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秒速五釐米—那台灣「多桑」記憶中的想像與櫻花* (by shinichi)

※〈多桑的櫻花〉，平野久美子著，潘扶雄譯，繆思出版社出版。2008/11/05
「多桑」這一名詞，在阿公過世往生之後，也就在父母親、叔叔與姑姑的稱謂詞彙中消失，而平躺在那屬於我逝去的記憶之中。

那天，翻閱著平野久美子「多桑的櫻花」一書，爸媽的「多桑」－－亦即我的阿公－－我還來不及向他探詢的生命經驗，也就隨著書頁的流轉、文字的引領，彷如腦海中簌簌莎放映起的一部無聲電影。阿公，不，屬於日治時期出生、長大、就學的那一代人的故事，亦就這樣栩栩躍然於腦海之中。

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從1994年在台灣偶然機緣接觸這群出生成長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1895-1945年)的書中主人翁啟始，至2004年夏天在台北暫居落腳並著手進行台灣「多桑」的訪問和資料收集，當中經過了十年之久，再至完書出版，又過了幾年。若非對人事物本身的充滿著強烈好奇，以及深度人文關懷的精神，此種曠日廢時的體力、毅力和時間的持久戰，往往令人怯步；但平野女士卻神奇地做到了—幫台灣留下了那或許曾經為日本人，但卻不折不扣屬於台灣人的一段歷史—－一段小至重新貼近家中「阿公」，大至台灣那一代人的歷史與故事。

任何對於解嚴之後，台灣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多元分歧有感之人，不論是歌頌此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崢嶸較勁為眾聲喧嘩，抑或是憂心於此些彼此殊異的認同間的爭辯執拗為社會分化，都不可否認，台灣特殊的歷史土壤跟發展，為今天多元分歧的社會和文化身份，甚至政治黨派認同，早已悄悄地植下了屬於今日多元分雜的眾生相—林相。與其晾在一旁窮憂心，或者早已悠哉地置入其間成為喧嘩的眾聲，走近╱走進屬於每一個群體的生命經驗，似乎是積極性介入(constructive engagement)各種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一步。

有趣也餒人的是，不論是政治上顏色政治與黨派的區別，抑或是身份上文化認同的中國或台灣的彼此較勁拉扯，幾乎相當欠缺每個具體的人的存在。政治上的分殊，以聚焦於不同顏色大纛的黨派利益為表現，文化上的爭拗則是大都收束於知識份子間的學術論辯與攻伐。是故，當文化身份上的台灣與中國認同、國族認同的爭辯，抑或是政治上的國家認同差異，「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多桑」，他們似乎只能成為選舉政治上被動員召喚的選票想像、他們只能成為被研究的「文本」，平躺在文學、戲劇、詩歌…等等作品中…，被用「後殖民」或者「去殖民」的西方理論操刀分析著。然後，知識份子們，黨派政客們搓圓捏扁地「想像著」這群人，並想像著「台灣認同」的心理、文化與社會等等構造。於是乎，「多桑」們依舊處於啞然失聲的狀態。

(左邊第二位乃平野女士)

平野久美子，採用報導文學的書寫方式，帶著文學的筆觸耕耘著「多桑」的故事跟歷史，使得「多桑」的經歷跟生命活了起來。平野女士用櫻花到梅花的借喻，說明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也曾經不可抹煞地「被成為日本人」的生命經歷，到國民黨政府流亡撤退來台，轉植梅花的生命轉折。然而，儘管改植梅花，但「櫻花」記憶的想像或想像的記憶，卻早已鑲嵌進台灣「多桑」的生命處事之中，並以爾後的身體慣習為表現。

姑不論，Spivak提出的所謂「底層人民說話」的媒介問題，導致真正說話或發聲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讓以「多桑」為主角的歷史與故事的呈現似乎是第一、也是最基礎與重要的一步。因此，當平野女士說：「他們的聲音遲早會消逝，但我們何曾以親人之身駐足傾聽呢？」，亦就不言而喻地說明了，此書的可貴之處。

書中的「多桑」主人翁的故事跟說法，可能是政客名嘴眼中的親日派、深綠支持者，以及將日本當成座標軸的台獨份子等等，更可能是某些知識份子筆下率爾的「把殖民關係浪漫化」的證據指控…然而，此些廉價控訴都無法抹煞「多桑」群體曾經的具體存在，以及可能就是爾等阿公與父執輩親屬的生命經驗。

阿公，曾經遠赴南洋擔任日本軍伕。小時候的無知，渾然不覺台籍總共126,750名的日本軍伕中，高達22.2%的陣亡率，是多麼可怕恐怖的一件事情，更不知道這段替日本人在戰場上出身入死後，回台卻即刻變成「中國人」的認同混淆和往後人生的影響；於是，也就對阿公的經歷，直覺無聊，而寧願阿公講「白賊七仔」的故事。


成長於日本戰後第二代的平野女士「多桑的櫻花」，儘管用的素材是無關阿公之人，但讓人輕易在這時代的座標軸之中，找到阿公的定位，以及種種他們同時代人的共同點滴與經歷。「多桑的櫻花」書中的主人翁中，最難過的，當屬在今年520當馬英九就職國宴在高雄舉辦之際，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引火自焚結束81歲生命的台籍老兵許昭榮。

從1980年代開始，即為台籍老兵戰友的權益，以及為了那些在他身旁倒下的戰友遺骸收集的志業奔走二十載的許昭榮，基於台籍老兵長期受到的冷待忽視、文化上的歧視、跟政治上的疑懼，唯恐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二次大戰戰俘船、台灣無名戰士等三座紀念碑等計畫在高市國民黨議員，以及對馬英九國民黨獨大年代下被抹除，在馬英九就職當日，選擇了以身紋火作為最後的控訴。

(高雄旗津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

「多桑」他們那一代，在國民黨撤退轉進來台豎立起政治威權統治，跟中國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大旗時，有形與無形的屈辱或歧視，總是環繞著他們，直至跟「多桑」同樣時代氛圍成長的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許昭榮的自焚，說明著「多桑」內心中的長期受到各種歧視與冷待下的不安全感，也是出身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的馬英九不被信任的來源之一。「多桑」內心具體的不安來源，需要被理解。不幸的是，目前台灣政治發展下幾乎沒有此空間，但有幸的卻是，無此包袱的日本人卻替我們留下了台灣「多桑」的歷史故事和時代容顏。

毋須多慮，平野女士使用的素材跟筆下的主人翁儘管是「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台灣「多桑」，但平野女士召喚的遠非是「日本軍國主義」灰燼下的重燃台灣的「日本人」這種想像的可能，而毋寧是藉由台灣尚存的「多桑」的歷史過往－－也是日本同時代有著類似遭遇的「多桑」－－對日本、對台灣、更是對當下與未來的留言。

據說，櫻花花瓣落下的速度是秒速五公分，那麼，「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台灣「多桑」記憶中的櫻花，或許早已落下成為記憶中泛黃的想像而跟真實的日本用秒速五公分的速率漸次地錯開；然而，此些平凡「多桑」已暈開的想像櫻花，卻早在記憶中以永恆的深邃姿態停格了！於是，「多桑」的櫻花落下，卻離奇地化作護持這歷史特殊性，留給台灣多元土壤的春泥！

shinichi@diasp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