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獸台灣，你是哪一種奴隸?（by 月出）

       

魔獸世界3.03版「巫妖王之怒」，11月18日火熱上市

   

著名的網路遊戲「魔獸世界」中，有一項玩家任務：搶救薩鋼礦奴。當玩家與礦場的奴役者戰鬥並解放奴隸時，奴隸們有三種不同反應：第一種，歡天喜地地獲得自由而離開；第二種，待在原地，喊著：我不走；第三種反應則是攻擊玩家，也就是攻擊解救奴隸者。於是，我們在這一款虛擬的網路世界中，看到了意外寫實的人生：原來，自由並不是人人冀求的。初嚐自由的狀況，猶如嬰兒初次接觸這個充滿空氣的世界，必須學習用自己的鼻子、自己的肺部呼吸才得以生存，成為一個獨立個體。即使自由的空氣隨著我們落地生而有之，也必須學習適應才能享有。而自由永遠是有勇氣成為獨立個體者才得以享有！

檢視我們目前的社會，很不幸地，「人生而自由」僅僅是一種價值、一種理念，還未成事實。網路文章被立場不同的網誌管理蓄意刪除，知名部落格被立場不同的入口網站無預警關閉，新聞來源的中央社被下條子不得批評統治者………我們並沒有言論上的自由。學生運動被學校阻撓、被警察恐嚇，遊行抗議群眾被警察毆打………我們也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在現實上，自由從來不曾從天而降、生而有之，它必須爭取而來。首先，我們必須意識到自身所處位置的不平等，然後起而抗之。

在所有民主的進程中，起而抗爭者，或者丟失性命，或者關入黑牢、又或者家破人亡、累及親友………；自由的降臨從來就和著血淚！而面對這些先行的抗爭者，群眾們也有魔獸世界中面對解救者的三種反應。

薩鋼礦場位於地圖中央依米海姆地區的洞穴中

第一種反應是欣於獲得自由並感念抗爭者。他們將在自由的氣息中，學習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第二種是拒絕改變現況，他們是慣性動物，習於安定，對於新生的自由懷有疑慮。於是待在原地大喊：我不走！自由對他們而言，不是空氣，不過是新衣一件，而對於守舊的他們，新衣哪有舊衣好。因此，當他們碰到抗爭者為公眾靜坐抗議時，他們會說：「吃飽了沒事幹嗎？」「幹嘛不好好唸書就好？」看到警察無理無法地盤查民眾、關閉唱片行，他們會說：「乖乖聽話就好了嘛！」。對於軍人以軍訓教官身份進入校園，干涉校園自主、進行思想管控，他們會說：「教官比較好用。」「這樣比較安定嘛！」他們對於慣性的依賴，讓他們不敢邁出自由的步伐，因而鄉愿地對所有不公不義置若罔聞、麻木不仁。

第三種反應是「攻擊解放者」，他們否定其自身存在，而以依服統治者為其自身價值。他們以統治者的價值為依歸，但統治者的價值並非他們的價值，他們自身的價值是依服。第二種「我不走」群眾是對舊有的統治者價值習焉不察，而「攻擊解放者」則是進一步捍衛統治者價值，攻擊所有統治者的對立面。面對學生運動，他們以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學生沒有禮貌（不夠卑躬屈膝）、不守法治（不守集會遊行惡法），甚至責怪這些關心公共事務的集會擾亂安寧；更有甚者，他們惡毒地把反抗者貼上暴民標籤，而無視真正的暴力——國家機器。

我們不得不詫異地發現：奴隸是受害者，亦是加害者的共犯。除非我們意識到自身處於不平等狀態，除非我們起而抗爭，否則我們就是壓迫自己、圈限人權的共犯。如果我們善意地體貼統治者，那就是對起身抗爭者的不義。而這種體貼統治者的邏輯，正是一種依服邏輯；以統治者的邏輯為依準而規範自身行為與思想。「我不走」與「攻擊解放者」都在這個依服邏輯下，拒絕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書評〉秒速五釐米—那台灣「多桑」記憶中的想像與櫻花* (by shinichi)

※〈多桑的櫻花〉，平野久美子著，潘扶雄譯，繆思出版社出版。2008/11/05
「多桑」這一名詞，在阿公過世往生之後，也就在父母親、叔叔與姑姑的稱謂詞彙中消失，而平躺在那屬於我逝去的記憶之中。

那天，翻閱著平野久美子「多桑的櫻花」一書，爸媽的「多桑」－－亦即我的阿公－－我還來不及向他探詢的生命經驗，也就隨著書頁的流轉、文字的引領，彷如腦海中簌簌莎放映起的一部無聲電影。阿公，不，屬於日治時期出生、長大、就學的那一代人的故事，亦就這樣栩栩躍然於腦海之中。

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從1994年在台灣偶然機緣接觸這群出生成長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1895-1945年)的書中主人翁啟始，至2004年夏天在台北暫居落腳並著手進行台灣「多桑」的訪問和資料收集，當中經過了十年之久，再至完書出版，又過了幾年。若非對人事物本身的充滿著強烈好奇，以及深度人文關懷的精神，此種曠日廢時的體力、毅力和時間的持久戰，往往令人怯步；但平野女士卻神奇地做到了—幫台灣留下了那或許曾經為日本人，但卻不折不扣屬於台灣人的一段歷史—－一段小至重新貼近家中「阿公」，大至台灣那一代人的歷史與故事。

任何對於解嚴之後，台灣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多元分歧有感之人，不論是歌頌此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崢嶸較勁為眾聲喧嘩，抑或是憂心於此些彼此殊異的認同間的爭辯執拗為社會分化，都不可否認，台灣特殊的歷史土壤跟發展，為今天多元分歧的社會和文化身份，甚至政治黨派認同，早已悄悄地植下了屬於今日多元分雜的眾生相—林相。與其晾在一旁窮憂心，或者早已悠哉地置入其間成為喧嘩的眾聲，走近╱走進屬於每一個群體的生命經驗，似乎是積極性介入(constructive engagement)各種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一步。

有趣也餒人的是，不論是政治上顏色政治與黨派的區別，抑或是身份上文化認同的中國或台灣的彼此較勁拉扯，幾乎相當欠缺每個具體的人的存在。政治上的分殊，以聚焦於不同顏色大纛的黨派利益為表現，文化上的爭拗則是大都收束於知識份子間的學術論辯與攻伐。是故，當文化身份上的台灣與中國認同、國族認同的爭辯，抑或是政治上的國家認同差異，「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多桑」，他們似乎只能成為選舉政治上被動員召喚的選票想像、他們只能成為被研究的「文本」，平躺在文學、戲劇、詩歌…等等作品中…，被用「後殖民」或者「去殖民」的西方理論操刀分析著。然後，知識份子們，黨派政客們搓圓捏扁地「想像著」這群人，並想像著「台灣認同」的心理、文化與社會等等構造。於是乎，「多桑」們依舊處於啞然失聲的狀態。

(左邊第二位乃平野女士)

平野久美子，採用報導文學的書寫方式，帶著文學的筆觸耕耘著「多桑」的故事跟歷史，使得「多桑」的經歷跟生命活了起來。平野女士用櫻花到梅花的借喻，說明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也曾經不可抹煞地「被成為日本人」的生命經歷，到國民黨政府流亡撤退來台，轉植梅花的生命轉折。然而，儘管改植梅花，但「櫻花」記憶的想像或想像的記憶，卻早已鑲嵌進台灣「多桑」的生命處事之中，並以爾後的身體慣習為表現。

姑不論，Spivak提出的所謂「底層人民說話」的媒介問題，導致真正說話或發聲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讓以「多桑」為主角的歷史與故事的呈現似乎是第一、也是最基礎與重要的一步。因此，當平野女士說：「他們的聲音遲早會消逝，但我們何曾以親人之身駐足傾聽呢？」，亦就不言而喻地說明了，此書的可貴之處。

書中的「多桑」主人翁的故事跟說法，可能是政客名嘴眼中的親日派、深綠支持者，以及將日本當成座標軸的台獨份子等等，更可能是某些知識份子筆下率爾的「把殖民關係浪漫化」的證據指控…然而，此些廉價控訴都無法抹煞「多桑」群體曾經的具體存在，以及可能就是爾等阿公與父執輩親屬的生命經驗。

阿公，曾經遠赴南洋擔任日本軍伕。小時候的無知，渾然不覺台籍總共126,750名的日本軍伕中，高達22.2%的陣亡率，是多麼可怕恐怖的一件事情，更不知道這段替日本人在戰場上出身入死後，回台卻即刻變成「中國人」的認同混淆和往後人生的影響；於是，也就對阿公的經歷，直覺無聊，而寧願阿公講「白賊七仔」的故事。


成長於日本戰後第二代的平野女士「多桑的櫻花」，儘管用的素材是無關阿公之人，但讓人輕易在這時代的座標軸之中，找到阿公的定位，以及種種他們同時代人的共同點滴與經歷。「多桑的櫻花」書中的主人翁中，最難過的，當屬在今年520當馬英九就職國宴在高雄舉辦之際，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引火自焚結束81歲生命的台籍老兵許昭榮。

從1980年代開始，即為台籍老兵戰友的權益，以及為了那些在他身旁倒下的戰友遺骸收集的志業奔走二十載的許昭榮，基於台籍老兵長期受到的冷待忽視、文化上的歧視、跟政治上的疑懼，唯恐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二次大戰戰俘船、台灣無名戰士等三座紀念碑等計畫在高市國民黨議員，以及對馬英九國民黨獨大年代下被抹除，在馬英九就職當日，選擇了以身紋火作為最後的控訴。

(高雄旗津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

「多桑」他們那一代，在國民黨撤退轉進來台豎立起政治威權統治，跟中國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大旗時，有形與無形的屈辱或歧視，總是環繞著他們，直至跟「多桑」同樣時代氛圍成長的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許昭榮的自焚，說明著「多桑」內心中的長期受到各種歧視與冷待下的不安全感，也是出身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的馬英九不被信任的來源之一。「多桑」內心具體的不安來源，需要被理解。不幸的是，目前台灣政治發展下幾乎沒有此空間，但有幸的卻是，無此包袱的日本人卻替我們留下了台灣「多桑」的歷史故事和時代容顏。

毋須多慮，平野女士使用的素材跟筆下的主人翁儘管是「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台灣「多桑」，但平野女士召喚的遠非是「日本軍國主義」灰燼下的重燃台灣的「日本人」這種想像的可能，而毋寧是藉由台灣尚存的「多桑」的歷史過往－－也是日本同時代有著類似遭遇的「多桑」－－對日本、對台灣、更是對當下與未來的留言。

據說，櫻花花瓣落下的速度是秒速五公分，那麼，「曾經成為日本人」的台灣「多桑」記憶中的櫻花，或許早已落下成為記憶中泛黃的想像而跟真實的日本用秒速五公分的速率漸次地錯開；然而，此些平凡「多桑」已暈開的想像櫻花，卻早在記憶中以永恆的深邃姿態停格了！於是，「多桑」的櫻花落下，卻離奇地化作護持這歷史特殊性，留給台灣多元土壤的春泥！

shinichi@diaspora

人民+主權+領土=/=國家!? （by 南國遊子）

圖片來源

對於法律系學生來說，一進法律系要面對的法學科目，除了極為抽象的刑法以及條文爆多的民法之外，就是憲法了。當然，在台灣從小到大的學校教育中，憲法這名詞以及其規範內容，或多或少都曾出現在各級學校的公民教育或社會教育課本之中。這本來也是相當正常的事情，畢竟如眾所周知的，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或憲法是人民權利保障書，所有人民對之基本上都應該要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與常識。但是，我們從小所唸的或所知悉的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是否在實踐以及運用上出現了問題？大家有沒有想要去加以正視？還是讓他隨波逐流持續擺爛呢？

其實若以台灣現行法學師承德國法的觀點來看，憲法其實只是國家法（Staatsrecht）內涵的一部分。所謂的國家法，廣義來講，就是以規範國家權力的運作、國家組織以及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為主的法學領域。其範圍除了上述的憲法之外，其實還包括了比如說國籍法、外國人法、政黨法以及公職人員選舉法等法領域。但是無論如何，其主要探討的對象還是國家組織、國家權力運作以及人民基本權利這兩大部分（也因此，在德國法律系的課堂中，國家法課程分為國家法一，也就是國家組織，以及國家法二，也就是基本權利這兩大部分）。  

依照邏輯來看，既然國家法的規範標的是以國家為主，那麼必然的就必須要先釐清國家的概念為何。依照傳統國家法以及國際法的見解認為，國家主要由三個要素所組成，亦即人民、領土以及國家權力（對外即為國家主權）三者所構成。但是要注意的是，基本上各國的國家法並不會特意的去探討到底他所從屬的或所規範的這個政治實體，是不是一個國家。一方面這在邏輯上是相當詭異的，既然你本身已經稱為某國的國家法，那又何必去探討這個所謂的「某國」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全世界各個政治實體中除了極少數之外，都是以國家的態樣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之中，因此，這些國家的國家法根本也沒有必要在花費時間與力氣去探討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台灣卻是長久以來存在且極受爭議，只是法律界或者是其他各界往往以太過意識型態，或者說太過敏感為由，而刻意的去忽略這個最根本的問題。

當然，縱使本人對此問題已有定見，但在此無意爭論到底台灣是否為一個國家這個問題。所要談的是，現在存在台灣這塊領土上的這個政治實體，也就是名為中華民國的這個政治實體他到底符合不符合國家法上的國家概念？若以上述國家法的國家概念來看，基本上中華民國佔有一定的領土（姑且不論他所佔據的這塊領土其過程是否合法），且統治有一定數量的人民，並對外具有得與其他國家進行法律行為或外交關係的主權權力，對內有得行使統治高權的能力。因此，縱使國際上很多國家都不承認他的存在，也不妨礙他具有國家法上的國家地位這項事實。若以這樣的要見同樣的來檢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到的結論也是一樣，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屬於國家法概念上的國家。

在確認這樣的前提之後，以下將僅就國家法的觀點提出幾項質疑。首先，既然存在台灣上的中華民國其是一個國家，那麼當然必須進一步的探討他的統治權力行使範圍，也就是領土為何？其實這裡有個非常弔詭的歷史發展。若依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之規定，中華民國的領土主要是以「固有之疆域」這幾個不清不楚的文字來表達。但是在1936年5月5日所公布的五五憲草第四條草案中，卻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對，請從新再看一次，沒有台灣！！或許有人會說，當然啦，當初1936年5月5日的時候，台灣還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當然也不可能出現在這份憲法草案之中。沒錯，但若這邏輯成立，那麼是否也表示，成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其固有疆域從來就沒有包括台灣呢？畢竟1912年的時候台灣根本就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不是嗎？既然不是，又何來將台灣列入其固有之疆域內？

從上面衍生而出的問題是，那麼這個固有疆域的概念，於1949年後因戰亂所變更的疆域範圍要如何解釋？這可能又是一個弔詭的憲政問題。若在1991年前，也就是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之前，基本上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觀點來看，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叛亂政黨，竊取中國大陸領土。但是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也意味著中華民國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叛亂成功，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了。當然，這種政治語言並非國家法所能規範的，但是在這邊要提出的一點是，若政治上已經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存在，那是否表示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已經遭受變動？換言之，是否也表示著中華民國的領土應該只限於台澎金馬等領土領海而已？

不只在領土上會產生極大的爭議，連在國民資格認定上也會產生問題。基本上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不久之前曾有人提出，那「大陸人」是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其實我覺得這種問題很蠢！基本上若依照憲法第三條解釋，就看他有沒有中華民國國籍，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當然就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那是什麼？當然就是外國人啊！不是嗎？但是中華民國的法律真的是這樣認定的嗎？

基本上因為上述第一個領土爭議問題沒有解決，或者說某些政治人物或政黨還昧於事實以及國際情勢，嚮往神州大陸的故國情懷所致，導致神樣般的立法院在1992年制定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這種連上天也自嘆不如的法規。若仔細看該條例第二條規定，會發現幾個很好玩的現象。首先該條第一款規定，所謂的台灣地區是指台澎金馬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換言之，立法者也清楚知道，目前中華民國的統治權所及的只有這些地方，並不及於「中國大陸」。

但是同條第二款卻又說，所謂的大陸地區是指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這邊就非常奇怪，既然你中華民國統治權只及於台澎金馬而不及於中國大陸，為何又稱中國大陸地區為中華民國領土？更荒謬的是，在同條第三及第四款規定，所謂的台灣地區人民是指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的人民，而大陸地區人民，則是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的人民（這也是X先生所謂的戶籍說的主要根據）。荒謬之處在於，若中國大陸地區仍為中華民國的領土，那麼為何這些人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卻有另外一個國家，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同樣的，若這些人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為何又將其所居住的領土納入中華民國的領土版圖之中？

其實基本上，在德國進行國家法的教學時，並不會進一步去分析德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理由已如上述。但是在台灣，或者說在中華民國，在法律系的課堂上基本上並不會讓學生有思考這些問題的機會。但是若些問題不加解決或者說不去思考他的荒謬之處，那麼就會衍生出更多無法解決或相互矛盾的問題。同時也會讓台灣人長期以來限於一種思維錯亂的環境之中，甚至懶得思考這些問題。這或許也是這個年代的台灣人，長期呈現一種集體軟弱或精神錯亂的主要原因之一吧！長久以來，台灣人不敢去面對的，就是國家認同問題，再藉由親中媒體的操作與洗腦，以及長久以來的黨國教育，對於國家立場或是國家地位等問題，總是以一種懼於面對或是與我何干的態度來回應。再不然，就是認為國家認同或國家立場問題不重要，民生經濟問題比較重要，所以政府應該致力發展經濟，只要大家有得吃，有錢賺，管你是台灣、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這樣無限迴圈下去了！！

感謝陳水扁總統（by 格瓦推）

關於陳前總統其人其事，反對國民黨的群眾沒必要心虛或迴避。但要如何談？既要堅持價值（反貪、反國民黨），又要警覺藍營的陷阱，確實需要思考。

從國務機要費事件被偵辦以來，到海外帳戶曝光，檢調順藤摸瓜使更多帳戶、匯款浮現。長久反對國民黨的台灣人民，若因此對陳水扁、民進黨表示失望，或不問因由但效死忠之志，皆落入國民黨及其媒體所定義的「不理性」框架中，合乎國民黨利益。

關於五項起訴，在司法方面，應保障人權，未證明有罪前必須以無罪推定。司法人員、媒體、大眾都必須有此素養。在政治道德上，陳水扁雖有瑕疵；但既要討論政治問題，沒必要落入藍媒的遊戲規則，只在貪腐與否上纏鬥（若真要談貪腐，請著眼於國民黨，否則就是只見秋毫不見輿薪），甚至以「阿扁是否貪腐」作為評價其八年施政的關鍵。

扁政府八年，可供稱道的政績不應被貪腐疑雲遮蔽。除了經濟與交通建設，在保障人權、捍衛主權、教育本土化、凝聚台灣意識方面，也都應被肯定。其中尤以「保障人權」一項，台灣的集會與言論自由在這八年達歷史高峰，不論藍綠都必須承認。

對比陳雲林來台時，馬英九及國民黨集團一連串的舉措，讓台灣的人權高度到退回二十年前，扁政府八年所力保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台灣人不會因言論、集會遊行而遭到國家機器的暴力對待——，何其可貴？即使非常不滿陳水扁因為判斷錯誤而忽視對轉型正義的及早發動與堅持，浪費了好不容易獲得的八年；但對比多數亞洲國家，執政者保障人權與言論自由，已是珍貴的政績。民主體制保障人權應該只是基本訴求，但這個基本態度對台灣政治史而言，短期難復。

（圖片轉引自「陳文成博士殉難27週年紀念記實」by 台灣教授協會）

以人權為核心價值的人士，只要瞭解國民黨的體質與馬英九過去的不良紀錄，都會為馬英九的當選而寢食難安。所謂人權立國，就是國家組織、社會契約都奠基於人權理念；個人與團體的權利義務問題，也應由人權角度進行思考。尤其在言論自由的領域更不容許有任何折扣。我們對馬英九與國民黨有充分的信心，他們絕對視人權如無物。求學時期是個抓耙子，靠血緣進入殖民政府後，一系列反民權的表態（如反對廢除刑法100條、反對總統直接民選），我們憑什麼認為馬英九有人權素養？再看國民黨臭不可聞的歷史及其對歷史的詮釋，我們憑什麼不相信國民黨是個崇尚獨裁的政黨？今年3月22日宣告了國民黨回朝，也預告著除了親中之外，台灣人權將被有意識地打壓。

馬英九就任以來，民調起伏多由經濟因素來決定；在半年內狂瀉至二十多趴的歷程中，即使發生對中央社下條子的嚴重侵害媒體言論自由事件，主流台灣民意亦不覺痛癢；決定他們支持國民黨與否者，除了經濟謊言還是經濟謊言。這種社會令人灰心。所幸陳雲林來台一事，馬英九與國民黨既在預料之中又有點跌破眼鏡的愚蠢演出，激起了聚焦於人權問題的怒吼。人權問題終於獲得重視，這是國民黨最缺乏說服力的罩門。身為台灣人，期待這個覺醒與抗衡的力量能持續。

2008年11月3日陳雲林來台，馬英九與國民黨展開一系列激情演出； 2008年11月11日，陳前總統被收押。兩事本不相涉，但我卻因此對這位有道德瑕疵的卸任元首，充滿感激。

從哲學詮釋學論客觀性的迷思（by 格瓦推）

Gadamer

透過Gadamer〈古典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一文考察詮釋學史的發展與轉向，詮釋學（Hermeneutik）從古代釋經學、法學的獨斷論傳統以來開始了方法論意識；宗教改革時路德教派主張通過古典修辭學而提出更明確的方法學意識，方法論取向的詮釋學開始明顯發展；到Schleiermacher、Dilthey更以方法論的建構確立詮釋學為精神科學的普遍基礎，並由於對歷史意識的思考，使詮釋學脫離釋經學傳統，成為關於理解與解釋的系統理論。但詮釋學至此的基本立場都還是預設著客觀事實先在於理解，沒有超出方法論與知識論的範疇；詮釋學方法則是企圖使理解接近事實，滿足自然科學式的普遍性與客觀性。直至Heidegger開始，詮釋學發展到一個關鍵的轉向，經由對符應真理觀的批判，詮釋學現象的工具主義所提出的方法意義必須返回存有論（ontology）問題，「理解」從追求客觀事實轉向為構成人的此在（Da-Sein）的基本活動性，詮釋學始發展成為關於理解、意義、人的存在的普遍哲學。詮釋學向度的普遍性在於：存有是語言性，理解是通過世界而進行，世界是指整體關係結構；吾人「在於此世」（Being-in-the-world）的語言性最終表達了整個經驗範圍，所有經驗都是在我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實現。所以「理解」是讀者與文本在整體的存有網絡中如其所是地開顯自身並展開辯證，在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中持續地生產、永無完成。

當「理解」從追求客觀性的方法論意義轉向為人的存在方式的存有論意義後，預設著客觀事實先於吾人的認識是一種昧於人文科學的天真，追求並自詡客觀、中立、無立場、終止判斷，同樣是一種缺乏人文省察的迷思。歷史性（世界網絡、歷史積累、教育養成、環境氛圍、資訊傳遞……）構成「前理解」（Vorverständnis）的內容，為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所以主觀性、偏見並非「正確的理解所要克服的東西」，它根本是「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理解是人的存在模式，是人「在世界之中」的方式，任何理解都必須從前理解開始，而人的存在也始終帶著理解。

台灣的教育與社會氛圍，讓政客與媒體昧於省察而鄉愿地標榜「客觀中立」，政論者與選民也害怕「不理性」標籤上身而夢囈著「客觀」。事實上，人的存在或理解世界，自始都帶著前理解，也就是主見或成見。「無立場」不是不可企及的理想，而是一種無知的天真，因為「成見」是理解的必要條件。這不意味著理解在發生前已被立場完全決定甚至完成，因為理解是「讀者與文本在整體歷史性中如期所是地相互開顯與對話」，所以理解永遠是正在產生中的開放行為。這行為既奠基於「前理解」，又必須在兩造視域融合中，所以既非「客觀的理解」，亦非「主觀的獨白」。昧於文本指鹿為馬固非理解，撇開主見追求純粹客觀亦是迷思。哲學詮釋學帶給吾人的省察是：吾人須自知任何理解、判斷、行為，都是來自自我立場與情境對象辯證的產物；將「追求客觀」賦予詮釋倫理的正當性，是一種迷思與對人的物化。

在這種詮釋學反省的基礎上，吾人可檢視台灣社會被政治人物與媒體淺薄無知的口號洗腦下所不得不套上的面具：「客觀」、「中立」。這二者並不相同。「客觀」已被哲學詮釋學剝下其虛偽；「中立」不代表「無立場」，只能說其立場無法在藍綠二分或任何他所遭遇的分類方式下被充分尊重，這是分類暴力所造成的假象中立，不是「客觀理性」、「不預設立場」的產物！撕下政客與媒體認為有必要所以強加給吾人的遮羞布後，一種成熟的存有態度是：我知我有立場，我從我的立場看世界；媒體必有立場，任何報導的呈現，都是其立場的產物；所有語言必有立場，我們必須警覺言說者的立場；我審視他者的立場，亦是從我的主見去認識；我知道存有就是透過主見理解世界的運動，所以我不污名化主見，同時知道主見無所不在。如此，不自欺欺人舉世同譜「客觀價值」，亦不被政客媒體綁架而害怕承認立場。

最後順帶一提，吾人是否能客觀認識自己的立場與主見？若如此追求，只是掉入另一層追求「客觀中立」的迷思中，因為這追求著「主見之外還有一個客觀的裁判可審視之」，就好像「試圖用眼睛去看我能看東西的器官」一樣弔詭！

吹響激進的號角－－成為統治集團眼中的「暴民」吧！！*(by Shinichi)

自由已經遠離，只有激進、不斷激進，在街頭、在工作場所、在社區…在台灣社會每個角落、每個場域，都吹起激進的號角，才可以將被剝奪的自由取回。






民進黨絕對是賣台的幫凶共犯，民進黨根本不配當媒體跟馬區長指控的「暴民」，我們才是「暴民」！事實上，民進黨的無力軟趴趴、背離群眾與墮落，乃是必然的結果，乃是台灣以「選舉萬歲」體制所僭稱掠美的「形式民主」下的必由之路！

如今，唯有揚棄民進黨，獨自扛起激進的側翼，在街頭、在工作現場、在社區、在學校…等等場域，向體制發出激進的怒吼跟砲轟，才可能奪回當前「國共合作、民進黨尾隨」的不堪實情下，被出賣的台灣，以及芸芸普羅眾生的未來與靈魂。

攤開世界地圖，以及世界近代民主化和反剝削鬥爭的歷史，儼然是一卷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人類發展的道路光譜兩端上的鬥爭。在20世紀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蘇東波」風潮向世界襲來之前，冷戰集團的美國跟蘇聯，分別盤踞在社會發展道路光譜的兩端，並在拉扯之間，產生了西歐社會等改良主義的社會福利式的資本主義國家此一「第三條路」或「中間路線」。迨至，共產集團瓦解之後，佔據光譜一端的蘇聯所代表的意識型態及其社會發展道路就此隕落，光譜兩端瞬時變成：美國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以及西歐的市場管制式的社會福利國家；抑或稱之為，「盎格魯薩克遜式vs.斯堪地納維亞式」的兩種資本主義。

基於此，英國工黨布萊爾好不容易從保守黨手中搶下政權之後，開始倚賴國師安東尼‧紀登斯提出的「第三條道路」，亦即，重新執政之後的「新工黨」，要帶領英國民眾走的不是過去工黨的社會福利老路子，而是要一種比社會福利更市場化，但卻又不是完全徹底市場化跟自由化的路子—要言之，要走一條在社會福利跟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兩端之間的道路。職是之故，在此背景之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去管制風潮遂在全球大行其道。從冷戰對峙下，西歐社會福利國家作為中道，到布萊爾的提出第三條路此一新中道，全球左右意識型態的光譜座標軸，也就集體往右挪移靠攏(註一)。

(當時黨外雞兔同籠的論爭指涉的就是街頭跟議會路線之爭)

拉回到台灣，1980年代初台灣黨外運動，即有著所謂「街頭」(群眾)跟「議會」兩條路線之爭。民進黨新潮流，即是以不滿並批判「議會路線」的黨工群為主要幹部的集結而起家。此外，台灣社會的特殊歷史情境，人類社會主要的左右分歧和矛盾(粗暴和粗糙地講，是資本家跟勞工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台灣卻被替換為「統獨」的矛盾。因此，在台灣特殊歷史情境下，所謂「激進」的意思，也就是指「草根」(即人民)，以及「台灣主體或台獨」。是故，不用訝異，早年統派跟獨派在「本土」反國民黨這事取得合作，例如，統派夏潮的本土或鄉土是向基層草根人民貼近，以及當時黨外那種帶有反國民黨的模糊素樸的台灣意識的本土。於是，激進遂成了二者的交接—草根人民與台灣。基於此，激進的道路即是擎起「台灣人民」(Taiwanese People)的大纛，而非血緣主義式的「台灣人」(Taiwanese)的概念。

然而，隨著蔣經國駕鶴西歸，國民黨內部展開「非主流與主流」的鬥爭，民進黨勢力成了李登輝鞏固黨內權力的激進側翼，架構出李登輝作為民進黨以及以外省權貴作為光譜兩端的中道，或中間路線。因此，當時那時候民進黨最困擾的則是，「李登輝情結」的歷史幽靈。

隨著那時的政治明星阿扁，在1994年當選台北市長，阿扁作為偽善之區的台北市市長，急忙跟街頭暴力的「全民計程車」司機劃清界線，不斷地往所謂中產階級靠攏。此時，作為李登輝的側翼而讓暴力標籤以及負面形象如影隨形的民進黨，讓高滿意度的阿扁在1998年與史上最虛偽假道學的馬區長競爭下敗下陣來，阿扁遂開拔至英國潛心苦思。英國苦思行讓一輩子可能只讀過丹諾傳一本「課外讀物」的阿扁，回到台灣之後遂提出「新中間路線」(史稱「糯米飯糰路線」，因為那時阿扁的「新中間路線」的丁丁手勢，高度雷同於7-11的飯糰廣告中，兩手比一個三角形的造型，個人深覺此乃背後嗜吃糯米飯糰幕僚的點子，故史家稱之為「糯米飯糰路線」。)






話說回來，此時阿扁對於阿吉仔的「比別人卡認真，卻比別人卡歹命…」感同身受，對於其被偽善之區的台北市民，「做到流汗卻被嫌到流涎」，並大敗於馬區長手下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內容空洞的「新中間路線」的背後用意，乃是企圖擺脫「統獨」兩個極端標籤，此一討好式口號遂如此出台。然而，2000年選舉，處於缺少激進側翼的阿扁依舊是光譜位置上激進的一夥，同時身為超穩定結構的台灣社會，選民不是被綁在既有的地方政客派系等的動員幅射半徑中，就是一群不知所云的「中間選民」。到後來，阿扁依舊耐不住「新中間路線」的溫和，以及選舉熱度的不足對民進黨的投票率不利的制約，而按倷不住再度親上火線，添薪加材炒熱選舉，「新中間路線」在選舉中宣告破功。幸運的阿扁，在連宋分裂後，「宋盼仔 vs. 阿扁」的光譜兩端讓整個連阿斗戰在選舉中整個low掉、遜卡掉，成了宋扁對決，阿扁最終在連戰扯宋的後腿下當選了2000年總統。此時，泛藍泛綠構成台灣政治立場光譜的實情，隱然成形。

2004年，「連宋合流」之際，跟阿扁的對決，阿扁最後險勝。險勝不在於兩顆子彈，在於如果政治光譜上是對決態勢之際，中道或中間必須被迫表態情形下，社會的藍綠兩造對立沒有嘗試不表態的空間，逼迫選民必須選邊站，藍綠的鴻溝對立更行穩固。然而，選輸後的連宋，開始親赴北京拜見主子討救兵；此時，在連宋等國民黨一干高官絡繹不絕於北京中南海之途，台灣的政治光譜結構遂發生一些根本的變化。亦即，中共與民進黨分據整個影響台灣政治光譜的兩端，馬區長遂成為主要的中道力量，因此台灣社會才會有丁丁般的說法即：選台獨的民進黨可能有立即的危險vs 選親中共但卻不是中共的馬區長，卻只有潛在危險。丁丁選民們的心理依據來自於，中共在台灣代言的國民黨的宣傳，以及跟相關藍統媒的刻意炒作，加上民進黨八年執政經濟不景據說乃起於對中國挑釁，造成兩岸關係惡化，導致鎖國的腦殘邏輯跟言論。

不論如何，當中共被國民黨高官開門迎進台灣，成了影響台灣政治光譜上的側翼時，民進黨跟中共是政治光譜上的一組對立，都是偏鋒危險的，跟中共討好卑躬屈膝的馬區長即成為可以忍受的中道跟相對安全的選擇。



 

此外，除了政治光譜上的組成結構，讓馬區長在光譜政治勢力分佈上佔據了「中間和中道」的有利位置之外，出身偽善之區的馬區長，外在斯文有理，在外顯形象上，亦相當符合中間和中道的需求，更是鄉愿文化下的最佳選擇—選民不用被迫選邊表態，是安全無虞的政治選項。害怕衝突對立，以及明明白白地在是非做出判斷選舉的鄉愿文化，是台灣社會超穩定的文化因子。尤其，父權文化在台灣的展現，讓女性輕易地且自然地選擇並親近於避免衝突、溫和、陰柔….等等特質喜好，讓馬英九在女性選票上足足大贏謝長廷200多萬票。因此，謝長廷狂輸的現實，表面上是輸在女性選票，進一步言之，即是輸在坊間所謂的「中間選票」，再進一步言之，則是在馬區長在政治光譜上穩佔「中間」位置時，即已經注定謝長廷的大輸特輸。









(中庸是智慧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智障??)

民進黨長期想討好卻每每不得要領的所謂中間選民，是空氣、是屁，是根本難以確鑿捕捉定位的東西。因此，為了討好，所以政策上就開始將「中間選民」想像等中產階級，儘管中產階級也是個不知所云的東西。說穿了，「中間選民」就是鄉愿選民、跟風選民、最安全無虞不用表態、不會產生各種衝突的選民。但是，討好中間選民，或整天中間選民掛在嘴邊，其實反應的就是民進黨，希冀自身能夠站在政治光譜中間，但屢屢卻不可得。這也是為何蔡英文在1106衝突事件中，只能急忙撇清、懦弱無能以及裝腔作勢罷了。









(中庸在現實的台灣實踐之後往往跟鄉愿所差無幾)


分析至此，清晰不過。當中共成了台灣政治側翼時，「想被統」派馬區長頂多只是中共同路人但依舊不是中共，成了中間、中道與中庸；如今之際，唯有徹底放棄告別民進黨作為同路人，在台灣政治光譜上往「台灣人民」方向挺進並拉開台灣政治光譜的分佈，撐出一個激進有力的側翼，揮舞著「台灣人民」(台灣 + 草根人民)的大旗，在政治立場上站穩激進的立場，在街頭抗爭上表現出激越化與組織性的決絕，並據此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性暴力，此時台灣人民的未來跟前途，才可以獲得確保！！亦即，體制外，激進的「台灣人民」砲火猛烈地對準台灣政府與社會的不公不義，以裹脅著台灣前進；體制內，則可以逼迫台灣鄉愿選民(即中間選民)表態，以及在「中間或中道」的市場上，除了馬區長之外，尚有民進黨這個中間王八蛋選項。

當下的民進黨，絕對是賣台的幫凶共犯，民進黨根本不配當媒體跟馬區長指控的「暴民」，我們才是「暴民」！只有當我們扛起激進的旗幟、吹響激進的號角時，他們要賣台或把人民前途抵押給中共之前，就得考慮再三？！

自由已經遠離，激進是人民在街頭唯一以及被迫的選擇跟道路！！讓我們在立場上、手段上、態度上，成為統治集團眼中的「暴民」吧！！街頭就是戰爭，一場與國家機器鎮壓性暴力對抗的戰爭！！

shinichi@diasp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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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粗糙且帶點粗暴簡單劃分，左右座標軸，可以看成是天平上「資本vs.勞動大眾」兩端，座標軸的集體右靠，亦即整個往資本那方傾斜而去。因此，全球化圖利的基本上是資本，而在世界範圍內，全球化愈加普及與深化，勞工基本上其日子就愈加難過。

 

註二：事實上，學者吳介民有一篇〈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中，也嘗試分析為何許多早年具有社會正義等社會改革議題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遂被忽略跟排除在改革議程之外。吳介民的分析跟本文有著可諮共鳴對話之處，但本文則更具體且不避諱地以一種立場在政治戰略的高度嘗試指出可能性。

 

註三：「拼經濟」其實也是最安全鄉愿的選項—中道選項。儘管後來許多投票支持馬區長之人，買「馬區長」的經濟懷舊主義，卻忽略必須同時也購買下馬區長的政治懷舊主義。關於馬區長背後國民黨過往「拼經濟」的credit的批判，可進一步參閱〈「政黨」從來沒有輪替—歡迎來到馬冏神權時代？！〉一文。
 

註四：媒體也是馬區長作為中道力量的重要化妝師。此次，1106的反馬抗暴事件主要是拜網路串連和情緒感染動員，但對比於紅衫軍其間，電子、平面媒體的動員能量跟影響力而言，實是有著高度落差。這是為何台灣民間社會依舊是不動如山的超穩定結構，以及幾乎失溫的社會情緒中，紅衫軍動員能量比起1106反馬抗暴事件來得持久以及震幅大的主要原因。關於台灣媒體改革的出路和可能，可以參閱〈讓妓者變記者—從關掉TVBS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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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韓國的抗議，即可知他們說的台灣「暴民」，到底是有「和平理性」到失去理智令外國人不可置信之地步。抗議不是請客吃飯，那是一場在街頭展演的戰爭，一場人民對抗國家機器鎮壓性暴力最前沿的表現，更是一場小民對於政治被排除的不滿的反抗！！


※〈連結一〉


※ South Korean Riot Police(十八歲勿入，請連結)。

※ 〈今年六月韓國反美國狂牛症牛肉〉

※ 〈2005年香港反對WTO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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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克藍綠〉貼紙語法：<a href="http://www.wretch.cc/blog/cliquer" target="blank"><img alt="藍綠丁丁二人組"src="http://p9.p.pixnet.net/albums/userpics/9/3/423493/ 49085a b8676d7.jpg"/></a> 
(貼紙很可愛，歡迎轉貼。本文版權沒有，歡迎轉載，若能助傳，功德無量！)

我的祖國 -《1895 乙未》(by Jon)

感謝《1895 乙未》官網引用本文



出身北埔金廣福的熱血青年姜紹祖

影像提供 / 青睞影視

❝ 為台灣這片土地說屬於台灣人的故事一直是我在電影圈16年來的信念與努力，用一個簡單的方式把故事生動地說清楚，也是我對自己的期許與目標。❞
- 洪智育，《1895 乙未》導演


如果說《海角七号》是台灣國片的希望，那麼，我會說，《1895 乙未》為台灣人民在21世紀的「自覺」與「自決」燃起了星星之火。這把火能否成為燎原烈焰，我拭目以待。

在此，我並不想對本片劇情做過多的討論，以免使本文落了「有雷」之嫌，有緣讀到本文且尚未欣賞本片的讀者請安心閱讀。

從《海角七号》，我們第一次在國片中見到了與正常人無異的日本人，不再是《八百壯士》中滿臉橫肉，被刻意醜化的日本人。日本人一樣是人，他們有血有淚，他們愛台灣的心並不亞於今天任何政治人物。同樣的，《1895 乙未》也以接近第三者的客觀立場來詮釋以「合法手段」取得台灣（故「日據」一詞為錯誤用語）的日本人，以及誓死抵抗外來政權的孤臣孽子。

在我眼中，與我同鄉的洪智育導演有著相當細膩的拍片手法。除了對史實、服裝、道具等等這些具體事物的考證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劇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聆聽著從留聲機傳來，由捷克作曲家Bedřich Smetana創作的《我的祖國》交響詩當中的第二樂章《伏拉塔瓦河》（ Vltava，德語稱此河為莫爾道河Moldau）。洪導演巧妙地安插此曲，想必對於國民樂派的背景也做過一番研究，其用心之細，令我佩服。

對北白川宮來說，台灣是祖國日本在南方的新領土，更是尚未琢磨的瑰寶。但對於遭到祖國無情背叛的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這些義軍首領來說，「祖國」是何其的沈重與不堪啊。



1895年（明治28年）5月31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澳底登陸後紮營





劇中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影像提供 / 青睞影視

可憐的台灣人除了被祖國出賣之外，就連成立「台灣民主國」，號召台民抵抗的那些祖國高官也紛紛逃回唐山。當時鎮守台南的「黑旗將軍」劉永福是這樣子告訴台灣人的：


照得倭犯臺北  係與土匪勾通

土客軍民混殺  倭亦徒勞無功

現在民心不服  四面大軍圍攻

鄰邦已護民主  恨倭無故興戎

使倭首尾難顧  立見鬼穴全空

臺中臺南一體  防禦共誓和融

即率福軍協勦  定復臺北基隆

告爾軍民知悉  屆時一道從風

只不過，中國人一向喊得越大聲越做不到。繼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搭乘德國船艦逃回廈門後（台諺「阿婆仔浪槓」的由來），劉永福也搭乘英國船艦逃回「祖國」，丟下孤立無援的在地義軍。

左圖：台灣民主國對李鴻章出賣台灣的不滿

彈盡援絕、四面楚歌的義軍，其下場可想而知。這些英勇的台籍戰士們，不分閩南、客家、高山族，成了歷史上第一批遭到中國背叛而犧牲的冤魂。1894年，台灣在被割讓給日本之前，還被自己的祖國以「化外之地」、「男無情，女無義；鳥不語，花不香」、「三年小反，五年大亂」等等不堪的言辭羞辱。而在1895年，那些慫恿台民抗日的祖國高官們又再次背叛了台灣人。我相信，吳湯興、姜紹祖、徐驤，以及一同犧牲的台民們是死不瞑目的。

義大利哲學家Benedetto Croce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一百多年前台灣人所遭受的教訓並非不可能重演，當來自中國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將於本月進行祕密協商，我彷彿又看到了當年的李鴻章、唐景崧與劉永福，更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吳湯興、姜紹祖與徐驤。

1895年，台灣人有的選擇誓死抵抗，有的選擇引日軍入城，從此享盡榮華富貴，富可敵國。我不知道，今天的台灣還有多少人有客家義軍的勇氣與決心，願意為了讓子孫免於受異族統治而犧牲生命。我想，更多的或許是如辜顯榮之流，只求三餐溫飽、股市萬點、風吹兩面倒的「新台灣人」吧。倘若這真是多數台灣人的意向所在，那麼，台灣幾百年來淪為外族殖民地的悲慘命運恐尚未遠離。

❝ 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 姜紹祖（1876-1895）



吳湯興率領的客家義軍
影像提供 / 青睞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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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乙未》預告片

《1895 乙未》之森鷗外


延伸閱讀
《台灣英雄吳湯興》by 王至劭

《姜紹祖與1895乙未戰爭》by 金廣福公館

《彰化永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碑》by 陳凱劭



參考文獻
《臺灣史と樺山大將》by 藤崎濟之助

馬區長大三通直航救高雄港—聽龜在哮？！*(by Shinichi)

北京陳欽差大臣雲林來台視察，最後並簽署了包括海空直航等的協議，宣告了兩岸大三通時代的到來。同時，台灣一些媒體也於此時放出高雄港的貨櫃處理量(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二十呎標準貨櫃)的世界排名直直落的實情，從2000年的世界第三掉落至今年保十的難堪處境。當然，高雄港貨櫃處理量排名下滑的新聞，在狡獪邪惡的新聞人筆下，投機地與陳欽差大人帶來的大三通直航新聞掛勾，企圖將把直航描繪成高雄港千億商機，以及高雄港貨櫃處理量排名止跌回升的萬靈丹。事實果真如此？

(欽差大臣陳雲林視察台北)

以貨櫃處理量作為高雄港的一項指標，高雄港輝煌的過去早已如明日黃花隨風而逝，大三通直航頂多只有迴光反照的幾日光景罷了。事實上，世界國際分工與產業結構的轉移、國際海運航線的變遷，這兩大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結構制約，早就宣告高雄港的港口功能，不能只再執著於過往航運經濟的迷思，而必須讓港口功能多元化、多樣化，進行港口功能的轉型再造，讓高雄港有不同的風采與功能，才能讓高雄港真正獲得救贖。

首先，台灣作為國際加工平台，製造業的外銷逐漸創造高雄港的風光，同時隨著中國逐漸的改革開放，其港口建設落後的實情下，儘管兩岸沒有直航，但國際航商依舊將貨櫃拉到高雄港進行轉運。然而，這些條件早已經失去。當過往動輒三、四千貨櫃的台灣涼椅消失時，意味著台灣的產業結構早已轉型，並以高價貨的輕薄短小、市場產品週期短的資訊電子產業為主，而此些產品以空運為主。再者，中國的港口建設從廣大上青天(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和深圳等深水港口陸續完成時，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國際航商根本毋須脫褲子放屁將貨櫃拉至台灣進行轉運，而是直接從中國港口駛出航向世界各地。

復次，由於中國地方保護主義，各省市間輸人不輸陣，各港口彼此競爭激烈白熱化，連廣東省方圓五百里內的廣州、深圳和香港三港口彼此的廝殺較勁和惡性搶客，高雄港如何能獲得國際航商青睞，從這些港口手中搶走客戶呢？！尤其，在台灣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勞力輕工業不斷外移，高雄港的轉口貨櫃已超過55%，此意味著高雄港若要維持貨櫃處理量的提升，則必須從中國港口搶食客源和貨源，但就目前兩岸產業分工趨勢，和對岸深水港口條件優良和瘋狂殺價競爭下，根本是「阿婆仔生子，真拼！」

 (高雄港港區圖)

至於，國際航線的轉移重組，更是橫阻高雄港面前的一座大山。首先，過去的航線是類似洲際式幅度，亦即船從美國到香港或高雄之後便回頭，從歐洲到東亞之後再回頭，因此高雄港在此種洲際式航線下，其作為歐洲美洲交會點，便有其地緣上的優勢。因此，過去東北亞的貨櫃、或者東南亞貨櫃除了新加坡之外，美國線的貨櫃都會拉到高雄港進行集合後轉運。然而，目前隨著船舶愈加大型化，據說，效率成本最優化的「鐘擺式航線」(pendulum shipping line)逐漸開始取代過去此種洲際式來回航線。亦即，航運行走的路線就像大幅度的鐘擺一般，船一路從歐洲殺到、中國、台灣亞洲在殺到到美國，換言之，歐洲到美國可能在新加坡卸了貨櫃之後，在一路殺到美國去。高雄港作為歐洲與美洲航運交接點的地理優勢，早已經在此種「鐘擺式航線」中被略過。

再者，若航線不走鐘擺式的話，航線的細密化，讓美國航線可以有十幾條船同時跑，並細分成東南亞、東北亞，此種航線細密化的劃分之下，高雄作為東南亞跟東北亞的交接位置，遂成了無法歸屬進為東北亞或東南亞的二不管地帶。儘管，換個角度講，不屬於東南亞或東北亞的地理位置優勢，依舊可以讓高雄港可以分潤到東北亞跟東南亞兩邊航線的生意；但不幸的是，由於國際航線為節省油料和碼頭租用成本，航商間的聯營跟策略聯盟方興未艾，造成航線跟船隻重組成一個個的區塊。譬如，日本、韓國有一組船跑美國西岸，後來航商船隻聯營之後，船隻增多、航線重組之下，雖然高雄港作為航線必經之地，但高雄港卻在此種航線區塊重組中重要性被壓縮，貨櫃中轉量也因而被削減。

(蘇伊士運河)

復次，「閻王註定三更死，絕不留人到五更」，在中國貨裝了直接從中國各港口駛往世界各地，加上東南亞和東北亞航線的分割以及效率最優化的鐘擺式航線的出現，高雄港的另一個新危機則起於蘇伊士運河。亦即，美國東岸的貨物，開始避開中美洲的巴拿馬運河，改駛蘇伊士運河，然後從大西洋駛往美國東岸。儘管，巴拿馬運河在2015年進行拓寬工程，但目前極度壅塞的巴拿馬運河目前只能行駛3、4千TEU的貨櫃輪，跟往西行駛一萬TEU的船隻也可穿過蘇伊士運河，往英國方向、經過大西洋到紐約東岸，據說，神奇的是，此一航線時間上竟然比起傳統路線更為節省。高雄港在這條西行蘇伊士運河的路線，根本是無緣置喙，只能在躲在一旁黯然神傷。

(巴拿馬運河)

從世界產業結構的分工轉移，以及航線趨勢的種種變遷，皆是高雄港的不利結構性因素，且這兩大因素根本是高雄港的非戰之罪。馬區長及居心叵測的記者媒體，企圖吹噓直航帶來高雄港的大利多和商機，根本是「相命仙的嘴，胡蕊蕊」，吹牛不打草稿的芭樂票！

(香灰水治高雄港)

台灣真是夠了，馬區長除了將台灣經濟寄望於對岸之外，幾乎已經沒任何步數；然而，此種非科學、不理性，企圖用中國大躍進時期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那種「人定勝天」的三通直航萬靈丹來救高雄港，無異是乞靈於神壇廟裡頭隨手一抓的「符仔水」、「香灰水」一般，自欺欺人。可預見的是，高雄港在馬區長團隊蒙古大夫的開方抓藥下，將會加速度地死亡，這是台灣人民選出馬區長最大的悲哀？！

shinichi@diasp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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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克藍綠〉貼紙語法：<a href="http://www.wretch.cc/blog/cliquer" target="blank"><img alt="藍綠丁丁二人組"src="http://p9.p.pixnet.net/albums/userpics/9/3/423493/ 49085a b8676d7.jpg"/></a>

從「以商逼政」到「以黑脅政」：王定宇事件的後設政經分析 (by Shinichi)

台灣社會被廉價的藍綠政治想像與滿肚子鬼的政客，搞到腦殘丁丁化到無以復加之地步。張銘清在台南因受王定宇和群眾推擠導致的踉蹌跌跤事件，在黑道份子黃如意脅迫王定宇事情爆發之後，不論是政客的自導自演陰謀論之言、抑或是各種膚淺對黑道暴力的批評看法，都僅止於皮相之見，無法深究黃如意恐嚇王定宇此一事件背後凸顯出的政經與社會意義。尤其，當下台灣的幫派與角頭歷史的發展，寸步都伏貼倚著台灣戰後政經發展的脈動時，理應更值得吾人深究此一事件背後的各種政經意涵。

事實上，幫派乃一私人暴力團體，隨著資本主義市場拓╱扣邊過程中，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市場一體化的容器範疇時，國家被賦予了合法壟斷暴力的地位，取代私人的武裝暴力團體—幫派。中國國民黨打從興中會、同盟會伊始，便是擬似幫派結社的團體，抑或當其擎起革命大纛後，其跟洪門或青幫等幫派性格濃厚的團體的交叉結盟關係，在在說明了國民黨的幫派性格其來有自。

落跑到台灣的國民黨，豎立起威權統治。因此，循著政治與經濟兩條切線，順著外省、本省的枝藤理脈摸瓜而上，台灣外省的幫派，本省的角頭就構成了兩種所謂「黑道份子」的表現。本省掛，在地方上是收保護費、開賭場的角頭，宛如地方上經濟保護主義的守護神。直至，1970年代兩次經濟危機的衝擊，往內深掘整平島內市場，而非過往單面地服務於世界市場的出口導向發展；同時，隨著高速公路通車之後，島內市場一體化程度更加深化，「地方角頭」在此一過程中彼此糾紛碰頭機會大增，於是乎，那些先前早一步已踏出地方角頭範圍的老大，遂被以「縱貫線老大」敬稱之。

至於，眷村的幫派，則因為缺乏角頭可以盤據，利益盤剝相較困難，但由於眷村的軍方子弟，以及跟情治系統的千絲萬縷瓜葛，內聚力較強，因此形成外省掛的黑道以幫派為名諱，跟本省角頭、縱貫線老大等有著反差。外省幫派份子，在都市化過程中，因得利於國民黨的戰時體制下的威權統治，許多為了因應戰後資本主義化而生的地下舞廳、特種行業等等，在國民黨為了稅收盤剝以及統治方便之顧慮，「寓禁於徵」的高牌照稅和條條框框的規制，讓酒吧、舞廳等特種行業紛紛轉入地下化，因而讓當中寄生的利棲(niche)被創造出來—這裡頭主要是外省掛，本省角頭也有轉進搶佔成功的。

1984年，外省幫派份子由於出身背景使然，政治性格濃厚，在1984年不意外地成了「江南案」的要角，引致1984年第一波的掃黑。必須指出，1980年代的台灣，乃是台灣社會巨╱劇變期，當時政府在戰後國際分工比較利益耗盡之後，以及美國早已跟中共建交改善彼此關係後，提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治民主化」口號，台灣黑道的生態也產生變化。1980年代，陳啟禮早就在台北開設「名商俱樂部」，建立黑白兩道彼此相交的介面。同時，1980年代，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搖搖欲墜，以及中共改革開放的引發內部巨變之時，兩地槍枝控管鬆動後大量湧進台灣，進一步加深了角頭、幫派黑道間的競爭和複雜度。此外，當1984年掃黑後，本省掛的各路角頭被掃進監獄中相會，在具有經商跟現代企業經營頭腦的羅福助襄助下，本省掛在監獄相會的因緣中埋下「天道盟」的種子，並紛紛在出獄後，介入各種以現代企業為名的活動，展演一齣從黑道圍事收保護費的前現代格局活動，轉進成各項現代化的企業經商與工程活動之中。

此時，1980年代國民黨在各種壓力下，選舉成了必由之路，且在黨外和爾後反對黨競爭激烈化之下，國民黨不必然是選舉致勝保證，黑道跟民代相結合，甚至黑道開始漂白成民代，並屢屢以更佳的服務口碑得到支持當選。黑道服務比起學者或鄉紳出身民代服務品質更好，說明了黑道對地方上各種事物的熟稔，同時也指出，國民黨政經資源幾乎只挹注台北國的情形下，導致地方各種公共服務的不足，因而必須倚靠「骨力腳，好央尬」、服務品質跟效果佳的黑道民代進行填補。爾後，在李登輝引地方派系進中央跟外省統治權貴對尬的鬥爭中，所謂「黑金」政治遂進一步成熟跟明目張膽。

此外，由於國民黨長期在政治上採取威權統治，因此，經濟上除了具有戰時體制下的戰略和搜刮以及養人用途的產業收歸國有(實際是官有)，或賦予壟斷或寡斷地位而予以收編之外，在中小企業和非正式部門經濟上採取相對放任的姿態。隨著，1980年代的產業鬆綁自由化，市場競爭激烈之下，黑道作為民間營商逐利的糾紛仲裁機制，依舊在台灣社會上奏效著。職是之故，不論漂白成灰色的民代，抑或是市場過度競爭下的糾紛仲裁，都讓黑道此種擬似民間司法仲裁機制，在台灣繼續存在並且茁壯成長著。

之後，隨著台灣資本西進跟南向搜捕更廉價的勞工時，以企業之名為包裝，或者老大個人跑路的形式，紛紛在東南亞和中國露頭。中國福建省以本省掛為主，外省掛的則以廣東或者其它地區為主。

由於，中國是個人治的社會，相當適合黑道寄居其間，許多兩岸間的合法或不合法商業往來、中國在地的合法或非法生意，都有台灣黑道駐足出現的餘地。因此，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並指出王定宇讓張銘清跌跤的事件潛在導致台商在那邊利益的受損，亦就不難理解；畢竟，不僅一般台商、就連台灣黑道在中國，都必須在那種人治體制下，用培植與呵護「人的關係」，這不僅對於合法的企業但可以獲得更多法治外的利益、當地不合法的生意，抑或是跑路黑道在中國不被遣返台灣等等，都是相當具體的利益兌現。

先前，中國政府利用「以商逼政」的方式，動員資本家在台灣對中國的政經政策上一路傾斜鬆綁。此次，黃如意挾持王定宇事件，不論是為了照顧那邊關係而生的利益必須自動請纓表功，抑或是受到中國方面的指使，說明中國除了慣用的「以商逼政」之外，台灣戰後的特有政經發展脈絡下滋養並滲透進企業、政界的黑道大軍，也成了中國用來「以黑脅政」的策略。此次的「以黑脅政」出自於經濟利益之顧慮，比起落腳深圳且擁有大中國思想的白狼張安樂等外省掛幫派，以中國統一為名的對台宣傳恫嚇，層次上又有著不同意涵。畢竟，此次乃明目張膽的「利之所在，義之所在」為名，而出手挾持。

此次，王定宇受脅事件，意外地戳破了，中國對台灣社會的裹脅包抄，不只是「以商逼政」、「以政涉政」(國民黨一路大官排開都搶進北京跟主子握手，並回來干涉主導台灣兩岸政治的自主性)，到今日的「以黑脅政」。當資本、政客跟黑幫私武力都陸續為中國效犬馬之勞時，亦即，台灣的行政(以商逼政)、立法(以政涉政)，再加上「民間擬似司法仲裁」的黑道裁判，台灣人對於自己未來命運的決定權，早就一點一滴地從人民手中流失而不自知了？！王定宇受脅事件，揭露這令台灣人民難堪，但卻無可迴避的現實！！

shinichi@diaspora 2008.10.29

《海角七號》你們這些昆蟲，現形吧！( by 佛國喬)

（標題講的不是這二隻人蟲，而是真實世界裏飛襲本影片者。）

很多人沒看懂甚至沒看過《海角七號》，就在大眾媒體或blog大力批判之，此乃《海角七號》這個戰後第三波「本土化運動」先驅者必需面對的宿命，因為它著著實實讓很多人吃味並感到威脅。

（鄉土文學論戰大將：台南人葉石濤。有趣的是，三次的本土化運動，南部都沒有缺席）

《去菁英化的本土文化運動》

就 文化面而言，197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侷促於文學菁英圈裏，這些先覺者力爭與土地連結的合法性，那是場在條件只利於一方的圍城裏，「菁英」對「菁英」的 肉膊戰；而199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打著「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來寫地方史」旗號，一群文化人或半知識份子，以各自蹲點成游擊隊的方式，企圖去影響普 羅大眾，但成效有限；2010年代的本土化運動，則終於上攻到大眾媒體，這次會在通俗文化的世界裏，以正規軍的方式與敵手對抗。

從 以上的歷史脈絡觀之，正因為「本土化文化運動」必需從菁英或半菁英手裏解放，所以我們適時地需要一部「通俗商業影片」，內含豐富社會層次的意像與語言，來 捉緊島上各角落的人心；所以片中有都會nobody味十足的阿嘉、有鄉鎮級有力者，也有完全被遺落在時代之後的月琴老人…等等。

由 於層次之豐富，講粗話成為該片不可不運用的元素，就像是任何一部好萊塢電影裏一直fuck來shit去一樣，那些抱怨該片「講髒話」的人，不是誤把「通俗 商業片」當「藝術片」看的糊塗鬼，就是生活層次過於平板，不然，就是那種只能接受「fuck」不能接受「幹」的種族偏見者。

《是本土片，不是鄉土片》

有 人以為，正因為該片穿插大量鄉土味人物及口無遮攔的粗話，代表這是部本土電影，這種偏狹詮釋只能用來low化「本土化」，或用來把本土從都會性、現代性、 國際性裏除名，如此企圖最不假掩飾的，就是這篇《當大強子碰撞海角七號》(連結)：「回歸鄉土…不僅處在都會感到不安，處在一群高智商的科學家之間，將更 感到無話可說的渺小…。」(此人自承沒看過《海角七號》也敢寫出評論，可謂一點基本的科學精神也沒有，但卻還能從事科學教育，一定是智商太太太高了。)

如果這部片子只是騎著摩托車「回歸鄉土」，那它的命運會跟背著吉它、騎腳踏車全島走透透一樣，二者不同的是，《海角七號》具有重新看待台灣自我的野心，並要求能與普羅大眾呼應。



《日人他者形象的翻轉》

首 先，日人作為《海角七號》中鮮明的他者，出現在片中有三位，一是不敢面對女學生勇敢示愛的老師，在分手的碼頭，他只能沮喪地躲在船上偷看，甚至一生之中， 他都沒有寄出情書的勇氣；二是期待被台灣社會及男主角接受的「國際移工」友子，片中她不是哭泣、生氣就是徬徨；三是以日本本土唱腔為特色的歌手中孝介，影 中形象與其唱腔一樣極其陰柔。

前殖民者的歷史形象被翻轉了，他們是懦弱的、溫柔的、挫折的；相對地，台灣人則是勇敢 的(甚至只是位懷春小女孩)、「唱歌太用力的」、樂天的；這一回，不再是被殖民對象遭「陰性化」，而是前殖民者；導演不僅以此清楚地畫出二者的民族彊界， 還從中展露民族自信，最後再透過「原來唱歌可以不用這麼用力」進行自省。



再者，台、日雙方源於殖民過程產生的戀情，在國民黨的槍隻與拒馬所構築的軍事氣氛下，一別就是六十年不再連繫，但最後還是需靠台、日雙方的後人，方能讓這段歷史戀情獲得稍可告慰人心的結局；這段台日戀情對照當今台日的國際關係，又何嘗不是有一堆政治隱喻在內？

至少，它表達出大多數台灣人對日本國的情緒：是有期待，也有埋怨的；期待日本國能在國際場合傾台些，畢竟雙方有共同命運（有過一戀情），也埋怨日本過於懦弱屈服於環境壓力（一封情書也沒寄出）；也許，台日的合作，尚期待後人努力吧，二國真實版的《海角七號》還沒有上演呢。



《日本魔手與被殖民慾望》

當日人不是張牙舞爪，而槍隻、拒馬也攔不下台日雙方的思念，這的確會讓某些「大中華黨國教育」支持者對這部片子恨得牙癢癢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仇日派大將許介鱗（文章連結）：「『海』片充斥搞笑、媚俗、本土…但我不得不說，『海角七號』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此外，陳宜中（文章連結）也說：「『台日苦戀』…這樣的被殖民慾望…等不到日本的愛、被日本拋棄，即是『台灣人的悲情』所在。」

這些表面上「看到日本人的影子就開槍」的文章，意識型態一剖析，其實是對台灣主體性的蔑視。

（「原來我們被日本鬼子追殺時，妳在跟鬼子談戀愛…」）

導 演在片中的佈設，早就翻轉雙方地位，以清晰的文化性格為別，讓台灣自信地面對日本國；但對某些人而言，台灣面對日本就永遠只能以殖民地角色出現，難道一日 殖民、萬世殖民？這不是瞧不起台灣是什麼？老實講，我們不僅要「台日苦戀」，還要「台美苦戀」、「台聯（聯合國）苦戀」，甚至有人要「台中（中國）苦戀」 也無妨…但是，唯有認為台灣沒主體性者，才會認為所謂的苦戀就是希望被殖民。

陳宜中的「被殖民慾望說」，考據其意識型態之系譜，不啻是陳儀「皇民化讓台灣人奴性太重說」根正苗紅嫡傳者；簡言之，就是認為台灣人骨子賤，無力挺身當自己的主人，否則全世界誰會希求他者來殖民？很明顯也很可惜，二二八革命並沒有讓這群鄙視他人的人有任何反省。

《小米酒的一小步，台灣人的一大步》

界別日台他我之後，進一步，我們看看導演如何從台灣內部處理自我觀看。

「千 年傳統、重新感受」的一瓶小米酒，不只是灌醉出一段一夜情，也使我們在迷迷糊糊之中，讓「千年傳統」已然掩過「五千年傳統」；影片中所謂的「傳統」二字， 不再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中華道統，而是我們這塊土地之上先民步跡的追尋。試想一下，我們過去曾在哪個場合，看過非原住民的台灣人如此自自然 然地稱呼原住民文化為我們的千年傳統？這是小米酒的一小步，卻是台灣人的一大步啊。

《反剝削的地方保護主義》

片中的台灣人基本上分為二類：在地人、非在地人；這對洪國榮是最要緊的事， 用來界定誰是保護的對象、誰是潛在威脅；片中出現的外地人有二個半：位於台北，友子所討厭的女老闆；有錢人代表，靠著BOT，佔有恒春海邊的夏都總經理； 另外半個是在台北生活過十五年、敵視洪國榮的阿嘉。簡言之，這部戲極有意圖地拍出「（核心）台北－（邊陲）恒春」的宰制與反抗關係，而且導演也明顯地表態 靠邊站，相信沒有人看不出來。

比邊陲更邊陲的，甚至掉落在洪國榮保護網之外的，就是茂伯；雖身為國寶，連在地人都要他把月琴「收起來、不要鬧了。」茂伯的反抗策略是不停地抗議，強要出頭，最後果然獲得滿堂采，這樣的曲折，似乎已是一種鼓勵，對於四十年來「本土化運動」尚未盡其功的鼓勵了。

有部落客批評：為什麼要分台北、恒春，大家不都是台灣人？這部片子是不是在分化台灣人？這種提問應該是因為沒看懂《海角七號》，因為導演早就在影片裏，對這種提問進行過批判了，請把洪國榮與夏都總經理關於「你的、我的」那段對話複習一下。

《本土化與國際化》

本片也企圖揭露「本土化就是反國際化、反現代化」這種抹黑的不義。

導 演所勾勒的戰後初期本土文化外廓，已是極具現代化樣貌，因此，茂伯可以以月琴自然而然地彈出舒伯特的「野玫瑰」；而學校的課程，早就在教授何謂光年、為何 有月食(我咧都在宇宙觀了，你還在吵國際觀？)；更令人二眼一亮的案例，就是在分手碼頭上，友子一身光鮮摩登萬分，唉！如此裝扮過去可是專屬於徐志摩之類 的影片啊，這麼類比，大家應該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不過，最精彩且導演也無意遮掩的，是表現在洪國榮與夏都總經理的 「國際化與在地」爭辯，後者表示無法使用在地人才，是因為「要有國際觀念」，洪則直指其剝削者真面目：「蝦米地球村？…海也要BOT，啊阮在地人哩？攏去 外地作人的薪勞。」對照現實世界裏，敵視本土文化者慣於高調談國際化，實則用以壓制本土文化；該段對話是對之不假辭色的駁斥。

但以下的問題仍經常被提出：這部片子台灣市場賣得很好，但要看的是有沒有國際市場？有沒有國際獎項？會不會應用太多本土語彙，而造成障礙呢？

如 果這種兩難成全的局面的是存在的，那我要很慶幸地說：終於有一位導演，認為拍給同胞看，比拍給國際影評人看更重要；終於有一位導演，不再不知自己幾兩重， 而幻想國際市場比國內市場重要；終於有一位導演，認真看待台灣的通俗電影市場，不再認為當導演就是要當個藝術大師；終於有一位導演，願意把台灣的老老少少 都當作觀眾目標來經營。我無意完全否定相對者，但魏德聖所經營的區位，的確已經空了太久太久。

《絕對不止是一部賣座電影》

愛 情、音樂與笑點，是一部賣座商業通俗片必備的衣衫，但《海角七號》若止於此，不可能引發那麼多本土文化敵視者拉警報，也不可能引起如此龐大的迴響，它一定 是喚醒了我們內心深處什麼東西，那不就是魏德聖的觀眾設定，讓我們感受到他對於這塊土地之上人們的尊重？那不就是透過影片中的人物與語言，讓我們著實感覺 自己與這塊土地的連結感？那不就是土地上的文化，長期被否定，今朝終於可吐了一口氣？

《海角七號》絕對不只是一部票 房成功的電影，這票房已成功到直指一場文化運動的開端，台灣第三波本土化文化運動的土壤的確形成了，距離第一波文化本土化運動已然快四十年了，大家走得很 辛苦，一路上明槍暗箭無數，如現在明著批《海角七號》、暗著打《本土文化》的文章還是有一堆；難道，一種很人性對生養土地的認同，有這麼難嗎？難道，把當 年的外來政權所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中華道統，從國家神桌拿下，僅當作台灣的移民文化，有這麼難嗎？



ps1>為避免無謂的筆戰，在此聲明：我認為眷村文化是本土文化的一部份。

ps2>本人與導演並不認識，若小弟的詮釋造成導演的困擾，在此先致歉。

2008夏之旅 ◆ 布拉格：藝術，主體性的戰鬥場 (by 佛國喬)

(捷克得以獨立，這座國家劇場有其角色)

我們站在街頭無所適從，一位布拉格中年人主動幫忙，聽聞我們在找附近的「立體主義建築」，馬上指引出方向，並指著另一棟：這棟則是功能主義的；另一位好奇的布拉格阿伯也過來支援，我們只好重複問題，他馬上說立體主義最代表性的建築作品不在這裏，要往另一條街而去。

我們不可思議地互望著對方：「是怎麼樣的國民教育，能夠讓那個世代的人，那麼了解自己城市建築的流派分類？」

在台灣的國民教育裏，美術課上得再認真，也只會認識一堆外國人的名畫，對於生活於其中、每日相見的建築群，完全無法有欣賞或批評能力。

當然，這也要歸功於藝術在捷克有不同的意義：當「捷克國」還只是「奧匈帝國捷克省」類似地位的時候，隨政治權力移居來此的德語族裔，雖是少數族群，卻是支配者，他們輕視本土的捷「客」文化，企圖以文化挫折捷克人的分離意識；但相對地，藝術也成了捷克主張其主體性的利器。

為了抗拒這股維也納同化威脅，布拉格的本土藝術家們便越過德奧，直接向藝術之都巴黎取經，引入當時最前衛的藝術：立體主義，以駁斥日耳曼至上的屌樣；但二者的相遇，不僅是立體派提供了捷克人火力，捷克也豐富了立體派的面相：除了布拉格，還有哪個城市能找到「立體主義的建築群」?

當年，致力於反對維也納藝術潮流的核心人物表示：「這就是捷克年輕藝術家們所擁有的『去中心』位置，憑借他們強烈的本土文化傳統的感受，…滲入高度的詩意想像，一個融合卻自主的運動，這就是捷克的立體主義。」

從1912年到1920年代中期，布拉格的建築師群蓋出許許多多該流派的建築，大多位於舊市區南方的新市區裏，交通不便；我們在此建議三件不可錯過的佳作，則都在觀光區內，依創作時序排列：

一、黑面媽祖之家 (Dům U černé matky Boží，地圖右二，連結)：



現在已是立體派博物館，家具與室內設計比建築外表來得精彩；印象最深刻的是二位日本人在博物館賣店的大手筆採購。

二、傭兵銀行 (Légiobanka，地圖左一)



這真的是傭兵創立的銀行，他們當年被僱主蘇俄半拋棄時，雙方有所交火，結果捷克軍人一時火大，去搶沙皇留下的八輛火車廂黃金；談判結果，全身而退，還留下一廂作為建國之用，乃此銀行的由來。

三、阿德里亞宮 (Palác Adria，地圖左二)：

 面這二個作品其實已在捷克獨立之後，此時立體派被稱為Rondo-Cubism(連結)，立體派至此已徹頭徹底地本土化，捷克人誇耀著本土風格，以慶祝獨立之實現。

另一件建築足以作為捷克人對抗「博大精深、淵遠流長」日耳曼文化之歷史見證，則是今日的國家劇院(Národní divadlo，連結，地圖左一，外觀相片見首圖)。

(捷克的劇場設計是高深莫測的)

十九世紀中葉，捷克已處於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之下有三百多年之久，許許多多「軟骨」甚至「無骨」的捷克精英早就選擇被日耳曼化了，為力挽狂瀾，本土派的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們決定蓋一座「捷克人用捷克語演捷克戲給捷克人看」的劇院，以藝術進行國家認同的本土化；當然，這建築從裏到外，都強調本土語彙的使用，連角落裝飾用的神話人物，也全出自捷克神話。

1881年，就在工程尾聲，一場無名火滅了這群人的希望，但之後轉折極具戲劇性：襲捲全國的捐款運動狂熱地展開，短短一個半月內，籌足了工程款，二年後劇場順利完工。而此劇場的創建過程，成為一項觸媒，引發該國本土文化之文藝復興運動，一直延續到我們之前談的立體派運動。

之後，高高在上的德語裔捷克居民有了反應：他們也蓋了一座德語的劇場(連結)。但如果您打算也去維也納一趟，將會看到他們風格的劇場，那就不必浪費時間去參觀這個劇場了；就比如一個外國人的亞洲行包括台北與北京，您會建議台北行去參觀中正廟內的兩劇院嗎?不會吧?難道是為了去看看台灣的「國家」劇院可是貨真價實的「中國貨」?

(要看布拉格裏奧地利裔所建的劇場，不如去維也納看，才更精彩。)

至於捷克那具有本土風格的國家劇院，我們不僅至現場膜拜，還買了票看了場音樂劇，學生票不到六歐，全歐第一便宜；戲台上有英文字幕，所以「捷克人用捷克語演捷克戲給台灣人看」也是行得通；捷克人以機械見長，演起戲在舞台的變化萬千上，無他國可及，根本就是場視覺魔術，保證讓您大呼過癮，如果每天上演不同劇碼，我們一定天天報到。

當然，這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謝捷克人當初沒有被日耳曼化、沒有被鎖國(鎖在奧匈帝國)，否則捷克變成另一個維也納，那多可悲，看看當年維也納人在繪畫、建築、戲劇的功力，怎麼跟被他統治下的布拉格人比?