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詮釋學論客觀性的迷思（by 格瓦推）

Gadamer

透過Gadamer〈古典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一文考察詮釋學史的發展與轉向，詮釋學（Hermeneutik）從古代釋經學、法學的獨斷論傳統以來開始了方法論意識；宗教改革時路德教派主張通過古典修辭學而提出更明確的方法學意識，方法論取向的詮釋學開始明顯發展；到Schleiermacher、Dilthey更以方法論的建構確立詮釋學為精神科學的普遍基礎，並由於對歷史意識的思考，使詮釋學脫離釋經學傳統，成為關於理解與解釋的系統理論。但詮釋學至此的基本立場都還是預設著客觀事實先在於理解，沒有超出方法論與知識論的範疇；詮釋學方法則是企圖使理解接近事實，滿足自然科學式的普遍性與客觀性。直至Heidegger開始，詮釋學發展到一個關鍵的轉向，經由對符應真理觀的批判，詮釋學現象的工具主義所提出的方法意義必須返回存有論（ontology）問題，「理解」從追求客觀事實轉向為構成人的此在（Da-Sein）的基本活動性，詮釋學始發展成為關於理解、意義、人的存在的普遍哲學。詮釋學向度的普遍性在於：存有是語言性，理解是通過世界而進行，世界是指整體關係結構；吾人「在於此世」（Being-in-the-world）的語言性最終表達了整個經驗範圍，所有經驗都是在我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實現。所以「理解」是讀者與文本在整體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自身並展開辯證，在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中持續地生產、永無完成。

當「理解」從追求客觀性的方法論意義轉向為人的存在方式的存有論意義後，預設著客觀事實先於吾人的認識是一種昧於人文科學的天真，追求並自詡客觀、中立、無立場、終止判斷，同樣是一種缺乏人文省察的迷思。歷史性（世界網絡、歷史積累、教育養成、環境氛圍、資訊傳遞……）構成「前理解」（Vorverständnis）的內容，為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所以主觀性、偏見並非「正確的理解所要克服的東西」，它根本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理解是人的存在模式，是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任何理解都必須從前理解開始，而人的存在也始終帶著理解。

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氛圍，讓政客與媒體昧於省察而鄉愿地標榜「客觀中立」，政論者與選民也害怕「不理性」標籤上身而夢囈著「客觀」。事實上，人的存在或理解世界，自始都帶著前理解，也就是主見或成見。「無立場」不是不可企及的理想，而是一種無知的天真，因為「成見」是理解的必要條件。這不意味著理解在發生前已被立場完全決定甚至完成，因為理解是「讀者與文本在整體歷史性中如期所是地相互開顯與對話」，所以理解永遠是正在產生中的開放行為。這行為既奠基於「前理解」，又必須在兩造視域融合中，所以既非「客觀的理解」，亦非「主觀的獨白」。昧於文本指鹿為馬固非理解，撇開主見追求純粹客觀亦是迷思。哲學詮釋學帶給吾人的省察是：吾人須自知任何理解、判斷、行為，都是來自自我立場與情境對象辯證的產物；將「追求客觀」賦予詮釋倫理的正當性，是一種迷思與對人的物化。

在這種詮釋學反省的基礎上，吾人可檢視台灣社會被政治人物與媒體淺薄無知的口號洗腦下所不得不套上的面具：「客觀」、「中立」。這二者並不相同。「客觀」已被哲學詮釋學剝下其虛偽；「中立」不代表「無立場」，只能說其立場無法在藍綠二分或任何他所遭遇的分類方式下被充分尊重，這是分類暴力所造成的假象中立，不是「客觀理性」、「不預設立場」的產物！撕下政客與媒體認為有必要所以強加給吾人的遮羞布後，一種成熟的存有態度是：我知我有立場，我從我的立場看世界；媒體必有立場，任何報導的呈現，都是其立場的產物；所有語言必有立場，我們必須警覺言說者的立場；我審視他者的立場，亦是從我的主見去認識；我知道存有就是透過主見理解世界的運動，所以我不污名化主見，同時知道主見無所不在。如此，不自欺欺人舉世同譜「客觀價值」，亦不被政客媒體綁架而害怕承認立場。

最後順帶一提，吾人是否能客觀認識自己的立場與主見？若如此追求，只是掉入另一層追求「客觀中立」的迷思中，因為這追求著「主見之外還有一個客觀的裁判可審視之」，就好像「試圖用眼睛去看我能看東西的器官」一樣弔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