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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1日 星期四

鐵娘子踢到中國鐵板 (by 新一)

外號「鐵娘子」 Iron Lady 的柴契爾夫人日前逝世。她在擔任英國首相期間1979-1990 以鐵腕手段叱吒英國政壇,上台後便在財政上緊縮開支、經濟上民營化、社會政策則大幅削減社福支出…等,並招徠英國強大的工會與工人的嚴重反彈。然而,強悍的柴契爾,依舊拋出那句經典的名言:「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


1982年夏天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壓倒性勝利,以及在1984-1985年到來的英國礦工大罷工的史詩般對決中,柴契爾在政治上一路梭哈通殺。1979年上台的柴契爾與1980年上台的雷根兩人聯袂推動經濟自由化措施,被後人稱之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畢竟,他們倆人讓二戰後以「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為基本價值的福利國家,逐漸讓位給鼓勵「競爭公平」(market fairness 為準則的「新自由國家」(neoliberal state),並影響至今。

然而,此位「別無選擇」的鐵娘子,卻在中英談判前途時,踢到了鄧小平這個大鐵板,甚至在步出北京人民大會堂時突然晃神「仆街」(跌撲街上),讓香港的前途栽在這歷史性的「PK」(仆街)中。

事後,柴契爾在回憶錄中提及,那天會面中的老鄧,不斷噴出二手煙、不時地向痰盂裏吐痰,讓柴契爾等英國官員吃足天朝排場。於是,香港才子陶傑遂用一種現場重建式的形象化表述:「鄧小平在痰涎濺落在痰盂的清脆水聲中強硬宣佈必須收回香港主權,而且出兵摧毀香港的繁榮也在所不惜」,讓柴契爾夫人「主權換治權」的香港算盤還來不及打,就在中國鐵板前踉蹌跌跤。

事實上,1982年柴契爾秋訪北京前可是信心滿滿,畢竟暑夏福克蘭戰爭才剛光榮落幕,人氣扶搖直上。再者,1970年代到1980年代,香港經濟在不斷刨光打磨下,逐漸現出「東方之珠」的氣息呢。

這個熠熠動人的東方之珠,對於才剛在1979年才在改革開放下把稍微門戶打開的土裡土氣中國,更是經濟上的好幫手。於是,不論是《南京條約》與《北京條約》的永久割讓給予的法理背書,亦或是港英治理下的香港火紅經濟,在在都讓柴契爾的北京秋訪,搶佔先機。

然而,港英政府擁有香港、九龍與新界三處的治理權,分別是由兩個割讓與一個租借條約而得。於是,柴契爾夫人認為,至不濟,英國的談判底線就是「主權屬中,治權歸英」,好讓香港人民繼續保持信心與香港秀異的經濟發展。詎料,鄧小平的主權沒得談,再加上鄧寧願搞壞香港經濟也要收回香港的執拗,大出柴契爾政府的意料之外。

因此,柴契爾在回憶錄中寫到這過程時,以「殘忍」來描述鄧小平。「殘忍」的意思就像是兩個爭奪香港嬰兒誰屬的大人,其中竟有一方擺出寧讓嬰兒死,也不願給對方的態度;可嘆的是,在這場中英爭奪香港嬰兒戰,卻沒有智慧的所羅門王可以作出明智的裁決。

更可悲的是,此時港人還不知道,柴契爾步出人民大會堂那個驚天「仆街」,乃是踢到中國老鄧不計代價收回香港的鐵板所致。

後來,從1980年擔任港英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鍾士元(當時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最高職位者)的一席話:「我們的地位很尷尬:你們英方視我們為走狗,中國把我們當成漢奸,如果你們不講真話,我們就無法在談判過程中當軍師⋯⋯」才換得與柴契爾夫人的私下會面,並得知中國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收回香港。

於是,香港政權就踏上移交之路,只是這條路,香港人從沒有置喙的餘地!若說香港人是嬰兒,沒有決定事情的意志跟能力就算了,但香港卻是實實在在的成年人了啊。

香港回歸中國15年後,國民生產總額增加60%,但平均家庭收入只增加9%、貧窮人口卻增加40%,終於在「地產黨」(資本家)與「共產黨」(特首梁振英是地下黨員)共治下,把香港搞得烏煙瘴氣無比,港人才幡然醒悟,唯有走香港本土城邦自治的道路,否則永遠只能聽任北京阿爺的擺佈。

再者,中英之所以必須對香港進行政治談判,主因乃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失效時間越來越近,香港商界擔憂新界地契是否能有效延續,否則香港資本家與商界將面臨難以評估投資風險的前景。於是,香港前途問題便開始浮現檯面,並迎來中英針對香港前途的政治談判。

當年柴契爾夫人那個歷史性的「仆街」,若對台灣人民有意義,則是在提點吾等,一方面必須堅拒馬英九將台灣經濟命脈與中國深掛勾,繼而創造出政治談判的迫切性,同時堅持台灣經濟體的本土化、區域化、甚至國際化和多元化。畢竟,中共的政治談判可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玉是中共的,但你的一片瓦還是不留給你。


【活動預告】《南之洛馱思》論壇

時間:2013.04.12 (星期五 19:00 - 21:00)
地點: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12樓之1(入口位於中正路轉成功路的上海商業銀行大門)
講者:陳奕齊 (台灣南社秘書長)
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邁入第16個年頭,但這幾年香港卻日漸憂鬱,原本被視為是高度經濟動物與政治冷漠的香港人,卻在這幾年到處可見街頭抗議。連理該最溫和地等待新生命降生的孕婦,以及沈浸在甜蜜負擔中的新手媽媽,竟也連番地走上街頭抗議。
於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港式憂鬱」正悄悄地蔓延中,這種港式憂鬱到底怎麼發生的呢?港人又怎麼面對此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港式憂鬱」呢?來一場台媒從不告訴你的港式憂鬱的斷診之旅吧。

原文發表於想想論壇《打狗吹水專欄》,連結: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712

2009年4月3日 星期五

「殺很大」之ECFA(ㄟ擱花)之「一個中國」*(by Shinichi)

「ㄟ擱花」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之情形下,越來越有霸王硬上弓之勢。國民黨吹噓”ECFA”會讓台灣經濟「ㄟ擱發」,但是反對陣營則認為,不僅經濟可能不會「ㄟ擱發」,連政治主權都「ㄟ擱花」,整個被中國給吞噬。

從歷史來看,「ECFA」對台灣接下來的影響真可謂是「殺很大」。不論這「殺很大」是對台灣未來是一種不經思索的「很殺」下的暴衝、抑或是對前途殺氣很重,ECFA作為台灣歷史的斷裂跟跳躍的推進器而言,實在是「殺很大」,吾人不可不慎,否則「發」還沒出現,就已經「花」去了。


當中國國民黨在1949年落跑台灣之後,姑不論經濟發展發了誰,就以GNP等指標為衡量的經濟發展,的確產生大躍進,同時,這種經濟發展之所以可能,大多數後來都被歸結在是國民黨技術官僚之才能與貢獻上頭。然而,這種故事,只是唯意志論跟偉人意志論的廉價傳說罷了,只能拿來唬弄台灣丁丁(可參考「從史觀到偏見」請按連結)

事實上,當中國國民黨落跑台灣之後,其表現跟在中國大陸上頭被共產黨打到抱頭鼠竄,落花流水果真有著天壤之別,似乎已非吳下阿蒙。但是,必須指出,正是因為落跑台灣,隔著一個海峽,也才讓國民黨有雲泥之別的表現。在中國大陸上頭,國共的鬥爭乃是「內戰」性質,因此雙方陣營皆難以透由「戰爭」,來進行「國家能力」的培力(empowerment),甚至建構一套深入社會各領域角落的行政手臂或者基礎行政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畢竟,在同一塊大陸上,難以區分敵我,一旦透由戰爭進行丁、糧與稅的徵收,並據此建立各種國家行政能力,則不堪橫征暴歛的小民,則會轉變成對手的支持者。因此,國民黨的剿共失敗乃在於農村小民的窩藏、都市工人的幫忙等等。

迨至,國民黨落跑台灣之後,隔著海峽的心理和物理距離,「內戰」開始有了轉變為兩國之間的國家戰爭的形式,儘管中國國民黨用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之類的口號。隨即,在冷戰架構之下,共產集團跟所謂自由世界集團形成對壘矩陣,更讓國民黨在台灣跟共產黨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國家間的戰爭。

此時,當國家戰爭形成之時,國民黨圍攏起台灣,退即無死所,對內開始可以透由「戰爭」進行「國家的建構」(state making),亦即透由戰爭動員的口號,建立起對台灣社會肌理(social fabrics)的滲透和統治。國民黨後來的經濟表現或技術官僚在台灣跟中國兩地間表現的天壤之別,乃是立基於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


這種從「內戰」演變成「兩個國家間」戰爭,其實早在19594月,外交部為了澄清國際上對「兩個中國」的疑慮,要求各單位涉外之時的名稱必須有所更動跟統一。早先,國際上稱呼中共控制下的地區為「Red China(紅色中國),抑或是「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國民黨自我宣稱以及外國媒體都用「Free China(自由中國)來稱呼,如此便形成了國際上對「兩個中國」的認識跟接受。於是,外交部便通令各部會機關,以後對共產黨中國稱之為「The Chinese Communist(中共),並要求我方必須自稱為「The Republic of China」。


外交部此一通令,剛好坐實了「兩個中國」的現實,儘管,心理上或是基於意淫的自high,或者給是小民一種幻想的統治需要,這種頭銜稱呼的統一化通令,在在說明了台海已經區隔出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外交部便通令各部會機關,以後對共產黨中國稱之為「The Chinese Communist(中共),並要求我方必須自稱為「The Republic of China」的歷史,到現在國際上稱中國為「China」或者正式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但在國民黨死要堅持「一個中國」的狀況下,台灣被國民黨自稱跟被稱之為「Chinese Taipei」的稱號轉變,早已諷刺性地說明了,冥頑不靈的中國國民黨堅持一個中國的狀況下,早就知道「Chinese Taipei」對外根本是「中國台北」而非「中華台北」——不論是外國人看來,抑或是國民黨自己看來皆是如此。畢竟,為了規避「兩個中國」,國民黨要求對中共要稱之為「The Chinese Communist」的歷史啊!歷史的演變,果真造化弄人啊,而這招致台灣無法翻身的即是中國國民黨。

誠如,1973312日 ,還在佛郎哥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選擇跟中國建交,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為了面子,遂宣布與之斷交。進入1980年代的西班牙,已經擺脫佛朗哥獨裁體制,往更開放與文明的社會過渡。於是,西班牙在19817月,由其經濟部長出面邀我政府希冀就增進兩國經貿關係進行談判,台灣政府由前國貿局長汪彝定和蕭萬長主談,結果談判的經貿實質內容相當順利,雙方皆無異議,直至兩國政府協定的國名討論,遂因台灣頑固不靈的死捧著「一個中國」神主牌法統與「漢賊不兩立」道統堅持,導致在最後臨門一腳時出界。
當時,台灣堅持簽約的名稱為:1. Republic of China2. Taiwan, R.O.C3. R.O.C4. ROC。不能接受「ROC」字眼出現的西班牙,在中共潛在認可下,西班牙向台灣方面提出:1. Republic of Taiwan2. Taiwan3. China (Taiwan)4. China(Taipei)。結果,蔣經國竟然不予接受台灣共和國字眼,或者台灣為簽約主體的字眼,這可是在中共默許下西班牙提出的折衷方案耶?!天啊,台西經貿談判的歷史,間接證明了ROC是被拋棄的,台灣是可被國際包括中共接受的。台灣的國際困境,國民黨的頑固偏執難辭其咎啊!!當然約沒簽成,只剩雙方備忘錄罷了。


1983626日 鄧小平同志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 東大學 教授楊力宇時談話時,提到了「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時指出: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老鄧同志此一說法意外地戳破了,台灣跟中國目前的狀態即是「兩個中國」的實情。畢竟,「完全自治」——即目前現狀——即是「兩個中國」。因此,中國跟國民黨的宣稱「一個中國」但不管「有沒有各表」,其實都只是雙方相互意淫的自high罷了。

老鄧此次會見楊力宇的談話中,其實正是按照19819月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和1983年鄧穎超在19836月政協六屆第一次會議開幕上講話的口徑,即是「一國兩制」的實踐翻版。此次會見的時間,剛好是中國跟英國針對香港九七後前途如火如荼地展開談判之際。

當時英國首相 柴契爾 夫人,剛剛在19826月贏得英國阿根廷間的「福克蘭」戰爭,氣勢高昂,讓英國自我感覺良好的還以為徜徉在「帝國榮光」之中,結果鐵娘子在19829月在北京與小平談判之時,小平同志:「中國人窮是窮一點,但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一席話不知怎地嚇著了鐵娘子,突然在步出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之時,跌了個踉蹌「仆街」,果真後來中英談判的氣勢彼此翻轉,讓香港前途就此也「仆街」(PK)了。最後,中英彼此的爭拗放在「高度自治」上頭,亦即中共要求國防駐軍跟外交必須由中共掌控,儘管英國百般抗拒依舊改變不了最終的拍版定案。

回歸之後,香港榮景不再。從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連續五、六十個月的通貨緊縮、20034SARS在香港肆虐,4月中跳樓身亡的張國榮出殯的日子中,街道兩旁擠滿了臉戴口罩、表情哀淒、兩行清淚的香港民眾陪伴張國榮最後一程。後來當年七一香港回歸六週年的日子中,就導致了伍十萬香港民眾上街抗議「倒董」。在此情景之下,中共就在200411實施《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用經濟糖果來塞住香港人的不滿。

歷史如此行進下來,馬區長當選島主之後,「外交休兵」,改募兵、去軍事化地將軍營站崗衛兵要更動為警衛保全,然後換取「ECFA」。如此對比下來,打從國民黨落跑台灣之後,便形成的「兩國格局」,儘管在退出聯合國之後,欠缺國際認可,但依舊處於小平同志口中的「完全自治」等於「兩國」的狀態中。

可是,國民黨堅持「一個中國」的五十年意淫,不僅讓台灣在國際環境中失去主動性,同時,在馬區長當選島主之後,還自動自發地「去外交」、「去軍事化」,讓台灣從現時上獨立的「完全自治」,降格成中英談判時「外交跟駐軍」兩者皆拋的「高度自治」,並學香港的CEPA一樣,也跟北京要一個「ECFA」。只有就地「外交休兵和去軍事化」,跟香港有著不同歷史發展的台灣,才能往「一國兩制」的方向邁進。

具有全球最高學府哈佛法學博士的馬區長深知,中英談判乃是基於香港「新界」乃是承租99年的實情,必須接觸談判;但台灣並非承租,而無法走上中英勢必談判決定香港下一步的道路,於是,就在「意淫一個中國的五十年」前提下,就地「去外交與去軍事化」,然後簽署一張經濟深鑲嵌的協議,讓台灣就地走上小平同志在19836月會見楊力宇關於「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設想」的談話中。

香港與台灣的歷史差異,讓香港跟台灣的道路不一定會走相同的道路,儘管兩者法門不一,但共同求「一國兩制」的道,卻是殊途同歸的。在這樣的歷史考察跟對照脈絡之下,馬區長、馬島主、馬騜上台後的一系列作為,到寧死簽署這對台灣前途「殺很大」的「ㄟ擱花」,早就證明區長島主將兩岸早已殊途的實情,一點一滴地往「同歸」的方向挺進了?!


shinichi@diaspora






































2008年12月12日 星期五

被中國「煞到」的比利時巧克力?!* (by Shinichi)

比利時的巧克力跟啤酒,乃是世界首選,殆無疑義。然而,打從2008年伊始,比利時巧克力,即流年不利,一路被中國煞到底。日前,中國食品安全檢查機構(連結新聞),以比利時巧克力違反中國對食品添加物的相關法令,銷毀了兩批剛剛抵埠中國的比利時巧克力。此外,除了比利時巧克力之外,運送到中國港口的荷蘭黃豆粉、西班牙奶製品與義大利烈酒,同樣也遭受到加強管控至少90天的待遇。
值此,達賴到訪歐盟會見各國領袖之際,中國的動作,難脫外界予以瓜田李下式的政治解讀。儘管,比利時聯邦食品安全局(Agence federale pour lasecurite de la chaine alimentaire)表示,中國當局認為比利時巧克力添加了禁用的黃色素,但該局發言人布斯庫特(Lieve Busschots)也對記者指稱,比利時出口的巧克力,都符合進口國的食品規範。

可可豆在中南美洲,作為珍貴食品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直至1502年,哥倫布無意見碰馬雅貿易商掉出一些杏仁狀的豆子,遂急忙拾起的動作,「彷彿掉下來的是他們的眼睛」,開啟了巧克力進入歐洲大陸的歷史序幕。16世紀,巧克力原本是以充當節制飲食用的宗教飲料用途引進西班牙,沒多久巧克力在歐洲,遂成為墨西哥一樣的地位,被貴族當成擺闊、打發閒暇和標舉個人身份地位的飲料。


1828年荷蘭人van Houten首開巧克力飲料的普及化,並隨著1867年瑞士人在巧克力加入煉乳並讓牛奶巧克力問世後,巧克力的通俗地位得到確立,並在各國普及。1797年,荷蘭水手將巧克力送給長崎的一位娼妓,始讓巧克力在日本本土出現。1870年,東京兩國地區「風月堂」開始製造與販賣巧克力,然巧克力在日本依舊是稀奇的玩意。1899年,森永太一郎從習得製作技術回到日本,設立「森永商店」獲得日本皇室青睞,並在大阪博覽會獲獎,巧克力在日本逐漸普及。於是,1925年,森永公司於台北設立「森永製品台灣販賣株式會社」。森永牛奶巧克力正式在台灣面世,引領台灣人向世界更近一步。


話說回來,根據2004年的統治資料,比利時有87間生產巧克力的企業、聘用了7000名職工、創造20.3億歐元的產值,總共出口47.23萬噸,出口39.1萬噸、進口11.89萬噸。由此可知,巧克力對於比利時而言,是一項重要的經濟創匯和產業。 

因此,巧克力戰爭,早已不是新聞。2000年之時,歐洲議會就曾對英國廉價巧克力可否銷往和歐盟各國長達「三十年之爭」的問題,進行表決。當時這場曠日持久的「巧克力之爭」的核心是牛奶巧克力的成分。因為,英國的牛奶巧克力不但含牛奶和可哥脂,還加了菜油。歐洲大陸的做法是不加菜油,且牛奶成分沒有那麼多。當時,比利時和法國還嘲諷英國這種「巧克力」根本是「菜克力」,不配稱為「巧克力」。然而,巧克力成分之爭的背後,還是脫離不了市場競爭。英國式巧克力的配方生產成本較低,讓英式巧克力相較歐陸「傳統式巧克力」更具價格競爭力。基於此,英國牛奶巧克力一直被禁止跨過英吉利海峽,染指歐陸人的舌頭跟胃納。當年,歐洲議會投票表決的妥協提案即是,只要英國牛奶巧克力包裝上標明「家庭牛奶巧克力」,即可在歐盟其它國家面世。

回到中國,2006年之時,倫敦泰晤士時報指出,亞洲的巧克力熱,每年消費量成長25%,讓全球可可豆有短缺之虞。當中,中國每年巧克力消費成長率高達30%,使得中國崛起,除了造成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稀少隱憂和爭奪戰之外,巧克力搶奪大戰,似乎也在一點即燃的邊緣。

2004年,日本人人均每年巧克力消費量約2.2公斤,比利時人則約6.2公斤、英國人9.2公斤、瑞士人11.3公斤,中國人均則是一年50公克之譜。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並隨著都市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數量的壯大,中國巧克力的總體消費量隨時有暴衝之可能。畢竟,誠如當時的日本巧克力和可可協會的助川文雄遂指出:「中國的1%,就是一千三百萬人,相當於東京人口,這是巧克力生產者憂心的原因。」果若如此,中國人如果放棄傳統糕點甜品的速度過快,則巧克力大戰在世界引爆將不是不可能之事。屆時,冬天寒夜漫漫的北國和歐洲,倚靠巧克力抑制憂鬱的方式,將更形昂貴與不可及,那歐洲自殺人口的能暴衝,則指日可待!

中國帶給歐洲或巧克力的意外驚喜與驚駭,尤其是比利時巧克力,除了這可能引爆的全球巧克力爭奪戰之外,一場巧克力市場戰爭,早已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街頭開打上演。布魯塞爾聚集了世界上品質最優、口味絕美的各種手工巧克力。在布魯塞爾的Grand Place附近的小巷中,信手拈來,皆是巧克力界中的美味絕品,舌頭味蕾亦就亦步亦趨般地,尾隨著雙腳的前進或駐足,而徜徉沐浴在不同的巧克力風味中。那絕對會是一場舌頭與巧克力邂逅的浪漫午後。

此一拐彎撞見的可能是,1995年世界烘焙師大賽冠軍Pierre Marcolini以自己名諱為品牌的巧克力店,亦可能是可能1910年在Grand Sablon開始經營的蛋糕店並在傳承到第三代的Wittmaer時,於1965年涉足巧克力界,並以咖啡廳、糕點店、巧克力店,分別滿足遠道之客的不同需求。而下一個抹角邂逅的,可能是瑞士移民Jean Neuhaus1857年落腳布魯塞爾後,從生產咳嗽糖到發明夾心巧克力,並引領比利時巧克力的風騷品牌之一,抑或是,1926年由比利時人Joseph Draps據說取自尊貴的Godiva夫人為命名的世界知名品牌Godiva

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化下的人口流動,不論是觀光還是移民就業的現象日趨普及,中國觀光客和中國海外移民,遂給布魯塞爾巧克力的世界名聲,漸有蒙塵之虞。故事是這樣的。隨著,中國觀光客的湧入,帶給布魯塞爾巧克力商機,也同時帶來了致命的危機。中國大款們似乎不愛博物館,但偏愛品牌跟各項零食。再加上,中國導遊的回扣提成制度,以及貪小便宜之慣性,於是,中國人經營的廉價但質劣的巧克力店遂紛紛在這具有光榮感的巧克力區紛紛開設。

中國導遊帶著觀光客進入中國人或捷克人巧克力店裡消費,導遊提成了,中國觀光客滿足了在布魯塞爾購買巧克力的需求和虛榮;於是,當地傳統但價格高貴的手工巧克力商店,卻面臨市場高度的競爭,且這種質劣價廉的外來巧克力店,卻也傷害了上百年來,布魯塞爾累積下來的全球第一的巧克力聲名。

今年222號,荷蘭電台即曾在布爾賽爾街頭針對觀光客做過一個消費者的蒙眼實驗,分別拿著傳統的跟新近的巧克力讓街頭觀光客試吃,測驗著觀光客是否有辦法用舌頭鑑別出兩者間的優劣。一小盒差不多16粒新鮮的Neuhaus巧克力索價12歐元,差不多是這間中國人當經理的Filip Martin的兩倍。Filip Martin的年輕中國人Sophie經理指出,他們的以超市價格的巧克力店不斷吸引著大量的中國和其它各地的觀光客。

略帶沮喪憂慮的Neuhaus經理Gill Broxhum指出,最近即有超過六間以上的新店,已在這巧克力街區出現,而我們卻必須要去說服消費者,傳統品牌的巧克力的高貴價格是消費者為了更好的品質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200816號,比利時電視台也作了一則報導指出,布魯塞爾的大廣場上的巧克力店家為招攬中國遊客,而必須將銷售所得分一半給導遊的消息。於是,中國遊客花費傳統有聲名的巧克力一半價格購買劣質的巧克力,然後當中一半的消費額亦轉進中國導遊的荷包之中。此種競爭方式,當地比利時傳統巧克力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一方面,生意被新近華人巧克力對手給搶去而生意滑落;另一方面,比利時巧克力的品牌知名度,也就被玷污。基於此,比利時傳統有聲名的巧克力店家,亦就在今年初,對此市場不公平競爭的現象抗議!!

此次,中國為了達賴訪歐盟,用食品管制方式找了比利時巧克力的碴,若繼續下去,比利時此種擁有世界一哥地位的巧克力,將在全球化下逐漸邊緣化而漸被淘汰。而當中的推手,卻是「中國」這個踩著源源不絕的中國民工身上血汗崛起的大國。

2008年,比利時巧克力,被中國嚴重的「煞到」,至今,尚未回魂呢?!

shinihci@diaspora




世界一哥的比利時巧克力店
1.Pierre Marcolini
2 Wittamer
3 Laurent Gerbaud
4 Godiva
5 Neuhaus
6. Galler
7.Leonidas
























2008年11月7日 星期五

馬區長大三通直航救高雄港—聽龜在哮?!*(by Shinichi)

北京陳欽差大臣雲林來台視察,最後並簽署了包括海空直航等的協議,宣告了兩岸大三通時代的到來。同時,台灣一些媒體也於此時放出高雄港的貨櫃處理量(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二十呎標準貨櫃)的世界排名直直落的實情,從2000的世界第三掉落至今年保十的難堪處境。當然,高雄港貨櫃處理量排名下滑的新聞,在狡獪邪惡的新聞人筆下,投機地與陳欽差大人帶來的大三通直航新聞掛勾,企圖將把直航描繪成高雄港千億商機,以及高雄港貨櫃處理量排名止跌回升的萬靈丹。事實果真如此?

(欽差大臣陳雲林視察台北)

以貨櫃處理量作為高雄港的一項指標,高雄港輝煌的過去早已如明日黃花隨風而逝,大三通直航頂多只有迴光反照的幾日光景罷了。事實上,世界國際分工與產業結構的轉移、國際海運航線的變遷,這兩大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結構制約,早就宣告高雄港的港口功能,不能只再執著於過往航運經濟的迷思,而必須讓港口功能多元化、多樣化,進行港口功能的轉型再造,讓高雄港有不同的風采與功能,才能讓高雄港真正獲得救贖。

首先,台灣作為國際加工平台,製造業的外銷逐漸創造高雄港的風光,同時隨著中國逐漸的改革開放,其港口建設落後的實情下,儘管兩岸沒有直航,但國際航商依舊將貨櫃拉到高雄港進行轉運。然而,這些條件早已經失去。當過往動輒三、四千貨櫃的台灣涼椅消失時,意味著台灣的產業結構早已轉型,並以高價貨的輕薄短小、市場產品週期短的資訊電子產業為主,而此些產品以空運為主。再者,中國的港口建設從廣大上青天(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和深圳等深水港口陸續完成時,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國際航商根本毋須脫褲子放屁將貨櫃拉至台灣進行轉運,而是直接從中國港口駛出航向世界各地。
復次,由於中國地方保護主義,各省市間輸人不輸陣,各港口彼此競爭激烈白熱化,連廣東省方圓五百里內的廣州、深圳和香港三港口彼此的廝殺較勁和惡性搶客,高雄港如何能獲得國際航商青睞,從這些港口手中搶走客戶呢?!尤其,在台灣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勞力輕工業不斷外移,高雄港的轉口貨櫃已超過55%,此意味著高雄港若要維持貨櫃處理量的提升,則必須從中國港口搶食客源和貨源,但就目前兩岸產業分工趨勢,和對岸深水港口條件優良和瘋狂殺價競爭下,根本是「阿婆仔生子,真拼!」

 (高雄港港區圖)
至於,國際航線的轉移重組,更是橫阻高雄港面前的一座大山。首先,過去的航線是類似洲際式幅度,亦即船從美國到香港或高雄之後便回頭,從歐洲到東亞之後再回頭,因此高雄港在此種洲際式航線下,其作為歐洲美洲交會點,便有其地緣上的優勢。因此,過去東北亞的貨櫃、或者東南亞貨櫃除了新加坡之外,美國線的貨櫃都會拉到高雄港進行集合後轉運。然而,目前隨著船舶愈加大型化,據說,效率成本最優化的「鐘擺式航線」(pendulum shipping line)逐漸開始取代過去此種洲際式來回航線。亦即,航運行走的路線就像大幅度的鐘擺一般,船一路從歐洲殺到、中國、台灣亞洲在殺到到美國,換言之,歐洲到美國可能在新加坡卸了貨櫃之後,在一路殺到美國去。高雄港作為歐洲與美洲航運交接點的地理優勢,早已經在此種「鐘擺式航線」中被略過。
再者,若航線不走鐘擺式的話,航線的細密化,讓美國航線可以有十幾條船同時跑,並細分成東南亞、東北亞,此種航線細密化的劃分之下,高雄作為東南亞跟東北亞的交接位置,遂成了無法歸屬進為東北亞或東南亞的二不管地帶。儘管,換個角度講,不屬於東南亞或東北亞的地理位置優勢,依舊可以讓高雄港可以分潤到東北亞跟東南亞兩邊航線的生意;但不幸的是,由於國際航線為節省油料和碼頭租用成本,航商間的聯營跟策略聯盟方興未艾,造成航線跟船隻重組成一個個的區塊。譬如,日本、韓國有一組船跑美國西岸,後來航商船隻聯營之後,船隻增多、航線重組之下,雖然高雄港作為航線必經之地,但高雄港卻在此種航線區塊重組中重要性被壓縮,貨櫃中轉量也因而被削減。

(蘇伊士運河)


復次,「閻王註定三更死,絕不留人到五更」,在中國貨裝了直接從中國各港口駛往世界各地,加上東南亞和東北亞航線的分割以及效率最優化的鐘擺式航線的出現,高雄港的另一個新危機則起於蘇伊士運河。亦即,美國東岸的貨物,開始避開中美洲的巴拿馬運河,改駛蘇伊士運河,然後從大西洋駛往美國東岸。儘管,巴拿馬運河在2015年進行拓寬工程,但目前極度壅塞的巴拿馬運河目前只能行駛34TEU的貨櫃輪,跟往西行駛一萬TEU的船隻也可穿過蘇伊士運河,往英國方向、經過大西洋到紐約東岸,據說,神奇的是,此一航線時間上竟然比起傳統路線更為節省。高雄港在這條西行蘇伊士運河的路線,根本是無緣置喙,只能在躲在一旁黯然神傷。

(巴拿馬運河)


從世界產業結構的分工轉移,以及航線趨勢的種種變遷,皆是高雄港的不利結構性因素,且這兩大因素根本是高雄港的非戰之罪。馬區長及居心叵測的記者媒體,企圖吹噓直航帶來高雄港的大利多和商機,根本是「相命仙的嘴,胡蕊蕊」,吹牛不打草稿的芭樂票!

(香灰水治高雄港)


台灣真是夠了,馬區長除了將台灣經濟寄望於對岸之外,幾乎已經沒任何步數;然而,此種非科學、不理性,企圖用中國大躍進時期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那種「人定勝天」的三通直航萬靈丹來救高雄港,無異是乞靈於神壇廟裡頭隨手一抓的「符仔水」、「香灰水」一般,自欺欺人。可預見的是,高雄港在馬區長團隊蒙古大夫的開方抓藥下,將會加速度地死亡,這是台灣人民選出馬區長最大的悲哀?!

shinichi@diasp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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