，選上總統，就可以由你們來改革台灣」。無獨有偶，慈濟挾雄厚政經優勢，不顧內湖居民的恐慌，執意以規避環評的方式開發水土保護區；一向挺國民黨的星雲，毫無意外地表態支持核四續建，對於天災人禍之慮，則要人們自求多福。
知識科學化與政治民主化是現代化社會的重要元素；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雖然停滯於保守威權的前現代，但是宗教領袖的神聖外衣，讓他們所招致的批判多來自教外，無法撼動他們之所以成為有力者的根基——他們仍可繼續坐擁信仰所產生的資本，並以之阻止社會進步。本文不就民主價值、環境正義具體諸事評破證嚴與星雲，擬就佛學省思台灣佛教與現代性的衝突，並提出超克之道。
大師通達俗諦否？
秉持公民社會的精神，我們喜見並尊重所有人介入政治（眾人之事）。雖然術業有專攻，但政治不是專家說了算，與其迷信菁英，不如為「民粹」洗刷污名；但也因術業有專攻，名人論事雖有傳播效益，但不應有權威效應，是非臧否之道，但看言行，不看身份。教外之人，對於證嚴與星雲的反現代，多能一哂置之，甚至鳴鼓攻之；但佛教徒，尤其是親近該教團的信眾，往往不只信受上人或大師在宗教修行方面的法雨，甚至將之全面神聖化，於世俗價值的抉擇亦奉為圭臬。然而，大修行人必定通達世間智慧嗎？
不同於儒家內建的道德論事迷思，造成修己而後能安百姓的人治邏輯；佛教教義並不保障修行人想當然爾地通達世俗學問。世俗的知識，佛教名為「俗諦」，一般與出世的真理「真諦」對舉。不同的學派，對二諦的解釋難免出入，依據中觀學派的見解：真諦指了知諸法（現象）無自性，俗諦指了知諸法的緣起與假名（諸法依眾緣而存在，無自性，但有名字）。俗諦的施設，有二個意義：
第一，從假入空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欲得解脫，必須了達諸法無自性；欲了達諸法無自性，必須善觀諸法的緣起。所謂善觀諸法緣起，是觀察思維一切現象皆由其因緣條件而暫時存在，求其自性了不可得，俗諦指歸真諦。修行人不能離緣起而取空義，否則會成為壞因果、壞世俗的「惡取空」。在這層意義上，依著即緣起而顯性空的立場，修行人對俗諦的掌握，是指體認一切事物唯是因緣生滅，而不是指通曉世俗學問。
第二，從空出假
佛教的善觀緣起，旨在體達世俗現象的無常與無自性，在思維觀察中，逐漸降服愛染執著；這並非作用於消極避世，或順受一切苦難與不義，反而可立基於諸法性空的正見，在如幻的生死大夢中，不惜身命，廣作自利利他的夢中佛事。但是欲廣利眾生，就不能只知緣起性空的原則，還必須更具體分辨歷然存在的緣起假名、因果業報，知曉諸法的相用差別，才能應病與藥。在這層意義上，菩薩道行者必須善治世間學問。
必須通達俗諦不等於已經通達俗諦。佛教主張必須通達世俗學問以方便利益眾生，教徒不能曲解為宗教領袖必定精擅世俗學問。若以為禪定止觀即可通透世智，未免與緣起之說大相逕庭？吾人必須經由博學明辨方能略知世間諸事，出家人為何不然？在知識普及的年代，宗教師於宗教知識都不見得有優勢，更何況是世俗知識？教團領袖在專精佛學之際，以餘力涉獵世間智慧，他們對世俗事物的意見是否可取，應依世俗知識進行判準，若所言有理，無關其出家相；若滿嘴荒唐，袈裟亦不應成為遮羞布。教團信眾若不以理性平等的立場判斷宗教領袖對世俗事物的意見，反而將非專業的意見權威化，不只違背「知識科學化」的現代性，造成教徒無法適應文明的進步，更不堪的是，這種錯信，並不能獲得佛教教義背書。
泛道德化的當代危機
鑑於證嚴與星雲的言行，難免讓人疑慮：佛學是否與現代價值格格不入？台灣佛教的主流氣氛，確實孕育著一股民主逆流——泛道德化。
佛教的泛道德化與儒家不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以德治為理想、以修身為根本，故以道德觀點臧否政治、將政治良窳歸因於全民道德進退。（註一）台灣的佛教界則是有將因果律過渡為宿命論者，或是將現象的生滅唯心化者。前者將現況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視制度的不義為公平的因果報償，所以既得利益者毋須不安，被壓迫者毋須憤怒，在正當化現況的同時，還暗示了即使有所改變，也不來自現在的意志與付出。後者視現況為心境的投射，「境隨心轉」、「心淨則國土淨」的濫用，不只造成事事反求諸己、自我課責的規訓，還會讓現況的改善盡繫於全民道德的提升。儒家與佛教泛道德化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弱化了信眾對社會制度的批判與介入，強化順民與人治的土壤。
考察從原始佛教以迄中觀大乘的教理核心——緣起論，佛教不應走向宿命的、唯心的泛道德主義。
緣起論主張事物因其條件而和合，因果論奠基於緣起論，以「能生」與「所生」的邏輯說明行為的力量與事物的存在。但是因果論只揭示「果必由因」、「因必招果」的抽象原則，因果業緣是動態開放的力場，而非封閉的定數。因果論是條件論，說明事物變化的邏輯，重點在「因投資」、「在果中創造新因」的無限可能，而不是消極地「安於果」——就如星雲認為既然天災人禍難以避免，因此興建核四也無妨；或以「廢死將導致因果斷裂」作為反廢死理由。
唯心論的體系大成於印度的唯識學派與如來藏思想，為了處理「無我」與「業果」的兩難，分別以「諸法唯識現」、「一切唯心造」說明現象的緣起，同時也是修觀的進路。這種本體論的架構，雖然與緣起性空的共法有歧異的風險，但皆具有宗教修證上的意義；不應如其末流，極端保守地以心境道德解釋現實際遇的存在與改變，就如證嚴那缺乏系統的《靜思語》拼盤，處處以克己自省的方式面對苦樂禍福，這種慈濟版的「失控的正向思考」，唯一的作用就是為統治階級馴養順民，極不利於公民意識的養成與民主政治的發展。
欲超克宗教領袖的神聖化、因果論流於宿命論、修證意義的唯心論流於自我肯定的保守主義，台灣佛教應尊重緣起論作為佛教共法的意義。緣起論是佛教極高明的創見，其本質是「唯條件」的邏輯，所以強調理性、革新，與批判性的社會介入毫無扞格。以緣起論為根本的佛教，對於文明的進步，例如：民主價值、在地認同、分配正義、廢除死刑、多元家庭、國土永續......，皆無適應障礙。同時，佛教亦有可能以緣起論為基礎，吸收當代的文明，批判地繼承，並創造地開展佛教哲學的現代性。
（註一）詳見拙作〈道德論事及其土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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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不解釋 |
【延伸閱讀】
◎〈佛法下的星雲〉（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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